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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īṭhīpati- the secret of the Dynasty at Bodhgayā 
（音乐伴随，更添阅读乐趣） 菩提伽耶菩提大塔现状，作者拍摄于2019年，高约50m, 佛教中有四大圣地--佛陀诞生之地--蓝毗尼园、佛陀初转法轮之地--鹿野苑（萨尔纳特）、佛陀证道之地—菩提迦耶（图1至图5）以及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迦城娑罗双树林。因佛陀证道之地而著称进而成为佛教纪元起始圣地的菩提伽耶，历来被信奉佛教的亿万信徒所向往和膜拜。它在佛教中的地位就如同基督教中的圣城耶路撒冷以及伊斯兰教中的圣城麦加。在佛教徒的世界观中，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它还拥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名字--金刚座（Vajrasāna)。在印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帕拉王国时期，统治菩提迦耶地区的是一个神秘的家族，他们与帕拉皇族保持着微妙的关系。这个家族延续了一个响亮而又名副其实的称号—皮蒂帕瑅（Pīṭhīpati）。
按照梵语的解释，“Pīṭhī”意为“长凳、宽座”，此处显然是特指佛陀证道的金刚宝座。“pati”意为“主人”、“国王”，由此皮蒂帕瑅的完整准确翻译应该为--（管理、照看）“金刚座”的“主人”、“金刚座之王”。经过系统的研究，笔者发现，皮蒂帕瑅应该是在帕拉王朝统治后期以及舍那王朝时期实际控制菩提迦耶周边区域的一个小的王国。在11-13世纪战事纷乱的那个年代，皮蒂帕瑅作为庞大王朝的附庸国而能以显赫的称号自居，这背后显然有着很多不为现代人所知的秘密往事。由于印度历史一贯缺乏完整可考的文字传承记录，“皮蒂帕瑅国”的真实历史一直被神秘的面纱所笼罩，国内对这个小小国家的记载更是几无痕迹可寻，偶尔出现也只是将它笼统的归于“中印度小国”之列，直到近现代对它的研究也非常少见。笔者从东北印度保存下来的几段珍贵的铭文记录以及中国古代西去印度求法僧人的记录中梳理出了皮蒂帕瑅国的端倪。在翻阅整理了国外的相关研究资料后，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将与皮蒂帕瑅国相关的认识及结论总结如下，以期能唤起诸君对这个尘封的神秘王国的兴趣，并希冀将来能有更多关于它的历史研究出现。“金刚座”原本特指释迦牟尼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证悟时跏趺坐下的座位，用“金刚”一词来彰显佛陀成道时的形象如“金刚（钻石）”般巍然不动。在佛教史书典籍中，“金刚座”一词也被延伸用以指代菩提迦耶。（图6-7）
法显（约340-426）的《佛国记》中，并未有出现将菩提迦耶称为“金刚座”的描述，而只是提到了见证佛陀证道时的菩提树及后人在此地的纪念：“后人皆于中起塔立像，今皆在……”1。玄奘（602-664）的《大唐西域记》卷八中明确提到了金刚座的称谓：“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2玄奘之后，唐宋去往天竺取经的僧人不绝于途，其中在菩提迦耶金刚座造碑者大有人在，这些造碑的记录及相关铭文对我们研究当时菩提迦耶的相关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考古证据。这其中最早的记录当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由唐使王玄策所立，碑文全文如下：“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棱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斯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模。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3
