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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最后的人祭

 历史探奇 2023-04-29 发布于河南
我们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的商人聚居区。1959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考古队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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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冈H10祭祀坑第一(最上)层和第二(中)层尸骨照片

到1977年,考古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共有三层,掩埋了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经发掘上千座人祭坑,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10人左右(尸骨或人头),而且都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2.2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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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冈祭祀坑H10剖面图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是被修整夯打过。操办人先在坑底铺了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铺垫一层20-30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2具,被砍掉了小腿或脚的有5具,单独的人头骨10枚、上颚骨1块、右腿1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3名,成年男子2名,儿童4名,婴儿2名。4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1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1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1名只有头骨;1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了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有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此外,他的身下也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的,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坑内,此外,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仪式主办人向坑内洒了一些朱砂(导致尸骨被局部染红),然后进行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土,厚0.5-0.6米。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29人,身首相连的19人,单独的头颅9枚,没有头的身躯1具。尸体呈各种姿态,俯身、侧身、仰身、直身、蜷身都有,单独的人头都贴着坑壁东南侧连续摆放,脸朝下,头顶贴着坑壁。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8人,儿童5人。
这一层随葬海贝的人更多。一名男青年胯部有两串,共31枚。编号27的,俯身,呈稍扭曲的姿态,身材较长,伸直后可能超过1.8米,胯部右侧有海贝三堆,分别是20枚、10枚、5枚,可能本是3串。这三堆下面还有散落的16枚。
这层的儿童,除了一人缺失下肢,基本是完整的全躯,有一人乳牙还尚未脱落,胸前挂一枚玉珠饰。
有两名青年(17号和21号,性别不详)姿势相同,伏地,朝东方跪拜,平行相隔1米左右,发掘者推测,这两人姿势过于规整,应当是被捆绑造成的。21号,头部右侧有一枚骨笄,自下而上插入,显示头发盘在头的右侧,可能是处死时发型被打乱了,右手臂佩一枚玉璜,手腕戴一枚穿绳的玉鱼,看来比较富贵且重视形象。和他平行伏跪的另一人(17号)没有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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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冈H10第二层平面图,17、21号尸骨呈跪伏姿势
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办人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层小卵石,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平均厚1厘米多,然后再把31件陶器送到坑内,有人在坑底将它们打碎,因为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都很集中,不像是打碎后扔下去的。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因为堆积着很多死尸,坑底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人应该是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使坑底变得相对平坦,再填入0.3-0.5米厚的灰黄色土,混杂有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人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全躯的15人,单独的人头7枚,无头的躯体2具,其中鉴定出有青年男子6人、壮年男子3人和儿童4人。这时,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仅剩深度约1.5米,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比如,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3号)背靠坑壁蹲坐,两手掩面,胸前有海贝一串(13枚),可能是被割喉或重击头部致死;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戍嗣子鼎)上,右手抓住鼎的口沿;一名十六七岁的少男(11号)双手掩面俯卧,腰部压着一件铜斝;还有一名不明性别年龄的(8号),双手掩面,身体被肢解。
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16号左手腕挂一串,腰间挂两串,共有一百多枚;18号(少男,十六七岁)臀部有一麻布袋,里面装海贝300枚以上;17号(少男,十八九岁)只剩一颗头骨,口中含有3枚贝。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是入殓时后人放入的,以让死者带着钱去往彼岸世界,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杀人者并不在意他们的钱财,而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贝,已经分不清主人。
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礼器有铜鼎、铜斝、铜爵各1件,兵器有铜戈2件、铜刀1件、铜镞1枚,不知名的小铜饰物1件。铜鼎上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所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其中一人(15号)下颌被砍落,前额上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应当是仰面躺倒后,被连砍数刀。
这层几乎所有尸骨都被染成红色,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后,主办人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又把大量成捆的丝线、麻线、丝绸和麻布放进坑内,还有一堆粟米。这些物品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的位置,似乎是为了填补空间。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着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长4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还混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土厚0.35-0.6米,应当是祭祀烧烤结束之后的柴灰和垃圾。
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又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他(她)侧身蜷缩在坑东壁下,身上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无法分辨性别和年龄。他(她)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曾推测,此人就是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她)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问题是,他(她)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应该还无法完全确定。
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0.9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着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整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主办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这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而这种富裕程度显然不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都被埋葬在祭祀坑中。这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非常少见。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1件象牙棒和5支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斝、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5公斤,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三十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合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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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鱼”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这个氏族,说明它不是太显赫。戍嗣子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坑特征得到公认,学者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粮食,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斝也是压在死者身下,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献祭的主办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洒朱砂),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人身首分离,尸身可能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可能有以儆效尤的考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人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斝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还有以手掩面的,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可能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手掩面的40岁男子(3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 “或因罪而死”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用,但在服侍王的过程中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触怒了纣王,从而导致整个家族被献祭。他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臣。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而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虽然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翦商》摘录
注释
见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75页。这三个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小屯南地H33,其中后冈H10和大司空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时期不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9页。以下关于H10祭祀坑的内容主要见于该书。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在发掘坑表面时,考古人还不容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于是多笼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还有房子(F)、墓葬(M)、井(J)等。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71页。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里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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