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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资本主义：情感理性化、痛苦叙事与自我的制造——读伊娃·易洛斯《冷亲密》
一、情感人与情感理性化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公私领域的分离被证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公私领域的界限也逐步被制造：“公”的领域是生产的、政治的领域，是由男性主导的，充斥着男性气质，强调理性与力量。“私”的领域是生活的、情感的领域，是女性发挥作用的空间，细碎的家务劳动、儿童抚育、为在“公”领域奔忙的丈夫提供服务、女人与亲子（以及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在家庭这一私领域进行。但伊娃·易洛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透视现代性的视角：当我们将情感视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故事中的主角时，无情感的公共领域与充满情感的私人领域之间的传统划分便会开始消融，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与高度专业化的情感文化的生成是齐头并进的（第7页）。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内部、还是在工作人员与顾客之间、抑或在亲密关系中，情感与理性的交融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情感沟通能力被强调，自我被重塑，公私领域的二分及其对性别分化的影响也在变小。这一切是为何以及如何发生的呢？在《冷亲密》这本书中，易洛斯从经济与情感融合的视角出发，更确切地说，从市场类目与心理学的语言交织与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新的情感文化与社交形态的生成机制与过程。易洛斯认为，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语言的发展扩张带来了工作场所和婚姻家庭各领域的情感文化的变迁。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类企业开始借助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公司内部的纪律管理和生产力问题找寻良方，情感沟通能力（情感资本、情商）被强调。情感劳动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劳动样态，特别是在服务行业。这就导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围绕情感的公私领域二分以及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被消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变得更加独立，也越来越意识到女性自身在私人领域内的权利。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疗愈叙事与女权主义叙事相结合，重组了关于自我、情感生活甚至是社会关系的相关概念。在亲密关系中，自我不断被强调，情感沟通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被理性的审视，亲密关系置于一系列客观中性的审查和论证的程序当中，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常常展开自我反省、进行沟通协商。这种情感纽带的理性化催生了一种“情感本体论”，即情感可以从感受主体中分离出来，以便人们去控制和阐明。这种情感本体论使得亲密关系越来越“通约”，易于去人格化，或者说，亲密关系可能会被剥夺其存在的特殊性，被按照一系列抽象的标准来评估。这反过来说明，亲密关系已经转化成可用来相互比较的认知对象，也便于人们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亲密关系中的得失。事实上，这种通约的过程更有可能使亲密关系沦为一种可替代物。换言之，它会使亲密关系沦为人们可以拿来买卖和交换的物品（第52页）。在本书第三章，易洛斯通过对现代世界网络交友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对互联网世界从浪漫爱情到理性爱情的转向机制、复杂过程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在本书中，易洛斯将情感的商业化（情感劳动）、企业内部的沟通情感化（情感资本、情商）以及亲密关系的理性化三个问题统合到了一起论述。在她看来，心理治疗、经济生产率和女权主义这三种文化理论相互交织、重叠在一起，它们为情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理、方法和道德推动力，从而可以将情感从内心生活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将其置于自我与社交的中心位置。如果说生产领域将情感置于社交模式的中心，那么，亲密关系则越来越多地将一种讨价还价和交换的政治与经济模式置于其中心（第52-53页）。“情感人”在工作与家庭中的兴起，伴随着的是情感理性化的全面发展。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易洛斯还未思考清楚，但在本书第三章小结中，易洛斯极富洞见地提炼出“情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情感资本主义文化中，情感已经成为一种可被评估、检查、讨论、协商、量化和交易的实体。情感资本主义为经济交易——实际上也为大多数的社会关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关注，它聚焦于情感的语言管理使情感成为对话、认可、亲密关系和自我解放策略的重中之重（第163页）。这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还导致了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深刻变革。在易洛斯看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都需要并制造了人们分裂的自我，这个自我总在策略性的工作领域与家庭内部、经济领域和情感领域、自私自利与合作共赢之间自如切换。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却不同。现在，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个新阶段。不仅是市场中的成本收益文化分析法被用于所有的私人领域和家庭内部的互动，而且，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从一种行为领域(经济方面)切换到另一种领域(爱情方面)（第170页）。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消费主义与性解放这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劝服话语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把自我、性和个人生活都变成了建立和表达身份的关键领域（第65页）。这一时期产生的自助叙事不仅与精神上的失败以及痛苦叙事密切相关，而且实际上正是由后者催生而来的（第70页）。自助和自我实现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记忆(尤其是关于痛苦的记忆)的叙事。在这个叙事的中心有这样一个指令，人必须锻炼自己咀嚼痛苦的回忆能力，这样才能最终摆脱痛苦。正如福柯在他的《性史》中所说，对自我的关怀，如果放在关于健康的医学隐喻中，就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它一方面催生出“病态”的自我，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纠正和转变自我（第80页）。易洛斯认为，疗愈性叙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充斥着各类权利话语的文化之中。个人和团队越来越多地要求得到“认可”，要求各类机构承认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并为之作出相应的补偿。