这之后，唐代道希法师于673-685年间立下了历史记录中由求法僧所立的第一块礼记碑。4由康宁汉挖掘出土目前存放在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中的四方汉文礼记碑以及存放在菩提迦耶当地的一方汉文礼记碑的实物皆是五代、北宋时僧人所造（图8）。我国现代佛学家周达甫先生曾在1957年的《历史研究》杂志第6期中发表过一篇《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一文，对这五方碑文中的内容做了细致的考证。51880年被康宁汉挖掘出土，现存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照片为大英博物馆保存，编号1897,0528,0.31另有一方由宋仁宗赵祯于明道二年（1033年）遣僧人怀问6施造的礼记碑，可惜原物也已不知下落，目前只留有康宁汉保存的图片记录。这是仅存有实据可溯的在菩提迦耶出土的中国皇家造碑记录。（图9）
照片为大英博物馆保存，编号1897,0528,0.3013世纪西藏法主恰译师曲吉贝（Dharmsvāmin）7在1234年造访金刚座时曾偶遇此地的国王--“佛陀舍那（Buddhasena）”。曲吉贝的传记中特别注明自称为摩揭陀统治君主的佛陀舍那是一个名叫“提婆斯提拉（Rājā Devasthira）”的后人。佛陀舍那应当就是号称“金刚座之王”的皮蒂帕瑅国法定承续人之一。
菩提圣像，13世纪？高约100cm, 菩提大塔内龛供奉，照片为贝拉格尔拍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编号1897,0528,0.124在大英博物馆中珍藏有一组由约瑟夫.大卫.贝格拉尔（Joseph
David Beglar 1845–1907）所拍摄的菩提大塔考古挖掘时的现场图片。贝格拉尔是英国派驻在印度的一位研究考古的工程师和摄影师，作为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的助手，他积极从事了康宁汉在印度的绝大部分考古工作的现场管理和资料整理。其实，康宁汉很少亲自参与实地的现场挖掘工作，这项工作实际上是由贝格拉尔所担任。这也使贝格拉尔得以用相机记录下了菩提迦耶大塔发掘等考古奇迹的整个过程。
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贝格拉尔留下的资料中，有几张非常重要的照片（图10），拍摄的是目前供奉在菩提大塔内龛中的一件释迦牟尼的成道像。这件造像极为殊胜，被佛教徒珍视为释迦牟尼“二十五岁等身像”，也被尊称为“菩提圣像”。贝格拉尔的照片忠实的记录下了它在被安放到菩提大塔内室前的原始照片。更为难得的是，贝格拉尔还对此像台座上镌刻的所有铭文都逐一做了清晰的拍摄（图12）。后来，这件佛像连同他的佛座一起被移入菩提大塔的内龛，虔诚的佛教徒对这尊圣像施以泥金，台座上的铭文自此也完全被厚厚的金粉所涂盖。正是贝格拉尔当时纯属工作程序的“小小举动”对后世研究这件极为珍贵的的佛教造像留下了无法替代的也是唯一的宝贵依据。
由贝格拉尔拍摄的这套珍贵的照片后来由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1826 -1897）从康宁汉处购得，1897年弗兰可斯去世时遗赠于大英博物馆。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编号1897,0528,0.系列英国地理学家弗兰西斯.布坎南.汉密尔顿（Francis
Buchanan-Hamilton 1762-1829 ) 8简单解读了镌刻在这尊菩提圣像上的铭文，将内容大意翻译为：“普纳布哈德罗（Pūrnabhadra）和萨曼塔（Sāmata）之子”—“伽亚舍那（Jayasenā）”与“鸠摩罗舍那（Kumārasenā）”为了“铭记父亲的圣明一起诚立此像”。对于台座正前方四面满刻的铭文而言，汉密尔顿的这段解读显然较为粗略，但它点出了立像人的重要基本信息-名字。那么问题来了--“伽亚舍那”与“鸠摩罗舍那”是谁？他们的父亲又有何丰功伟绩值得他们的儿子如此感佩而借由如此神圣的宗教供奉仪式来铭记？他们生活的年代在历史上又是哪个时期？这些疑问在随后的两百年中被诸多的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所推衍考证，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历史的真相一直被神秘的云雾所笼罩。英国殖民时期最早的印度本土学者之一、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首位印度籍会长拉杰陀莱拉.