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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训练 突出丛林作战特点 战争是死人流血的事情，决定战场胜负不能只靠决心和忠心。血书代替不了流血！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是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过硬的军事技术有机结合的战斗集体。不怕死不等于不会死，不能死。只有不怕死而又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打胜仗。我们在见缝插针搞好政治动员的同时，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搞好应急训练上。当时连队新兵41人，入伍一年的78年兵25人，入伍二年的77年兵34人，真正入伍在三年以上的战士只有14人，其中76年兵12人，75年兵1人，73年兵1人。 两年以下的战士刚好100人，占整个出征战士总人数的87.7%。一位伟人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当时我们这支担任统帅部战略预备队作战任务的“锤子部队”，除了师（少数团）以上的指挥员打过仗外，其他都是没有经过战争的和平兵，还没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从老百姓到一个合格的军人有一个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有长有短，而在这个过程中严格而全面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事实证明把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直接送上战场，是战争发动者的罪过，是对人权最直接地践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明确的，除了使这些年轻战士勇敢地走上战场外，还必须掌握最基本的杀敌技能。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分夺秒，超越常规、超强度地训练。所谓争分夺秒，就是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集中政治动员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军事训练上。所谓超越常规，就是针对当时新老兵的不同情况，把新老兵分开训练，因兵施教，因人施教。 按照常规，新兵入伍，基础训练是队列。现在队列训练除了早操进行必要的立正稍息外，其他科目基本上不能进行了。重点是教会新兵基本的作战技能,射击、投弹、单兵战术是基础的基础，重点中的重点，必须抓住分分秒秒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由于我们部队一直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军事训练一直是全训，射击训练，进行了一至五练习。战术训练进行了单兵到连的攻防科目，每年都进行过实弹投掷。正副班长和部分老兵基本都参加过团集训队轮训，时间都在三个月以上。但大量的骨干被抽走，补充来的新兵几乎占了整个战士人数的一半，即使补充来的老兵，因为是机关或者是其他兵种，不是步兵连的，他们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步兵训练，个人军事技术急待提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新老兵分开训练，分类施教，因人训练。 步兵连的射击分一至五练习。一练习是基础训练，一百米胸环靶，打精度。主要目的就是让战士熟悉手中武器，掌握基本的射击要领。二练习是卧、跪、立三种姿势，距离是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的半身靶，算命中发数而不计环数。目的是让战士掌握不同距离不同姿势的射击动作要领，提高射击技能。三练习是夜间射击，距离一百米，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打模仿机枪射击的闪光靶。训练目的主要是掌握夜间射击的动作要领，提高夜战本领。四练习是运动靶，对二百米以外的人形运动靶进行射击。目的就是掌握远距离上对运动目标的射击本领。五练习是山地丛林不同地形多种目标的抵近射击。训练目的就是让战士掌握在复杂地形、突然条件下与敌相遇，抢先开枪消灭敌人的本领。一个战士训练完一至五练习，对射击技术也就比较娴熟了，但训练时间起码也要半年以上。 在应急训练中，我连对新兵主要进行了一、二次射击训练，让新兵重点掌握基本射击要领，会使用手中武器。