公民社会中到处都是需求市场和权利话语，二者之间脆弱的、充满矛盾的、不稳定的交会处，变成了疗愈性叙事的运作场所。正是这种叙事成了许多人所称的受害者情结和抱怨文化的核心（第83-84页）。而随着疗愈性叙事在市场上的传播，这一疗愈性道德观也从知识体系转变成了雷蒙·威廉斯所称的“感觉结构”。它成为一种深刻内化的文化图式，因为它掌控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生平事迹和人际交往上的认识（第74-75页）。疗愈性叙事还需要一个“转译过程”，即个人或集体行动者不断努力将自己的语言、问题、身份或兴趣转化为他人的语言、问题、身份或兴趣。女权主义者、心理学家、国家及其社会工作者大军、精神健康领域的研究者、保险公司及制药公司，都对疗愈性叙事进行了“转译”。虽然其原因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人或机构共同感兴趣的一点是，如何促进和扩大病理学中关于自我的叙事，从而实际上促成一种关于疾病的叙事。因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一新领域推广或销售的主要商品——人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病、还不够好。因而，以上这些参与者在促进健康、自助和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必然促成和扩大了心理问题的领域（第90页）。由此，情感健康成为一种新型商品，情感能力也越来越被建构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而对于这种能力的评判标准，则源于心理学家定义和推广的那种情感风格。情感能力可以转化成某种实际的社会效益，如事业升迁或累积社会资本（第94页），以及建构理想化也是理性化的亲密关系，使普通的中产阶级在私人领域获得寻常的幸福（第102页）。情感能力在工作与家庭中都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本”。从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易洛斯讨论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情感文化与情感结构转变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心理治疗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的浪潮等。由此，“情感自我”被不断制造，但在此过程中，也使得自我很容易不断“沉沦”，难以走出情感理性化与情感痛苦的双重困境。其精彩的论述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也十分具有启发。结合我自己的观察，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中产阶层女性的情感痛苦与情感理性化，二是寒门子弟上大学后的情感痛苦及相关研究。在“豆瓣”等社交媒介以及现实生活中，我曾长期观察过几位中产阶层女性的情感痛苦问题。这些女性有几个较为共同的特征，出身于县域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正式职工）家庭，这类家庭无论从经济资本还是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层面而言都处于县域中上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许多家庭只能生一个女儿。这类家庭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要求较高。但是，其中一些家庭在中国压缩式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在伦理与价值观念上呈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对女儿的控制欲也较强。这些家庭努力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实现阶层的维持与上升。在此过程中却也造成世代之间的隔膜与裂痕。当这些年轻女性越来越个体化，特别是接受了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响，会对父代的种种观念与行为产生强烈不满，对社会不公与性别不平等也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为解决内心的痛苦，一些中产阶层女性求助于心理治疗与女权主义的疗愈性叙事。但正如易洛斯所言，最终造成的结果却是，心理治疗话语帮人们创造了个体对于痛苦的记忆，却也创造了许许多多它本应该去减轻的痛苦。这些中产阶层女性长期陷于情感痛苦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通过接受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多子女家庭中的女性特别是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女性，在阶层流动与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亦对原生家庭与出身的农村产生了浓厚的怨恨感，这种怨恨感经由社交媒介不断发酵，在现实中却又难以排解，进而使得她们也求助于（网络/书籍）心理治疗与女权主义的疗愈性叙事。但是，与新自由主义结成“秘密同盟”的女权主义却难以真正有效回应“娜拉出走后会怎样”这一时代问题，反而使得这些人更加陷于个体化的、身份化的以及叙事性情感痛苦的困境，一些人还会在社交媒体这一“情感机器”上寻求身份政治的自我认同，但却难以再造社会（社区）共同体，以真正帮助这些女性实现真正独立自由、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在亲密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当中，不仅上述两种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如易洛斯所言，更加要求在亲密关系双方中的自我反省与沟通协商，进一步推动了情感的理性化进程。但是，在此过程中，女性很容易受过往的情感痛苦叙事的负面影响，还很容易受到来自双方原生家庭的牵绊与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情感理性化进程的不顺，进而使得亲密关系的建立与长久维系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即使亲密关系理性化进程顺利发展，这种愈加理性的亲密关系构建的前提条件会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也更加具有脆弱性，很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破裂。随着阶层流动速率的下降与社会分化的加剧，近年来，“寒门子弟上大学”问题引发了公众与学界的关注。学界兴起了一种“自传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随着社交媒介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上也兴起各种话语与标签——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孔乙己的长衫等等，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文化界与学术界还兴起了非虚构写作与作品出版的热潮。这三种社会浪潮共同激发了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对“自我书写”与疗愈性叙事的追求。然而，正如易洛斯在本书中所言，疗愈性叙事显著地改变了自传的书写方式。在疗愈性自传中，身份得以被发现和表达，一般是通过描述痛苦的经历和讲述故事时获得的对情感的重新理解。如果说19世纪的自传叙事通常很有趣，是因为它们常带有“白手起家”的故事情节，那么，当代自传则具有相反的特征，它们是关于精神痛苦的（第78页）。这使得疗愈性传记成为具有感染性的文化结构，把自身身份塑造成了生病的主体（第83页），并将其原因简单导向原生家庭与阶层以及一些特殊事件。因而也使得疗愈性传记几乎成了一种理想的商品，充斥着各类权力话语，要求个体的痛苦被看到、被承认，形成受害者情结与抱怨文化（第83页）。在话语与标签的影响下，这些寒门子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被大幅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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