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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说一中“死啃死专”,稍带贬义,那学校学生读书,是还用功。但言其死读书,读死书,不免有点过。说她“又红又专”,搁在1960年代，要算很高的评价,不过这“红”,染有阶级斗争色彩,教育的公正性不免大受影响。 二中被定性为“妖妖精精”,往好里说，是妩媚动人，婀娜多姿。从另一面看,女生的特征盖过了男生,男生有点吃亏。 最冤的是三中，这学校的前身是县男中,清一色的男生,后来也招女生,男女合校,但剽悍之气,被传承下来,影响深远,所以无论50年代还是60年代，这学校的特征，始终都是“调皮捣蛋”。 特征变化最大的是四中。前谓“成双成对”，后则“隔河渡水” ,差异何其大矣。四中的前身乃武大附中,办学之初,即男女同校,风气开放,学校管理也较宽松，男女成双成对，并不视为违规。后来校址迁移岷江东岸,江上无大桥横跨,来去靠船,多有不便,成为学校最大特征。 四所学校,都有前世,也资历不浅,但初中三年，笔者就读的二中,没有任何老师,更无校长主任,向笔者讲述过学校的历史。不知道别的中学如否如此,但问过许多同学,甚至比笔者大许多的学长,也都语焉不详,似是而非。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又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士,总算知道了四所中学的来龙去脉。 一、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一中) 这所学校创办于1907年,九月开学。校址在城内道门口、今天的老公园内。第一期招生二百余人，分为四个班。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乐山、犍为、荣县、峨眉、洪雅、夹江、威远。乐山是首县,所以学校办在乐山。生源来自七县,学校经费全年约三万余两。校长一职,由各县轮流出任。 1912年,民国新建,行政上裁府留县,校名改为嘉定联合县立中学校,简称联中。1924年,驻军师长陈洪范，认为学校应该设在城外,避免尘嚣,拨款三万元,在徐家扁购置基地,新建校舍。第二年学校迁入新校址。1930年,乐山杜国清为校长，奉令改校名为嘉属共立中学。1933年,又奉令改校名为嘉属联立中学。 学校经费,初由七县分摊。后增办高中,各县摊款增加，不能足额缴纳，教师工资时有拖欠,各方反映强烈。直到1940年,乃将学校经费纳入省财政拨款。隶属关系既变,校名也随即改称四川省立乐山中学,简称省乐中。 此前抗战军兴,寇机肆虐,为避空袭,学校迁夹江杜公场，艰苦备尝。至1943年7月,在外办学4年,又才迁回乐山。为振奋精神，扫除低迷状态,秦仲实校长筹办省乐中四十周年校庆，多方征稿，撰写校史,集名家题词,编辑而为纪念特刊。 心细的读者，可能发生疑问，学校既是1907年开办,何来四十周年庆典?盖因主办者计算学校历史时，将1904年在成都筹备兴学的三年,也纳人其中,故有四十之说。 1944年2月,秦校长离任,李至刚来省乐中主持工作，直到1949年底政权更替,成为这所学校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任校长。省乐中自创校以来，府中变联中,联中变共中，共中复变联中,联中继省乐中,历任校长多矣,但秦仲实和李至刚，无疑是颇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 1950年，省乐中一度改称川南乐山中学。到1952年，校名调整，川南乐山中学改名乐山一中，并沿用至今。 1964年秋,欧阳秋从草堂民中调乐山一中担任校长。适逢“四清运动”,要求中学校长从教师队伍中划出18%的三、四类人员名单。三四类教师属于敌我矛盾，归人反革命范围，涉及政治生命。欧阳秋秉持良心,顶住压力,坚持不划。 当年学生参加高考，必须经过“政审”，将考生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可录取绝密学校和专业”,第二等“可录取一般学校和专业”,第三等“不予录取”。许多优秀学生,仅仅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被排除在录取之列。