米特拉（Rājendralāla Mitra 1822-1891）9是最早注力于菩提迦耶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878年出版了《佛陀的迦耶》（Buddha Gayā）一书，此书的出版比菩提迦耶的考古挖掘者亚历山大·康宁汉的《摩诃菩提》（Mahābodhi）一书的出版早了14年。在《佛陀的迦耶》中收录了菩提圣像的手绘素描图版，书中记录到：“此像与另外两尊造像被安置于（菩提大塔旁）寺庙里的一个小佛殿中”。米特拉还重新解读了铭文的内容，指明铭文共有四块，并分别作了对应的翻译，但是在书中他并没有注明这四段铭文的先后顺序。从目前最新的研究看来米特拉当时的翻译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缺陷。米特拉的翻译较之汉密尔顿的最初版本增加了一段佛教法身偈，供养人的名单中出现的萨曼塔（Sāmata）也修正为“萨曼塔沙（Sāmatasa）”，并且重新解读新增了供养人几位先祖的名字。释迦摩尼站像，11-12世纪，帕拉王朝，高195cm, 菩提迦耶附近考古出土，汉密尔顿挖掘出土并据为己有，后由查尔斯.斯图尔特带回英国，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编号1872,0701,30这之后，著名的印度本土历史学家帕吉瓦莱.因德拉吉（Bhagwānlāi Indraji 1839-1888) 10在1880年发表的论文中对米特拉的铭文翻译提出了批评并继而给出了自己的翻译意见。因德拉吉的这篇翻译被收录于康宁汉于1892年出版的《摩诃菩提》一书中，可惜此书中的翻译在编排时出现了大量的字符和顺序错误。后来，日本佛教学者冢本启祥（Keisho Tsukamoto 1929-2010）出版的《印度佛教铭文录》一书收录了因德拉吉的铭文翻译，修正了《摩诃菩提》中的字符编排错误。印度宗教学者巴格溫特·薩海（Bhagwant Sahai 1929-？）于1983年的著作《比哈尔铭文录》一书也收录了因德拉吉的铭文翻译并附有简要的解说。
显然，因德拉吉对这尊菩提圣像所附铭文的翻译和解读得到史学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业已成为后学者的基准参照。这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佛像上的铭文进行过不同的解读。但无人能够超越因德拉吉的解读成就。因德拉吉1881年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中曾提到这尊菩提圣像之前被放置于马汉特寺庙遗址的一处佛龛室中，这可能与米特拉最初所看到此尊造像时的场所一样。但此后不久，此尊造像就被移入了菩提大塔的正中龛室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当代旅欧印度学者丹尼尔.巴洛格（Dániel
Balogh 1974- ），他 在2021年由大英博物馆资助研究的一篇文章11中提出了自己的重要假设。他认为之所以大家对四段铭文的解读存在很多语义不连贯不通顺甚至大相径庭的见解，很可能是整篇铭文缺少了台座最左边原有的一段。我们从贝格拉尔拍摄的照片（图10）上也可以发现，佛陀所坐的卡垫下方的台座呈多面叠涩样式，台座正前方的上边缘共有五块窄条状的边缘立面，右边的四块立面在各自的中间上方都出现了一个小的三角形的尖角凸起，这在印度古代石雕作品中是常见的一种装饰物。然而在最左边没有铭文的那个立面边条上方却没看到这个独特的装饰。这很可能是早前就缺失掉了。据此，巴洛格猜想最左边台面的整个立面都可能受过损伤，目前看到的无字立面是后期修补之后的结果。笔者比较赞同巴洛格的这个观点：我们从照片上可以发现，右边的四个边条立面上刻的铭文比较密集，而最左边的边条素面平滑，如果原始的铭刻书写既是如此就会显得这种文字布局非常不协调，也并不美观。另外，刻意避开最左边的立面而只在右边的四块立面上铭刻记录的方式对于习惯了从左至右书写的古代印度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疏忽。目前这件台座已被佛教信徒用金粉涂抹，无法检查可能存在的修补线索，关于这个台座曾经修补过的猜测短期内也很难得以求证了。菩提圣像佛座上的铭文之所以非常重要，除了它明确包含了这尊圣像的施造人、纪念人以及施造年代的信息，还因为它披露了作为菩提迦耶地方管理政权的皮蒂帕瑅国鲜为人知的传承。我们从修正后的因德拉吉翻译的铭文版本中可以发现以下重要信息：
