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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对文献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辨和阐释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和前提条件。 该书从清代、民国中国和域外的《长生殿》、《桃花扇》的版本、别集、总集、选集、戏曲、小说、曲谱、曲选、笔记、杂著、日记、信札、方志、档案和报刊等中深入挖掘、广泛搜集有关这两部剧作的成书、刊印、流传、演唱、接受、批评、研究、影响等的第一手的大量文献史料，精当选择，审慎取舍，考辨真伪，精心校勘，妥当分类，有序排列，集成为一部搜罗丰富、内容准确、分类明确、条理清晰、方便利用的资料汇编。并对资料加编者按语，或介绍作者，或解释资料，或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涉及事实者，探究其载录的源流；涉及观点者，追寻其论说的出处。 全书依各篇（条）文献材料的内容性质分类，凡六类，分别为：本事编、版本编、演唱编、评点编、评论编、影响编，两书书末分别附《〈洪昇年谱〉〈孔尚任年谱〉证补》和《〈小忽雷〉资料汇编》以及征引书目。 全书希望通过集中丰富、系统的资料，使研究者省却翻检之劳，为研究提供线索，有利于开拓研究视野，不仅能为《长生殿》《桃花扇》文献史料研究提供比较丰富的材料，也可以帮助推动剧作文本研究、批评史研究更加深入发展提高。
《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目录 序言 前言 凡例 一、本事编 二、版本编 三、演唱编 四、评点编 五、评论编 六、影响编 附录 《小忽雷》资料汇编 征引书目 后记
《长生殿资料汇编考释》目录 序言 前言 凡例 一、本事编 二、版本编 四、演唱编 四、评点编 五、评论编 六、影响编 附录 《洪昇年谱》《孔尚任年谱》证补 征引书目 后记 后 记 本书的编著缘起于我的博士论文《〈桃花扇〉接受史》的写作。我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初，为研究《桃花扇》的版本流变，同时也为了完成承担的《全清戏曲》中的《桃花扇》整理的任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馆中所藏的《桃花扇》清康熙间介安堂刻本，发现该版本卷首、卷末所载的众多“副文本”和其中的眉批、出批在后来的清刻本、现代排印本和王季思先生等的整理本中都未得到完整的收录。
我后来又从袁行云先生的《清人诗集叙录》中了解到”至咏《桃花扇传奇》及观演《桃花扇》剧诗，散见后人诗集者极多“，于是根据袁先生所列的人名、书名按图索骥搜集、辑录了一些有关《桃花扇》的咏剧诗；又通过翻阅《清代诗文集汇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大型丛书，搜集到更多的咏剧诗。 在徐扶明先生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侯百朋先生的《〈琵琶记〉资料汇编》和伏涤修先生的《〈西厢记〉资料汇编》的启发、影响下，我开始有意整理、汇集以上所提及的《桃花扇》众多版本中的“副文本”、有关《桃花扇》的咏剧诗和其他有关《桃花扇》的清代资料，并利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故纸堆”等数据库下载、整理和录入了较大量的现代（1912-1949）刊印的《桃花扇》资料。 伴随着博士论文的写作、修改，我对所搜集、整理的《桃花扇》资料进行了逐条、逐篇的研究，确定其创作时间、背景，并效法朱一玄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的体例，对资料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编排。
经过数年间不断的搜集、整理，至2020年初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我汇集的清代和现代有关《桃花扇》的资料加上考释文字已逾百万字，使我萌生了将其修改、出版的念头。同年，我以“《长生殿》接受史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在先前翻阅《清代诗文集汇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丛书时，我也对有关其他剧目的咏剧诗的有关信息，如作者、出处、所在册数、卷数、页数等做了简要记录。为申报教育部项目，我对清代有关《长生殿》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搜集、整理，所得也有三十余万字。 在以上所述前期工作和成果的基础上，由于王梦佳师妹的鼓励和帮助，我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长生殿》《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为题申报了2021年度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幸运地成功获批。此后，我又对两部书稿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主要是从部分清诗总集中新搜集到一些咏剧诗。 袁行云先生在《清人诗集叙录》中指出“咏《桃花扇传奇》及观演《桃花扇》剧诗”的数量“较诸咏《长生殿传奇》不啻数十百倍”。袁先生所言不免有些夸张，但由目前我所搜集、整理的有关两剧的咏剧诗的数量对比来看，两者的差距确实较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可以而且需要进一步思考、讨论的。
孔尚任生平撰有戏曲作品两种：《小忽雷》（与顾彩合作）、《桃花扇》。吴梅先生在《中国戏曲概论》卷下“二 清人杂剧”中所列的清人杂剧“可见者”有“孔尚任一本：《大忽雷》”。但未帮助根据，不可信从。 《小忽雷》传奇目前有两种整理校注本，均将《大忽雷》作为附录予以收入。王毅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的“前言”对于《大忽雷》的作者也表示“存疑”，称“其作者姓名无考”，因该剧“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为了广其流传，我们照旧保留它”。而后出的戴胜兰、徐振贵校注本（齐鲁书社1988年版）则对为何附录《大忽雷》未做任何帮助。