欧阳秋作为校长,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原本定性为“不予录取”的结论，通过多方协调，改变为第一等或第二等。但像邓洪秀这样的学生，却不知为何疏忽，未能得到纠正。多年后说到此事,欧阳秋校长仍感到非常抱歉。 1966年夏,文革来袭,欧阳秋被打成“走资派”，抄家并赶出教工宿舍，勒令住女生寝室。白天到柏杨坝校农场劳动，晚上写检查, 10点钟后到操场跑步六圈。不能回家,不准会客，随时接受批斗。同时遭受这种对待的还有五六个“牛鬼蛇神”，都是学校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欧阳秋还有一项特别处罚,除上面规定外，每天早饭前必须打扫几百人的女生厕所。实际遭遇的苦难,要远比文字表述提到的残酷。 此次撰文前，笔者特别查看了一下乐山一中的官网，发现校长一栏居然没有欧阳秋的名字。询问有关人士,答复是当初编辑校庆一百周年校史时疏忽了。疏忽是难免的，但可以搞个“勘误表”是不是?结果没搞。没搞也就罢了,为何官网也不做修订呢? 二、乐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乐山二中) 二中是笔者的母校，她的前身是乐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简称县女中。 学校创建于1929年,校舍由典狱署改作县立女子学校,当年即开始招生。第二年因生源增多,迁往育贤街教养工厂(今县街小学内)。首任校长由县男中校长帅蕴德兼任。每年招收一班学生，到1934年共毕业三届学生64人(首届28人,第二届33人,第三届3人)。历任校长有詹龙夔、陈宗俊、梁文芸、杜高崇、易承新、陈明玖、李树芳、张菊瑞、陈明玖(复任)、张菊瑞(复任)、余继文、王成汉等。 杜高崇出任校长时，学校班级增至6个班，学生人数达300多人,育贤街校址容纳不下,于是将学校迁往土桥街桂华寺。这期间任教的教师有郭宗瑨、雷少根、王仲平、彭绶琼、陈仲模、郑弗明、邓天裔、戴文钧、吕亢宗、杨胜惠、陈守一、魏映池、吴伯尊等。 193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四川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主任座谈会，乐山县女中去的校长是杜高崇,主任是郭宗瑨。不久,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获准回乐山探亲，曾应邀在老公园内的中山堂发表讲话。会后,又特别到土桥街桂华寺，专为县女中讲了半个小时。女中能获此特殊待遇，是因为教导主任郭宗瑨是郭沫若侄儿。 1939年8月,日机轰炸乐山，为躲避空袭,城市学校奉命疏散乡村。县女中迁往苏稽,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城中。1949 年后,县女中校址划归驻军,学校迁往九龙巷杨家大院上课。 再后来,由乐山县人民政府出面,协调学校校址问题:县女中搬迁到月耳塘文庙;县男中从月耳塘文庙搬迁到城外关帝庙;关帝庙的凌云中学并入今乐山一中;乐嘉中学搬迁到王浩儿对面的岷江东岸。 笔者是1963年考的初中,志愿怎么填的已不记得。拿到的通知，是在二中。当年印象,并没有认为读一中就好。到学校报到那天，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进入校门,有石碑立于路侧，明白明示:文武官员到此下马。二是漫步校园,发现校园很大,很气派,礼堂很宏伟,很高峻，远非小学可比。 乐山二中的校舍，是过去的文庙(也称学宫),这在别的学校是没法比的。这地方,文气之浓郁，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德年间。当时的学宫在今天育贤门外的育贤坝，后因大渡河改道,被洪水冲没，几经辗转迁移，最终建造在了今天的老霄顶山麓，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抗战期间,武大西迁，乐山文庙做了武汉大学的校本部,直到胜利后的1946年,武大又才迁回武汉。 在笔者之前进入二中读书的，有个叫灵泉的学长。他认为学校好不好，教书育人的老师很重要。