老兵着重针对越南的地理条件，进行了山地丛林多种目标的射击训练。 要想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术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在武装对抗中，不会利用地形地物，蛮干死拼，只会增大伤亡，甚至白白地送死，那不是训练有素的表现。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在战场上，伤亡的可能性很大，偶然性因素很多，但善于利用一草一木，一树一石，有可能就减少了牺牲，保存了性命。因此我们对新兵战术训练重点抓了利用地形地物和构筑单兵掩体的训练。单兵战术重点是使战士学会灵活利用有限的地形地物，选择运动路线，良好的运动姿势。根据战斗中的实际需要，我们还进行了土工作业训练，让战士学会挖单兵掩体，会挖猫耳洞。掩体是供射击、观察和隐蔽身体用的露天工事。 掩体的位置根据敌情、地形、任务，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和隐蔽身体的地方，尽量避开独立、明显、容易倒塌的物体。在进攻中要便于机动和前进；在防御中能组织交叉火网，互相支援和消灭死角。为了减少作业量，赢得时间，要善于利用和改造地形地物。单兵掩体分为立跪卧三种形状，同时根据不同的兵器又有不同的形体和大小。应急训练中我们主要进行的是单兵近迫作业。近迫作业，是在敌火力威胁下进行的土工作业。作业时必须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动作要快，姿势要低，并要不断地观察敌情，随时准备战斗和前进。 新兵投弹训练主要进行了基本动作要领和实弹投掷。部队装备的手榴弹主要是木柄拉发式，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爆炸杀伤性武器。手榴弹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特别是在居民地和壕沟内以及在近战中，更具杀伤作用。我军目前使用的木柄手榴弹，全重0.56—0.63公斤,从拉火到爆炸的时间是3—3.7秒,爆炸后产生一克以上的杀伤破片约70片,平均密集杀伤半径在7米以上。使用时拧开后盖，戳破木柄上的护纸，将拉环套在无名指上,按照要领投向目标，当时连队新兵都进行了实弹投掷。 在重点进行单兵技、战术训练的情况下，连队还抓了共同科目的训练，主要是进行了步哨、班哨、排哨、连哨的训练。加强了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传递口令，口令问答、判定方位、潜伏与观察等内容的训练。此外还进行了“三防”就是防空、防化学、防细菌的训练。因为听说越南会使用飞机和化学武器。部队必须学会在飞机扫射情况下保存自己和对空射击。还根据战场情况的实际需要，进行了战场自救互救训练，让战士学会用一根绷带对全身可能受伤的所有部位，特别是头部进行包扎。这是一项重要而有效的训练，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挽救了一些战士的生命。连队还进行了野炊训练，训练战士用军用战备盆在很短时间内挖出避烟避光灶煮熟大米饭，或者可以吃的东西。 进行了越语喊话训练，学习了一些越语短句，诸如“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出来，跟我走！”“我们宽贷俘虏！”等等。为了使我连尽快掌握一些基本越语喊话，上级专门给我们连队派了一个越语教员，他们直接属于武汉军区作训部管理。来我连的是一个白白胖胖毕业于外国语学院的军人大学生，来连队进行了集中讲课和分班练习，为了检验学习效果，还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测试。在应急训练中，还进行了战场简易通讯，包括军号、喇叭、哨音、旗语、灯光、信号弹以及有线无线信号的联络训练。 在抓好连队战士应急训练的同时,突出了干部训练,干部训练重点是抓了军事地形学的学习。结合越南地形特点，掌握识图用途技能，除了连队自己组织学习外，以营为单位进行了培训，并进行了识图找点的练习。 识图用图太重要了，我军过去对识图用图重视不够，相当连排干部不会识图用图。认为那是通讯员的事情，或者是专业部队的事情。我因为是文书出身，又干过一段时间炮兵，所以对识图用图有一定基础，在应急训练中下了一番功夫，因此在战斗中得益匪浅。在战场上我连多次担任全团尖兵任务，而我在前面带路的时间较多。除了上述内容外，部队还进行了上下汽车、火车的登车训练，进行了乘车开进过程中的知识教育。 在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军事突训的同时，连队进行了大量的物资准备。对武器弹药进行了检查又检查。由于当时所有的武器弹药都发放到了班排，发放到战士手中，全部是实枪实弹，对武器弹药的保管到位特别突出。大到炮弹、火箭弹、手榴弹，小到弹匣、子弹袋、手榴弹袋、通条头、穿针（一种擦枪用的专用工具），包括擦枪油在内的东西都要准备周全。