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尼扎里派 与其阿拉穆特时期 01 A 深谙教义，雄踞东方——哈桑·萨巴赫的野望 时间回拨至1050年代，一个名叫哈桑·萨巴赫(حسن صباح)的男孩诞生于波斯中部名城库姆，据传，其祖上来自也门部族，后信奉十二伊玛目派，迁徙至库姆城，库姆作为正统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的安眠之地，历来是什叶派朝拜瞻仰之所。哈桑家族后辗转至另一个什叶派学术中心雷伊（今德黑兰郊区），由此开始接受什叶派的正统教育。  经 典 老 图 哈桑早年师从艾米拉·达拉卜，由正统什叶派转奉伊斯玛仪派，哈桑学术精进，勤学苦练，于1078年前往开罗深造，期间游览了被巴德尔家族打压的亚历山大城，睹其衰败之象，心生怜悯，笔者推测，哈桑在此时就已经对巴德尔家族控制的法蒂玛王朝感到不满，并影响到了其后续的一系列决策。史实也可以为笔者的猜想提供证明：哈桑回到波斯后，不再满足于著书于一城一地，而是走遍波斯，宣传其教义思想，得益于“诸岛体系”给予诸岛传教士的较高自主性，他在这段时间制定了独特的行动方案，尼扎里派的思想也开始酝酿成形。 在这期间，哈桑最大的创新就是赋予了自己的派别以隐性的波斯民族色彩。波斯拥有着古老、灿烂的文明，在被阿拉伯的武力征服后，一直心存不甘，他们始终想要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使用自己的语言，恢复过去的除却宗教范畴的文化，这一分裂思想早在倭马亚时期业已诞生。不止是哈桑，在其之前许多波斯当地贵族、百姓就利用这一思想从事独立活动，也在阿拔斯时期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如塔希尔王朝、萨曼王朝等等。哈桑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可以利用的地方，他在宣教过程中注意民族情感之表达，并用波斯语为传教主要语言，加之统治波斯的是突厥人，而非具有圣裔性质的阿拉伯人，突厥的残暴统治早就激起了波斯人的不满，经哈桑略加挑拨，许多人纷纷加入哈桑。哈桑虽不是波斯地区的总传教士，但此时作为一支半独立力量，其影响业已超过波斯总传教士。 法蒂玛王朝注意到其重要作用后，立即封其为德莱姆地区的总传教士身份，这奠定了日后数百年内尼扎里这一派系的基本盘所在，塞尔柱王朝的首相尼扎姆注意到了哈桑声势日强，立刻派出军队围追堵截之，哈桑意识到塞尔柱王朝将是他今后斗争的主要对象，立刻转移至德莱姆山区，于1090年利用奇计攻下了坚固山堡：阿拉穆特堡（下称鹰堡），并立刻加以修缮改建，使之在日后成为名扬中东的重要地区，又于次年在胡齐斯坦（今胡齐斯坦省，伊朗西南）攻占堡垒，扩大了自身领地，开启了其派系的阿拉穆特时代。   上图：哈桑攻入鹰堡 下图：鹰堡遗址 哈桑接手鹰堡后，很快实行科学的管理政策，为了吸引波斯人的支持，他实行财富平分制，组织集体生产、战斗，取消等级制度，颇有当年哈瓦利吉派的作风，教派内纷纷以同志（Rafiq رافق）相称。哈桑本人生活简朴，深居简出，与当时塞尔柱治下的各大埃米尔的奢华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由是人心归附。如此，早在分裂前，哈桑的势力已经成为伊斯玛仪派在波斯地区、乃至中亚的主导力量。 1094年，开罗政变发生后，哈桑立刻宣布奉被废黜的尼扎里为正统，公开与法蒂玛官方派系决裂。结合哈桑本人的经历，这一分裂绝不是所谓“奉正朔”的宗教热忱可以解释的，而是其早年埃及之行与巴德尔家族不和、波斯地区历来具有的独立思潮氛围之渲染、哈桑本人对波斯文化的认同感、法蒂玛“诸岛体系”对境外给权过大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 02 B 奉正朔以讨不义，据群山以抗夷狄——鹰堡时代早中期的教义发展与现实斗争 ·尼扎里与塞尔柱王朝的斗争 尼扎里派在鹰堡立足后，次年在胡齐斯坦建立新的据点。鹰堡位置险要，北可凌侵里海沿岸，南可直逼库姆、雷伊，两城若失，波斯北部大半部将陷入危机，故1092年，塞尔柱权相尼扎姆率大军进逼鹰堡。