这段以韵文体书写的铭文中提到了皮蒂帕瑅国的几位国王的名字：分别是创立者瓦拉巴罗阇（Vallabharāja）、他的儿子德萨罗阇（Deśarāja）及后世的几位诸王--室利达摩（Śrī Dharmma）、室利普纳布哈德罗（Śrī Pūrnabhadra）、规范师伽亚舍那（Ācārya Jayasena）。从文中出现的人物还可以推导出皮蒂帕瑅建国的肇始以及王国的统治历史中与周遭环伺的强大政权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按照古代佛教题材供养铭文的传统格式对这段铭文加以重构解读后发现，铭文中貌似丢失了的那段开头可能是对“佛法僧”三宝的称颂以及可能包含在其中的某几位先祖国王的信息。紧跟着的第二段铭文是常见的四句式法身偈：“ ye dharmā hetu prabhavā hetuṃteṣāṃtathāgato hy avadat teṣāṃ ca yo nirodha evaṃ vādī mahāśramaṇaḥ（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在帕拉王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上常有法身偈的铭刻，图13就是典型的一例。而韵文体的第三段介绍了王朝的创立之父-瓦拉巴罗阇，他出生在古代身毒（Sindhu，古代印度对印度河流域一带的称谓）的钦达王朝（Chinda Dynasty）。可惜的是铭文的第五段关于人物的集中介绍中缺少了第二位国王德萨罗阇之后直到下一个出现的国王室利达摩之间的诸王的具体名字。关于佛座铭文的解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在出现的皮蒂帕瑅国诸王名字中，并未出现在其它如萨尔纳特出土的铭文中出现的相对明确的皮蒂帕瑅国王中德瓦斯提拉（Devarakṣita）和佛陀舍那（Buddhasena）的名字。丹尼尔.巴洛格解读铭文后认为与室利达摩的父亲名字相关的铭文中应该包含与“佛陀（Buddha）”相关字样的存在。而按照萨尔纳特铭文的线索，这很可能指的就是曲吉贝遇见的“佛陀舍那（Buddhasena）”。如果考虑到巴洛格对台座最左方缺失部分修补的猜想，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佛陀舍那这个名字极可能曾出现在这段缺失的铭文中。而关于室利达摩以及室利普纳布哈德罗，有人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儿子，而汉密尔顿认为是铭文中出现的“萨曼塔（Sāmanta）”，而这个词的梵文本意中又有“诸侯”、“大臣”之意，巴洛格据此认为“Sāmanta”只是一个称号，它是后面出现的名字-“普纳布哈德罗”的前修饰词，二者实际指的是同一个人。笔者认为这种推测很有合理性。菩提圣像佛座上的铭文中有关皮蒂帕瑅国的记录在印度考古遗存中并非孤例，在印度半岛的其他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相关的实证。
萨尔纳特1号寺院遗址附近出土的一块石板上的铭文清晰的记录了12世纪东北印度的哈瓦拉王朝（Gāhaḍavāla dynasty）国王戈文达·旃陀罗（Govindachandra）的王后鸠摩罗德维（Kumāradevī）所做的一些捐助佛教寺庙的善举。鸠摩罗德维来自帕拉王朝，是帕拉王朝第十六位国王罗摩帕拉（RamaPāla）的外甥女，她和戈文达·旃陀罗的联姻不仅平息了帕拉、哈达瓦拉两国多年的征战，还促成了信奉印度教的哈达瓦拉王朝对萨尔纳特佛教古迹的修缮维护。依照出土的这段铭文的解读，现在被标为萨尔纳特1号寺院遗址的寺庙就曾是鸠摩罗德维于约1140年前后捐资所建。这段铭文的第一段是记录鸠摩罗德维的血缘传承，开始就提到了
“瓦拉巴罗阇（Vallabharāja）”的名字，称其为“宽座之主（Pīṭhīkā）”。这是金刚座的特定指代-“Pīṭhī”一词在考古实物中的首次出现。显然瓦拉巴罗阇与帕拉王朝治下的皮蒂帕瑅国有着深厚的联系。鸠摩罗德维将瓦拉巴罗阇称为自己的血亲，这也间接证明了皮蒂帕瑅王系与帕拉王室的血缘关联。虽然刻录这段铭文的具体时间不详，但由戈文达·旃陀罗是1109年征服帕拉王朝并在之后迎娶鸠摩罗德维为其第二位王后，而戈文达逝于1154年的史实推导，瓦拉巴罗阇的生活年代大致应该在1080-1150年之间。