他一前一后经历过两个管理图书的老师，引领他看了许多书籍杂志。先觉民老师叫他订《少年文艺》,看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若干年后在毛西旁主编的《乐山历代诗集》上，才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先老师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抗战时在广西钦州中学任校长。1957 年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送监狱劳改。他当年在大会上检讨的一句话，灵泉至今仍还记得:“流沙河的《草木篇》写得好,不能把打狼的鞭打在羊身上。”过后来的刘朝东，是有名的花鸟画画家,还兼上图画课,也是带着右派身份来工作的。二中的图书室，令灵泉君永远难忘。 此一段求学经历，其遭遇的师资，今天的学子,难得再有。 笔者读二中时，,师资也很不弱。教过我们的老师有阮文宣、梁芹生、何天素、周佩英、罗心源、李龙潭、胡思贤、陈乾夫、陈学乾、黄开明、张汉昆等。校长、主任是李永芬、周长瑶、罗琼辉、代遐昌、洪廷珍。 当年的学校生活,课程安排是比较宽松的。每天六节正课，两节晚自习，日常作业并不算多,只须用不足一节晚修的时间便可完成,其余则用来预习明日的科目。那时候是不搞题海战术的，也不见有哪位老师专门跑来补课,更不见有任何的复习资料。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地没有家庭作业，也无须背着书包每天往返。再说书不多,搁在教室也很安全,所以晚自习一散,大可甩手走路。如果说手里还带有一二本图书,那多半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小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有几本国产小说很风行过一阵子,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以及梁斌的《红旗谱》等等，都是大家争相传阅的书籍。对于课外读物,学校从不干预，相反似乎倒实行着一种鼓励的政策。每个学生都办有一张借书卡,每天下午两节课后,管理员将图书室的小门打开，学生便可以到那儿查找和借阅自己想看的书籍。或是拐到旁近的阅览室去读读书报,看看杂志。倘若不想去阅览室而又想了解一点天下大事，学校设在走廊里的报架是最好的去处。报纸照例每天更换一次,利用课间休息的空隙，足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栏目浏览一遍。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别的活动，诸如打打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什么的。 应该说,我们读书的三年，还算基本正常，直到1966年才完全地颠倒过来。图书馆被糟蹋，理化器材被毁，教师尊严扫地，甚而至于挨斗挨批,校长被剃阴阳头。这是自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变。 三、乐山县立男子初级中学(乐山三中) 乐山县立男子初级中学,简称县男中, 1927年秋创办，校址选在乐山土桥街桂华寺，办学经费在地方粮税内附加。当年招生一个班。 首任校长黄质精，继任校长先后有詹龙夔、帅蕴德、杜高崇、帅蕴德(复任)、陈钦浦、雷成龙、戴尚文、万隽、李树芳、陈肇毅、雷家煦、陈肇选等。 杜高崇是嘉定府官立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与郭沫若是小学、初中同学。杜高崇一辈子从事教育,献身桑梓，从教育局长做到校长,又从校长做到教师。 他担任县男中校长期间，开始增加招生班次，由原每年招收一个班新生,改为每期招收一个班,学生人数从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聘任教师多系经验丰富、学有专长者，先后有陈道熙、王泽霖、龚旭东、邓绍儒、刘濂清、龚啸风、戴俊卿、周道明、杜履中、陈学熙、胡养清、杜绍儒、乐以镜、帅平均、郭宗瑨等来男中任教。其中帅平均，不仅是郭沫若的老师，也是郭宗瑨的老师。