哈桑萨巴赫深知实力差距之悬殊，故而派精英刺客伪装成苦行僧，在尼扎姆从伊斯法罕前往首都巴格达的路上刺杀了他[1]，时为1092年10月10日。  11月，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去世，随后帝国陷入长达十余年争夺王位的内乱，塞尔柱王朝走向衰落。哈桑此举成功化险为夷，并且天赐良机，开始了新一波扩张行动，在胡齐斯坦建立了70多座城堡，共建立了将近250座堡垒[2]，如在库姆城郊的山上建立的戈尔德库（Gerdkuh）城堡，让重镇库姆直面其兵锋。更重要的是，1100年，哈桑将目光投向波斯中南部、塞尔柱帝国的心脏伊斯法罕，他派兵攻占了伊斯法罕郊区的沙赫迪兹堡，并成功使伊斯法罕郊区的人改信伊斯玛仪派，向尼扎里势力交税而非塞尔柱当局。 在对堡垒的管理上，哈桑不注重统一原则，而是借鉴“诸岛体系”，允许各堡垒长官享有独立军政大权，即各堡垒只对鹰堡负有宗教性义务：信服与传教。前言已经论及，这种给予分支高度自治权力的体系有利于势力较弱，活动较隐蔽的教派展开活动。 尼扎里派最为著名的就是其令人闻风丧胆的刺杀行动，他们的刺杀组织叫做菲达伊（ألفدائي 为真主献身者）。尼扎里派对塞尔柱、十字军、法蒂玛统治阶级的多次暗杀其害怕不已，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神乎其神的传闻，其中多有夸大、讹传，如哈桑命令其手下跳崖，他们便毫不犹豫跃下、哈桑借助大麻使战士产生幻觉赴死，他们也由此得名“阿萨辛派”（Assassin ，词源为阿语的吸大麻者（ حشاشي hasshashiiyun）。   上图：虚假的Assassin 下图：真实的Assassin 笔者无从考究其是否有吸食大麻之习惯，吸食毒品进行战争并不是少见的行为，现代美军军营中尚有吸食大麻的习惯存在，那么在古代那个对毒品概念淡薄的时代，借助致幻产品进行战争则完全不足为奇，一些人就这一点对尼扎里派展开批驳，颇犯了脱离时代评价历史事件之大忌。而刺杀一事亦不是尼扎里派乃至什叶派专有，早在阿拔斯王朝前期，逊尼派哈里发就曾多次毒杀什叶派成员，且对弱势政治团体而言，低成本高回报的刺杀行为是其对抗强大势力的理想选择，如此传说，难免有污名化之嫌，如果说尼扎里派当真如此不堪，为何早年有如此多的信众归附之？其他世俗政权的统治者不进行自我反思，反而每逢刺杀，辄归罪于尼扎里派[3]，随后派重兵围剿、屠杀之，这岂不火上浇油，更激起地区百姓之反抗？由是我们可以看到尼扎里派的污名化过程掺杂了大量敌对政权的政治考量，而非所谓基于民意进行的公理性批判。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一个目的所在：想要打破人们对什叶派的刻板印象，这绝不意味着去信服什叶派的某些教义观点乃至信奉之，而是想用一种通俗性的语言将它尽可能地不带有过多刻板印象地展示出来。 尼扎里派正式形成后，哈桑以伊玛目的见证者（类似于正统派小隐遁期）的身份进行教派管理，教徒认为尼扎尔的继任者在鹰堡内隐遁了起来，亦即尼扎里派形成后就进入了新一轮隐遁期，根据出土的金币记载，一直到第三代见证者，尼扎里派发行的金币都是以尼扎尔为名而非哈桑。哈桑晚年，由于塞尔柱王朝于1115年结束了内乱，两者的新一轮冲突再次爆发，然而塞尔柱经历内乱元气大伤，各地离心离德，很难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征服尼扎里派，尼扎里派毕竟实力有限，在拓展了各地的堡垒后，也很难组织一支大军去攻占城池。哈桑于1124年6月去世，新领袖、波斯本土人士克雅·布祖格继续扩张政策，于1126年受制于塞尔柱的围剿而停止，但克雅整顿后继续扩张，巩固了鹰堡周边山区的统治。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终于选择与尼扎里派和谈，二者冲突告一段落，鹰堡也进入了一个稳定的转型期。 ·尼扎里派与其他势力的斗争 鹰堡势力与塞尔柱和解后，将远光投向了里海沿岸的宰德派阿里诸政权，1132年，尼扎里派东进打败了宰德派势力，随后与里海沿岸各个小政权发生冲突，这时甚至有逊尼派想借尼扎里之“刀”，剿灭宰德派在里海沿岸的力量，随后宰德派的势力一再退缩，西逃至吉兰省山地，东遁至戈尔甘等边缘地区。