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背景时代背景《诗经》成书于东周时期。周时礼乐文明发达，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被认为与政教相通。在当时可以被歌唱出来的《诗经》自然也就受到重视。[9]而同时，周代又存在着采诗制度，使得当时的贵族也可以搜集到来自民间的诗歌。要之，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各地的民歌可以被收集起来有了制度保障。这为《诗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 生态背景《诗经》成书年代的生态背景同样值得关注。《诗经》一书成书年代的自然地理环境已经与当今的自然地理环境大不相同。那时的黄河流域有着充沛的雨水，造就了许多隰（xí）地，沙区与岛屿众多，还生长着众多亚热带植物，生物多样性丰富。当时的居民农业、渔业、狩猎并举，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环境中，不仅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当时的大自然，也从大自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素材[10] 成书过程历史上关于《诗经》最初的成书过程众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采诗说”“献诗说”与“孔子删诗说”。“采诗”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有采诗官，他们被称为“行人”“道人”或“轩车使者”，专门负责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误得失。[6]一般认为《国风》中的诗，由采诗制度采诗而来。[11]“献诗说”的意思是让各级官员，上到上层官僚下至地方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少师诵读箴言。而“孔子删诗说”则是认为当今流传下来的《诗经》305篇是由孔子编订的。然而《左传》记载了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的时候，鲁国乐师演奏《诗经》的事迹，顺序与今本《诗经》大体相同。那时孔子才八岁，所以“孔子删诗说”不准。[6] 《诗经》一书中较早的篇目应当产生于西周初年。据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显示，周公旦在庆功宴会上即席所作的《蟋蟀》一诗，内容与现存《诗经》中的《蟋蟀》一篇有着巨大的相似性。根据黄效老师在论文中的推测，二者为源与流的关系。[12]《诗经》晚期的作品应成于春秋时期中叶。具体为何作品，至今仍众说纷纭。根据郑玄《诗谱序》介绍，应是《株林》（公元598年）；王夫之认为是《无衣》（公元506年）；而梁启超则认为最晚作品应为《燕燕》一诗（公元558年）不论哪种说法，《诗经》成书的跨度也都长达500年之久。[13] 内容《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有305篇。[5] 风雅颂辨析风雅颂的区分历来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按音乐乐调来分。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雅”即正，是指朝廷正乐，即西周王畿的乐调。颂是宗庙祭祀之乐。正所谓“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另一种说法是按照内容体裁来划分。《毛诗序》认为，风，从地域上讲是属于某一个诸侯国家的；而雅，则是属于整个周王朝的。风，在内容上是以某个人的事来表现其所属国家的风尚的；雅，则是讲整个周王朝王政废兴的，不过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别。颂，是歌颂盛德而告之神明的。[4] 风《风》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kuaì）风》《曹风》《豳（bīn）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14] 《周南》《召南》为《诗经》一书开头两章，编次最前。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周南》《召南》合计共25篇。二南产生的年代为西周末、东周初，为周王室东迁后的诗。《周南》《召南》之所以不用风为名，是因为其产生的地方为周公旦与召公柬的采邑，采邑不能名为国风。二南的产生地，为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等一带地方。这些地方是国风中最南的地区。《关雎》为《周南》第一篇，也为《诗经》起首第一篇。二南诗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劳动、恋爱等生活，还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风俗与观念。[14] 《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皆是古时卫地所产生的诗歌。西汉时三家诗皆以邶、鄺、卫为一卷。卫地原是殷商的故地，武王灭商以后，将其地三分。具体而论，其大致在今天的河北磁县、东明、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一带。