由于补充的新战士多，而且又不是同时到达连队，而是分期分批到达的，因此对他们的训练和管理特别费心，加上天天打靶投弹，弹药消耗也较大，必须保证全额补充。除了武器弹药外，还有战备粮，每个战士必须自带三天的大米。 在战场上发的几块压缩饼干，是部队到了中越前线后才发到战士手中的，从驻地出发时战士身背的是大米。战士个人的基本装备，诸如水壶、雨衣、军装、胶鞋、皮带等等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到位。新装备是每个班发了一至二把砍刀，因为估计到越南后要用。每个参战的人都发了一双钢板胶鞋，还发了一个急救包。卫生队和营部的医生到连队给每个人检查了血型，要求大家把自己的血型写在领章和帽子里边。当时部队的军装最好就是的确良，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五角星。在领章的后面和帽子的里面印有姓名、部队番号、血型几项内容，便于战士牺牲、受伤后进行登记和抢救。 在物资准备时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对个人物资的分装，打包和登记。除了带上前线的物资外，其他东西都要求捆好，写上邮寄地址，收件人，统一存放在驻地仓库，也就是说，留下的就是可能牺牲后成为遗物的东西。其实，我们部队可以说是一支真正“无产者”军队，干部战士基本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无数次战备精简了又精简，轻装了又轻装。战士既没有木箱也没有提包，就是一个小包袱捆着发放的几件衣服，里面包的冬天是夏装，夏天是冬装。干部最多就是一个木箱子，里面的东西基本与战士一样，最多多几套半新不旧的衣服。 随着战备的深入，战争之弦越绷越紧，工作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战士不仅精神高度紧张，而且训练强度也越来越大，体力透支非常严重。搞好连队生活，改善战士伙食，保证战士吃饱吃好非常重要。我们连队平时训练强度就大，又没有什么油水，因此每个战士至少一天要二斤四两粮食，配发的一斤半粮食根本不够吃，完全靠师团补助。进入战备，我们把连队养的猪能杀的都杀了，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战士的体力，另方面也让战士们走上战场前吃几顿好饭。 当时我们连队的司务长是我的老乡郭生贵同志，他对这项工作有一个回忆，他这样写到： “记得1979年春节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美国访问回国，我们部队接到命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当时正值春节期间，部队官兵停止休假，凡已休假的都陆续返回部队，除排以上干部参加一次动员会外，没有什么会议。各连都紧张地进行战备物资准备。其中包括每天学习越语，什么“缴枪不杀”、“举起手来”、“跟我走”等内容，以及战地救护训练。怎样包扎伤员，怎么临时止血等。进入战备后，连队把可杀的猪都杀了，改善伙食，总觉得打完仗不知还能吃得上这些猪肉不。很多战士把存下来的津贴基本上都花光了。我不能象他们一样，我是成家的人了，还有小孩，人到了这个时候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孩子，总想多留点什么给他。我当时任486团7连司务长，就更忙了。所缺的物资要向团后勤打报告领回，并发到战士手中，战备粮也发至每个战士手中”…… 家属来队 鼓励亲人上战场 我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可以说是公开行为,当时国内的主要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中越边境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发表讲话,中越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家属的心。部队进入战备，会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反馈到社会，无论如何保密都会有一些遮掩不住的迹象。 因此,大量的部队家属陆续来到连队看望自己的亲人。我们部队河南籍战士较多，而这些战士当时都成了部队的骨干，一部分已经提干，绝大多数都是班长或者副班长，离部队的驻地也近，因此战士们的父母亲、未婚妻以及其他亲友大量来到部队。他们要求很低，很现实很直接也合情合理，就是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尽管当时部队有要求不让家属来部队，但既然来了，连队就要热情接待。 所谓“热情接待”只不过是一句暖心的话而已，当时的条件没办法“热情”。部队住在大山里面，远离城镇，既没有宾馆、招待所，也没有饭店，吃住等基本要求都难于满足。刚开始还可以加一两个菜，派一个连队干部陪来队家属吃一饨饭，后来来的人多了，这点“热情”也做不到了。家属就只有同战士一起吃大锅饭，白菜或者是萝卜加点肉。