帅先生是乐山关庙乡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宏文师范。 帅先生的老师廖季平，井研人，是著名经学家,人称“廖井研”。帅先生是廖先生的高徒，经学讲得很有趣味。提到自己的老师，帅先生总是说“吾师廖井研”,这五个字在一堂课里通常要说上一二十遍。因此郭沫若就给帅老师取了个绰号“巫师吊颈” ,并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少年时代》中，加上其他一些不太恭敬的描述,就连郭宗瑨也觉得“有失偏颇、很不严肃”。 1939年,郭沫若回沙湾探亲,途经乐山时,曾停留了几天,一是拜会地方官府,二是看望老师故旧。日程中,有一项就是拜会帅先生。帅先生当时住县男中教员院，郭沫若一进帅先生寝室,叫了一声“先生”，便趋步上前，意欲躬身行礼，被帅先生双手把他扶住。会面中,谈到经学，郭沫若躬着上身，尊敬地对帅先生说:“我在经学方面,所以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完全是得自先生的教诲和赐予。”这段趣闻,应该是男中校史上感人的一页。 县男中校址，前后迭经数次变动。民国24年( 1935),县男中从城内桂华寺迁往城外关帝庙。民国28年(1939)，乐山城区遭日机轰炸,学校迁关庙乡“毛锅厂”。后来空袭趋缓，学校陆续迁回城中,原城外关帝庙校址,被先期返城的私立凌云中学占用,导致县男中迟迟不能回城。后武大迁回湖北武昌,经政府协调，县男中迁入月耳塘文庙教学。 据朱志嘉回忆，1954年秋季开学，他读县男中，校址在月耳塘文庙,已开始男女合校。当年是二部制,六个班中一、二、三、六四个班分上下午上课;四、五班是全日制。三学期后,也即1956年,由城市学生组成的三个班被分到九龙巷县女中,男女合校。另外三个生源来自农村的班级，迁往城外关帝庙，原占用关帝庙校址的凌云中学,则并入乐山一中。 此前,有人说是1952年，校名调整,川南中学改名乐山一中,县女中改名乐山二中,县男中改名乐山三中,乐嘉中学改名乐山四中。但称呼上,涉及一个转换过程,提到三中,有时仍然称县男中，二中仍然称县女中，不是一下就改口的。只是到了笔者读二中时,就已经极难听到什么县男中、县女中说法了。 乐山三中的校门在里仁街。据邓洪秀回忆,1961年至1962年,粮食关最后一年,他所就读的乐山一中初62级整体迁往三中,借用三中校舍上课,原三中初62级停办。当时适值国家调整,停办的年级、班级甚至学校,并不止于三中一所学校。后来形势好转。又才恢复。 “文革”中，乐山三中校址被占用来开办乐山地区印刷厂，专门印刷毛泽东选集，前后十年。其间,乐山三中迁到西湖塘办学。“文革”结束后,印刷厂搬走，归还原三中关帝庙校址，按理应该让三中返回原地。结果却出人意料:关帝庙校址用来新办了一所中学,名字仍然是乐山三中;而此前的乐山三中，却被改称乐山六中。这样做的结果,后来就引发了校名之争。1984 年，新三中改制为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三中这个名称就消失了。但几十年来，六中始终坚称，自己才是原来的老三中。理由是:1979年挂牌新建的所谓三中,从领导班子到教职员工队伍都是全新的，跟老三中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六中却保留了三中的绝大部分要素，包括教职员工、学生学籍档案等等。因此， 原属老三中的学生、教师们遇到了许多尴尬事:开个同学会都找不到真正的母校;开份证明、查点资料，都要到六中才能办理。这也充分证明，现在的六中,才是从民国县男中过来的乐山三中。 据原乐山市教科所的朱志嘉说:当年三中腾址迁西湖塘时，档案随迁;而关帝庙校址后来新办一职中。两校均认为自己的前身是三中,写校史都各执一词。一者以师资、档案为据,另者以旧址为由。 但是笔者访问乐山一职中在互联网上开设的主页,却根本连基本校史都避而不谈。学校何年何月开办?前身是什么学校?令人一头雾水。 这是乐山当代教育史上一桩离奇的公案。 乐山高级中学66级学生李蕾蕾曾告诉过笔者一件事。文革中,乐山三中女教师陈矩方触电自杀,陈老师是乐山地区文教局语文组组长，是非常优秀的语文教师,终身未婚。文革开始北京批“三家村”。乐山批李伏伽，很多语文教师都遭批斗。“陈矩方自杀后被抬到操场上批斗,有的学生向遗体扔石头，场景惨不忍睹。