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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墓志》，全称《唐故董府君墓志铭》，唐开元三年（715年）刊刻，志长宽56厘米，21行，满行21字，共计400余字，2002年出土于山西长治市郊。 
《董秀墓志》刊刻精细清晰，虽是楷书，却多融入行书笔意，秀美峻丽，笔致爽利，结体谨严，游丝牵带，既承隋碑的典雅，余意，又具盛唐流美的韵味，挥洒适意，雅致风流。
董秀，史书不传。曾有推文云《董秀墓志》“记述志主世代官宦游历，历经隋唐之变，直至唐中期武后时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此言谬矣。盖实未详读《董秀墓志》内容，而以寻常墓志推言之。君讳秀，字荣，陇西人也。远祖胡浚，封屯留侯，子孙因官遂居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境内）。自剖符锡命，启土宇于隆周，授简开祥，擅羽仪于盛族，家风祖业可略而言。祖粲，隋朝散大夫，父莹，韬光不仕，并丹山发彩，蓝谷驰芳，神粹降灵，温恭植性，天资英杰，擢嵇树于千寻，学海澄澜，湛黄陂于万顷。道可安排，素履咏平子之归田，抱甕浇畦，自得忘机之乐。君趋庭雅训，暎荧雪以飞文，负笈从师，颇得垂惟之趣，孝成百行，宿殚昏定仪，早悟三空妙缘，斯尽恒修，梵行超越俗中，精进持心，逍遥物表，岂谓与善无徵，春秋七十有四，开元元年九月九日卒于私弟（第）。夫人宋氏、王氏，禀训闺闱，承规阃则嗣红，妹而珽质，资路媛以凝神，举案之礼，聿修鼓盆之化，俄及开元三年，岁次乙卯二月癸丑朔八月日庚申合葬于潞州城南廿里平原，礼也。其地左依龙岭，右眺漳滨，南望雄峰，北临狐堆，嗣子珍宝等，南陔相训，凯风之乐未终，东箭不留，蓼莪之痛行及，恐桑田有易，陵谷变迁，勒石泉扄，千年不朽，其词曰：邑号英雄，乡称哲士，翰菀生花，词林闲绮，业峻高严，韬光不仕，物外幽栖，不拘俗累（其一）；有周降祉，爰发宗华，腾声西陇，流派秦东，弈叶骈暎，耆德惟公，游心三宝，悦志谈空，潘阳寂寂，花萼邕邕，永沦晖于厚夜，望听署于悲风。据志文可知，董秀远祖胡浚，可能因在周时封屯留侯，子孙遂居上党，“自剖符锡命，启土宇于隆周，授简开祥，擅羽仪于盛族”。实则时间久远，已无可考，故言“家风祖业可略而言”。
董秀的祖父董粲曾任隋朝的朝散大夫，父亲董莹则“韬光不仕”，实际是一个“素履咏平子之归田，抱甕浇畦，自得忘机之乐”的隐士。董秀也不曾为官，“逍遥物表”，并且好修佛道，“君趋庭雅训，暎荧雪以飞文，负笈从师，颇得垂惟之趣，孝成百行，宿殚昏定仪，早悟三空妙缘，斯尽恒修，梵行超越俗中”应是一个居家修佛的隐士。董秀死于唐开元元年（713年），开元三年（715年）与夫人宋氏、王氏合葬于潞州城南廿里平原。董秀死时74岁，则其生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历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后周、唐中宗、唐玄宗等唐代的前中期。董秀世居上党，死后葬于潞州。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北周宣政元年(578年)于上党郡置潞州。隋开皇初废，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称潞州。领上党、长子、屯留等县。据志可知，志主董秀既无“官宦游历”，也未经“隋唐之变”，更勿论志文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董秀墓志》的最大的价值不在其历史价值，更多的应是其书法艺术价值。其表现有二：一是为后世提供了楷行结合的精美范本。碑文笔法爽利，结体谨严，在用字结构上吸收了隋碑的典雅工整的特点，同时又掺入行书的灵动，有些字甚至就是行书字体，如“得”、“私”、“有”、“称”等字，展现了秀雅流美的韵味。二是开了“行狎书”入碑的先河。在钟繇书论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书体用途的分类学说。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载：“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顾名思义，三体的划分依据是功用。从严肃庄重的铭石书，到日常文书所用的章程书，再到亲友相闻的行狎书，三体功用的正式程度逐渐降低。
所谓“铭石之书”，指铭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书写碑版的字体。书体通常为该时期的官方正体（如魏晋时的隶书，南北朝以后的楷书），典型的铭石书大多严整、方峻、尚法度、重装饰。“章程书”，即书写政治文件、奏章等字体，也就是正书，又称为真书。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章程书”。“行狎书”，又作“行押书”，即行书，平时人们用来私下写收信的字体，应用范围主要是书信往来，南齐书法家王僧虔又以“行书”作解。墓志也是“铭石书”，隋唐以前多是篆书、隶书，楷书，自唐中期以后，始见行书入碑。其中著名者如唐李邕的《麓山寺碑》（730年立）、《云麾将军碑（742年立）》等。《董秀墓志》楷中掺行意，甚至直接以行书入碑，开了“行狎书”入碑的先河。唐宋后，以行书入碑者乃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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