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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一、宋朝的役钱 一、役钱的创设和沿革 宋朝320年间，官府增税，不外有两种方式：一是加重旧税数额，或花样翻新，巧立名目，税上加税；二是另增新税。北宋初有天下五赋之说，即“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杂变之赋”和“丁口之赋”。[1]这种大致分类其实并不确切，并未将各项赋税都包举无遗。民田、城郭、丁口之赋固然有确定的范围，公田之赋即是官田地租，当时地租和赋税的两种概念虽有差别，[2]有时却又互相混淆。至于杂变之赋，亦非一切苛捐杂税之总称，“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也，亦谓之沿纳”，可知杂变之赋，是继承前代的苛捐杂税，“悉除诸名品，併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3]从而成为两税之附加税，也实行按亩徵收。由此可见，即使在北宋初年，商税之类已在五赋之外，随着後世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添加，天下五赋的概念和分类便愈来愈过时了。 北宋开国以後，各项赋税不断增加，特别到宋仁宗中期与西夏开战，出现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增税的浪潮，“凡百赋率，至增数倍”。[4]然而这次增税，或属临时性的科配，或是增加旧税数额，尚未增设重大的新税名目。宋神宗时，王安石实行免役法，开始徵收役钱，这是在五赋之外的全国性新税。 北宋时任州县衙门公吏和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称为“职役”或“吏役”。轮差乡村上户充当，则称为“差役”。王安石将差役改为雇役，徵收役钱，以支付雇役费用。据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颁布的免役法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而〕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5]可知役钱的收入包括免役钱和助役钱两部份，支出则包括“雇直”和免役宽剩钱两部份，而免役宽剩钱相当于“雇直”的20%。 免役令还规定：“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诸路从所便为法。”[6]各路各州各县大体上是先计算所需雇役费用，再加上免役宽剩钱额，以定所徵役钱总额，然後按免役钱和助役钱进行分摊。“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7]助役钱比免役钱减少一半。 役钱的收入和支出，是由司农寺财政系统掌管的。自北宋初期至中期，三司主管财政，“号曰计省”。[8]自王安石变法後，形成了三司和司农寺两套平行的财政系统，司农寺系统包括中央的司农寺，各路的提举常平司，各州的常平管勾官，各县的常平给纳官。[9]元丰改革官制後，原三司所掌财赋主要并入户部左曹，原司农寺所掌财赋主要并入户部右曹，户部设尚书一人，左、右曹侍郎各一人。宋神宗诏：“尚书户部右曹令侍郎专领，尚书不预。”[10]旨在严格区分两个系统的财政，以防侵紊。宋哲宗初，因司马光的提议，[11]改变了户部尚书不领户部右曹的体制。然而到绍圣亲政时，“三省言：元祐指挥，户部尚书旧领左、右曹事。诏户部右曹令侍郎专领，尚书不与”，[12]算是绍述元丰之制。直到南宋时，始诏“户部侍郎两 员通治左、右曹职事”，而“尚书不常置”。[13]宋神宗时的国库丰裕，主要是仰仗司农寺和户部右曹所掌的役钱、青苗钱、坊场钱三笔大宗收入，从而扭转了宋仁宗以来三司入不敷出的状况。关于青苗钱和坊场钱，不属本文论述范围，这里只谈役钱的收支情况。 王安石的重要助手曾布，在反驳杨绘、刘挚等人责难时说：“今役钱必欲稍有羡馀，乃所以备凶年，为朝廷推恩蠲减之计，其馀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14]但是，在事实上，第一役钱的徵收并非是“稍有羡馀”，而是大有羡馀；第二，免役宽剩钱也未成为“备凶年”，“兴田利，增吏禄”的专款。 在熙丰时代，多计雇役费用，减支“雇直”，多收宽剩役钱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而非个别的例外。早在颁免役法之初，以开封县作试点，“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则宽剩率已达26%以上，并规定“他县仿此”，[15]无非是以多徵役钱的范例垂示四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侍御史周尹言：“元指挥于数外留宽剩钱一(二?)分，闻诸州县岁留宽剩钱过多，盖不能推原朝廷之意，承望提举司风旨，广令民间出钱。又有提举司希求劳绩，或官〔吏〕士庶妄陈利害，减省役人，除克役钱，而民间所出一切如旧，致宽剩数渐倍多，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16]周尹所谓的“提举司”，就是各路提举常平司，是属司农寺领导，主管各种新法的机构。 周尹的概括还是比较简单的，事实上，各地多徵宽剩役钱，是有各种各色的名目和花样。如在成都府路等地，“条目滋蔓，于雇役钱外，尚有数等，如耆、户长不雇而敛，则有桩留钱，桥道、廨舍之类数年一修，而逐年计费，知县、簿、尉三年一替，而每岁计署中什物，则有费用钱，非泛差出役人及起发雇人，则有准备钱，此外，方始谓之宽剩钱”。成都府路的募役雇食钱为406，024贯，“桩留耆壮钱”为57，062贯，“桩诸杂支钱”为22，986贯，“桩起雇人钱”为1，000贯，另有宽剩钱128，600馀贯。除宽剩钱外，预计之雇役费为487，072贯，宽剩率为26%以上；但因耆壮钱等81，048贯其实是贮存不支，故实际的宽剩率约为52%。[17]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江南西路主持新法的提举常平等事刘谊说：“法以役人有定数，而年岁有丰凶，故立宽剩，以备岁与夫捕虎缓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农意规宽剩，不立正法，行之数年，州县宽剩刻纳减放不及之钱，贯已朽矣。役钱中又出杂支宽剩，此为何名而取也，是谓宽剩太多。”[18]江南西路另有“杂支宽剩”的名目，为了贮存宽剩钱，又“刻纳”灾年的“减放”。总而言之，各地大致都以多收少支的原则，要弄各种手法，聚敛掊克，以增宽剩役钱的数额。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幼的宋哲宗称帝不久，变法派重要成员章惇尽管站在维护免役法的立场，然而面对司马光的攻击，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惟欲因事以为己功，或务苟且速就，或务多取役钱。”[19]中国古代，君主有过，往往归罪臣僚，其实“多取役钱”正是宋神宗的本意。据《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和《宋会要》食货65之17—20所载，宋廷原定全国徵役钱12，343，670贯，支雇役费9，258，585贯，宽剩役钱为3，085，085贯，则宽剩率达33%以上。[20]熙宁九年，役钱实收10，414，553贯、石、匹、两，实支6，487，688贯、石、匹、两，则宽剩役钱为3，926，865贯、石、匹、两，宽剩率达60%以上。由于雇役支出的预算本已制订偏高，各地又以种种方式实行节支，故熙宁九年的实支数比预计支出数减少约2，770，897贯，将近预计支出数的30%。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宋朝役钱徵收额增至18，729，300贯。[21]如以熙宁九年的支出数为准，宽剩役钱约为1，224万贯，宽剩率高达188%以上。 以下再谈谈宽剩役钱的支出和积存情况。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依王安石的建议，“诏司农寺，开封府免役剩钱令诸〔县〕依常平法给散收息，添赐吏人食钱，诸路候行役法仿此”。[22]这道命令可算符合“增吏禄”的精神，但事实上并未在各地推广，据《中书备对》的记载，到熙宁九年为止，各路对宽剩役钱“借支”、“兑拨”、“杂支”、“借拨”、“兑那”、 “那借”等情况非常普遍，仅河北西路有“二万六千五百四十贯出息本钱并借出未还”。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卫州知州鲁有开因当地灾荒，故对百姓“借给常平钱榖，乞与免息”。宋神宗为此下诏：“自今宽剩役钱毋得给借，有开违法贷民，特释罪。”[23]从此不再以宽剩役钱“给散收息”了。 《中书备对》不载“借支”宽剩役钱等作何用途，但现存史籍中仍有零星的记载。如“虔州江水涨坏州城、军营，度修完用钱二万二千五百馀缗”，“诏于本路宽剩役钱内给之”。[24]“福建转运、常平司于年计及役剩等钱内支拨，筑泉州外城”[25]“淮、浙连岁丰稔”，“先以常平所留之半并散不尽钱充籴本，次以坊场钱留半，免役钱留二年”。[26]“借支河北提举司宽剩钱三十万缗，付转运司预买紬绢”。[27]“张整为广西钤辖，驻桂州”，“其常平、免役宽剩、经略司和籴度僧牒钱，缓急并奏听支用”。[28]这些记述表明，宽剩役钱大量挪移它用，以弥补财政开支之不足。熙宁九年，宋神宗诏又进一步规定：“自今宽剩役钱并买扑坊场等钱更不给役人，岁终详具羡数申司农寺。”[29]于是，宽剩役钱便不再用于“备凶年”，“蠲减”役钱，支付“雇直”之用，而成为宋政府的一项财源，与役法完全断绝了关系。 宋廷对各路宽剩役钱大致分配如下：第一，“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常平、免役、坊场剩钱，毋得起发上京及应副别路，惟留本路，以备边赏”。[30]这些与辽、西夏接壤的边区屯集重兵，故宽剩役钱等便用以充“边赏”等军费开支。第二，“成都府、梓州、利州路”的“常平积剩并坊场司农寺合起发钱”，“每年委提举司易物帛，赴陕西两路提举司重变转，于边要州郡桩管”。[31]四川与陕西接界，陕西因对西夏战争，军事开支浩大，故用四川宽剩役钱等予以补贴。第三，“以司农寺京东、西、淮、浙、江、〔湖〕、福建路常平并坊场积剩钱相度，具可起发数，委提举司依元丰敕召〔人〕兑便，计置物货上京，其附五路处，即转致五路要切州军”。[32]除京东、京西路与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毗邻地区将宽剩役钱等充实边备外，其馀都输送京城开封。宋廷先後将这些地区的司农寺、户部右曹钱1，400万贯“输元丰库”。[33]尽管宽剩役钱等大量充边费和输送开封，各地仍有巨额积存。故孔武仲在元祐初说：“役法之兴者十有四年，府库虽充，民力渐困。……旧来州县支用之外，宽剩常有数倍，充溢府库，不可胜用。”[34]宋钦宗时，王襄说，宋神宗“始分天下之财，以为二司，转运司独用民常赋与州县酒税之课，其馀财利悉收于常平司，掌其发敛，储之以待非常之用。罢三司而为户部，转运之财则左曹隶焉，常平之财则右曹隶焉。当是时，虽一镇一县无不贯朽粟陈者”。[35]在各地积贮的“常平之财”中，宽剩役钱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项。 宋哲宗初，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推翻熙丰变法，免役法更是首当其冲。但在事实上，役钱并未完全停徵。