住就成为问题，连队能够滕出来的小屋就只有六七间。 当时部队住的营房是苏联设计的，也仿照苏联的管理模式，每一个排有一间小屋，叫禁闭室，是战士犯错误后用于闭门思过用的，里面刚好支一张床。在我十多年的军人生涯中，没有见过关过一个战士的禁闭，那小屋平时就成了放置种菜的劳动工具的地方。这样的小屋只有四间，加上连队有一间小仓库，合计才五间，又将连部的房子挤出两间，也远远不能满足来连队的家属住。被子、褥子也成问题，连队根本没有一床多余的被子，开始还能到后勤借，后来借也借不到了，因为每个连队的情况都差不多，各级都解决不了这个困难。 男家属还好解决，全部住到班排去，与战士睡一张床，所谓“睡”，是象征性的，因为战士睡的是双层单人床，根本就睡不下两个大人，只能半靠半躺而已。女家属就只有几个人挤在一起，甚至和衣而坐。 名义上亲人到部队看望战士，其实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多给两个小时或者半天的时间在一起。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本没有时间让战士与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起，再加上老兵都是骨干，新兵训练要他们去组织去带领。有的战士的未婚妻来部队，说几句知心话的地方都没有。高涨的战斗热情，被激发起来的爱国精神，使我们的战士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祖国而战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平凡的战士作出的行为是不平凡的，甚至是伟大的。 记得一班战士邵永江，他的未婚妻是揣着结婚证明来部队的。女方知道部队要上战场，坚决要求与他结婚，连里干部根据他们的情况也调整了一间小屋让他们住。但邵永江却拒绝了未婚妻的要求。女方多次哭着说，来部队时双方父母、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知道自己是来部队结婚的，现在让自己回去，怎么向亲人交代。而小邵却认为自己即将上战场，生死难料，与未婚妻拿了那张纸，如果自己牺牲了，就害了苦了她一辈子，更加对不起她。 从内心说，连队干部是希望他们结婚的，甚至有点同情的心态，但小邵的态度十分坚决。当大家送走他的未婚妻，看到那肿得桃子一样的眼睛时，我们的心都是酸酸的。邵永江，1958年生，1977年1月入伍，河南省于城县人，一个墩墩实实的汉子，诚实得有如一条成熟的老牛，有非常过硬的军事技术，1979年3月3日在对越作战菲靠(727战斗)战斗中牺牲。 战士的父母去到连队与连队干部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交给部队了，希望多关照！” 除了战士家属来到部队外，干部的家属也陆续来到部队。一天连长王荣森给我说：“老许啊，你赶快去汽车站接你的家属啊！”我说：“开什么玩笑，我的家属怎么会来部队！” 我爱人是教师，按照过去的惯例，她们放寒假是会带着女儿珺珺到部队看望我的。部队在春节前进入战备，我立即给她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出差，让她母女俩千万不要来队。 “我已经不让她们来部队了，她们不会来的！”我说。 站在旁边的司号员田再中看着我嘿嘿直笑，我骂他：“你嘿嘿什么，臭小子！”他说：“是真的，刚才接到营部的通知了！”我根本不相信事情是真的，不想理他们。连长见我真不相信，就一本正经地说：“是真的，你赶快到汽车站接人吧！”我回道：“扯淡”！司号员见我不相信，才老老实实说：“连长让我给周老师发了电报,让她马上来部队。我没有告诉你，刚才营部通讯员通知，说已经到汽车站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也出乎我意料之外。 原来连长王荣森背着我，让司号员田再中到驻地邮局给我家属发了一封“外出来队”的电报，我爱人接到电报的时间是79年1月22日晚上6点多，由于在她们放寒假前刚接到不要来队的电报，又突然接到一封叫“来队”的电报，不知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赶忙筹集路费，收拾孩子的衣服，慌慌张张忙完已是凌晨两点多了。 那时我们家乡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来部队上千里的路程，而从我们县出来，只有两种走法，一是乘汽车到奉节，再坐轮船到武汉换火车，二是坐小木船到巫山，再转乘轮船到武汉换火车。无论到巫山还是到奉节，最快也要两天时间，还要运气好，能顺利买到车船票。当时我国交通非常落后，最难买的是车船票，特别在春节期间，能不能买到票是最没有保证的事情。最稳妥的办法是步行到奉节，但要走一百二十里山路。我爱人决定步行走路！听她后来说，她们在她的堂弟的护送下，于凌晨两点多步行从上磺出发，天快亮时到达我的老家红岩。 腊月的山区，没有一点月色，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凄厉而寒冷的山风吹得人直流眼泪。