春秋时代，卫国君昏庸无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的诗歌多有着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无论是婚恋诗还是劳役诗亦或是描写官吏政府的诗歌，都有着一种愤懑不平之气。[14] 《郑风》为郑国地区所产生的诗歌，大致出于今天的在陕西西安附近。从时间来看，当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共21篇。《郑风》的思想较为开放，男女之间有在溱洧等地游春的习俗，所以爱情诗居多。所以《论语》记载到“郑风淫”。《齐风》共有11篇，是产生于齐国的诗歌，在今天的山东省北部和中部，产生年代大致为春秋时期。《齐风》多反映当时社会现象，恋爱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14] 《魏风》一共7篇，是产生于魏国的诗歌，为春秋初期作品。魏国所在地大致为今天的山西芮城东北一代。这里自然气候干燥，土地贫瘠，人民生活相比其他国家比较贫穷，所以诗歌多是讽刺、揭露、发泄心中不满，战斗性较强。《唐风》就是晋风，是产生于晋国的诗风。因为唐地有晋水，所以后来国号改称为晋。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带地方，即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区。晋国国家多内乱，战事频繁，所以诗歌上就具有颓废、求助的情绪。[14]《秦风》共10篇，是产生于秦国的诗歌。位于今陕西地区及甘肃东部，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时期。古时秦地尚武，民风剽悍，故尚武精神也体现在《秦风》中。[14] 《陈风》一共10篇，为东周时期陈国的诗歌。陈地在今河南省淮阳、柘城及安徽省亳县一带。《陈风》多半是关于恋爱婚姻的诗，这和该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风俗有密切关系。[14]《桧（kuaì）风》数量仅有4篇。桧地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这四篇诗歌创作于东周初年郑武公灭桧之后，是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15] 《曹风》数量也仅有4篇。《曹风》是春秋时期产生于曹国的诗歌。曹在春秋时为小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定陶县西北一带。四篇诗歌反映了当时民众思治的思想，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进行了讽刺。[16]《豳（bīn）风》一共7篇。《豳（bīn）风》7篇诗歌全部产生于西周，可以说是《国风》中最早的诗歌。豳地在今陕西栒邑、邠县一带地方，周平王东迁时，豳地归为秦所有。豳地重视农业，农业发达，所以《豳（bīn）风》7篇多带有务农的地方色彩。[14] 雅雅诗为二雅，分别为《大雅》《小雅》，二雅共计105篇。[14] 《大雅》有31篇，大部分为西周前期诗歌，小部分为西周后期诗歌。成诗最晚的作品大概为《瞻卬》与《召旻》，应是周幽王时候的作品。[14]在作者方面，大雅的作者大致为上层贵族。[1]《大雅》诗歌既有讽刺诗，也有赞美诗。[17]《小雅》有74篇，其中有6篇为“笙诗”有目无辞。《小雅》产生的时间跨度比《大雅》长很多。跨越西周与东周，其中西周末年的诗歌最多。《小雅》中最晚的诗当是截止到东周平王初年，即公元前770年左右。[14]从作者来看，《小雅》的作者既有着上层贵族，也有着下层贵族与身份低微者。[1]6篇“笙诗”为《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称为“笙诗”是由于它们在表演之时以笙为演奏工具。而笙诗的亡佚时间则在战国末期到秦朝。[18]《小雅》的诗歌内容大致与《大雅》相似，其中诗歌讽刺诗较《大雅》比要多，并且战斗性要强。[17] 颂《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一共有40篇。[1] 《周颂》有31篇，其产生与周初礼乐文明有关。[19]因其是周王室祭祀时所使用的礼诗，所以长久以来被视为“正经”，其产生年代为西周初年。其在内容上既有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农事诗等。主要是为了配合礼乐强化仪式，整合社会。[20] 《商颂》有5篇，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认为其为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据江林昌教授考证，《商颂》应出于商朝统治者之手。主要是颂扬商族祖先的祭祀歌辞。这5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是商代后期作品。[21] 思想礼乐思想《诗经》中无论是祭祀诗、战争诗还是爱情诗，皆体现了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皆为可歌。《诗经》本身便是研究先秦礼乐文明的可靠资料，《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在各种礼典上被演唱。例如《小雅》中《鹿鸣》一诗便是天子宴会群臣的诗歌，通过诗歌的节奏与语言，宴会人群的宗法观念得到加强。《周颂》中的《臣工》一篇，则是阐发农耕的奥义，是行籍田礼的礼歌。[19][22] 祖先崇拜《诗经》中祭祀祖先的诗歌展现出强烈的祖先崇拜思想，是祭祀活动的派生物，在产生后又促进了祭祀活动的传播。《清庙》《维清》《维天之命》等诗是祭祀周文王，《执竟》《载见》等诗是祭祀周武王。