同时胡齐斯坦这一第一分部也与当地的逊尼派政权持续对抗。 在除鹰堡外的诸分部，最有成就的当属以马斯亚夫城堡（下称马堡）为中心、以拉希德·丁·锡南为领袖的叙利亚分部。在锡南之前，叙利亚分部的进展并不顺利，被围剿逃至大马士革后，1126年，巴赫拉姆传教士的斗争始有成效，然而其人于1128年战死，叙利亚分部遭到毁灭性打击，进入二十余年的沉寂。叙利亚的信徒们很可能从早年在大城市宣教的失败中得到教训，转而将目光投向叙利亚沿海的山区，在那里，他们购置城堡，在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的斗争中胜利，并以马斯亚夫堡为中心，在叙利亚山区掀起一阵“尼扎里风暴”，数十年后，在锡南的带领下西击十字军政权，南抗法蒂玛异端，成为了仅次于鹰堡的尼扎里第二势力。  右边是《刺客信条》系列的锡南 拉希德·丁·锡南（رشيد لبدين سنان），作为尼扎里派第四代领袖哈桑（非第一代哈桑）的亲密战友，1162年继任分区领袖后，在叙利亚分区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扩张活动，特别是组建刺杀集团菲达伊，利用高超的政治手段在十字军、赞吉王朝以及后续的阿尤布王朝（法蒂玛王朝在锡南时代已近乎瓦解，不久灭亡，故两者交集不多）间斡旋，成功地扩展了尼扎里派在叙利亚地带的实力。他的刺杀活动以精准频繁著称，因其主要在叙利亚山区活动，西方史书故以“山中老人”称呼之，而直到马可·波罗将尼扎里派的领袖统称为“山中老人”，这一专属概念才得到延展。故而国内许多人将哈桑·萨巴赫视为“山中老人”的起源是一种讹传。 1173年，锡南首先与十字军政权和解，随后与阿勒颇、大马士革一带的赞吉王朝结盟，因为埃及的萨拉丁此时以及取消了对赞吉王朝的臣服，自立门户，并东进叙利亚。锡南两次派出精锐刺杀萨拉丁，不想萨拉丁由于种种机缘巧合躲过了刺杀——这可能是尼扎里派刺杀史上一大败笔。萨拉丁灭亡赞吉后，回头攻打马堡，不想马堡过于坚固，加之尼扎里派的宗教热忱加持和持续的暗杀活动，以及萨拉丁劳师远征，士卒无心再战，也许还有萨拉丁后来想要借助尼扎里派共抗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考量，使得两者很快又达成和平协议。  马堡周边局势更复杂 锡南同时直面着十字军建立的诸拉丁王国政权，在与萨拉丁和解后，尼扎里与基督教国家的矛盾也开始激化，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公爵、伯爵被暗杀的事件。1193年，锡南逝世，他在位期间，尽管有些刺杀的幕后主谋存在争议，但从结果来看，他领导下的尼扎里派无可争议地在这一多方势力争斗的地盘中存续下来并得到发展。 鹰堡早、中期的教义发展 ·哈桑·萨巴赫的泰里木教义之重申 与法蒂玛王朝建国初一样，尼扎里派也因为重心在于现实斗争而忽略了教义教法的理论建设。哈桑·萨巴赫作为有着神学基础的神学家，在其神学论文《四章》(الفصول الرابعة)重申了泰里木教义，即强调人类不仅需要理智，更需要一名具有不谬性的伊玛目指引，且每一代伊玛目有权利独立诠释天启，这是一种重视实际的理性主义。另外，哈桑·萨巴赫要求成员恪守沙里亚教法，饮酒作乐不被允许，他甚至处死了自己饮酒的儿子，可见其执法之严明。 ·四代领袖哈桑的转型：“末日论”与自封伊玛目 专注于对北方小政权进行战争的第三代领袖穆罕默德·本·布祖格·乌米德于1162年去世后，其子哈桑根据遗嘱继承大统。哈桑博学多才，并且受到当时东渐的苏菲主义影响，上任两年半后，他于1164年召集诸分部领袖，公开宣布伊玛目任命哈桑为其助手哈里发，并将塔基亚原则与沙里亚挂钩，宣布弃置沙里亚教法、无需塔基亚的末日时代（القيامة）已经到来。这一宣告等同于布告世人，世界进入了末日时期，最终审判人类功过的审判日（清算日）也将来临。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的选拔宣告，也使尼扎里派进入新时期。  不久，哈桑又直接宣布自己就是宣布末日的伊玛目，这证实了之前许多尼扎里信徒对尼扎里后代东逃至此的猜测，因此得到了所有信徒的拥护。