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经过一番争议之後，宋廷规定：“诸路坊郭第五等已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已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馀并全放。”[36]按司马光的《申明役法劄子》主张“官户、僧道、单丁、女户”，“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放免”，[37]则第三等户以上的官户之类，助役钱照旧输纳，比免役钱额“减放五分”，而并不是比原纳助役钱额再减少一半。[38]接着，宋廷又决定：“旧出免役钱三百缗以上人户，并依单丁等户例输纳，与免充色役。”[39]两年以後，又改为“府界、诸路旧纳免役钱百贯以上户，依单丁等户法，输纳助役钱”。[40]可知在元祐更化时，坊郭自五等户以上，官户、单丁户、女户、寺观等自三等户以上，还有乡村上户旧纳役钱一百贯以上者，都出助役钱。尽管役钱并未停徵，但徵收面大为缩小，徵收额也大为减少。 待到宋哲宗亲政，实行“绍述”以後，又恢复熙丰之法，徵收役钱，但规定“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如辄过数及别以名目敷纳，并以违制论”。[41]此外，在乡役方面，“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又很快改变元丰之制，“乡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长八人”，“大保长各二年替”，“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两年纳夏秋税四次，正好八名大保长轮差完毕，“于是催科悉用大保长”，“而罢甲头”。[42]雇耆、户长、壮丁等钱储存不用，始于熙宁，而至绍圣时遂为定制，实际上成为宽剩役钱之外的另一笔宽剩役钱。 北宋晚期，宽剩役钱挪移他用的情况继续存在。宋徽宗明令各路提举常平司：“除本司常平钱依本法审度籴买外，仍许将本司管朝廷诸色封桩钱、免役、坊场剩钱并桩留旧雇耆、户长、壮丁剩钱，除合用数外，并应副乘时计置收籴。”[43]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臣僚上言：“巩州元丰年中岁敷役钱止四百贯，今敷至二万九千馀贯文。”[44]净增至70倍以上，这当然是个别极端的例子。当时宋徽宗君臣竭天下以自奉，则各地役钱额之增加，应是相当普遍的。 宋高宗南渡之初，财政极为艰窘，又设法加徵役钱。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和三年(公元1129年)规定：“诸路免役钱于元额外重增三分，官户更不减半。”[45]赵鼎为此上奏说，役钱“是谓一税之外，更起一税，大失祖宗宽民之意”，“今乃于原额之外，重增三分，官户更不减半，其于祖宗之意益远矣”。[46]但官户役钱不减半之令看来并未实施。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户部侍郎李若川、曾怀言：“官户比之编民，免差役，其所纳役钱又复减半，委是太优。欲令官户与编民一等输纳，更不减半，以岁所入约百馀万缗，专责诸路提举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别收，依经总制钱条限解发。”此奏得到宋孝宗的批准。[47] 南宋时，搜刮财用，创设总制钱，作为中央的财政收入。“总制窠名”有相当一部份即来自役钱，其中包括“免役一分宽剩钱”、“耆、户长雇钱”、“壮丁雇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48]《宝庆四明志》卷6记载庆元府的免役钱收支情况如下： 免役钱两料共计七万七千九百二十一贯四百八十四文。 六县截支吏役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三贯七百一十六文； 本府八千一百六十三贯七十六文(解发减省人吏钱、在京官员雇钱及支府吏钱并在内)； 经总制司钱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一贯七百四十八文(通判厅催)； 官户不减半钱二千八百八十三贯九百二十文(常平司、通判厅催)； 奉化、慈溪、昌国三县头子钱三百二十九贯二十四文(提举司)。 这份资料证明，在募役费用一再减缩的情况下，庆元府支付府和县的吏役费用，仅占役钱总额的一半多，剩馀的役钱则大部拨充经总制钱。 宋朝创设役钱以後，还逐步增设附加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钱，其旧于役人圆融工费，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并用此钱。……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 据《宋会要》食货65之13，14，三月八日和《长编》卷251乙巳条解释说：“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于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其习弊所从来久，至是始悉禁焉。”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圆融”之弊绝不可能令行禁止，结果无非是在增收头子钱後，仍须“圆融”。刘谊说，在广南西路一带，“方夏秋农趋功时，两至官府，公使、縻费又且数倍”。[49]这里所说的公使钱，特别是縻费钱，即是当地的役钱附加税。据《永乐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说，在广南东路连州，每“纳役钱一百四十〔文〕足，通头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则每纳一千文役钱，另徵头子钱、勘合钱、足零钱、索陌钱达七十一文多。 此外，预借赋税也扩展到役钱等税目。北宋後期，“州县缘应奉乏费，用度窘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间二税、免役、坊场课利等钱，显是违法”。[50]宋宁宗嘉定时的记载说：“预借人户税赋，臣僚屡有奏请，朝廷屡行禁止，非不严切，访闻州县奉承不虔，多是循习。如役钱一项，或借及三两年，尽被官吏侵欺，故民间每受预借之苦。”[51]预借使民间的役钱负担增加一倍以至几倍。南宋徵收经总制钱，“如经总制不足，即令民户于丁田米、税、役钱，每石每钞有暗收补亏钱”，[52]实际上也成为役钱的附加税。此外，宋宁宗时，臣僚上奏说：“若夫役钱，春夏(按：应为夏秋)二料止随物力起科，尚多增添。”[53]这又属于无名目的税上加税。 总而言之，自宋神宗至南宋末，徵收的役钱额愈来愈多，对民间的刻剥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基本的史实。 二、役钱在赋税中的地位 宋朝苛捐杂税之多，连宋人自己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统计。役钱是遍徵城乡的赋税，但就主体而言，无疑是乡村赋税。如撇开很多地区性的杂税不谈，宋朝乡村中全国性的赋税主要有三项，即两税、役钱与和买。[54]和买绢帛至南宋初，最终演变为定额税和折帛钱，比役钱的徵收大约晚60年。和籴也是乡村一项重负，但始终具有似税非税的性质，并未演变成为定额税。再以熙丰时司农寺——户部右曹财政系统的青苗息钱和坊场钱作比较。民间“承买”官府26，606处酒坊与河渡，须缴纳坊场钱。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坊场钱收入3，865，380贯、石、匹、道、两，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坊场钱收入为钱5，050，090贯，榖帛976，657石、匹，[55]一般说来，仍少于宽剩役钱额。青苗钱据王安石说：“岁收息至三百万贯。”[56]青苗钱在宋哲宗元祐时一度停止敛散，绍圣时也予以恢复。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廷宣布：“青苗敛散，永不施行。”[57]青苗息钱徵收时间约50年，比役钱徵收时间少150年以上，而数额大致更少于坊场钱。总而言之，役钱是乡村中继两税之後的又一笔重赋。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朝两税收入包括银60，137两，钱5，585，819贯，粮食17，887，257石，纺织品2，672，323匹，丝绵5，850，356两，草16，754，844束等。[58]然而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役钱收入为10，414，553贯、石、匹、两，其中仅有少量实物，绝大多数是钱币。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之下，要将各种实物准确地折算成货币，是办不到的。即使在钱币之中，又是有两种币值颇有差异的铜钱和铁钱混合通计，也无法核计准确的币值。但大致看来，役钱收入约不足两税收入之半。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役钱收入增至18，729，300贯，则应与两税收入相差不大了。 为了说明役钱在赋税中的地位，以下再举一些地区性的实例。 北宋熙宁时的开封府： 两税：粮食400，000馀石，钱340，000馀贯，紬绢100，000馀匹；[59] 役钱：112，953贯。[60] 北宋熙宁时的应天府： 两税：粮食152，000馀石，绢40，700馀匹，沿纳杂钱113，000馀贯； 役钱：75，300馀贯。[61] 北宋熙宁时的陈州： 两税：粮食158，000馀石，紬绢(包括和预买)30，000馀匹，丝绵49，000馀两； 役钱：47，000馀贯。[62] 北宋元丰时的苏州： 两税：帛80，000馀匹，纩25，000馀两，苗349，000馀斛； 役钱：85，000馀贯。[63] 这四个北宋时的实例，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役钱不足两税收入一半的情况。 南宋两浙路江阴军： 两税：夏税绵32，129两，绢4，097匹，大麦14，220石，小麦2，208石，秋税苗米42，345石，盐米11，318石； 折帛钱：89，455贯，衫布折钱13，082贯； 役钱：30，408贯。[64] 镇江府： 两税：夏税绢8，144匹，罗1，043匹，绵68，155两，丝15，361两，盐见脚钱13，902贯，大麦9，752石，小麦9，284石，麻皮2，092斤，秋税粳米109，067石，糯米6，577石，豆6，270石，布6，853匹，芦䕁75，060领； 和买：绢9，938匹； 役钱：44，345贯，官户不减半役钱2，786贯。[65] 绍兴府： 两税：夏税紬8，601匹，绢99，809匹，绵412，252两，秋税苗米250，265石； 和买：绢100，000匹； 折帛钱：330，432贯； 役钱：167，928贯。[66] 严州： 两税：夏税除折帛钱外，绢45，753匹，紬14，293匹，绵26，176两，秋税苗米22，858石； 和预买：绢57，672匹，紬22，500匹，丝25，000两，生紬线5，000两； 役钱：57，669贯308文。[67] 淳安县，在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两税：夏税绢4，983匹，紬2，562匹，绵2，355两，秋税苗米5，999石； 役钱：15，428贯； 和预买：绢13，755匹，紬3，870匹，丝5，500两，生紬线1，000两。[68] 湖州武康县，在宋宁宗庆元时： 两税：夏税绢7，253匹，秋苗米3，314石； 役钱：41，895贯； 和买：绢6，400匹； 人丁绢：3，400匹。