在祭祀中，祖先崇拜的观念得到强化，王权的合法性地位得到巩固。祖先崇拜思想在维系国家内部团结，强化本民族统治与排斥和贬抑殷人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23] 怨刺思想《诗经》中的一些诗歌对当时黑暗的政治与不公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具有怨刺思想。其诗歌不仅对上层统治集团的压榨百姓进行抨击，也也包括对远古贵族没落的一种哀叹。《伐檀》以砍伐树木开端，批判贵族不劳而获。“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不播种，不收割，不狩猎，却日夜有肉食，体现了群众对于不公现状的一种极端愤怒。而《黍离》则言对西周旧都的哀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流露出对于周王室衰微的伤心之情。[22] 战争思想《诗经》中的一些战争诗也体现了当时的战争思想。一方面，一些战争诗体现出强烈的自豪感、认同感，充满着乐观精神。《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现出同仇敌忾，共同抵抗外敌的慷慨激昂。《常武》里“整我六师，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歌颂的是王师出征，流露出对于周王室军事实力强大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战争又会带来死亡，带来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所以，《诗经》中的另一些战争诗，表现的非但不是歌颂战争，而是反思战争，厌恶战争，流露出渴望安定的反战情绪。例如《东山》中的士兵随军出征，战争漫长，“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不敢再去想回家的愿望。当其终于回来后，已是“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满天小雨迷雾蒙蒙，妻子在房内叹息。[1] 爱情思想《诗经》中的婚恋诗歌也流露出当时多元的爱情思想。其中既有“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情，也有着被抛弃后自怨自艾的悲伤，还有对于负心男子大胆的指责与批判，也有着合乎当时礼义的夫妻和谐的生活。《诗经》中的爱情诗体现了当时尚未统一的多元的爱情观念，既受当时礼义的影响，也有着原始的大胆乡野般的爱恋与怨恨。既有着含蓄委婉，也有着率性泼辣。[24]例如《关雎》中的爱情诗显得克制，体现出中和之美；《静女》中二人两相预约，感情真挚细腻；《桃夭》中的爱情则体现了当时女子出嫁后要谨慎处理好与丈夫家人关系的思想，“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氓》则是对负心人的尽情控诉。[2] 艺术手法赋比兴赋赋是直接言说一件事物。朱熹解释到“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25]如《七月》，就是直接言说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个方面。“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等皆是平白如画的直接描写，直接点出所要表现的事物。再比如《君子于役》中思念丈夫的大段内心独白——想象夫妻何时可以团聚，期望丈夫不再饥肠辘辘，也是通过赋的手法直接言说出来。[14] 比比相当于比喻。比在《诗经》中的用法比较多样。有整首都是用比的，比如《硕鼠》，整首诗都将奴隶主比贪婪可憎的肥老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用比的手法，再配合上重章叠句，写出了当时群众的愤怒之情。也有部分用比的，比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蝤蛴、白而整齐的瓠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也有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巧舌如簧”“中心如醉”等。[14] 兴兴就是起兴，就是在一首诗开头言说其他事物，来引出诗歌所要写的事物。朱自清他在《诗言志辨》中说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26]因此兴也就与比密不可分。实际上，在《诗经》中兴常常与比结合在一起，如《桃夭》，便是比兴连用。既以“桃之夭夭”起兴，又比喻家庭幸福，多子多孙。当然，兴既与比有共同性，同时又与比有差异性。如“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等句则并无比意。[1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兴也可以咏不相关的事物，也可以不被视作比，但是其与比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种譬喻的形象思维，都象征着心与物的融合。[26] 人物形象《诗经》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较突出，不同人物各具特色。即使是同类型的人物，也能体现出每个人物不同的个性。比如同样是被抛弃的女子，《谷风》的女子是“不念昔者，伊余来塈”，感叹昔日的恩爱到头来原来是一场空，全诗流露出来的是哀伤之情；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则是“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下决心与男子分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显示出其决绝的心态与极端愤怒的心理。