孙书磊老师曾发表《〈大忽雷〉杂剧考》一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后收入其《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丛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称《大忽雷》的作者当为顾彩。故为全面呈现孔尚任的戏曲创作的成就和影响，《〈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仅将有关《小忽雷》一剧的资料作为附录收入。 因《〈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原稿的篇幅已逾百万字，其中现代（1912-1949）部分的资料约有四十余万字，故我最后决定先将清代部分提交出版，以符合古籍整理对象的时间范围要求。我将现代部分的资料以“现代（1912-1949）《桃花扇》资料集存考释”为题作为另一项目的最终成果提交、申请结项，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修改、出版。 我在硕博阶段都是修读的元明清文学方向，但硕士期间偏重诗文方面，当导师朱万曙先生不以猥陋将我招入门下，赐我问学人大的机会，使我得闻绛帐弦歌时，我几乎完全是戏曲和戏曲研究的门外汉（当然现在也不敢说是“门里人”）。 当本自驽钝的我在入学前的暑假里遵从朱老师的建议和要求，较大量地阅读戏曲史著作和戏曲作品，略略窥知戏曲领域的“天高地厚”之后，对于因机缘巧合而闯入的这一广阔园地和神圣殿堂更感懵懂和惶惑，但也为之所吸引，希望能够感受其魅力。自己所能做的和必须要做的只有从“零”开始，全力以赴，尽心投入，积极、踏实地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学然后知不足”的感受也日益强烈而真切。 入学后，因为我参与朱老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承担其中孔尚任的戏曲作品的整理任务，朱老师建议以“《桃花扇》接受史”作为我的学位论文的题目。
于是，我一边整理《桃花扇》的剧本，一边搜集有关该剧的传播、接受的资料。在用了半年时间集中地搜集资料后，我开始了论文的正式写作。因为前述研究方向转移的缘故，在写作的过程中踟蹰和忐忑还是一直伴随着我。而朱老师对于论文从确定选题、建构框架到搜集材料、具体写作，再到后来的修改、扩充等各个方面，都对学术训练不足、专业基础薄弱的我给予了悉心指导，倾注了不少心血。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而朱老师的道德、文章都让我有高山仰止之感。我能够忝列门墙，从学受教，既得识学术研究的门径，又了解为人处世的道理，感到十分幸运。我在修改博士论文、提交出版时，因特殊原因影响，未请朱老师赐序批评。我内心为此一直惴惴不安，今年年中在北京与朱老师相见时，朱老师还提起此事，使我更感愧疚。
在两部书稿申报国家古籍出版资助项目时，朱老师撰写了宝贵的专家推荐意见。待到书稿将要出版之时，朱老师却又有恙在身，不便赐序。我也不敢冒昧打扰，而对于朱老师的身体状况则终日悬念，祝愿朱老师早日康复。 苗怀明老师也为书稿申报国家古籍出版资助项目撰写了宝贵的专家推荐意见，并表示会在书稿出版后在其主办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推介。我早先拜读过苗老师的多部大作，也每天都会关注和阅读“古代小说网”的推文，尤其喜爱苗老师生动、别致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所布置的课下作业，并曾在教学中有过借鉴。 2019年11月，我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吴梅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戏曲文化”学术论坛上首次当面领略了苗老师的风采，使我更为钦佩。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苗老师也曾在“古代小说网”上进行推介。今年是卢前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苗老师计划编辑出版一部有关卢前先生的纪念文集，收入小文一篇，以附骥尾，使我更加受宠若惊。 2021年4月27日，朱恒夫先生莅临我院举行讲座。我参与了讲座之后的一个小型座谈，与朱先生相识。后经朱先生的高足王建浩师兄介绍，我与朱先生建立了通信联系，于是不揣冒昧请朱先生为拙作撰序。朱先生慨然应允，并在序文中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永宽老师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时隔多年之后，因此一点因缘，我请王老师赐序，王老师也欣然允诺，在百忙之中阅读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通过电子邮件向江巨荣先生请教学术问题，江先生热情回复，使我颇为感激。我将书稿寄予江先生，请先生赐序，江先生认真、细致地阅读书稿，随时提出问题，但最后因身体有恙，未能完成序文，使我倍感遗憾，祝愿江先生身体健康。我谨在此向朱恒夫先生、王永宽老师和江巨荣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求学和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先后得到了不少师长热情而无私的关爱、鼓励、指导和帮助，铭刻在心，不敢言谢，谨藉此尺幅、寸管表达怀佩不忘之意。 首先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李圣华老师，李老师使我与元明清文学结下因缘，并在元明清诗文研究方面为我指示了门径、方法。我虽然至今没有再从事诗文的专门研究，但当时的学习对后来《桃花扇》接受研究的相关部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郑州大学读研时，徐正英老师即已对我多有照顾。我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后，徐老师更是在修改、推荐发表论文和联系工作就业等多方面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两部资料汇编的书稿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时，我也得到了徐老师的大力肯定和帮助。 在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和写作中，郑志良老师也给予了细心、认真的指点。