[69] 临安府： 两税：夏税绢95，813匹，紬4，486匹，绫5，234匹，绵54，104两，秋税苗米132，713石； 和买：绢40，399匹，紬795匹； 折帛钱：648，385贯； 役钱：121，885贯。[70] 庆元府： 两税：夏税绢27，360匹，紬6，977匹，绵137，943两，秋税苗米112，697石； 和买：绢30，506匹，紬9，900匹； 折帛钱：176，725贯； 役钱：77，921贯484文。[71] 台州黄巖县，在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两税：夏税紬绢15，700匹，秋税苗米38，993石； 和预买：紬2535匹，绢11，112匹，绵28，914两； 役钱：15，084贯。[72] 江东路广德军建平县： 两税：麦1，676石，苗米21，509石，紬绢6，845匹，绵15，863两，布268匹； 和买：布5，918匹； 役钱：4，051贯。[73] 江西路赣州安远县： 两税：夏税钞(钱?)4，195贯，本色料麦299石，秋苗米14，105石； 役钱：710贯。 宁都县： 两税：夏税钞(钱?)11，566贯，本色料麦513石，秋苗米21，917石； 役钱：免役钱2，803贯，州役钱2，682贯，官户(不减半?)役钱61贯。[74] 福建路福州： 两税：夏税紬1，000匹，裨布10，000匹，小麦1，500石，钱3，299贯，秋苗米111，002石； 役钱：113，632贯，官户不减半役钱4，421贯。[75] 汀州： 两税：夏税19，018贯，“纽计钱、银、草、麦四色”，实纳78，389贯，“钱、会(纸币会子)各半”，秋苗59，533石； 役钱：42，670贯。[76] 兴化军： 两税：夏税正钱、布钱、折麦钱、折草钱17，711贯，秋税苗米、官庄米73，137石； 役钱：24，347贯，官户不该(减)免役钱4，490贯； 丁米钱：丁米34，663石，折钱11，092贯； 僧道免丁钱：6898贯。[77] 广西路邕州： 两税：夏税钱4，795贯，秋粮15，307石，麻182束(每束15斤)； 役钱：夏税免役钱2，279贯，秋税免役米1，774石。[7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关外经量》载，宋宁宗嘉定时四川关外经量田地，“凡兴元府、洋、沔、阶、成、西和、凤州、大安、天水军二十县”，“旧九郡家业钱凡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九千馀缗，二税十四万五千六百馀石，夏秋役钱十五万七千馀缗”，经量以後，“凡增家业钱二百二十九万七千馀缗，二税三万五千八百馀石，役钱三万五千馀缗”。这9个府州军行用铁钱，币值较低，故役钱额应低于两税额。 从这些南宋地区的事例看来，尽管各地役钱与两税、和买的比例各不相同。役钱与和买的徵收额，一般少于两税的徵收额，但都作为乡村的重要赋税，乃是无可置疑的史实。折帛钱是某些地区将部份夏税、和买高价折钱输纳，往往重于役钱。 三、役钱的徵收方式 役钱的输纳，开始就规定“岁分夏秋，随等输钱”，[79]即与两税的夏税与秋税同时缴纳。熙宁时，陈州“夏料免役钱二万三千五百贯有零”，“〔秋〕料免役钱二万三千五百贯有零”，可知夏秋各输纳一半。[80]这种办法延续到南宋後期，并未改变。镇江府 “夏秋两料免役钱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五贯”。[81]魏了翁说：“况国家之征赋，夏输绢，冬输紬(?)，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钱有两料之数。”[82]南宋的和买与折帛钱则是沿用夏税纳紬绢的办法，往往只随夏税一次徵收，这与两料役钱有所不同。 宋时两税基本上是实物税，苏辙说：“自熙宁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榖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83]此说虽有夸张，但夏税钱和杂钱多半折纳实物，也属事实。至于役钱，最早在纸面上或口头上并未规定必须纳钱，王安石的助手曾布说：“役钱之输见钱与纳斛斗，皆取民便，为法如此，亦已周矣。”[84]但在实际上役钱却基本纳钱，不纳实物。《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所载开封和二十二路的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收入数字，只有六个路徵收少量实物。京东东路收钱513，318贯，丝绵159两；河北东路收钱512，281贯，粮食698石，绵37两；河北西路收钱627，851贯，粮食1，052石；河东路收钱525，237贯，银5两，粮食125石，绵5两；江南西路收钱390，639贯，绢22匹；夔州路收钱228，624贯，金5两，银307两。可知实物与金银的收入是大体可忽略不计的。由于熙丰时代存在钱荒，钱重物轻，故强徵钱币，不收实物，自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川因“见钱绝少，物价减半”，“其如免役并宽剩钱并依旧数送纳，比之熙宁六年所出，即似加一倍”。[85]从前引南宋地区性役钱的实例看来，役钱一般仍是纳钱，邕州夏徵免役钱，秋徵免役米，则是少有的例外。南宋金属货币缺乏，发行各种纸币，也可用于役钱的徵收。如宋末咸淳时，台州宁海县“岁催役钱，为关子九万有奇”。[86] 以下着重介绍役钱在乡村的摊派办法。据《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说： 熙宁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乡村第一等人户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户分为上、下二等。 陈傅良引用这段记载，却未说明将乡村五等主户细分十等，是为了什么。另据《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载，邓绾和曾布上言： 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赀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分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产业两县有者，上等各随县，中等併为一输。析居者随所析。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 两条记述互相参对，可知原乡村五等户并未取消，只是上三等户分八等纳役钱，而四、五等户不纳役钱。正如曾布所说：“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87]但这种摊派办法实际上只行用于开封府，一旦免役法推行于全国时，各路既未照搬开封的规定，而中央的政令也屡作改动。冯山说，宋廷的政令在“半年之间，改动者数四”，“令依仿府界之法，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又令那移补助”。[88]第一道免役令规定各地依开封府分八等纳役钱，第二道免役令留在後面再作分析，第三道免役令则规定不再分等，只依各地税钱、家业钱等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均摊役钱。邓绾後来有一份上奏，反映了各地并未照搬开封规定的情况： 昨者朝廷免役率钱之法，初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未均，相继奏陈，各请重造，多已改造矣。其均钱之法：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约家业贯伯者视家业贯伯，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89] 《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是一份很可珍贵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各路摊派役钱较为详尽的细节，除开封府和京西北路外，其馀二十二路大致有两种摊派方式。第一类是分等输纳，第二类是依家业钱额、税钱额等分摊。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属第一类者，共有六路。京西南路“乡村主户品量家业分等”；河北东路和西路“乡村以人户产业、物力参合一处，分等第”；淮南西路“以乡村人户田土、家业纽成贯百，等第均出”；荆湖北路“以人户逐等物力均出”，荆湖南路“〔潭〕、衡、永、邵、全州、桂阳监以田亩，道、〔郴〕州以税钱，于五等上均敷”。除荆湖南路依原来乡村五等主户制度分等输纳外，其馀五路都参照开封府的办法，在乡村五等户的基础上细分若干等，分等输纳役钱。 属第二类者，共有十三路。王觌说：“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宽剩岁用钱若干，一州之民家业钱若干，即家业钱每贯岁出免役钱若干。”[90]税钱之类的分摊办法也可依此类推。京东东路和西路“乡村、坊郭以人户家业贯百、田土折亩敷出”；河东路以“乡村逐色地上(土)估价，兼物力高下，每贯差除出钱”；淮南东路“以乡村人户物业纽成贯百均出”；江南东路“乡村以人户税钱，坊郭以家业钱数均出”；江南西路“以乡村税钱均出”，例如“兴国军永兴县民每税钱一，出役钱一”，“诏减五分”。[91]福建路“乡村以产钱(即夏税税钱)，坊郭以物力房店钱数均出”；广南东路“乡村以税钱，坊郭以物力均出”；广南西路“乡村以税钱纽出”，“凡为税钱一文者，出钱七、八或五、六”；[92]成都府路“乡村成都府、彭、汉、〔邛〕、蜀、〔陵〕、简、嘉、眉、雅州、永康军以〔税〕钱均出，绵州〔巴〕西、魏城、罗〔江〕、彰明、西昌、龙安、神泉等县据逐等家业钱数，盐泉县据税色”；利州路“乡村兴元府、兴、文州以田亩，利、剑、龙、〔洋〕、巴州、三泉县以家业贯百〔科〕出”；夔州路“乡村、坊郭以人户物力、田段、房店价直，每贯上定出”。 以上只介绍了十二路的情况，《中书备对》说，两浙路“以家产贯石(百)百分七十五则出钱。近准朝旨，于乡村以田土物力贯百、税钱、苗米、顷亩均定”。两浙路的情况虽有些特殊，自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通以田土、物力、税钱、苗米之类，各令挨排，随便敷纳役钱”後，[93]仍应归入第二类。在元丰以前，对所谓“百分七十五则出钱”一语，应如何理解呢?据《鸡肋集》卷67《朝奉郎致仕陈君墓志铭》说：“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业，均役钱，使者属君(按：指陈辅)立浙西法，……遂推其法浙东。”熙宁时，规定两浙路役钱依家业钱多少，共分七十五等输纳，比开封府的八等繁琐得多，故实际上也有“以家产、税钱均出，而不分等处”，[94]导致元丰时更改分摊办法。由此看来，“百分七十五”的“百”应为衍字，或者“百”之前的“石”字为衍字，而不应理解为用各户家业钱的75%分摊役钱。 陕西的永兴军等路“乡村人户已经方田处田色顷亩均出，第三〔等〕以上别敷物力钱。未经方田处随逐处事体均定，候将来方田了日，〔依〕已方田县分”。秦凤等路“以乡村人户已经方田处田色顷亩均〔出〕，〔第〕三等以上别敷物力钱。未经方田处候将来方田了日，依已方田县分”。陕西规定在实施方田均税法後，以“田色”(质量)和“顷亩”(数量)摊派役钱，仍应属第二类，但乡村上户另按家业多少，“别敷物力钱”，这又与其他十三路有些不同。 梓州路的“梓、遂州乡村、坊郭并用丁产簿等第均出。乡村果、普州以税钱，荣州以岁收租课，戎州以税色轻重，管(?)渠州以税钱沿沽钱，广安军岳池、〔新〕明两县以税钱沿纽钱，渠江县分五等均出，富顺监、合、昌〔州〕以种子，怀安军以税钱水夫，资、泸州以田地家产钱”。