在一份标注为阿玛（Ārmā）地区的石柱碎片上发现了帕拉王朝摩丹那帕拉（约1145-1161）时期的铭刻。这篇铭文中提到捐助人是一个名号为“大座之主（Mahmaṇḍalika）”的人的妻子，“Mahmaṇḍalika”这个梵文名号的前半部分的“Mahmaṇḍa”可翻译为“大座”，这显然同样是在指代“金刚座”。在铭文中这个名号被冠在一个名字--“Jaṣkapāla？（贾克萨帕拉）”的前面。由于原始铭文中的字迹不甚清晰，此段文字想要真实表述的很可能是--“迦耶的夜叉帕拉”（Gayā Yakṣapāla）。该铭文中还提到了皮蒂帕瑅国的一位规范师（Ācārya）的名字—“提婆舍那（Devasena）”，他可能是生活于摩丹那帕拉同时期的另外一位国王。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ārāṣṭra）的勒德纳普尔（Ratanpur）出土了一份帕拉王朝时期的铭刻，通过解读还原证实这是一篇为纪念一个水塘建成而镌刻的铭文。铭文中出现了一个叫做“Devarakṣita（德瓦斯提拉）”的名字。
在迦耶地区的贾尼比卡（Jānibighā）也发现了一篇铭文，其上注明铭文写就的时间是拉克什曼那纪元（Lakshmaṇa Saṁvat）的83年（相当于公元1282年左右）。记录铭文的主人是“伽亚舍那（Jayasena）”，在铭文中他被冠以“皮蒂帕瑅”国王的名号。铭文中同时还提到他的父亲为“佛陀舍那”。10-11世纪，高约150cm, 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
研究证明萨尔纳特铭文及菩提圣像佛座铭文中出现的两个“瓦拉巴罗阇”为同一人。
首先对此进行比对研究的学者是印度佛教学者高什（Mallar Ghosh 1933年），其观点后被曾任职印度考古调查局首席铭文专家的瑟卡尔（Dineshchandra Sircar 1907–1985）所认可。瓦拉巴罗阇打败了原来占据菩提迦耶周边区域的夜叉帕拉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皮蒂帕瑅。
菩提圣像底座铭文中未有出现德瓦斯提拉的名字。然而，底座铭文中提到了瓦拉巴罗阇的儿子是“德萨罗阇（Deśarāja）”--一个在其他各处铭文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名字。高什在其著作中猜想德萨罗阇与德瓦斯提拉是同一个人，他认为此处的Deśarāja是“Devarāja提婆罗阇”的错写，而后者应该是德瓦斯提拉的替代名字。丹尼尔.巴洛格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勒德纳普尔水塘铭文中的德瓦斯提拉就是萨尔纳特铭文中提到的皮蒂帕瑅国缔造者--瓦拉巴罗阇名字的替代。他还认为“瓦拉巴罗阇”是这位国王在早期信仰婆罗门教时的名字。巴洛格还进一步提出设想勒德纳普尔可能是瓦拉巴罗阇的故乡，水塘的修建是瓦拉巴罗阇称王后在家乡的威仪示现。他还认为在建立皮蒂帕瑅国之后，瓦拉巴罗阇转信佛教，并起了另外一个佛教徒的名字“德瓦斯提拉”。笔者认为巴洛格的猜想比较有新意，也能比较好的解释一些历史时间线或事件线上的冲突，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漏洞-菩提圣像佛座中的铭文显然是为了佛教信仰而立，其中更铭刻了佛教的法身偈，在这样一个彰显庄重神圣的铭文中捐助者怎么会舍弃家庭成员皈依佛教之后的名字反而用他之前信奉婆罗门教时的名字呢？再者，记载水塘修建的铭文碎片位于勒德纳普尔，距离菩提迦耶千里之遥，位于印度次大陆的中西部，，瓦拉巴罗阇何苦煞费苦心的在创立了皮蒂帕瑅王朝之后用“家乡”当地并不熟悉的新的佛教名字留下铭文记录而不做任何简单的说明？这些逻辑上的矛盾使巴洛格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猜想阶段，真实的状况恐怕还是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学资料来佐证。笔者还是倾向于高什所提出的皮蒂帕瑅国第二任国王德萨罗阇与德瓦斯提拉为同一人的猜想。这个猜想同样能解决很多铭文释义中的冲突，也能很好的理顺皮蒂帕瑅国王系传承中的关系。
西藏著名僧人多罗那他（Tāranātha）于1608年写就的《印度佛教史》第三十六章中如此写道：“罗摩帕拉（Rāmapāla）王在未去世之前就禅位给他的儿子夜叉帕拉（Yakṣapāla），三年后罗摩帕拉去世。此后夜叉帕拉王还在位一年，王位被大臣罗婆舍那（Lavasena）所篡夺。”。然而传统史籍中并未见关于夜叉帕拉的相关记载。主流史记接受的是罗摩帕拉有三子，其长子罗贾帕拉（Rājyapāla）早逝，次子鸠摩罗帕拉（Kumārapāla）继承了罗摩帕拉的王位。第三子为摩丹那帕拉（Madanapāla），他在后来从鸠摩罗帕拉儿子的手中接续了帕拉王朝的控制权。笔者在史籍翻阅中发现了另外一些线索并归纳出了一个更接近历史现实的版本--“夜叉帕拉”确有其人，他事实上为罗摩帕拉的侄子。罗摩帕拉与他的二哥疏罗帕拉二世（Śurapāla