[2] 想象思维《诗经》产生于民间，人民天生的想象思维也在《诗经》一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泉水》写到诗人预想的归国时的情形。想象自己所在的车的车轴上涂满了油，直奔入家乡；《卷耳》写到丈夫骑马登山与疲惫的场景，进而“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想象爱人金樽满酒，慰藉忧伤，以此来思念出征的丈夫；而《大东》则把天上星象想象为人间现实。如“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想象牵牛星是否可以拉车。[27] 叙事艺术《诗经》虽然大部分是抒情诗歌，但是其中叙事的色彩也不容忽视。《诗经》中的叙事诗数量较少，大部分为抒情诗，叙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与后世汉乐府的叙事诗相比。但作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源头，同样不可以忽视其叙事因素。如《生民》通过八章之篇详细记载了周部族发明农业生产的动人事迹，同时《诗经》中叙事也并非完全平铺直叙，《溱洧》就是较为出色的一首只用四句来略写春游的全景。主要的笔墨放在叙事上面，集中记叙的是男女结伴游玩的幽默调皮的对话。叙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28] 重章叠句《诗经》中充满了重章叠句。重章如《芣苢》，三章只换了六个动词，其余句子皆一样。又如《卷耳》中两章重复“我姑酌彼.....，维以不永......”的句式，仅变换少量名词。至于叠加，《诗经》使用也同样广泛。《汉广》后三章重复“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东山》思章皆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14] 双声叠韵双声是指两个音节声母相同，叠韵是指两个音节韵母相同。《诗经》中运用了大量古代汉语语音中的双声叠韵。双声如“燕婉之求”中的燕婉，“蒹葭苍苍”中的蒹葭，“匍匐救之”中的匍匐，“邂逅相遇”中的“邂逅”；叠韵如“岂弟君子”中的岂弟，“绸缪束薪”中的绸缪，“浮游之羽”中的浮游，“婆要其下”中的婆娑。[29] 版本先秦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2019年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含《周南》《召南》《秦》《侯》《鄘》《魏》六国国风，收录了57篇诗，对《诗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出土文献与今本《诗经》编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写法亦多有歧异，提供了丰富的通假字和异体字等异文材料。[30] 西汉西汉时《诗经》一书有今文诗经与古文诗经。今文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兴盛一时。[1]“鲁诗”于今文诗经中出现最早，以严谨著称，并没有删省章句的做法，但论述简约不繁琐。[31]“齐诗”主要附会阴阳五行说，理论包括四始五际和五性、六情、十二律等，体现的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其解释各地不同诗风的文化背景，开创诗经地理学先河[32]“韩诗”解诗，侧重于直接阐发义理，介绍《诗经》以外的社会知识与背景。其解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社会的治理，士人内心的修养的提高。[33]以上三家诗皆亡佚，仅留《韩诗外传》。[1] 古文诗经为“毛诗”，其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毛诗在每篇之前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今本《诗经》，也多依据毛诗系统。[4]“毛诗”结合儒家思想解释《诗经》，主张美刺教化，看重训释词义。接近诗经产生的时代，保存的原始释义较多，被后世学界广为引用。[34] 而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出的西汉竹简本诗经则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35] 东汉东汉时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该笺注以毛诗为底本，融合其余三家诗说法，通过史实、地理、民风与礼解诗。郑玄笺注毛诗，辨章学术、考据源流，结束了齐、鲁、韩、毛四家《诗经》学派异说纷纭的局面。此后学者一般都研习毛诗，齐鲁韩三家诗渐无人问津。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36]郑玄笺注的版本主要有唐和唐以前的写本，唐宋石经本与五代宋以来的刻本。[37] 唐代唐时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中有《毛诗正义》（又称《毛诗注疏》）。该本取毛诗与郑玄的笺，从此也就确立了毛诗在《诗经》史上的经典地位。《毛诗正义》一书具有官学性质，结合儒家思想阐发义理，继承诗教传统。又取北方的朴学思想，纠正当时南方浮夸学风，因此《毛诗正义》保留了北学特征。《毛诗正义》有单疏本与合刊本。