依据这段记事，梓州路有两州一县分等纳役钱，而其他州县则以税钱或税钱沿沽钱、沿纽钱、水夫，还有家业钱、种子等等分摊，实际上是两类分摊役钱的办法混合通用。 综上所述，当免役法推广于各地时，多数地区的役钱徵收，并未采用在开封试点时分等输纳的办法。 南宋时，从现存零星记载看来，分等输纳役钱的办法似乎趋向于取消。王炎《上林鄂州书》说，“今江、浙、闽中之田，每亩所纳役钱不过三十四(四十)文，所纳苗米不过二、三升而已”，而“湖右之地”，“每亩所输于官者，役钱以四百八十文为率，苗米以一斗为率”， “秋熟之时，粜榖一斛，得钱二百五十文，是二斛之榖，方能办一亩役钱”，每亩役钱额约为两税苗米额的十九倍。[95]廖行之说：“役钱岁增，今巴陵亩至为钱二百六十有畸。”[96]廖行之所说的，是荆湖北路岳州巴陵县的每亩役钱额，可见王炎荆湖北路每亩役钱480文之说，是不确切的，至少只是部份州县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宋时，荆湖北路本“以人户逐等物力均出”，而南宋时已改为按亩分摊了。 王炎所说，只是指湖北路一带的役钱负担比东南各路重，并非东南各路也是按亩分摊役钱。赵善括说，临安府倚郭钱塘、仁和两县，“物力及三十贯已上，每一贯方敷役钱一十九文”，後改为“物力止十贯已上，每一贯即敷役钱二十五文”。[97]福州十二县以产钱，即两税的夏税钱分摊役钱，“闽、侯官县每产钱一文，两料共敷二十四文”，“连江每产〔钱〕一文，敷一十二文六厘”，“长溪每产〔钱〕一文，敷一十六文一分四厘”，“长乐每产〔钱〕一文，敷一十二文八分六厘”，“福清每产〔钱〕一文，一乡敷一十一文四分八厘，海乡敷一十文四分八厘”，“古田每产〔钱〕一文，敷一十五文八分二厘”，“永福每产〔钱〕一文，敷十三文七分”，“闽清产钱一文，敷一十四文二分”，“宁德产钱一文，敷一十五文五分”，“罗源每产〔钱〕一文，敷一十五文”，“怀安每产钱一文，敷一十四文四分”。[98]广东路连州“独以田亩等第纽夏布为准，每岁上供银、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视田布为多寡。然三县诸乡，又各自分等第。且以负郭言之，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每管布一匹，折纳钱四百文足，通头子、勘合、畸零、索陌钱，共四百八十文足。又纳苗米四斗正，通耗米、义仓、加耗、斛面，共六斗，头子，勘合、畸零、索陌，共钱七十三文省。又纳役钱一百四十〔文〕足，通头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99]以上的例证或按家业钱，或按税钱，或按税布分摊役钱，而其共同点是采用第二类分摊役钱的办法。 四、各类户的役钱负担 宋朝有官户与民户，坊郭户与乡村户，主户与客户，上户与下户等等区分，各类户名又互相交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以下对各类户的役钱负担分别予以介绍，而乡村下户的役钱负担则是介绍的重点。 一、官户：官户是指品官之家，但什么算是官户，什么又不算官户，尚有不少具体的规定。在徵收役钱之始，官户与单丁、女户、寺观等纳助役钱，数额为乡村主户免役钱的一半，已如前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廷又作了补充规定：“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毋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在输钱，等第不及者併一多处”。[100]接着，宋神宗又因司农寺的建议，“诏诸县，产钱十分，官户占及一分以上，官户止减役钱一分，所免〔虽〕多，毋过二十千，两州两县以上有产者亦通计”。[101]这两道规定的精神，是对官户减免的役钱额有所限制，一是减免不得超过二十贯，二是某县官户的税钱额、家业钱额等超过本县总额的1/10以上，则“止减役钱一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河南知府李中师因为私憾，曾对退闲的宰相富弼“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102]此外，宋廷还规定：“进纳出身人，有旨落进纳字者，不以官户例减役钱。”[103]这是为限制献纳钱粮之类买官的富豪，使他们不得享受役钱减半的特权。 关于南宋官户役钱不减半的问题，前面虽已简略交待，因有不同记载，这里还须作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陈傅良说：“官户不减半役钱(建炎二年起催，绍兴五年起发，乾道二年六月拘收，依经总制赴南库)。”[104]然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常平苗役之制》说：“建炎元年，既增射士(六月乙亥)，议者恐费不给。明年夏，乃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增三分(五月庚戌)。三年，复减之(七月己丑)，其後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五年三月癸未)。”参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卷15、卷25的记载，建炎三年七月己丑，“诏减民间所增役钱。时已汰新置射士，遂减之，其後复拨已增钱赴行在”，“拨钱在绍兴五年三月癸未”，与《朝野杂记》之说完全契合。“射士”即是弓手。陈傅良所述，看来是漏略了建炎三年 “诏减民间所增役钱”的重要规定。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孟庚创总制钱，时值四月辛未，即宋廷下令“复拨已增钱赴行在”後约一月，又以“免役一分宽剩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充总制钱的部份“窠名”。[105]然而据《宋会要》食货14之24，64之91载同年章谊和总制司言，在“近措置经画窠名”中，有“官户不减半，民增三分役钱见桩数，二税畸零剩数折纳价钱，免役一分〔宽〕剩钱”等。前两笔钱的“见桩数”，是指“其未罢已前，州县有敷纳在官之数”，与後两笔钱显然有别。前两笔钱只是将建炎二、三年间增徵之“见桩数”充总制窠名，而不是下令重新恢复官户不减半和民户增三分役钱的徵收。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常平苗役之制》和《总制钱》两条记事中又说，“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二月辛未)，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年六月)”，“是时，户部岁入视其出，阙七百万缗，故有增头子钱及官户不减半役钱之令，盖补经费也”。参照前面第一节所引李若川和曾怀奏，有“官户比之编民”，“其所纳役钱又复减半，委是太优”之语，可知官户纳役钱正式不减半，确是始于乾道时。宋朝南方的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徵，秋税川峡四路自九月一日，其他各路自十月一日起徵。从建炎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内，按正常情况，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可徵建炎二年秋料和三年夏料各一次，至多再加建炎二年夏料一次，但当时正属兵荒马乱之际，加之官户有权有势，比民户中的上户更便于抗税逃税，故对这两三料官户不减半役钱的实际徵收情况如何，已很难于判断。大致说来，在乾道前，官户役钱减半的规定实行了近100年，而在乾道後，官户役钱不减半的规定又实行了百馀年。 民户增三分役钱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按陈傅良之说，这笔钱又称“三分弓手雇钱”，“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户役钱更增敷三分以赡，三年罢，绍兴五年三月拘收入总制窠名”。[106]可知在徵收总制钱时，实际上已不按纸面上的规定，仅限于建炎二、三年间所徵之“见桩数”，而是乘机重新恢复徵收。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载有《提点刑狱司申起发收支总制钱物帐》明确开列总制钱各项窠名，其中有： 官户役钱不减半、民户增三分钱共收到若干。 官户不减半役钱若干。 本季收到钱若干。 未催发钱若干。 民户额役钱若干，量增三分钱计若干。 本季收到钱若干。 未催发钱若干。 由于官户不减半和民户增三分役钱先後恢复徵收，并作为总制钱的窠名，故李心传等人介绍总制钱时，甚至忽略了这两笔钱最初仅是将建炎二、三年间的“见桩数”拨充总制窠名的规定。 据前引一些地方志的记载，如镇江府、福州、兴化军、宁都县等地，官户不减半役钱是在役钱外单独立额，而民户增三分役钱却不见单独立额。《嘉定赤城志》卷16载，台州“经总制钱一十五万六千五十四贯三百四十四文”，“官户不减半役钱一千三百七十六贯二百六十六文(以诸县免役钱内分拨主管司，拘纳左藏库)”。前引《宝庆四明志》卷6载，在庆元府的77，921贯484文役钱中，经总制钱为31，751贯748文，官户不减半役钱为2，883贯920文。因官户不减半役钱恢复徵收的时间较晚，在部份地区已不作为总制钱的窠名，而成左藏库钱的窠名，故出现了单独立额的情况。民户增三分役钱却只作总制钱的窠名，两者有所不同。 二、乡村上户：宋朝乡村主户分为五等，上三等户一般称为兼并之家，但三等户也有自耕农。在实行免役法前，乡村上户原则上须轮充差役。免役法最早规定，乡村上户原则上不服差役，而改为向官府缴纳役钱。个别差役，例如“耆长于第一、第二等户轮充，一年一替，与免户下本年役钱一十五贯文。如本村上等人户数少，即更于第三等内从上轮充”。[107]後耆长也改为雇役。在乡役方面，又以保正和保长取代耆、户长和壮丁，遂出现了既纳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如前所述，耆、户长、壮丁雇钱至南宋时改为总制钱的一项“窠名”。 乡村上户输纳的役钱额，据免役令说：“今输钱之法，极户十年输缗钱二百五十，其次八、九十而已，比昔减过半，得免横费，无笞责之忧。”[108]这是指开封乡村上户分八等输纳的部份情况，每年最多纳役钱二十五贯，其次为八、九贯，“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109]韩琦熙宁时判相州，上奏说：“今上户一岁出钱不过三十馀缗，安然无事，而令下户素无役者岁岁出钱，此则损下户而益上户，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110]他所指的应是河北路相州一带的情况。冯山说：“梓州之法，亦只以等第为率，上等之家所出不过十三贯，则其所取者至轻，而其所免者甚重。”[111]当地使用铁钱，币值较贱，故有“所取者至轻”之说。苏轼说，在杭州一带，“独有第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每户岁出钱多者不过三、四千”。[112]这些例证说明，乡村上户每年所纳役钱额，一般应自几贯到几十贯不等。南宋孝宗时，汪应辰说，福州“倚郭侯官、闽两县，其极等户所谓产钱者不及五贯”，[113]按前述“每产钱一文，两料共敷二十四文”的标准，这两县极等户须纳役钱近120贯。如估计到当时民户役钱增纳三分的因素，则北宋时役钱原额大约相当于92贯。 此外，乡村上户中有个别极富户，他们按财产摊派的役钱额可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杨绘说：“两浙提点刑狱王庭老、提举常平仓张靓科两浙一路役钱至七十万，至有一户出三百千。”