末日时代到来后，哈桑要求信徒们竭力感悟教义内在的精神内核，不需要念诵、笃行，而在于内心之觉悟，觉悟一到，便可以与伊玛目——即哈桑进行直接联系，这明显受到了苏菲神秘主义之影响。 ·五代领袖努尔丁 对末日论、泰里木教义的补充完善 1166年，哈桑被谋杀，其子努尔丁·穆罕默德即位，他对尚未来得及深入阐释的末日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完善。他要求信徒若想进入真理终极境地 哈吉卡（حقيقة），就必须要求伊玛目本人做到形而上的超越，使信徒看到无遮掩的真理。而哈吉卡正是所有教徒追求的最终世界。在末日时代来临后，努尔丁取消了所有的官衔，将人类划分为三类：“反对者”（不信尼扎里派的人），他们被排斥于精神世界之外，是尘世之人，与末日时代毫无关联；“分层者”（尼扎里派普通教民），他们代表人类的精英，有着对天启内在真谛的部分领悟；“合一之人”（尼扎里派高级教民），他们完全领悟天启的真谛，能完全抛弃沙里亚，享有天堂的永恒救赎。然而，真正达到第三级的人少之又少，多数教民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并没有像后世穆斯林批判的那样完全弃教法而不顾。 另外，在泰里木教义的基础上，他加强了现任伊玛目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即当新一代伊玛目的观点异于前一代时，教徒应当听从新一代的指示，此谓之创制（依智提哈德 اجتهاد），这种思想有利于每一代伊玛目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解释天启，指引人们行动。在谱系方面，努尔丁正式向教民承认自己的父亲就是当年被废黜的尼扎里的后代，使尼扎里派的合法性得到了完善。 四五代时期被称为“末日时代”，鹰堡的尼扎里派在这段时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同时在世俗势力的争夺上较前代相比也显得非常消极，大家都专注于向内心寻求真理，丝毫不顾忌外部势力的反扑，导致鹰堡势力出现了收缩，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六代首领政策的反转。 03 C 振纲纪以图再兴——鹰堡时代的中兴 ·加拉里·丁·哈桑的回归隐遁与务实政策 1210年，努尔丁去世后，加拉里继任，然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基本推翻了四五代的激进体系。笔者认为，这与当时塞尔柱王朝灭亡，逊尼派阿拔斯王朝的回光返照、新兴势力花剌子模的积极施压有关，前代的末日时期让尼扎里各派沉浸在末日时代的内心求索中，却不知外界已经时移事易：埃及与马堡尼扎里交好的阿尤布王朝被突厥奴隶禁卫军控制；塞尔柱王朝在十二世纪末分崩离析，走向消亡，阿拔斯哈里发摆脱其控制，纳斯尔哈里发试图恢复逊尼派对周边的影响力；东部，咸海边的花剌子模崛起，灭亡暮气沉沉的塞尔柱王朝，随后进犯波斯一带，波斯势力纷纷臣服之。 加拉里知道，如果再沉湎在精神世界，尼扎里派的存续将出现危机，故而立刻改变政策，借助创制论，宣布末日时代结束，随后向阿巴斯、花剌子模表明自己策略的转变，愿意交好诸国。1211年，哈里发纳斯尔同意两派和解，加拉里邀请逊尼派的教法派别中的沙斐仪派来鹰堡讲学著书，鹰堡大开学术自由之风气，加之蒙古已经在中亚地区掀起扫荡风暴，许多中亚、呼罗珊的学者纷纷逃至此地，各派、各端学者纷纷来此讲学。同时，他缓和了与周边小政权的关系，鹰堡进入了和平年代。  而在西边的马堡，阿尤布王朝与之结盟共同对抗十字军的后续侵略，尼扎里派甚至出兵援救逊尼派的阿塞拜疆抵抗游牧民族，为表达感谢，阿塞拜疆将部分领土给予了尼扎里派。以尼扎里派为代表的什叶派，在此时居然与逊尼派诸国达成了如此团结的联盟，这与加拉里的务实政策与游牧民族日益严重的威胁关联颇深。 对于加拉里的改革，尼扎里派的信徒也纷纷赞同，他们用塔基亚原则来诠释这次事件的合理性，面对周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不如妥协让步，化敌为友，以后徐徐图之。