单疏本有唐写本与宋刻本，均已失传。该本宋元明清皆有刊本。[38] 宋代朱熹作《诗集传》，一改前人训诂诗经传统，注重义理的阐发，同时又不荒废汉学，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多维诗经解释学。《诗集传》一方面对毛诗序言进行批判，一方面不完全废弃毛诗对于单章诗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吸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本义派”和“二程”为代表的义理派的学说。最终用章句训诂和义理解释结合的方法来解释《诗经》，集《诗经》解释法之大成。[39]《诗集传》宋刻本已亡佚，明清刻本流传较多。现在同时流传的《诗集传》有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种版本，如《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20卷。[40] 明代明人安世风有《诗经批释》，是一种具有成书体例的评点本。《诗经批释》特点是注重艺术分析，同时突破牵强附会的表面章句见解，深入本质。评点详略得当，切中肯絮，率性而不随意。其分为四卷，《风》《大雅》《小雅》《颂》各一卷。每卷各篇先列篇名，有30篇，篇名下有题下评论。之后列出诗歌正文，对其进行分章节评述。开头处有眉评，经文行间有旁批，一些章节末尾处也有小字双行夹批，这些是无意识对文学评点本子的最初形态。现今该本有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商邱安氏原刻本，现今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一共有四卷，四册。[41] 清代明末清初王夫之写有《诗经稗疏》。《诗经稗疏》在广泛吸收前人学说的基础上侧重于对《诗经》中的名物训诂进行考辨，注重实证，实事求是。立足《诗经》文本，考证音韵。求之于历史事实，证之以科学知识。该本有湖南巡抚采进四卷本等。[42] 马瑞辰有《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笺通释》在发挥自己思想的基础上集录了当时可以搜集到的注释《诗经》的典范之作，比如毛诗、郑玄的笺注等，并借鉴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成果，是清人对《诗经》历代注释、训诂的集成之作。该书版本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学古堂刻本、《皇清经解续篇》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广雅书局重刻本与1989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43] 王先谦有《诗三家义集疏》，此书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对齐诗、鲁诗、韩诗做出了详细总结，正所谓“网罗详备，论证精审，可谓集三家《诗》学之大成。”但此书同样有缺漏，不仅有训诂的错误，还夸大了汉儒对师法和家法的坚守，校勘异文也存在着片面化的倾向。[44] 当代当代也有许多较为精品的诗经版本，如屈万里的《诗经诠释》，该本注释简明扼；陈子展《诗经直解》，该本论证丰富；程俊英《诗经注析》，该本将《诗经》翻译成白话诗；向熹的《诗经议注》，该本每首诗之后都有韵读。[45] 评价正面评价毛宣国教授认为《诗经》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中国在诗歌创作上积聚了五百年之久的经验，同时对后代的诗歌创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先秦儒家孔子曾评价，“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诗经》一书的教化与交际功能。[4]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学习《诗经》可以的“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46]清代汉学家戴震则认为《诗经》反映了高度现实生活，并具有考据的意义，可以以诗来考据诗。[47]其比兴的手法为《楚辞》所继承，其四言诗的格式在后世曹操的诗中也再次得到了发扬，而一唱三叹的感情，哀而不怨的美学传统也为后世文人所继承。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认为《诗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为古代诗人们提供着源源不断地可以借鉴的瑰宝。而当《诗》在汉代被尊为经后，其风雅的精神，现实主义的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在诗中反映现实，进行讽刺。[22] 负面评价文学史研究者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认为《诗经》中的《雅》《颂》存在着贵族公卿献诗，比如《公刘》《大明》等诗，有歌功颂德的痕迹影响了后世的庙堂文学和宫庭文学，使它们成为应制之作，丧失了表现个人情感的活力。而历代礼乐志中所载的郊庙歌、燕射歌，以及虚夸的赋、颂、铭、诔（lěi）等，也都是这一类作品。同时，后世一些文人对《诗经》进行合乎自己要求的曲解，使之成为“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教工具，也有阻碍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负面作用。