[114]宋神宗说：“浙西役钱上等有一户出六百贯者，然如此数十户皆兼并，多取之无妨。”王安石说：“缘出六百贯之家，是有四百贯税钱。”[115]刘谊说：“两浙之民富溢其等者为无比户，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116]元祐初，刘挚说：“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岁有至数百缗者，又有至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後有裁减之期。”[117]特别在最富庶的两浙路，有一些纳役钱好几百贯的富户，这反映了当时土地集中的一个侧面。然而我们对纳役钱达数百千贯的情况，也须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第一，正如王巖叟所说：“输役钱三百贯以上之家，有数州之广无一户者；有一路不过三数家者，总天下言之，共能有几。”[118]第二，役钱不是累进税，不论分等摊派，还是以家业钱、税钱等均摊，都不存在家产和田地愈多，则税率愈高的情况。由此可知，少量富户徵收高额役钱的史实，只怕还说不上有什么摧制兼并的社会意义。 反变法派攻击免役法，往往认为乡村上户纳役钱而不服差役，是得了便宜，例如吕公著说： “然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率钱则苦矣。”[119]这类言论涉及对差役性质的分析。即使撇开差役的性质不论，由于熙丰时已用保甲制取代了耆、户长、壮丁等乡役，绍圣时又开始实行以大保长催税，出现了既纳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故总的说来，对乡村上户也不过是增加一笔赋税而已。 三、乡村下户和客户：宋时乡村四、五等主户，即乡村下户的基本成份，不仅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还有佃农，乡村客户的基本成份是佃农。当免役法尚在酝酿阶段，而未正式公布时，变法派即已确定了下户须纳役钱的原则。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透露了这个事实，他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120]大概还是人言可畏，为了杜反对者之口，故在发布第一道免役令时，规定开封府下户不纳役钱。曾布在反驳杨绘和刘挚责难时说，“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言者则以谓上户以为幸，下户以为不幸，此臣所未喻也”。[121]但一旦免役法向全国各地推广，又改变了最初的规定。前一节引冯山奏已经证明，第二道免役令的基本精神，即是“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如果说对乡村下户还有什么宽恤措施的话，那就是遭逢灾年，其役钱可以减免：“灾伤州县，其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无以输者，委州县保明，申提举司，体量诣实，于役剩钱内量分数或尽蠲之。”[122]可知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下户纳役钱，应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宋哲宗绍圣时重修的《神宗实录》，即所谓《朱史》却说：“役钱随所在民力敷出，户多民富则出钱不至第四、第五等而已足，户少民贫则须出至五等，各不同。”[123]这条记载被用作下户中不小部份农民未纳役钱的重要依据。为了验证《朱史》之说是否可信，今以《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并参对其他记述，分路予以介绍： （一）开封府：熙宁时，辇毂之下的“开封府界诸县民岁纳役钱，其乡村第四等以下并免”。[124]元丰时，“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界诸县乡村第四等、第五等户敷出役钱”，宋神宗不予批准。[125]故後来绍圣时，蔡京说：“府界自熙宁至元丰，只三等以上出役钱，自先帝行法之初，已不曾令五等敷出。”[126] （二）京东：判应天府张方平上奏：“今令五等一概输钱，是率贫细不足之民，而资高强有馀之户也。”[127]元丰时，宋神宗因齐州章丘县发生水灾，下诏：“其第四等以下户欠〔今〕夏残税权予倚阁，见欠常平苗、役钱，令提举司展料次闻奏。”[128]应天府作为宋朝南京，是京东户多民富的州府之一，而京东东、西路又是以家业钱和顷亩数分摊役钱，按《朱史》的逻辑，则京东其他州县乡村下户的役钱应不能免。 （三）京西：张方平任陈州知州，上奏说：“本州自今春以来少雨，日近甚有人户披诉旱灾，……其第四等以下户岂复更堪赋率，伏望圣慈，第四等以下人户免役钱别降恩旨，特与放免。”[129]京西南、北路宋时属户少民贫之地，京西南路按家业钱分等输纳役钱，京西北路陈州的实例证明，当地下户也应是纳役钱的。 （四）河北：河北东、西路是按家业钱分等输纳役钱的。现存史籍中关于当地下户纳役钱的记载甚多。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诏：闻镇、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其後逐司奏，体量得诸县去秋旱灾，以故贫下户亦有拆屋卖钱，以给己家粮食及官中诸费者，非专为纳免役钱也”。[130]五月，“诏河北路转运、提举司：巡(灾)伤户第四等以下放税及五分以上，今年夏税、免役钱一面体量，放免以闻”[131]七月，“诏蠲河北西路五等户免役钱一年”。[132]八月，宋廷又批准“河北东路提举司请除放第五等、中等以下役钱”。[133]十一月，“河北东路转运、提举司言：夏秋灾伤，放税八、九分以上，乞倚阁第四等以下秋料役钱，及当纳去年倚阁青苗钱。从之”[134]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诏蠲怀、卫州第四等以下户去年秋料役钱，以民乏食故也”。[135]以上记述表明，河北东、西路乡村下户纳役钱，确是普遍情况。 但是，我们也须注意个别的例外。王巖叟说，在作为河北西路大州定州的州治安喜县，“户一万三千有馀，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上即以敷纳役钱，岁岁无穷，其出于至贫可见。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馀户，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馀户入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馀户入第三。自旧以来，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须其家业进而後升之，民乃无怨，今下户之薄产未尝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输役钱”。[136]看来一部份家业钱在24贯以下，而未升等的五等户，似尚未摊派役钱。 (五)河东：按《朱史》所说的标准，河东路恰好属于户少民贫的地区，而该路分摊役钱的方式是依家业钱“每贯差除出钱”，下户当不能免。 (六)陕西：陕西役钱按“田色顷亩均出”，宋神宗说：“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蠲免中下之民，朕谓不然，夫众轻易举，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137]可知陕西下户也纳役钱。 (七)淮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廷规定，淮南东路“并用乡村民户物产实直钱数敷出役钱”，[138]这与《中书备对》的记载相合，而淮南西路则以家业钱“等第均出”，有所不同。宋神宗曾下诏说：“闻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钱则下户太重。”[139]也就是说，只要不太重，淮南的乡村下户仍应缴纳役钱。 (八)江南：江南东、西路都是以税钱额均摊役钱，如兴国军永兴县每一文税钱，分摊半分役钱，在前一节已作交待。元丰时，江南西路提举常平刘谊上奏抨击免役法，说：“不计贫富，以税钱为率而取之，谓之免役。……是谓下户出钱，害法三也。”[140]南宋时，江南西路吉州人杨万里说：“旧以税为钱也，税亩一钱者，输免役一钱也，今则岁增其额，而不知所止矣。”[141]这也应是反映了当时江南一带的情况。 (九)两浙：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对王安石说：“浙西役钱上等有一户出六百贯者，……惟第五等户钱不多，放却如何?”王安石说：“第五等出钱虽不多，如两浙一路，已除却第五等下不令出钱外，尚收四万贯。”[142]据此，则两浙路第五等户中最贫穷者似已免纳役钱，其实不然。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十二月，陈枢说：“两浙第五等户约百万，出役钱裁五、六万缗，钱寡而所敷甚众，且第五等旧无役，请得蠲免。”宋神宗“诏除之”。[143]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正月，“诏：两浙察访、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同相度，第五等户所出役钱至少，今若减放，以宽剩钱补充，如支用得足，即〔尽〕蠲之，其以家产或以税钱均出而不分等处，即截自若干贯百以下放免以闻。”[144]然而直到熙宁末，三司使沈括仍在“累具利害，乞减下户役钱”，他说：“两浙岁入可减五万缗，而弛微户二十八万馀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户尽除其输，虽小徭不足为病也。”[145]沈括向宰相吴充提出此项建议，却遭蔡确弹劾而罢官。由此可见，当熙宁时，宋廷虽屡下命令，两浙路乡村下户的役钱实际上并未免除。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廷改变了两浙路分七十五等纳役钱的规定，已如前述。据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的记载，宋神宗曾下诏，规定两浙路“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然而据此路提举常平司报告说：“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146]可知自元丰时，两浙路家业钱在五十贯以下的乡村下户中，也只有一部份不纳役钱。两浙路是宋朝最富庶的一路，元丰时有部份乡村下户不纳役钱，这与开封以外各路相比，可算是很优待了。 南宋时，役钱负担加重，赵善括上奏说：“臣窃见临安府车驾驻跸五十馀年，列壁连营，建宫赐第，卜筑之地本皆民产，一从分占，久免推排。其间物力合科色役与夫夏秋二税，无可催理者。有司失于申请，未曾蠲免。钱塘、仁和两县岁有定额，无由销豁，遂将和买、役钱逐科(料)增添，抑配乡村贫下人户。谓如绍兴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贯已上，每一贯方敷役钱一十九文；今来……物力止十贯已上，每一贯即敷役钱二十五文。”[147]北宋时，杭州已是两浙路首府，其倚郭两县的乡村下户，在元丰时很可能自50贯家业钱以下者不纳役钱，而到南宋初已降为自30贯家业钱以下者不纳役钱，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後又降为自10贯家业钱以下者不纳役钱。