记得当时笔者和乐高67级2班张素琪同学从三中门口过，听到在呼口号:'打倒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陈矩方! ’ 走进学校看,吓了一跳,人都死了,还要斗尸,这还有天理吗?”“后来回家听我父亲说，陈老师太惨了,遗体被几个四类分子抬到山上软埋,据说埋得不深,又被野狗刨了出来啃尸。文革的人间惨剧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发指。” 李蕾蕾说，当年她父亲给她讲了很多关于学校“反革命分子”的惨事,很多都记不清了,只有这件事,因亲眼目赌,一辈子都忘不了。“调皮捣蛋第三中”名不虚传，但这样的“调皮捣蛋”就完全出格了。 四、武大附中(乐山四中) 抗战爆发后,武大西迁乐山，校本部设在乐山文庙。1939 年日机轰炸乐山，城内损失巨惨,各中学先后疏散乡区。武汉大学为了方便职工子女读书 ,征得政府同意,在乐山城内开办国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武大附中，校址设在育贤门铜河碥王爷庙内。 1941年开办时，招收高初中各一个班。几年后成为一所完全中学。规模扩大后,高中部迁往九龙巷,初中部仍在铜河碥王爷庙内。首任校长涂允成(武大工学院教授),教师几乎全是武大教授、讲师。招生对象除武大教职工子女外，也招收乐山、峨眉、夹江、洪雅、青神、犍为、沐川等县的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武大回迁武昌,武大附中移交乐山籍校友接办,由唐叔庆、杜厚寿、吴正和、欧阳达、徐平江等组成筹备组,负责接办事宜。武大法学院教授蒋思道出任校长,唐叔庆任教务主任，吴正和任训育主任,欧阳达任事务主任。1946年秋,学校改组，成立新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为杜履谦;董事会聘请帅蕴德任校长,武大附中至此更名为“私立乐嘉中学”。 1952年，乐嘉中学易名为“四川省乐山第四中学校”。1954年迁至岷江东岸(今天的碧山路)女儿山麓。校园内古木参天,奇花异草,芬芳浓郁;四周群山环抱,杂树丛生、葱茏蓊郁，绿荫掩映着灰砖白墙的建筑，很有些民国时期学堂的味道。 这一段历史，岳进秋记忆犹新。她从武大附中——乐嘉中学——乐山四中，校址从铜河碥到白塔街李公祠，再到河对门的碧山路，都一路随行,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当时的校长叫周冠夫。 1955年秋，蒋友棠接任乐山四中校长。蒋校长时年二十六岁,南下干部,相貌端正,仪表堂堂,可谓青年才俊。他治学严谨,对教师要求极为严格,常常在课间巡视，若发现教师授课方法不对或内容有误,立即将其调离教学岗位,要求其继续学习。一方面却又对老师们态度和蔼，亲善有加。许多老教师还记得, 1956年蒋校长到北京开会回来，年轻的校长居然给每位教师都准备了一份礼物。在蒋校长的治理下,四中风气蔚然，教师热爱学生，认真教学，学生尊重师长,勤奋学习,在当年也是一所远近闻名的高完中。何可的母亲1950年代曾在四中任教。当年乐山四所中学到省城阅卷或开教研会，省教厅会首先问:“乐山四中来了没有?” 1958年大跃进时,到处自建小高炉，砍伐树木炼铁炼钢，,但是蒋校长守护着四中的山林，硬是没有砍一棵树。在他的影响下，大饥荒年代，老师们在山坡上种瓜种豆，在沟渠里培植小球藻，也没有动山上的一草一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学校校长几经更替,四中周围的山林依然繁茂葱茏。 1999年暑假，住在学校的老师们每天清晨都会听到山上咚咚咚的砍伐声，中午会有小货车来学校拉走砍伐的树木。目睹如此无法无天，有教师选择了报警，这才停止了砍伐。开学时，时任校长在教职工大会上说:“学校砍树是为了给学生换回塑胶桌椅,结果有人电话告状，计划终止,砍的树只卖了两千元。”后来有教师上山查看,一共数出了整整108根白森森的树桩。学校的老职工说，四中的历任校长都是栽树的校长，只有这一任校长竟然疯狂砍树。 从那以后，学校的金桂、玉兰、梅花逐渐消失，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也逐渐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土黄色瓷砖贴墙的教学楼，和硬化了的山坡和操场。 