II）曾一同反抗他们的大哥玛希帕拉二世（Mahīpāla II）的迫害。在二者联合推翻玛希帕拉二世后疏罗帕拉二世继位，但后者很短时间（可能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参见《孟加拉史传》（Bengali Itihāsa）），其后罗摩帕拉接掌了王位。而《孟加拉史传》和《孟加拉古代史》中都记载了罗摩帕拉在抗击外族入侵的斗争中有几位出众的盟友，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侄子--号称“大座之主（Mahmaṇḍalika）” 的皮蒂（Pithi）国王。而Mahmaṇḍalika这个称号也同样出现在阿玛（Ārmā）地区发现的摩丹那帕拉时期的的铭刻中。它与“Jaṣkapāla？（贾克萨帕拉）”换言之--后人重新解读过的“Gayā Yakṣapāla”--迦耶的夜叉帕拉”相关联。联系这些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夜叉帕拉并非罗摩帕拉的儿子，而是疏罗帕拉二世的儿子--罗摩帕拉的侄子，他在罗摩帕拉执掌王位后获得了迦耶地区的控制权，被称为“大座之主”。我们知道在罗婆舍那篡位之后，帕拉与舍那实质上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权：舍那王族统治着包含现今孟加拉的绝大部分地区，而帕拉家族后裔则是退居到摩羯陀的一小部分地区。这样的格局维持了接近一百多年。这里的夜叉帕拉极有可能是罗婆舍那篡位后衰败的帕拉王朝内部的政治产物，他有可能被排挤出了帕拉王朝的正统世袭而偏安于迦耶一隅，也有可能在内外权力的斗争中早早逝去，以致在后来的史书中很少被着墨提及。
结合印度其他几处地方发现的铭文记载，已经推断出阿玛铭文中出现的“提婆舍那”与皮蒂帕瑅国的第二任国王德萨罗阇是同一人。这也是皮蒂帕瑅王国统治者的名字中首次出现“舍那”（Sena）的字眼。- 贾尼比卡铭文中提到的伽亚舍那以“Pīṭhīpati-金刚座之主”自称，同时还声称自己为佛陀舍那的儿子。伽亚舍那掌权的时间大致为1255-1285年间，他也是菩提大塔中著名的菩提圣像的施造者。这同时佐证了伽亚舍那正是为了纪念佛陀舍那施造了菩提大塔中的菩提圣像。
多罗那他12的《印度佛教史》一书第三十七章后半部分曾经提到：“罗提迦斯王去世后，'罗槃舍那（Lavaṃsena）’护持国政”，后传位于儿子佛陀舍那（Buddhasena），后相继传位于诃利多舍那（Haritasena）、钵罗底多舍那（Pratītasena）。这是多罗那他书中的第二组“舍那四王”。印度历史学家拉梅什·钱德拉·玛兹穆德 (R. C.
Majumdar)在其著作《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记录到舍那王朝的罗槃舍那曾经打败了哈达瓦拉王朝（Gāhaḍavāla dynasty）的军队，控制了菩提迦耶地区。这大致发生在1160-1180年间。这段时间皮蒂帕瑅王国的统治者应为德萨罗阇(Deśarāja)。十几年之后（1199年）就发生了伊斯兰大军在卡尔吉（Bakhtiyār Khalji）带领下对摩羯陀地区的血腥摧残。而此时苟延残喘的皮蒂帕瑅国正是由佛陀舍那所接掌。从时间顺序以及多罗那他和玛兹穆德的记述推论，皮蒂帕瑅国的佛陀舍那很可能就是多罗那他笔下第二组“舍那四王”中的第二位王。这与曲吉贝在菩提迦耶遇见的那位佛陀舍那相符，二者应是同一人。但两段记录中所记录的佛陀舍那的父亲名字并不相同，这也需要将来更多新的考古实证来解析。基于这个假设，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皮蒂帕瑅王国又一次经历了血统更迭，由之初的传承更改为舍那王系传承，直到最后舍那王朝的终结。
菩提圣像底座上的铭文中提到瓦拉巴罗阇来自“身毒”地区的钦达王朝。无独有偶，由蚁垤（Sandhyākara Nandi）在摩丹那帕拉时期编撰的
《罗摩传》 （Rāmacarita）中也将德瓦斯提拉称为“身毒之王（Sindhurāja）”。印度古代历史学家瑟卡尔在其1962年的著作中认为钦达的血统应该起源自卡纳塔（Karṇāṭa）族群，他在1957年的《为了帝国的战争》一书中对卡纳塔族群以及“身毒”的概念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瑟卡尔认为钦达王朝与卡尔廓尔戈达王朝（Carkrakoṭṭa