在绍兴二十一年前，家业钱30贯的乡村下户岁纳役钱570文；然而在此年以後，同样家业钱的下户须岁纳役钱750文。 (十)福建：福建乡村按产钱，即夏税钱分摊役钱。《宋史》卷343《蒋之奇传》载：“为福建转运判官，时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约僦庸费，随筭钱高下均取之。”这里的筭钱，应即是指产钱。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诏：“福、泉、漳州、兴化军诸县第四等以下灾伤五分以上户，去年秋科(料)役钱并放。”[148]福州和泉州是福建路户口最多的大州，按《朱史》的逻辑，则其他不见记载的建州、汀州、南剑州和邵武军的乡村下户，也无免纳役钱之可能。 (十一)湖北：荆湖北路按家业钱分等输纳役钱。据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诏：“荆南、岳、鄂、安、〔澧〕州第四等以下灾伤户，今年夏料役钱听蠲减。”[149]又有记载说：“鄂州新城县令曹登为手实之法，趣功过甚，措置苛酷，用民桑柘量丈尺，计所养蚕多少，纽为贯，迫令出役钱。仍自令人出榜岳州之类，令依其式样。”[150]荆南府、岳州和鄂州是荆湖北路户多民富之州，官府向乡村下户勒索役钱尚如此苛刻，其他州县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湖南：《中书备对》明确记载，各州监“于五等上均敷”，但“第一等户更出物力钱”。《宋史》卷316《唐义问传》载：“擢湖南转运判官，一路敷免役钱，又分户五等，储其羡为别赋，号家力钱，义问奏除之。”宋时家力和物力词意相同，看来最初除依各户顷亩、税钱额分五等纳役钱外，尚须估算五等户的浮财物力，出物力钱。唐义问上奏申诉後，第一等户仍纳物力钱，而自第二等户以下蠲除。宋哲宗初，当司马光推翻免役法之际，孔武仲说，潭州“所谓下户者，虽号为贫乏，而岁役不过以田亩为率，田亩既少，出亦不多”。“若令减放特多，无乃大幸，以此较之，上户太苦，下户太优”。他主张“自第一等至第五等，随田亩多少，均与裁减，则法度平允，弊事不生，久远可行，实为利济”。[151]这些记载，都证明荆湖南路的下户须纳役钱。 (十三)广南：广南东、西路一般以税钱分摊役钱，广西路每一文税钱，分摊五、六文或七、八文，已如前述。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诏广西提举司，应桂、昭、宾、象、梧、藤、龚、〔浔〕、贵、横等州昨运粮充夫之家，〔第一〕、第二等以〔上〕更放一料役钱二分，第三等放一料五分，第四、〔第五〕等以下全放两料”。[152]这道对交阯战事後的减免诏，也可作为广西乡村下户纳役钱的明证。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广南东路转运司乞蠲南雄州民无田产，有税钱，而例出役钱者，从之”。[153]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提点广南东路刑狱许懋言：潮州海阳、潮阳两县居民舍及田稼为飓风吹海潮所害，上三等户秋料役钱乞为倚阁，四等已下户秋料役钱依条取旨放免”。得到宋神宗的批准。[154]潮州是广东第二大州。宋时广南尚未很好开发，属户少民贫地区，其乡村下户输纳役钱，当是确实无疑的。 (十四)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是四川最富庶的一路，《中书备对》说，此路大多数州府依税钱均摊役钱。《云巢编》卷9《张司勋墓志铭》载：“移成都路提点刑狱。……自熙宁已前，第五等户不徭，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钱。公以为朝廷立法，本以宽民，今乃赋困穷之民，非上意，因奏免者十二万户。”据《文献通考》卷11，此路主户共有57万馀户，如以下户占主户总数9/10计，则减免役钱者约占下户总数的1/4弱；如以下户占主户总数2/3计，则减免役钱者约占下户总数的1/3弱。由此可知，成都府路最早乡村下户一概输纳役钱，後因张姓提点刑狱上奏，也只减免了其中的小部份。此外，彭州知州吕陶说：“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榖，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155]可知连种茶的园户也须均出役钱。 (十五)梓州路：梓州路有些州分等纳役钱，有些州按税钱额等均摊。照《朱史》的说法，这个户少民贫的地区，乡村下户也应纳役钱。 (十六)利州路：《中书备对》记载各州府分别按顷亩和家业钱分摊役钱，却不载蓬州和阆州的情况。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诏蓬、阆二州免役钱以家业多少定数。以利州路提举司言，所部役钱未均，蓬、阆二州上户家业多而税钱少，下户家业少而税钱多，至第一、第二等户输钱少于第四、第五等故也”。[156]这是役钱由税钱改为用家业钱分摊的例子。利州路也属户少民贫之地，而阆州又是本路的大州，可知该路乡村下户也须缴纳役钱。 (十七)夔州路：夔州路是宋代最贫瘠荒凉的一路，以家业钱等分摊役钱，其乡村下户自然也不可能免纳役钱。 总结以上所述，可见绍圣《朱史》的说法，乃是为了“绍述”熙丰变法的政治需要，而故作曲笔的。事实上，除开封府外，无论是户少民贫的地区，还是户多民富的地区，乡村下户纳役钱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从现存记载看来，只有个别富庶地区，例如两浙路、成都府路，或者定州安喜县，才有所例外，但此类例外，也不过是当地的部份下户不纳役钱而已。 反变法派围绕着下户纳役钱的问题，自然大做文章，攻击甚烈，言论也甚多。如张方平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铚〕、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157]他指出官府估算民户家业钱如何苛刻烦琐，估算的结果，每一贯家业钱分摊十文役钱，每十贯家业钱分摊一百文役钱，这在北宋和南宋都有不少类似的记载。如前述新城县令曹登，量各户桑柘的丈尺，以计算养蚕的多少，纽计家业，就是当时官府进行聚敛时的一项发明。 变法派对下户纳役钱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承认的。除沈括外，如张璪曾上奏说：“伏见行役法以来，中等以上均出役钱，悉免重役。自四等以降，旧役本轻，而当役之年复又疏阔，然类多贫匮，俾之每岁纳镪，以助众役，力有不任。臣访闻得诸州宽剩缗数甚多，立法之意，本以备灾伤。若州县灾伤颇甚，遇朝廷特旨，唯于近下贫乏之户放免役金，数亦微细。今欲乞以州县岁收宽剩之缗，率以十分量收一、二，馀自四等以下尽数均减，庶令贫民蒙被德泽。”[158]韩绛在宋哲宗初上奏：“臣初议谓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广，遂率钱及下户，且多取羡数。以今所宜，第除羡数，免下户钱，惠泽周矣。”[159]章惇在反对司马光变更役法时，也不得不承认：“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惟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榖帛、牛具、桑柘而已，榖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色役及诸色钱督之，则榖愈贱’。此二事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要切之言。”[160]由此看来，乡村下户纳役钱，乃是两个对立政治派别所共同承认的史实。 乡村下户所纳役钱额，一般在几百文到一、二千文之间。变法派邓绾谈论遇灾年减免下户役钱的法令时说：“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一、二百，及二、三百者减三、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161]苏轼在元祐时说：“第四等已下旧本无役，不过差充壮丁，无所陪备，而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未办之间，吏卒至门，非百钱不能解免，官钱未纳，此费已重。”[162]李常说：“中下人户旧出钱不过三贯至二贯，而雇承符、散从、手力之类不下三十贯，以是校之，劳逸苦乐殊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则今所改法，能使上等人户优便安闲，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163]他在司马光推翻免役法後，又上奏反对，说熙丰时，第三、四等户出役钱三、二贯，则四等户有纳役钱二贯者。绍圣时，黄庆基言：“乞立法，应蠲减役钱，并自三百以下，如宽剩更有羡馀，则减至五百以下。”[164]他的建议虽未施行，也反映当时的乡村下户所纳役钱额，与熙丰时大致相同。此外，按前引陈枢之说，熙宁时两浙路约100万五等户，分摊役钱五、六万贯，平均每户约为五、六十文，这与其他各路相比，负担较轻。 每年一般为几百文至一、二千文的役钱，对贫民下户说来，自然也不能不说是相当重的负担。反变法派王巖叟当过地方官，他说：“臣每见下户之输，未尝不出于艰难窘蹙之中，而州县未尝不得于鞭笞苛逼之下……今乃令岁岁输缗，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165]吕大防说：“免役钱本率众以给庸，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积，至有一县之入，出者半，〔赢〕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尝有所蠲减，贫下未尝有所贷免。”[166]役钱与两税不同，遭逢灾荒，一般不予减免，乡村下户虽有可以减免的规定，但因当时官僚机构的腐败，实际上能否贯彻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乡村客户按规定一般不纳役钱，然而据《中书备对》记载，京西南路“乡村客户物力及主户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户例”，河北东、西路“客户有物力者，比附主户所在等第出钱”。河北东、西路的所谓“客户”，应是包括乡村客户和坊郭客户。宋时划分乡村主、客户，往往是依据土地的有无，这三路记载客户“物力”，应是指浮财物力。乡村客户中有相当浮财物力而无土地者，应是为数不多的，故其他各路均无类似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三路少量有相当浮财的乡村客户外，其他各路的乡村客户实际上无役钱负担。 据《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规定，如各种赋税到期不纳，“听追户头或以〔次〕家人科校，品官之家追幹办人(以上係佃户纳者，止追佃户)”。这里明确记载，除“户头”(乡村主户户长)、幹办人外，还有部份佃户，也作为直接徵税对象。如在四川一带，地主只管掠取地租，而官府的重徵苛敛，其中包括役钱，由佃户直接承担。此外，按某些地区的惯例，乡村客户租种地主田地，“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後分之”。[167]扣除种子和包括役钱在内的赋税之後，再由地主掠取分成租，则即使地主直接向官府输纳役钱，也相应地增加了佃户的负担。 终宋一代，官户和乡村上户总是千方百计，隐产逃税，向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转嫁赋役负担。