如今,世人注目的致江路大桥正在修建,它的引桥部分将要从四中校区通过。前些日子,听闻四中明年夏天将要搬迁，新校址就是原来的乐山市财贸校旧址,临近绿心公园，依然山林环抱,树木青翠。 这或许又是一次转机。建校七十多年来,乐山四中走出过中国核电之父欧阳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宏远、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等卓有成效的科学家，也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笔者衷心祝愿,乐山四中在新的环境中再现辉煌。 五、草堂民中 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大跃进中上马的学校停办，动员社会力量办民办中学。乐山停办了乐山大学，办起了四所民办中学,即草堂民中、海棠民中、嘉乐民中和任坝民中。 当年,没有谁愿意去民中担任校长，惟欧阳秋主动请缨,毛遂自荐,才打开局面。秋天,草堂民中正式开办,欧阳秋到校履职,校园内冷冷清清。 当时正是暑假,22岁的数学教师毛克东，特地提前了几天去学校报到。欧阳校长正在着急,一见毛克东来,真是大喜过望,立即叫他命草堂民中招收初中65级的数学试题。考试后，也是毛克东一人阅卷。毛克东是第一个到校报到的。 招收初65级的语文试题是刘志儒老师命题和批改的,刘是语文教师，比毛克东晚了两天报到。 欧阳秋后来回忆说:学校刚开办时，“总务处只有一个主任左俊高,一个出纳杜高厚，教师也只有十几个人，都是从公办中学'调整’出来的，而学生却有1000 多人(草堂是完中,有6个年级的学生)。” 为了解决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欧阳秋在社会上大力招聘教师。杜高崇是解放前乐山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耆宿,是乐山女中的创办者，他数学教得好，人称“杜代数”。帅蕴德解放前是乐嘉中学校长,数学教得好,人称“帅几何”。两人已经退休,仍被欧阳秋聘请来草堂上课。周婉容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读到三年级因病辍学，也聘请来校任教。喻大可,王明秋也在聘请之列。学校开办之初，没有任何理化课的实验器材，欧阳秋就去找乐山一中支部书记蓝志诚商量,借用一中的器材,每上完一课立即归还,才解决了理化实验课的问题。 当时政府对民办中学的经费只拨给从公办来的教职员的工资,其余经费概由学校自筹。思来想去,只能向社会伸手。欧阳秋找到乐山工商联主席邓惠明，请他当草堂民中董事长，负责筹集办学经费。邓惠明非常高兴,表示一定支持。 同时,欧阳秋又在地区文教局要了一笔钱,经费问题这才有了着落。 1963年除夕，学校杀了一口自养的肥猪,办了几桌丰盛的宴席，师生员工大团年。欧阳秋请邓惠明参加学校的团年。在团年宴会上,邓惠明非常高兴,大家都很高兴。邓惠明很能喝酒。 欧阳秋回忆说:我与他对喝,他一杯我也一杯;他两杯我也两杯。喝到三四十杯，把大家都喝吓了。总务主任左俊高走到我背后，悄悄对我说:“要不要换一个小杯子?”我说: “不用。”大家继续喝,气氛非常热烈畅快。喝到后来,不少人醉了才散。我没有醉,我很高兴。毛克东喝醉了，拿毛笔在自己脸上画了两根八字胡。大家高兴，我也高兴。我们终于把草堂民中办成了一个像样的好学校。 1964年秋,欧阳秋调乐山一中工作。 1965年高考,草堂民中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好几(具体百分比记不清了)。 与草堂民中同期存在过的民二中、民三中。也该记录。只是因为笔者手头资料缺失,受访者又语焉不详,思之再三,不敢贸然记叙。只能寄希望于来日,有识者振奋笔墨，也来续写这段教育篇章,则乡梓幸甚,后来者幸甚。 资料来源:参阅《乐山市市中区教育志》,欧阳秋《草堂民中》(暂未公开发表),特此鸣谢。毛克东老师对草堂民中内容的完善有特别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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