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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稻起源于我国南方，其祖先本是一种叫“普通野生稻”的水草，初看起来毫不起眼。人稻结缘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先民们从采集野生稻到收割栽培稻花费了数千个春秋，先后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从御寒到充饥 让我们先把时钟回拨到距今1.8万年时，那时正处于寒冷的冰河时代，确切地说当时我国正处于大理冰期的末期。这个时期的长江沿线是野生稻生长的北缘，这里的人们既能见到水稻，又要为安全度冬发愁。有个叫十里岗的地方，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是澧水岸边的一座小山岗，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的文化层中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水稻遗存——来自新旧石器过渡时期的稻叶上的植硅石。（文化层指地层，由古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堆积而成，具有判定相对年代的作用。植硅石是充填于高等植物细胞中坚硬耐久的二氧化硅微体，具有区分物种和标示部位的作用。）这说明傍水而居的人类已开始采集利用水稻，不过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御寒，人们在冰期气候的迫使下将稻草带回居所，或者作为燃料或者作为草垫。水稻从不起眼的杂草变成薪草的意义在于，人们开始关注它亲近它，为日后进一步认识它创造了条件，尤其为即将揭开稻米的秘密做好了准备。十里岗遗址及其所处的澧阳平原在稻作起源研究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会提起。 距今1.7万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人类终于初尝稻米滋味。在此之前人们看到水稻只会盯住它的禾草部分，心里涌起的只是温暖的感觉，之后人们才会望着它的谷穗一边肚子咕咕叫。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澧县往东约540千米的江西万年，当地的吊桶环、仙人洞都是石灰岩山岭地貌，当中出土了大量水稻植硅石与花粉，与十里岗不同的是，这些植硅石大多来自1.7万年前的稻壳而非稻叶，相信这些人工集起来的稻壳是人类最早食用稻米的证据。问题来了，人们为什么突然间要尝试陌生的食物？我们知道饮食习惯是人类难移的本性之一，首个“吃螃蟹”的太冒险，必须战胜对未知事物的排斥和恐惧。古气候学告诉我们那个时点正在进入间冰期，气候渐渐变暖，野生稻生长更繁茂了，分布范围扩大了，其中以结籽方式进行繁殖的稻株数量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增加，稻谷比先前的冰期更常见了。人们早已观察到鼠雀吃草籽的现象，捕获后又在鼠胃和鸟的嗉囊里见到大量的籽粒，因而知道有几种谷子是能吃的。在许多民族的稻作起源神话里，说稻种是仙鼠或玄鸟带来的，与此有关。人类第一次试吃稻米可不是采一大堆回来煮着吃，而是在现场一颗一颗掰开吃生的，从穗上摇下来带回家烹熟是后来升级版的吃法。这样吃当然不管饱，但却在主吃肉食之余增添了一样新鲜的零食。没错，是零食！就如同我们路过桑林随手摘几个桑葚吃，或者路过荷塘顺便剥几个莲子吃。今天西南地区仍有少数民族生吃糯谷作零嘴，青年男女相约去田里摘还没成熟的青稻穗吃也是一项娱乐，少男少女们会将摘下的带壳稻谷烤成香喷喷的“糄米”。 二、从采集到栽培 人们首尝稻米时吃的是野生稻，又过了大约五千年才开始种植和驯化它。澧县往南450千米处有另一座不能忽视的石灰岩残丘——湖南道县蛤蟆洞，外界流行的是它的雅称——玉蟾岩。上世纪90年代在此发现了4颗珍贵的古稻，鉴定结果表明，它们已在地下静静地躺了1.2万年，其中1颗被鉴定为具有人工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其余3颗属于向栽培稻演化的过渡类型，兼具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特点，说明对野生稻的驯化刚开始不久。