如宋徽宗时，臣僚言：“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顾〕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168]总而言之，从谁是生产者，谁是剥削者的角度看来，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固然是在实际上承受了大部份役钱负担；即使从直接纳税的角度看来，官府向官户和乡村上户摊派的役钱额，也势必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转嫁于乡村下户和客户的。 四、坊郭户：宋时城市居民称坊郭户，坊郭户也分主户和客户，有些地区以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有些地区以坊郭主、客户混通分为十等户。城居的地主按规定也应缴纳两税，但两税不能算“城郭之赋”；而役钱却是遍徵城乡的赋税，这也是与两税的不同之处。 免役法规定，坊郭户也纳助役钱，数额为免役钱之半，故王安石称“官户、坊郭取役钱诚不多”。[169]元祐时或称“坊郭户五分钱”。[170]坊郭户役钱也分夏、秋两料缴纳。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吕温卿上奏说：“霖雨为灾，已行赈济。欲乞坊郭户没溺财产，比旧退落七分以上，积欠及秋料役钱并展限至来年夏料。其漂荡家业者，不候造簿年月，先减免役钱，以宽剩钱补助。”[171]南宋时规定官户役钱不减半，坊郭户的役钱可能也照此办理。 最早在开封府推行免役法时，“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172]但当免役法向各路推广时，这个规定也发生变化。从《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的记载看，京东东、西路，河东路，陕西两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四川四路等十四个路的坊郭户按家业钱额分摊役钱。河北东、西路“坊郭亦依等第均出”，淮南西路“坊郭亦以家业纽贯百等第，均定等第”，荆湖北路“以人户逐等物力均出”，自然也包括坊郭户分等纳役钱，广南西路“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这五路实行分等摊派役钱。其他如京西南路“坊郭户依科配体例敷出”，则已不详其摊派方式。至于两浙路和淮南东路的坊郭户如何摊派役钱，《中书备对》并未交待。 无论以家业钱额分摊，或分等出钱，坊郭六等以下户大体也须输纳役钱。南宋绍兴时实行经界法，建康“府城坊郭与诸门外不过户纳两料役钱，谓如房地日收赁钱一文，则每年纳钱四百省”。[173]这大体可作为按家业钱额分摊之类的例证。元祐初，吕陶说，在成都府路和梓州路，“熙宁初，施行役法，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以助免役之费。盖朝廷之意，本为人户专有营运而无产税，或有产税而兼有营运，故推排坊郭有营运之家，仍于田产税钱之外，别令承认营运钱数，以助税户，诚为均法”。“及差官谕意，惟务定得坊郭钱多，用为劳效，州县承望风旨，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虽以推排为名，其实抑令承认，立成年额，岁岁相仍，至今不减”。他提出建议说：“今来朝廷讲议〔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理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不须循用旧额，务在酌中，其止有屋宅而别无营运，或有营运而物力不多，并宜蠲免，以宽民力。”[174]吕陶肯定了这两路的坊郭十等户都须缴纳役钱的事实。宋时所谓营运，是指店铺、质库之类营业，估算营运钱，乃是估算坊郭户家业钱的一种方式，往往比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的估算更为麻烦，也更无定准。但从吕陶的奏议看来，这两路实际上又是将房、地产等都估算在十等营运钱内的。据《中书备对》载，成都府路“其坊郭以物力出钱”，梓州路“坊郭并以家业”，言语含混，又并未说是分等输纳役钱，看来应以吕陶之说为准。 在各路坊郭户中，有所例外的是两浙路的坊郭户。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两浙提举常平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轻重不均。”宋神宗为此下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产裁定免出之法。”[175]可知该路家业钱为二百贯以下的坊郭户中，也改为有一部份纳役钱。 研究宋朝的役钱，对探讨当时的阶级结构、赋役制度以及王安石变法，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综合北宋和南宋的记载，介绍自宋神宗至南宋末约200年间的情况。然而因传世资料所限，介绍的重点，仍然只能放在宋神宗在位的十馀年间。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原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注 释 [1] 《玉海》卷179《宋朝五赋》引《国史志》，《文献通考》卷4，《宋史》174《食货志》，《都官集》卷2《厚生四》。 [2] 《要录》卷130绍兴九年七月壬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 [3] 《文献通考》卷4，《宋史》卷174《食货志》，《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壬戌。 [4] 《长编》卷135庆历二年四月戊寅。 [5] 《宋史》卷177《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2。 [6]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7]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8] 《宋史》卷162《职官志》。 [9] 《宋会要》职官43之4，食货53之14。 [10] 《宋会要》食货56之23。 [11]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1《论钱榖宜归一劄子》。 [12] 《宋会要》食货56之30。 [13] 《宋会要》食货56之42，49。 [14] 《宋会要》食货65之10。 [15] 《宋史》卷177《食货志》。 [16] 《长编》卷279十一月戊寅，《宋会要》食货65之16。 [17] 《净德集》卷1《奏为役钱乞桩二分准备支用状》。据《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和《宋会要》食货65之19，成都府路原定徵役钱1，351，291贯，支1，009，600贯，熙宁九年实收660，949贯，支431，945贯，与正文所引的数字出入颇大。 [18] 《长编》卷324三月乙酉。 [19] 《宋会要》食货65之37。 [20] 《中书备对》原作宽剩钱3，085，022贯，而役钱收支数相减，为3，085，085贯，稍有出入。又周藤吉之先生《宋代史研究》六《王安石免役钱徵收诸问题》计算宋朝全国与各路的役钱宽剩率，乃是宽剩钱数与役钱收入数的比值，计算方法显然有误。“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数增取二分”，则宽剩率应是宽剩钱数与雇役支出数的比值。 [21] 《长编》卷350。 [22] 《长编》卷231三月丁酉，《宋会要》食货65之13。 [23] 《长编》卷284八月辛卯。 [24]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甲子。 [25] 《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丙午。 [26] 《长编》卷300元丰二年十月辛丑。 [27] 《宋会要》食货38之3。 [28] 《宋会要》职官48之111。 [29] 《长编》卷279为当年十二月庚子，《宋会要》食货65之16为十月十七日，日期稍有不同。 [30] 《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丁巳。 [31] 《宋会要》职官26之14，《长编》卷312元丰四年五月乙巳。 [32] 《长编》卷309元丰三年闰九月戊申。 [33] 《宋会要》食货52之14。 [34] 《宗伯集》卷9《十县例状》。 [35] 《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钦宗论彗星》。 [36] 《宋会要》食货65之55。 [37]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 [38] 已故聂祟岐先生《宋史丛考》之《宋役法述》说，坊郭五等以上户等的“助役钱”，“照旧额减半”。据《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己酉，“诏：旧出免役钱三百缗以上人户，并依单丁等户例输纳。”王巖叟上奏说：“今虽减半，其少者犹须纳一百五十缗有馀。”《宋会要》食货65之57，元祐三年九月四日，户部言：“泸州江安县夷税户自来不曾差役，自第〔三〕等以上愿依旧输役钱，仍从汉户单丁法减半，第四等以下并免。”可知助役钱并未照旧额减半，而是照旧额输纳。 [39] 《宋会要》食货65之56。 [40] 《宋会要》食货65之57。 [41] 《宋会要》食货65之64。 [42] 《宋史》卷178《食货志》，《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 [43] 《宋会要》食货53之17。 [44] 《宋会要》食货14之16。 [45] 《宋会要》食货65之76，正文所引为建炎三年诏。 [46] 《历代名臣奏议》卷258，《忠正德文集》卷1《论役法劄》。 [47] 《宋会要》食货65之96，原作乾道三年，应为二年之误。 [4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总制钱》，《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 [49]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50] 《会编》卷101。 [51] 《宋会要》刑法2之140。 [52] 《宋会要》食货64之107。 [53] 《宋会要》食货70之104。 [54] 如《朱文公文集》卷17《乞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和买役钱展限起催状》，即将两税的夏税与和买、役钱三者并列，作为乡村的常赋。 [55] 《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长编》350。 [56] 《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癸未。 [57] 《要录》卷18十月壬戌。 [58] 《文献通考》卷4。 [59]《乐全集》卷23《论京师军储事》。 [60]此数据《宋会要》食货65之17，为熙宁九年实纳数，应与役钱定额有所出入。《永乐大典》卷7507引《中书备对》载开封役钱定额为28，592贯，此数疑误。开封府共十七县，如前正文所述，光开封县役钱定额即为12，900贯，估计全府役钱定额应有十馀万贯。 [61]《乐全集》卷25《论率钱募役事》，《长编》277。 [62] 《乐全集》卷25《论免役钱劄子》。 [63] 《吴郡志》卷1。 [64] 《嘉靖江阴县志》卷5。 [65] 《嘉定镇江志》卷5，《至顺镇江志》卷6。 [66] 《嘉泰会稽志》卷5。 [67] 《严州图经》卷1。 [68]《嘉靖淳安县志》卷4。 [69]《嘉靖武康县志》卷4。 [70]《咸淳临安志》卷59。 [71]《宝庆四明志》卷5，卷6。 [72]《万历黄巖县志》卷3，其中和预买数无确切年代。 [73]《嘉靖建平县志》卷2。 [74]《嘉靖赣州府志》卷4。 [75]《淳熙三山志》卷17，原载官户不减半役钱“岁以五千七百四十一贯八百四十文省为额”，宋时官府通用省钱1，000文折合足钱770文，则官户不减半役钱应折合足钱4，421贯216.8文。 [76]《永乐大典》卷7890《临汀志》。《嘉靖汀州府志》卷4记载宋理宗绍定时数额，役钱数同《临汀志》，而夏税为43，797贯，秋苗米25，636石，另加续括米2，937石。 [77]《弘治兴化府志》卷10引宋《绍熙志》。 [78]《永乐大典》卷8507《南宁志》。 [79]《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 [80]《乐全集》卷25《陈州奏赋率数》。 [81]《嘉定镇江志》卷5。 [8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3《御策一道》。 [83] 《栾城集》卷37《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 [84] 《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戊子。 [85] 《净德集》卷1《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 [86] 《永乐大典》卷7651牟巘《陵阳集·黄济叔行状》。 [87] 《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戊子。 [88] 《历代名臣奏议》卷256。 [89] 《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 [90] 《长编》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91] 《宋会要》职官26之10。 [92]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93] 《宋会要》食货69之19—20。 [94] 《宋会要》食货65之13。 [95] 《王双溪先生集》卷1。 [96] 《省斋集》卷5《论湖北田赋之弊宜有法以为公私无穷之利劄子》。 [97] 《应斋杂著》卷1《免临安丁役奏议》。 [98]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淳熙三山志》卷17。 [99] 《永乐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 [100]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丙申。 [101] 《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辛巳。 [102] 《宋史》卷331《李中师传》，《长编》卷241熙宁五年十二月庚寅。 [103]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乙丑。 [104] 《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 [105] 《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己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总制钱》。 [106] 《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 [107] 《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劄子》。 [108]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09] 《栾城集》卷43《三论分别邪正劄子》。 [110] 《韩魏公集》卷19《家传》。 [111] 《历代名臣奏议》卷256。 [112] 《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 [113] 《文定集》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114] 《宋会要》食货66之35。 [115] 《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丑。 [116]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117] 《忠肃集》卷5《论役法疏》。 [118] 《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己酉。 [119] 《涑水记闻》卷14。 [120] 《栾城集》卷35。 [121] 《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戊子。 [122] 《宋会要》食货70之170载熙宁七年三月六日诏。《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庚申引邓绾奏：“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此奏不得其日，而附庚申条下，似不应作发布此项规定的最早时限。《乐全集》卷25《陈州奏赋率数》：“准新法：诸灾伤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户应纳役钱者，如饥贫无以送纳，委本州县保明，申提举司，本司体量诣实，于役钱数内量分数或全与免放。” [123] 《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辛酉注。 [124] 《宋会要》食货65之4—5。 [125] 《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辛酉。 [126] 《宋会要》食货14之9。 [127] 《长编》卷277，《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128]《宋会要》食货70之171，59之2。 [129]《乐全集》卷25《陈州奏赋率数》。 [130]《宋会要》食货66之38—39。 [131]《长编》卷253癸丑。 [132]《长编》卷254癸卯。 [133] 《长编》卷255癸巳。 [134] 《长编》卷258丁酉。 [135] 《长编》卷259壬寅，《宋会要》食货70之170。 [136] 《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137]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己巳。 [138] 《宋会要》食货65之21。 [139] 《宋会要》食货65之14。 [140]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141] 《诚斋集》卷69《转对劄子》。 [142] 《长编》卷237八月辛丑。 [143] 《长编》卷248戊寅。 [144] 《长编》卷249辛亥，《宋会要》食货65之13。 [145] 《宋会要》食货65之16，《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丁巳注。 [146] 《宋会要》食货66之42—43。 [147] 《应斋杂著》卷1《免临安丁役奏议》。 [148] 《长编》卷281四月丙申。 [149] 《长编》卷252己卯。 [150] 《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壬寅注。 [151] 《宗伯集》卷9《十县例状》。 [152] 《宋会要》食货70之171，《长编》卷290七月庚寅。 [153] 《长编》卷260二月庚午。 [154] 《长编》卷279十一月癸酉。 [155] 《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156] 《宋会要》食货65之22。 [157] 《乐全集》卷25《论免役钱劄子》，以《皇朝文鉴》卷47《论免役钱》参校。 [158] 《钱塘韦先生文集》卷16《故大资政张公行状》。 [159] 《琬琰集删存》卷1《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 [160] 《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章惇反驳司马光时，还说：“又更令凡庄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纳助役钱，即尤为刻剥。凡内陆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虽是河北缘边，不过可直三十来千，陕西、河东缘边州郡四、五十千。免役法中皆是不出役钱之人。”这段记载应是谈免役法最早的後来又很快作废的纸面规定。宋时北方一般每宋亩产一宋石，岁收百宋石，相当于有田百宋亩之自耕农，或有田二百宋亩，实行对分租之地主，一般应算三等户，在免役法中应纳役钱。章惇大约是利用当时发生钱荒，钱重物轻的情况，以粮折钱，结果使有田一、二百宋亩的户作为“不出役钱之人”。可知这条记载不能作为部份下户不纳役钱的证据。 [161]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庚申。 [162] 《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 [163] 《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己亥。 [164] 《宋会要》食货65之67。 [165] 《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166] 《宋朝诸臣奏议》卷43《上神宗答诏论彗星上三说九宜》。 [167]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168] 《文献通考》卷13，《宋史》卷178《食货志》。 [169] 《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庚子。 [170] 《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己亥。 [171] 《宋会要》食货68之113。 [172]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73] 《真文忠公文集》卷6《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 [174] 《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175] 《宋会要》食货66之42—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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