加拉里于1221年去世，他一系列伟大改革，使尼扎里派成功转型为偏温和什叶派，并成功与逊尼派诸政权达成联盟，鹰堡也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巅峰期，可谓中兴之雄主。 ·阿拉·丁的中兴延续、学者图西的教义革新 阿拉·丁上任后，延续了加拉里的政策，但同时在宗教层面上调和了四五代与第六代政策，他支持尼扎里派用塔基亚原则伪装成逊尼派，同时又开始逐步废除沙里亚教法，恢复了部分末日时代的仪式。 鹰堡晚期，对尼扎里派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入驻鹰堡的大学者纳绥尔·本·阿布·贾法尔·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本·图西（纳绥尔·丁·图西）。 大学者图西，科学贡献及其巨大 图西于1201年出生于十二伊玛目家庭，但是后来成为胡齐斯坦尼扎里分部的学者纳绥尔的随从，之后来到鹰堡，开始了其三十年的学术创作生涯。 图西在鹰堡期间，除了进行天文学、哲学论文的创作外，还对尼扎里派的教义进行了大量的阐述，最重要的是对末日时代和隐遁说的再阐释：图西认为，末日时代并不代表人类历史的总结，反而是人类生命的过渡期，当塔基亚停止后，人类可以直面真理，赞同了四代领袖哈桑将塔基亚与沙里亚视为具有一致性的观点。[4]同时，这种阶段论、轮回论也反过来证明了六代领袖加拉里恢复塔基亚的合理性——此举宣告着尼扎里派进入了新的隐遁期，又可以等待下一个宣告末日的伊玛目（伊玛目卡伊姆）开启末日时代。他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尼扎里派的隐遁期，不再是伊玛目其人之隐遁，而是其代表的真理与精神的隐遁，这有一种将塔基亚原则延展到隐遁学说的倾向。 总而言之，图西的创制举措让尼扎里派依据现实需要做出的灵活政策转变得到了更加系统、确切的合法性，并且这种“精神隐遁，伊玛目不隐遁”的新隐遁期学说对于后世尼扎里派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这也让今后以尼扎里派为代表的伊斯玛仪派有着其他教派无可比拟的高度灵活性与隐蔽性，能够平稳渡过没有政权的动荡世纪[5]。 只可惜这些进步性的原则没能在鹰堡时期得到良好贯彻，鹰堡时代就迎来了它的终章。 04 D 雄鹰之堡，难敌驭鹰之人[6]——鹰堡时代的覆灭 鹰堡政权经历了六代加拉里的改革，成功中兴，又成功与周围的逊尼派政权交好，成功将伊斯兰世界链接为整体，学术也在此时达到巅峰。然而，上帝就像给每个人开了玩笑，13世纪，注定是来自蒙古高原的铁骑的时代，不止是伊斯兰世界，西至爱尔兰，东达日本海，整个亚欧大陆的文明，此时纷纷噤若寒蝉，俯首于铁骑的弯刀下。 1221年，蒙古已经在中亚掀起狂潮，临终的加拉里也看到了这一端倪，马上致信成吉思汗，请求两国结好，蒙古军队此时势力尚未染指波斯，故而保持了短期和平，然而这是一个大局势，即整个伊斯兰世界此时与扫荡中亚的蒙古帝国尚且保持和平往来，鹰堡也趁花剌子模与蒙古交战之时收复了波斯南部的诸堡垒，国势日盛。 可是，就像南宋选择了联蒙抗金而非共御北狄，鹰堡选择背后骚扰花剌子模，“唇亡齿寒”的教训一次次地被历史上的人们证实。 造化弄人，图源史图馆 1231年，花剌子模灭亡，蒙古开始打破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好政策，双方关系愈加紧张，伊斯兰世界这才意识到危险性所在。1238年，尼扎里伊玛目与阿拔斯哈里发联盟向英国、法国的国王求助抗蒙，可远在西欧，且存在教义冲突的王公们怎么会搭理他们？这次请盟不欢而散[7]。局势愈发紧张，1246年，阿拉·丁派遣使者庆祝贵由大汗登基并请求和平，被其粗暴拒绝，贵由，以及继任者蒙哥开始了对波斯地区的征服。1250年，蒙哥令其弟旭烈兀出兵尼扎里派地区，1253年底，蒙古军队已经灭亡了大部尼扎里在波斯的城堡。1255年，阿拉·丁暴亡，胡尔夏接任伊玛目，此时的鹰堡已是风雨飘摇，胡尔夏多次求和拖延未果，1256年9月，旭烈兀集中全部力量，围攻剩下的尼扎里城堡，1256年11月9日，胡尔夏走出麦孟地兹城堡投降，波斯尼扎里国家灭亡，12月，总部鹰堡陷落，1257年，本因投降被善待的胡尔夏在被蒙古侍卫送行的过程中杀害，其余数十万波斯尼扎里派信徒全部遭到屠杀。