女儿在舅舅的背上冷得直打罗嗦，偶尔有猫头鹰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骇得孩子想哭又不敢哭，只有紧紧地抱住舅舅的脖子悄悄地抽泣。一支手电，照得了前头照不了后头，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经过一个叫老观音岩的地方时，一边是陡峭的寸草不长的山岩，一边是光秃秃的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两兄妹护着孩子互相牵扯，走到我老家红岩时，天才麻麻亮。叫醒我弟弟许科华，说明来意，弟弟二话没说，披上衣服，背起侄女就走，只有他才熟悉那段在大山中蜿蜒曲折的路程。从我老家红岩到奉节县城是九十里山路。 说是“路”，那只是慨念上的一个名词，其实是没有路。所谓路，就是穿行在两座大山之间一条长江支流。那支流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花园河，其实就是一条季节性的泄洪沟。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五、六十米，而最窄处不过几米。雨季来临时，山洪猛涨，如万条蛟龙相互绞杀，最高的落差在百米以上，土黄色的溪水裹挟着桌面大小的卵石奔腾而下，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冷风飒飒，寒雨飘飘，令人毛骨悚然。 山洪水巨大的力量将坚硬的岩石切割出幽幽的峡谷，大水退后，满滩的巨石，怪状嶙峋，大的比房屋还大，滑的比泥鳅还滑，而在巨石之间就是深不见底的水坑，俗名叫“绿阴沱”。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溪水湍急的水沱中去。在这段路上几十里不见人烟，在解放前，基本是土匪“关圈”的地方。莫说是女同志带着孩子摸黑走夜路，就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白天行走，心里都会发毛（现在这条路基本废弃，改道修了公路，很少有人行走了）。可以想见，在如此险恶的峡沟之中，要步行走一百二十里山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真是天随人意,他们赶到奉节时居然买到了当天的轮船票,母女俩风尘仆仆提心吊胆地赶到了部队。 2月12日下午，连队接到命令，所有来队家属，必须在13号9点之前离开部队。部队要出发了，要踏上血与火的战场了！在这生离死别的关键时刻，既是考验每一个战士也是考验每一个家属的时候。当我们把上级的要求告诉来队的亲人的时候，无论是刚来部队的妻子，还是白发苍苍的父母，无论是刚刚赶到部队的兄弟姐妹，还是满怀甜蜜的未婚妻，没有一个拖战士后腿的。他们鼓励、支持自己亲人勇敢地奔赴战场，他们在血肉之情与祖国需要的选择之间，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他们知道，此刻的亲人可能一去不复返，不是生离而是死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嘴里说的却是“平安”“再见”的话语。 当晚，我忙完连队的工作，回到家属宿舍时已是凌晨一点了。妻子还在等我归来，孩子已经沉沉睡着，我在她红红的、苹果似的园脸上轻轻地亲吻着，试图将她那酷似父亲的面孔刻入脑际。妻子在一旁静静地流着眼泪，她已经知道了必须明天离开部队的命令，她也知道，我们连队是主力连队，作为主力连队指导员的我，活着回来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她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抱着必死无疑决心的。她已有万念具灰的想法。我勉励她说：“没什么！我死不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好好地带着孩子让她努力读书！ 一切都拜托啦！”我调侃的语言并没有消除她的痛苦，眼泪更加流了下来，为了不把孩子惊醒，她忍住自己抽泣，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那种生离死别肝肠寸断锥心裂胆的痛苦，是没有经过此情此景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感受不到的。我强忍住泪水，默默地帮她收拾东西。为了留点东西作纪念，我把手腕上带着的梅花表取下来与她的上海表作了调换。当我帮她收拾好孩子的衣服和我在部队的一些碗碗碟碟时,天色已经微明。我刚眯了一会，紧急集合号就划破了清寒的晨空。按照按排，我和郭生贵战友一起立即送家属赶到团部汽车站，没等她们上车坐好我们就跑步回到了连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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