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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国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17ZDA272）（文章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经作者授权由“丝路审美文化互通”微信公众平台推出） 编者按：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论界高声宣扬“作者已死”的论调中，布鲁姆反其道而行之，试图恢复“主体性的冲动”，从单一封闭文本的自主性理念转换到重视诗人想象的心理学层面，主张“强力诗人”在杀死前辈的基础上，通过误读为自己创作。这种主体原创性的对抗性呈现意味着主体的高扬与审美批评的回归。在一个文学批评愈来愈多样化的时代里，布罗姆坚持回归传统，坚持人本主义审美批评倾向，尊重主体精神，为文学研究摆脱价值虚无主义，走出后现代的困境提供了参考的维度，从传统根底激发了创新力。 摘要：后现代以来，文学的审美传统因多元文化的侵蚀逐渐呈现为一种去主体化的态势，哈罗德·布鲁姆试图重返“作者”，深入挖掘“强力诗人”身上的“神性自我”，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批评实践中重新定位文学传统中真正的“立法者”。因此，布鲁姆将“误读理论”从一种文本的阅读理论转变成为主体的创作策略，考量文学史中所谓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悖论关系，这种试图恢复主体性的冲动是对当今理论界的“对抗性诠释”，呈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式的审美批评的回归。 关键词：误读主体性；“神性自我”；对抗性诠释；审美原创性 哈罗德·布鲁姆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近60年的理论生涯中解读了卷帙浩 繁的文学作品，并梳理了英美经典作家相互影响的误读关系，形成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误读理论。当代西方文论对误读问题的研究角度集中在读者和文本上，这些研究可以被归为以下两类：（1）以伽达默尔为主的当代阐释学放弃了作者原意的理论假设，力图在读者的多样化视域融合中生成意义，意义的多元化呈现使误读逐渐成为一个“合法”的概念。（2）以保罗·德曼为主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宣告了传统“正读”的不可能性和“误读”的绝对性。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文本意义是延异的、不确定的，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划上等号。与上述两大脉络相比，哈罗德·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将误读的视角转向了作者，即“误读”从一种阅读理论转变成为主体的创作策略。误读的主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强力诗人”，“强力诗人”从事的不是一般意义的阅读活动，而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这种创造活动本质上是两个强者诗人之间的误读行为。他说：“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1］(P35)这样，他就把误读的问题转换到了文学史中创作主体之间的影响关系。 一、“强力诗人”与“作者已死”的潜在论战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从神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表达作者的原创力和个性情感为中心，确立了作者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随着20世纪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瓦解了主体意图的权威性。新批评、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主义批评以语言的不确 定为前提，开始进行“去作者化”运动。其中最激进的要数罗兰·巴特，他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宣告“作者已死”，直接以“写家”（scripter）代替“作家”（writer），认为写家没有情感、想象力等主体性因素，文本呈现为语言的符号游戏。作者被剥离了所有的形而上因素，缩减到了一个狭小的、沉默的被动的接受者位置，文本不再是作者原创性的精神指征，而是充满了引语、重言、参照的语言“仓库”，读者可以无限自由地从任何方向进入文本，完全无视作者的意图。与罗兰·巴特观点相似的理论主张还有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虽然保罗·德曼也将目光聚焦在误读问题上，但他的关注点在于误读的文本性上，德曼认为一切误读的根源是语言的修辞性，他把误读的根源还原为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把语言的修辞游戏当作写作的动力，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最终都无法控制文本，文本从一开始就自行解构，“解构不是我们强加给文本的东西，而是文本就构成文本。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和否定它自己修辞方式的权威性”［2］(P193)。任何人都无法限制修辞的作用和控制语义指称之间的滑动和变异。 学界经常将哈罗德·布鲁姆和“耶鲁四学者”放在一起讨论①，但事实上，他的理论和解构主义存在巨大的差别，其根本的分歧也在于是否关心主体。“德曼在转向修辞学后，摆脱了存在主义式的对于主体性的关注，并转而信奉所谓作者的死亡，即用著名的、变化多端的转义和隐喻大军来替代作者。”［3］(P86)也就是说，在以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视域中，误读和主体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一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语言本身的困境。而布鲁姆认为没有主体，人类就无法进行阐释，因为阐释行为内在地存在强弱力量的等级秩序，如果没有权威的攫取和争夺，意义就无法产生。意义不可能产生于语言反对语言的斗争，语言不是意义的造物主，意义产生于各种真实力量之间的对抗之中，虚构的主体和语言的转义单方面都不足以强大到争取最后的胜利，只有主体之间的对抗行为本身才是诗歌的艺术和批评的艺术,在德曼看来，所有的诗歌行为或批评活动都不过是对语言问题的演习。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的出场②恰逢“作者已死”这一口号的盛行之时，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发生论争，但以主体为中心的误读理论却暗讽了“去作者化”的理论误区：“所有自称重要的理论要么属于赘述——诗歌就是意味着自身；要么属于还原——诗歌意指其他非诗歌的东西。”