前述吊桶环遗址首批带有栽培稻特征的植硅石正好也指向了同一时点。如果说当零食或换口味只是一时兴致，那么种起来天天吃就真是很上心了，说明稻米不再是古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什么力量足以让古人类甘愿克服重重障碍，为的只是一口以往看不上的稻米饭？1.2万年前的这个关键时点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于农业起源，学界提出了不下40种假说。先介绍饥饿驱动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版本，它糅合了气候变化说和人口压力说。话说1.29万年前，北半球发生了一次彗星撞地球的灾难，连带北美洲巨湖溃坝，造成了长达上千年的干冷时期，这就是“新仙女木事件”。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原本经历过无数次地质年代级别的冷暖交替，但这一次截然不同，因为此时的人类是品尝过稻米滋味的人类，野谷在人们眼中不再是普通的草籽，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的冷期导致大型动物种群数量骤减以至灭绝，所以今天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猛犸象和披毛犀的骨架。中纬度地区的人们在猎获大减后饥不择食，不管水陆空，也不管大中小，以往不喜欢吃、不经常吃甚至从来不吃的许多小动物、小草籽也统统塞进了肚里，考古学家称之为“广谱革命”。在环境资源压力的持续作用下，水生草本植物种群数量大、生长恢复快的优点凸显出来，稻谷的地位陡升，从偶尔才捋几粒的零食一跃而成必须颗粒归仓的救荒食物。粮荒萌动了看护野稻丛的行为，以免动物为害；粮荒也催生了贮藏食物度淡的习惯，使得稻种能平安捱过休眠期，保存到来年适合它发芽的时候。当距今约1.2万年再度转暖时，人类已改变食性一千年，早就固定成习，一部分已经接受甚至依赖新食物的人走出山林和洞穴，寻找水边台地扎下常住营寨，那里紧挨着成片的野稻、成群的鱼虾和水鸟。频繁地采集野稻谷无疑加深了人们对水稻生长习性的认识，（半）定居习惯又使得人们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种子发芽现象，不再惊讶于无意洒落在住地旁的种子居然能长成新的稻株，这些谷种也许就藏在宰杀鼠雀后扔弃的内脏里。以某一个或几个气候异常食物短缺的年份为契机，为了在淡季不挨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预先播下稻种，并想办法让禾苗长得更好。这一影响至为深远的创举极可能出自某位富于采集经验的女性。早期储备好的谷种贮藏技术和生长知识在此刻派上了大用场，主动地干预自然以求稳定地供应食物的农耕终于诞生了，这就是伟大的“农业革命”。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在讲述所有古人类都经历过的水稻故事，从薪用到食用，再到耕作和驯化，每一小步进展都需要用千年作为计时单位，时间之神就守在农业宝藏的侧畔，耐心等待着哪拨勇敢进取的人们前来叩门，而绝大多数狩猎民都错过了这扇将会开启人类新纪元的大门。就目前所知，只有长江中游澧阳平原上的十里岗-彭头山文化（此处的“文化”是考古学名词，指同一时代数个地点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组器物及其技术。）前后接力，成功地走完了上述所有环节，造就了这个传奇，但千万别小看这颗文明的星星之火，它不久就呈现出燎原之势。新旧两个石器时代之交发明了弓箭驯化了猎狗，应该说狩猎技术的改进确实带来了人口的增长。《白虎通》说过“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此外，饥饿驱动论还拥有不少地质调查和考古调查方面的证据。 再来聊聊求新驱动理论，该理论注意到在农耕发明之初谷物产量低得可怜，只够塞塞人们的牙缝，数千年后米饭才担当起人们的主食，也认识到饮食不仅是一种生理行为，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当中宴享说认为最初种稻并非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在客人面前显摆，起因于一些“不安分”的人刻意在吃喝的品种上标新立异。