1270年，波斯境内所有的城堡全部陷落，鹰堡时期走向尾声。 叙利亚分部的马堡的抗争还在继续，1258年，立国五百年的阿拔斯王朝覆灭，随后蒙古进军叙利亚，1260年，已经于十年前取代阿尤布王朝在埃及和沙姆地区统治的马穆鲁克王朝与尼扎里派一起在艾因·扎鲁特首次击败了蒙古骑兵——这是蒙古西征进程的终点。随后，马堡与苏丹拜巴尔斯一世（Baybars）保持和平，然而拜巴尔斯有着更远的打算，他想尽快实现对叙利亚地区的完全统治，而不是放任尼扎里派占山为王，马堡此前因为1260年的内乱元气大伤，此时已经基本臣服于马穆鲁克王朝，拜巴尔斯逐渐取消了他们的独立地位，解除各个堡垒的传教士，收编统一管理，1273年，马堡势力覆亡，剩下的信徒被允许在山间有一定自治权地生活。至此，尼扎里派失去了独立政权。 05 余绪 中世纪之光——最具有传说性的什叶派别 伊斯玛仪派，从起初作为最不被穆斯林们看好的偏激派别独自进行宗教活动，到中世纪与逊尼派两分伊斯兰世界的强大政治实体，再到今日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全球性宗教组织，整个过程如梦如幻，随风来散，却也赋予了这个教派独特的史诗色彩。 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并不是它区别于其他派别的地方，它真正的强大性和独特性在于其组织形式始终具有一种高度的严密性。它承袭了原来的正统派具有的塔基亚原则，并将其原则的实践效果发挥到极致，如果说正统派构建了什叶派大部分的教义、教法，那么伊斯玛仪派就是这些教义教法最积极、活跃、成功的实践者。除了严密性，它的灵活性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无论是萨拉米亚时期采取层间严密、基层自主的传教措施，还是法蒂玛王朝时期著名的“诸岛体系”，还是尼扎里派采用的堡垒分治以及末年采用的“新隐遁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对现实情况改变的积极回应，它绝大部分时期选择正视问题，而绝不是像逊尼派的罕百里派、正统什叶派的阿赫巴尔派那样企图回溯过往寻求出路，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伊斯玛仪派强调理性主义，崇尚现代科技知识、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鼓励参与市场竞争等一系列与现代化接轨的信条，而不像一些掌握了政权的教派国家始终对现代化、世俗化存在着抗拒心理。 然而我们始终无法回避它的失败这一已成定论的事实，即它自鹰堡时代落幕后至今没有一个独立的世俗政权信奉该信条。为什么它会从中世纪的主角之一落到今日之田地？这也许与它自出身起就内含的封闭性脱不了干系——早年的秘密斗争，让它已经习惯了作为秘密组织活动的时代，对入教过程进行的严格限制，在它建立法蒂玛王朝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使得教派在境内的传播始终存在一种矛盾性的阻滞：他们想要让民众接受“真理”，却又提防着他们玷污“真理”。理论上追求普世真理与信众平等，实际上处处暗含精英主义、等级制度（伊玛目和诸神职人员）的规训内涵。 而在鹰堡时代，哈桑·萨巴赫学会了调动民族情绪、注重世俗解放来吸引入教，但是他的政策在四代哈桑的末日时代里被中断了——教民们追求内心的真理，忽略对外的宣传，处处体现着苏菲主义、波斯本土的秘仪传统对之造成的巨大影响。然而如果没有波斯人的支持，鹰堡时代本身又不会存在——这是个颇有意思的“萧何悖论”，陷入的困境就像法蒂玛王朝因早期的秘密性而成，立国后又为之所累。当然，我们看到了加拉里的改革初见成效，然而时局如棋，变幻莫测——如闪电般袭来的蒙古人摧毁了伊斯玛仪派延续政权的最后尝试。相反，温和的十二伊玛目派长期坚持的依附政权著书立说的原则在这时成为了最优选：伊尔汗国采用了十二伊玛目派（学者图西的推动是重要因素），随后又是萨法维王朝立正统什叶派为国教——波斯这片土地再也不是伊斯玛仪派的主场，它们退居山中，又经历几次演变，有的进入帕米尔山区，有的进入印度，成为今世人们称呼的霍加派，其领袖仍然追认尼扎里为正统，自封传承人，成为一个公益性的宗教组织。 