Dynasty)都源自于印度西北方的原住民辛达（Sinda）族群，在大致公元11世纪中期时分裂为不同的两枝，他们皆同时自称具有蛇王那噶（Nāga）的血统。笔者在研究上文中述及的有关帕拉王朝时期的几段铭文记录以及关于帕拉王朝在罗摩帕拉王时期的庞杂历史后，梳理出皮蒂帕瑅王国的王系传承顺序和大致的在位时段：1.瓦拉巴罗阇Vallabharāja (1100–1150 )2.德萨罗阇Deśarāja （Devarāja提婆罗阇的错写，别名有：德瓦斯提拉 Devarakṣita、提婆舍那Devasena） (1150–1200 )3.佛陀舍那Buddhasena (1200–1240 )4.普纳布哈德罗Pūrnabhadra (1240–1255)5.伽亚舍那Jayasena（佛陀舍那之子）(1255–1285)关于皮蒂帕瑅国的管辖范围，正如《罗摩传》注释中所提到的：“Pīṭhīpati”一词意为：“摩羯陀（Magadha）区域内的（一个）领主”。而恰译师曲吉贝在其自传中也对他所偶遇的“佛陀舍那”标注为“摩羯陀的统治君主”。然而在罗摩帕拉至摩丹那帕拉统治的这段时间，迦耶地方应该还另有帕拉王朝派驻的行政管理官员，这些官员并不隶属于皮蒂帕瑅管辖。这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分封诸侯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皮蒂帕瑅的管辖范围极大的可能只覆盖菩提迦耶的周围区域。目前也没有考古证据的实例足以证明皮蒂帕瑅的管辖权限延伸到摩羯陀的其他地区。而同一时期类似“摩羯陀领主”的头衔也曾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例如在戈文陀普尔（Govindpur）发现的一例标有明确纪年（1137或1138年）的铭文中就曾出现一位被称为“摩羯陀之王（Magadheśvara）”的统治者瓦纳马纳（Varaṇamāna），因此，与“摩羯陀领主”一样，“皮蒂帕瑅”貌似只是一个类似封号的称谓。罗摩帕拉王从自己的哥哥手中继承王位之后，并没有如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记述的那般将王位禅让给自己的侄子夜叉帕拉。这其中的原因在可查找到的史料中均未有记载。但是夜叉帕拉显然在帕拉王朝中仍然享有尊贵的权势，以他的封地选在当时王国的宗教中心菩提迦耶以及他的名号可以冠之以“大座之主”的事实就可略知一二。皮蒂帕瑅国是瓦拉巴罗阇在击败了“大座之主”的夜叉帕拉后在后者的领地所建立的新的王国。皮蒂帕瑅国第二任国王德瓦斯提拉对帕拉王朝延续了之前的攻势。罗摩帕拉的忠实盟友-他的舅舅摩诃那（Mahaṇa）设法阻止并击败了德瓦斯提拉。在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导之后，摩诃那将自己的女儿桑卡拉德维（Śāṅkaradevī）嫁给德瓦斯提拉为妻。这二者后来生女鸠摩罗德维，长大后鸠摩罗德维嫁给了哈达瓦拉王朝的国王戈文达·旃陀罗。由此算来，戈文达名义上是罗摩帕拉王的外甥女婿，而鸠摩罗德维则应该是皮蒂帕瑅国创始人瓦拉巴罗阇的孙女。德瓦斯提拉之后的几任皮蒂帕瑅国王与帕拉王朝以及舍那王朝的关系相对密切，保持着近似准联盟的关系。而自佛陀舍那开始皮蒂帕瑅国的国王血统更改为舍那王系传承。 有关佛陀证道地--菩提大塔内龛中供奉的菩提圣像的施造由来，
《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及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中都多有提及，其中不乏各种神奇的佛教传说。按照首都博物馆黄春和老师的考证13，这种结触地印的菩提圣像最早的塑造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时期。13世纪时西藏的恰译师曲吉贝去天竺朝圣时在菩提迦耶见到了皮蒂帕瑅国王佛陀舍那，那时候带铭文的那尊菩提圣像还没有塑成。因此他在游记中提到的在菩提迦耶大塔中供奉的高“两腕尺（约91cm）”的“摩诃菩提佛陀神像”一定是另外一尊“菩提圣像”。关于目前保留下来的菩提圣像的研究最早的描述出现在1830年一篇汉密尔顿为“皇家亚洲学会”撰写的比哈尔南部田野考察报告中（1827年5月5日）。此篇报告并未说明此像之前的确切安放位置。文中写到“此像是（菩提迦耶遗迹中）老旧的殿堂中、被龛入墙壁中、或堆放在现属于印度教信徒僧舍中的众多非凡的造像中的一件”，“他显然是从（菩提迦耶）遗址中搬运出来的”。由上文可知，目前安放于菩提大塔内龛中的菩提圣像是皮蒂帕瑅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任国王伽亚舍那出资施造。