在远离水稻核心分布区的边缘地带，稻米是珍稀物产，被用来款待尊贵的来宾，这能激发出培植的冲动，栽培普及后奢侈品就降格为日用品，主人转而寻求别人弄不到的其它山珍海味；基于同样的心态，要是能在“夸富宴”（人类学名词）上突然拎出一壶米酒来，那可是很拉风的事！因为别人从没喝过这么甜美还会醉人的“好水”，即便喝过那也是多少年才能尝到一回的琼浆玉液。饮稻米酒转眼就成了新石器早期社会人们纷纷效仿的时尚，促进了水稻栽培的迅速传播。还有一种情形，古人类产生宗教后，祭司需要进入一种兴奋恍惚的反常状态，也需要一类能在祭仪中敬献神灵的非常食物。那靠什么媒介物能快速进入神秘状态？又用什么作为神圣的标志或引得神灵的注意呢？稻米恰好能满足这方面的文化需求，因为它能造酒。除此之外，还因为它能做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且香气扑鼻的熟米饭。远古时期这团米饭的制备过程十分繁复，需要一个虔诚乃至狂热的人历经千辛万苦，这是一种修道也是一种仪式。还有人说，耕种就是为了对结籽快生殖力强的禾本科植物表示崇敬。此即宗教说。求新驱动论能解释为什么远古的稻种大多是适宜酿酒且米饭黏软的糯稻，能得到华南一些山地民族种稻专为酿酒的事例印证，也得到新石器时代陶罐中米酒残迹的支持。一些专家主张种禾是为了有禾草喂养牲畜，有谷米作饵诱捕禽鸟；一些学者怀疑饥荒临头时再忙着发明农业是否来得及，猜测栽培不过是发端于个人对生命现象或外来品种的好奇和着迷，和今人种花养宠物没太大分别；另有学者留意到最早的农田多在交通便利之地，这里的人见多识广心生物欲，想培育出一种本地特有的物产（也许是酒）来交换远方的珍异；还有人归结为妇女想为断奶后的幼儿准备些易消化的米糊，使得哺乳期变短的族群能更快更多地生娃。各种脑洞，不一而足。 目前解释力最强的说法是，古人类最初纯粹因追求新异而主动驯化野稻，之后又确因人口膨胀被迫扩大栽培。 聊完假说，再了解多些相关情节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稻作的起源。磨制石器、农业和陶器并称新石器时代的三大特征，三者息息相关。回到食物正在广谱化的古人类，为了适应新的谋食方式，他们开始改进石器工艺，制作了大量用于猎取和加工小型动物的细小石器（可能有一部分小石刀也用于收割谷穗）。定居之后慢工出细活，人们越来越多地磨制能反复使用的精致石器，逐渐淘汰了粗笨的打制石器，这就是所谓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便迈进了新石器时代。贮藏食物的器具和腌制食物的技术也于同期应运而生。表面上看陶器跟稼穑扯不上关系，但实际上没有采集就没有陶器的发明，而没有陶器就没有农业的壮大。最早的陶器完全是为谷物服务的。古人类刚开始采集野生稻时，收下的稻谷不知往哪搁，当时的人工容器只有篮子，可编织的篮子缝眼太多，装盛坚果野菜还行，要放细小的谷粒则会漏掉，有人想到糊上一层泥巴堵住缝隙再晒干，这种泥糊的篮子并不耐久，需要不时重涂新泥，直到有一天偶然放在火堆旁的泥篮被烤硬实了，人们才受到启发试着烧出坚硬耐用的陶器，那时在陶土中还要特意掺入稻壳及稻草，烧成夹炭陶。之前，人们想吃上熟的谷米和螺肉要大费周章，这些小颗的食物无法架在火上，也不能埋在灰里，只能找块薄石板隔火炕熟，或挖个地坑倒满水再不停丢进烧红的石头间接烫熟。古人类很快就欣喜地发现陶罐可以方便地熬米粥煮螺蚌，紧接着更神奇的事出现了，喝不完的粥过一两天会有酒味，起因是混入了人的唾液或发芽的稻米（含酵母菌）。有人说制陶是为了盛水，可游猎的人不便携带易碎的陶罐，本就定居水边的人又没必要储水，所以说发明陶器不仅是为了方便喝水，更像是为了方便喝酒。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年代距今9000年，这里出土的部分陶器内表面化验出发酵过的稻米和薏米淀粉粒，应是迄今中国最早的酒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我国出土的陶器中酒器竟占了大半，饮酒风习炽烈必然刺激谷物种植的产生及兴旺。技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一条规律，加工潜力提升总会推动生产能力随后跟上。