在伊斯玛仪派的历史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机关算尽，终不敌时势所趋的悲情英雄的形象。 （未完待续） 参考 [1] Waterson, James, The Ismaili Assassins. A history of medieval murder (Yorkshire, 2008) 79 [2] Willey, Peter. Eagle's Nest: Ismaili Castles in Iran and Syria. Bloomsbury Academic. p. 58.. [3] Daftary, Farhad (1998).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smailis: Traditions of a Muslim Commu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558761933. [4] 《伊斯兰伊斯玛仪派简史》原注：“纳斯尔丁·图斯（西）论述伊斯玛仪派的众多文章以及他本人的教派属性，请参阅M. Mudarrisi Zanjani 的 Sargudhast va ＇aqā＇ id-i falsaft-yi Khwdja Nasir al-Dtn Tul （Tehran，1335／1956）第27-34,54-56,125-130等页；M．T．Mudarris Radavi的 Ahndil m āthār-i·--al-Tust（第二版本，Tehran，1356／1977），第14-32等页；Hodgson的 Onder第 239-243等页；Poonawala的 Biobibliography 第260-263等页；W．Madelung的'Nasir ad- Din Tusi＇s Ethics between philosophy， Shi＇ism， and Sufism’， in R.G.Hovannisian（编）的 Ethics in Islam（Malibu，Calif，1985）第85-101等页，H．Dabashi的'The Philosophet／ Vizier：Khwaja Nasir al-Din al-Tüsi and the Isma＇ilis’，in Daftary 的 Mediaecal Isma＇ilis History第231-245等页。” [5] 博学的图西不仅丰富了伊斯玛仪派的理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影响深远：他在鹰堡覆灭后辅佐蒙古的旭烈兀攻占巴格达，灭亡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随后他恢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信仰，让旭烈兀处死哈里发，后来专注于学术研究，他主持修建先进的天文台，提出许多先进的天文、哲学理论，对保存什叶派实力、推动蒙古时代的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6] “驭鹰人”指代蒙古帝国，游牧民族有育鹰传统。 [7] Hunyadi, Zsolt; Laszlovszky, J¢zsef; Studi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Dept of Medieval (2001). The Crusades and the Military Orders: Expanding the Frontiers of Medieval Latin Christianit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 32. ISBN 978-963-9241-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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