此像在康宁汉系统发掘菩提迦耶时从菩提大塔一处已无从考据的位置转移出来，安放在了杰陀莱拉.米特拉在《佛陀的迦耶》一书中所提到的“（菩提大塔旁）寺庙里的一个小佛殿中”。菩提迦耶考古挖掘结束的若干年后，由伽亚舍那施造的这尊菩提圣像才被移入菩提大塔的内龛，自此被奉为佛教中至尊的释迦牟尼二十五岁等身像。供奉仪式中的菩提圣像， 菩提大塔内龛，照片为作者拍摄于2019年综上所述，拥有“金刚座之王”称号的皮蒂帕瑅国是帕拉王朝后期创立的，管理着佛教中心菩提迦耶周围区域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王国。它历经帕拉王朝、舍那王朝的宗主国统治一直延续到穆斯林入侵之后。这个王国的相关历史鲜见于传统的史料典籍。笔者从纷繁复杂的考古遗存、铭文记录以及支离破碎的历史传记当大致梳理出关于这个王朝的来龙去脉。主要的史料依据为：- 1. 菩提迦耶菩提圣像底座铭文（贝格拉尔拍摄的照片）
- 2. 萨尔纳特出土的由鸠摩罗德维（Kumāradevī）留下的一段铭文
- 3. 帕拉王朝摩丹那帕拉时期由蚁垤编撰的 《罗摩传》（Rāmacarita）
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对历史的记录不尽相同甚至偶尔会大相径庭，其中的名字也略有差异，但是通过仔细认真的比照还是能梳理出大致的人物事件历史和传承脉络：1.菩提迦耶附近原有帕拉的附属国，国王为罗摩帕拉的侄子夜叉帕拉（Yakṣapāla），他的国号名为“大座之主（Mahmaṇḍalika）”。2.
12世纪初一个名叫瓦拉巴罗阇的家族由印度河流域的钦达王朝来到菩提迦耶与夜叉帕拉争斗并夺取了菩提迦耶的控制权，从此修改王国名号为“皮蒂帕瑅（Pīṭhīpati）”，意为“金刚座之王”。3.彼时战事纷杂，得到哈达瓦拉王朝支持的皮蒂帕瑅国第二位国王德萨罗阇对帕拉王朝展开围攻。罗摩帕拉的舅舅摩诃那击败了德萨罗阇，将自己的女儿桑卡拉德维嫁给德萨罗阇为妻。4.德萨罗阇与桑卡拉德维生女鸠摩罗德维，长大后嫁于哈达瓦拉王朝国王戈文达·旃陀罗为后。5.帕拉王朝的大臣罗婆舍那篡位成立舍那王朝。舍那王朝统治着包含孟加拉的大部分东北印度地区，而帕拉王朝只取得了一部分摩羯陀地区的控制权。这期间皮蒂帕瑅国的历史记录乏善可陈。6.直到舍那国王佛陀舍那在位时取得了对菩提迦耶的控制权，同时继承了皮蒂帕瑅国的王位。7.佛陀舍那的儿子伽亚舍那为了纪念父亲施造了一尊“菩提圣像”并附以铭文礼记。此像在康宁汉系统发掘菩提迦耶若干年后被移入菩提大塔内，从此被尊为释迦牟尼二十五岁等身像。8.舍那这个姓氏并不是在舍那王朝时才成为王姓，皮蒂帕瑅王国的第二任国王德萨罗阇就另有名为提婆舍那（Devasena）。13世纪之后，菩提迦耶逐渐衰败，后来金刚座被印度教湿婆信徒所占据。1875年，康宁汉在借助中国唐代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帮助下，将金刚座以及菩提大塔及其周边的历史遗迹系统地挖掘整理出土。此后，菩提迦耶重新焕发光彩，“金刚座”又回到了历史上所被赋予的佛教世界中心的位置。刘钊（强巴藏佛），佛教造像艺术学者，出生于青海，祖籍山东曲阜。武汉大学硕士毕业。《收藏家》杂志专栏作家、盛世收藏网佛造像版块版主、资深顾问、武汉大学特约客座讲师。出版书籍有《般若光华》，《印度帕拉王朝佛教艺术遗产》。在国内重点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浅说藏传佛像收藏的价值判断》、《追探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的起源》《金铜佛像铜质的探究》、《解迷早期金铜造像艺术的起源》、《试论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基因传承”》、《印度教与佛教造像艺术中的渊源.》《浅析帕拉造像艺术风格》、《般若佛母形象的历史演变》等数十篇。文章还曾刊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行的刊物中。潜心学习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逾二十余年，对藏传佛教文化、藏传金铜佛像造像鉴定以及相关文物艺术品市场有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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