王萦绪改本《桃花扇》清抄本的存藏，即得自郑老师的告知。郑老师的勤奋、执着，也使我们颇为敬佩。冷成金老师和王昕老师的课程使我获益良多。冷老师不幸于今年三月因病去世，使我颇感意外、震惊和哀伤。 我们入学之时，李炳海老师已经不再开课，不能一睹李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只能从李门弟子的描述中想象和神往，并感佩李老师的笔耕不辍。三位老师还在预答辩和正式答辩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疏漏和不足，得以有所进步。 感谢廖可斌老师、张国星老师、杜桂萍老师在论文答辩中给予的批评、鼓励和支持。张国星老师还在后来我的论文的部分文字发表时不厌其烦地仔细审阅、修改，并两次亲笔致信，给予具体的指点，使我非常感激。 感谢夏晓虹老师、吴书荫老师和徐振贵老师原谅我的冒昧打扰，在论文的有关问题上给予帮助、指导。感谢台湾政治大学耿湘沅老师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陈凯莘老师惠赐她们的大作。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台湾中山大学的王瑷玲老师，她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并有幸在2014年9月举行的国际汉学大会期间向她当面请教。王老师优雅的举止谈吐、和蔼可亲的态度，和她讲述的自己生活、治学的经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朱门弟子间的关系总是那么和谐、融洽，亲如兄弟姐妹。张莹师姐亲切、细心，无论筹备会议，还是聚餐点菜，无不考虑周到、井井有条，以致于在她毕业后，我们遇事时常希望有她在身边指点。师姐幸福的家庭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也令我们羡慕不已。感谢梦佳、寒羽、袁睿、王正、小亮、武婧、心言、静雪，大家的相遇相识、互帮互助、愉快共处，颇为难得。同专业的董宇宇、黄刚、刘洋、马芳和我在三年里经常切磋琢磨，互相启发，共同进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感谢室友闫克，聪明、认真，真诚、善良，在许多人生问题上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导。尤其是彼时大家在宿舍读书会上共同读书、发表观点、互相辩驳的热烈情景和良好氛围，使人后来时时怀想。如今诸位同门和同窗多天各一方，我在此遥谢之余，致以深深的祝福。 我还要特别感谢父母、妻儿的包容和支持。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是我的学术领路人，使我在论文写作中的文献基础较为扎实；又最早通读了论文的初稿，给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父亲对我既有鼓励、支持，又对学业严格要求，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但自己却有不少让他失望的时候和地方。母亲则更多地在生活方面不断给我温暖、贴心的叮嘱和关怀，使我能够安心求学。 感谢我的弟弟，经常要忍受和包容我的急躁，没有给他足够多的关心和理解。感谢我的妻子周勇辉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并不时督促我修改论文，使我没有过于懈怠。从相识到博士毕业的三年多时间里，两人都是聚少离多，我不能多在她身边陪伴和照顾，至今也未能给她富足、优裕的生活，她却无怨无悔。 感谢岳父母近十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在博士论文出版、收到样书呈给岳父阅看之后不久，他因突发心梗遽然离世，使我们至今悲痛不已。小儿王劭俊刚满三岁，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他不时凑到计算机前，牵牵我的手，希望我跟他一起做游戏，我的心里都不免愧疚。尽管因为工作的原因，可以在家照顾他，但不能一直陪在他旁边，他可能不理解，却肯定有不满。希望以后当他来牵我的手时，能少一些悻悻而归。 我的硕士研究生周敬、黄雪琦两位同学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对于全书目录进行了细致的核对、修正，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格式错误，为此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特向两位同学表示感谢。 此外，本书在写作中吸收了众多前辈时贤的已有成果，还有其他不少师友亲人多年来关心帮助我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此处无法一一列名，谨致以诚挚的感谢和祝福。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梦佳师妹的肯定、鼓励和帮助，使得两部书稿能够申报和获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得到出版面世的资金和机会。在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和出版的过程中，梦佳师妹就曾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本书初稿提交之后，我发现其中存在不少文字和标点错误，于是不断修改、更正。 感谢梦佳师妹不厌其烦地接收，并指出问题。感谢责任编辑 老师为此书的校对、编辑付出的心血。因本人学力所限，书稿中肯定还存在不少疏漏和舛误，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王亚楠 庚子年冬至于郑州 作者简介 王亚楠，1986年生，河南郑州人。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长生殿》接受史研究”，省、厅级科研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著有《〈桃花扇〉接受史》（社会科学文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在《戏剧》《戏曲艺术》《民族文学研究》《江汉论坛》《郑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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