更早的竹筒饭放不下几两米，但陶釜陶甑能一次炊熟很多斤，因而陶器是令谷物在日后成为主食的重要推手。仙人洞和玉蟾岩两处世界最早的稻谷遗址同时又是世界最早的陶器遗址，这些绝非巧合。 三、从副食到主食 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浙江，这又是一方密布重要稻作遗址的宝地，属于广义上的长江下游地区。仙人洞东偏北290千米是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从这出土了一些距今一万年上下的水稻遗存，还出土了附着稻植硅体的石片刀、石磨盘和石磨球，以及带有稻壳印痕的陶质大口盆。考古研究就像破案，只不过需要还原的是遥远的历史真相。把这些文物串联起来，就能拼接出从割取稻穗到磨碎稻谷、再用稻壳掺进胎土中烧陶、最后把稻米投进陶盆中炊熟的过程，这是一条比较完整的原始稻作农业证据链，只是缺了整地农具这一环。原有的竹木耕具虽早已朽烂，但通过显微镜下的稻植硅体纹饰和稻谷离层观察，可知上山古稻处在半驯化阶段，已经不那么容易落粒了。还能找到不少进步的迹象：驯化中的谷粒长宽比变小；要采收的稻谷变多了，上山先民觉得用手捋太疼太慢，改成了用石刀割穗；木屋柱洞和环壕遗迹的发现表明上山人已经建村定居了，由于稻作，人们告别了“冬穴夏巢”住进了干栏建筑。如果不是稻米引诱人们早早地走出山洞扎根旷野，人类不知还要在阴暗的洞穴里住上多少年。 距今8000年时，步入了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暖湿期（大西洋期），也进入了稻作农业发展的春天。其后的稻作遗址不再是寥落三两处，而是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单说水田，湖南澧县城头山、江苏苏州草鞋山-绰墩、江苏泗洪韩井、浙江余姚施岙和田螺山等多处都发现了8000-6000年前的古稻田。但最大名鼎鼎的遗址要数上山往东约140千米的余姚河姆渡，其内容之丰富罕有其匹。必须提及距今7000年的混杂有稻谷、稻壳、稻秆和稻叶的堆积层，平均0.3-0.4米厚，总量近120吨。这些难辨籼粳的稻谷都是栽培稻，已基本解决成熟时落粒的问题，这从一件黑陶盆外壁刻画的成束低垂稻穗上可以想见。在一件陶釜的底上还残留着一块锅巴，它是存于今世的最早的大米饭。170多件骨耜和骨刀，以及驯养的水牛和猪，见证了当时稻作之发达。耜是起土工具，通过翻耕为禾苗创造更佳的生长条件，可谓又一项宠惯水稻的发明。当时的家养水牛并不拉犁，但不排除通过踩踏水田达到近似耙耖的效果，有人称之为“蹄耕”。1973年河姆渡甫一发现就震惊了世界，一夜之间颠覆了主导国际学术界近百年的稻作起源印度说，黄河流域独享中华文明摇篮之尊的日子也自那时起一去不返。然而，尽管出土了这么多的稻和稻作农具，河姆渡人却不靠米饭填饱肚子，他们吃得更多的是鹿肉、菱角、芡实和橡果。 首个令稻米成为第一食物来源的应该是6000年前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千年后，长江下游以米饭为主食的良渚人已沐浴在中华文明的曙光之中。上山以北约110千米就到了极具规模的余杭良渚遗址群，时间跨度为距今5300-4200年。这里能见到当时的稻谷、稻田、耕种稻田的石犁和收获稻谷的石镰，还有靠巨量稻米供养劳力才修建起来的壮观古城和水坝。其中犁和镰在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晚期业已出现，犁显然是一种比耜更先进的整地农具，犁是连续作业，耜要一下一下地操作。镰刀已是适应大规模采收需求的专用工具，使用的前提是稻穗同期成熟且不会掉粒。大型水利设施造就了万顷稻田，田块面积越来越大且形状越来越规则。从当中的莫角山和池中寺粮仓已发掘出约200吨的炭化稻米，相比早期的米粒更为饱满，粒型也更显“矮胖”，接近于我们今天的粳米。良渚人总的膳食中，稻米约占八成，在肉食中家猪也占到八成，偶尔弯弓搭箭，却是为了射杀跑到田头来糟蹋庄稼的动物。在此地，稻作农业真正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了第一产业，引领扬子江沿岸地区踏入了一个崭新的农业社会。自栽培水稻至主食稻米，这一步走了足足六七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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