[2] 影响中国影响政治影响外交辞令《论语》中曾说到“不学诗，无以言”，这点明了《诗经》在当时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诗经》一书曾在中国外交场合发挥过重要作用，《文心雕龙》讲到“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醉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说的就是在外交这种公共场合下，通过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赋诗言志，一方面展现自己的学识与修养，另一方面可达到外交目的。《左传》一书就曾记载过多次通过使用《诗经》中的语句作外交辞令达到外交目的的事迹。如秦哀公就曾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来表示自己愿意出兵相助，秦穆公用“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表达对重耳的期望。[48] 采诗传统《诗经》中的诗，特别是《国风》中的诗，一般认为，由各地采诗而来，这对后世王朝的采诗制度产生了影响。这种制度也在后世被传承下来。汉时的汉乐府正是这种采诗传统的体现。采集各地民歌，以供朝廷演奏，同时了解各地民情。魏晋时期，同样具有乐府机构，采集各地俗乐民歌，并由乐府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改编。正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49]国家通过采诗制度了解各地的民风、情况，改正自己的过错。[11] 文学影响哀而不伤《诗经》中虽然有很多怨刺诗与爱情悲剧的诗歌，但也流露出了悲伤的色彩，然而这些诗歌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太过于激烈，倾向于克制，总体呈现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特征。《正月》之诗虽批判统治者，不满自己不得重用，然而整体的情感是忧伤孤独，“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这也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观念，比如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激愤之情始终没有一泻千里而是一唱三叹的流露出来。[50] 抒情传统《诗经》大部分诗歌为抒情诗，即使是像《公牛》这样的史诗，也抒发的是祖先崇拜的思想感情。《诗经》以其数百篇之多的抒情诗，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传统。后世无论是唐宋诗还是宋清词，皆以抒情占据主流。抒情言志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极为发达的传统。[14] 比兴手法《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为后世借用，《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表达方法就是对比兴手法的发展。[2]后世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等比兴形象化境界的创造，皆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在这里物我交融，情与景完美和谐统一。总之，《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形成了中国诗歌创造含蓄蕴藉、韵味深远的特点。[1] 国际影响东亚影响《诗经》一书很早便传入日本，478年，渡海到日本而来的中国人便留下了最早的使用《诗经》的记录。在中国唐代，日本奈良时代，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给日本带来了“毛诗”注本与唐朝传诗制度。[51]《古今和歌集》中的诗歌，也可看到与《诗经》相似的描述，可看作借鉴《诗经》而写。而《诗经》中的词汇如“辗转”“反侧”“三秋”“局蹐”等也进入到了日本词汇中，收录到了日本的《日用大词典》。[7]江户“雅俗文化”形成过程中，《诗经》的“劝善惩恶观”与“人情说”对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51] 欧美影响因为海洋与陆地的相隔，欧美地区的《诗经》传入相对较晚。在20世纪以前，欧美对于《诗经》的研究多以翻译、介绍为主，少思想上的阐发与艺术上的讨论，此时的影响多停留于表层，尚未深入学理层面。而20世纪以后，对《诗经》的研究逐步以文学研究为主。法国葛兰言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诗经》，影响到了其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建构。韦利的《诗经》研究则是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成果。爱德华受到《诗经》启发，撰写《从诗经看中国先民的风俗风情》；《诗经》一书，同样也为葛兰西的《中国古代祭礼与歌谣》一书的撰写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材料。[8] 衍生作品
参考文献[5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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