［1］(P70)赘述论指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形式主义流派，文学囿于单个文本僵死的语言本体之中，难免走向封闭；或者走向一个完全无视文学本体性的还原论境地，把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历史的传声筒。这两种倾向代表了当代批评的两种极端论调，一个专注于文本分析，另一个聚焦于社会历史，这两种视角都忽视了创作主体的重要性。布鲁姆的突破点在于从单一封闭文本的自主性理念转移到重视诗人想象的心理学层面。他移植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心理学概念，将文学史描述成为后辈诗人身负强大的影响焦虑进而“弑父”的逆向超越过程。他主张要恢复一种关涉强力创作主体的文学传统，真正的文学传统应该是“放弃那种企图把一首孤立的诗当作一个自在实体而理解的徒劳，而是开始这种追求：学会把每一首诗都看做是诗人——作为诗人——对另一首前驱诗或对诗歌整体做出有意的误读。”［1］(P44)他与罗兰·巴特、保罗·德曼那种解构主义式的“去作者化“行为划清界限，认为语言游戏并不能代替人类思考诗歌的语义，紧密地将误读理论与主体维度结合起来。哈罗德·布鲁姆称这种主体为“强力诗人”，“强力诗人”的出现是一出“生杀予夺”的心理内战，他必须仪式性的杀死前辈，通过“误读”前辈为自己的创作腾出空间。“强力诗人”是文学传统里的立法者。由于后辈新人的迟来性，诗歌的主题和技巧经过前辈的反复使用，留给新人的创作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后辈新人要想和前辈巨擘并肩而立，唯一的办法就是“误读”前辈，这里的误读不是故意歪曲，而是诗人和诗人之间的对抗性批评。 布鲁姆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家庭罗曼史的模式，但并不是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单置换，而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描摹“强力诗人”的心理图示：其中的关键词包括对抗性、原创力等。前辈作者所唤起的阅读焦虑，不但让后辈新人开始质疑自身作为意义被动接受者的地位，还促使他们凭借既已掌握的误读方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觉地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变革行动重新确认自我的价值，“强力诗人”的自我（ego）的形成是潜意识的，且时刻受到前辈诗人的压抑，前驱诗人始终占据在新人的“本我”（id）之中，这种关系就是弗洛伊德所讲的父子相争的家庭罗曼史，在弗洛伊德看来，“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4］(P132)。当一个人得知自己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他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混合对父母的柔情和独立的欲望，对于这种柔情，这个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偿还父母的想法，于是，他会在潜意识里编织一幅危险情景下救出父亲的幻景来偿还欠给父亲的债，在“援救”的过程中，人类会把柔情给予母亲，因为母亲赐予了生命，一般等价物是不能偿还的，所以，这种偿还一般是针对父亲的，他反抗父亲，就是不想亏欠，偿还完成后独立的欲望开始出现，俄狄浦斯情结开始退化，对母亲的柔情必须放弃，他想成为自己的父亲。这种潜意识的转换是轻而易举的。“大多数人出于自我中心利益编织的最大幻想物就是家庭罗曼史。”［1］(P63)幻景进入意识后，开始为诗人们所采用，这种“真实的诗史是诗人作为诗人如何备受其他诗人之害的故事，就像一篇真实的传记记载的应是一个人如何备受其家庭之害的故事——或他如何把家庭成员变成情人和朋友的故事”［1］(P96)。后辈新人要想克服这种先在的影响情结（Primal fixation of influence）必须挖掘前辈诗作中隐藏的特点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修正强化，从而造成一种“优先首创”的假象。 二、主体原创性的对抗式呈现 布鲁姆的创作主体始终是在对抗中升华自我的主体，没有后辈诗人的反抗的精神姿态，就不会产生文学的经典文本。语言本身无法代替主体思考诗歌的意义，莎士比亚却可以通过剧本展现出诗歌的语义，莎士比亚通过与马洛的对抗获得了审美原创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对抗都会取得成功，在此，布鲁姆又列举了一组对抗失败的案例，即《旧约》和“J”本。 莎士比亚对于布鲁姆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布鲁姆来看，莎士比亚“应是比实际呈现的那样更应是世俗上的信仰”［5］（Pxix)。他对莎士比亚著作的研究不是常规文学研究套路，而是基于莎士比亚和同年出生的克里斯托弗·马洛之间的二元对抗关系。马洛作为“大学才子派”比莎士比亚更早获得成功，曾经名噪一时，被尊为英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是伟大的戏剧形式创新者，其泰斗地位不可置疑”［1］(P23)。而莎士比亚在当时只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为剧院打杂的小角色，这种早期力量的强弱对比，莎士比亚被马洛影响是确定无疑的。“超越马洛很可能成了莎士比亚初出茅庐时期的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同时也是激励他奋起直追的一个动力。”［1］（P26) 莎士比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对马洛的超越。第一，因为马洛在塑造人物时还没有完全脱离中世纪模式化的套路，主人公的形象大多是史诗般的英雄人物，但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却如艺术长廊般丰富细腻，据统计主要人物多达一百多人，次要人物更是不计其数。［6］(P150-151)“莎士比亚一旦摆脱马洛的羁绊，立即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丰富的人物形象。这是诗的影响迄今取得的最伟 大的胜利。”［1］(P42)第二，莎士比亚在语言表述上多有创新。莎士比亚的词汇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哈佛版莎士比亚索引大全》的统计，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共达29066个［7］(P24)，而且他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在199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独创:首次被诗人使用的词与意义》中，编者则认为最常见的估计是莎士比亚创造了1500个新词汇。［8］(Pviii)布鲁姆甚至认为：“莎士比亚在相当程度上重造了英语:在他使用的21 000个单词中，大约1 800个是他自己的词汇。”［9］(P49)此外，莎士比亚对于语言表述也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最大程度地对前文本进行“误读”式的修正，比如增加词缀、变化词性等都是他使用的语言技巧，同时大量使用双关语、隐喻、独白等修辞手法。 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不仅是二元对抗关系中的优胜者，他更是体现了“神性自我”的上帝般的角色，“神性自我”属于诗人的天赋，是诗人的潜在不朽性，具备“神性自我”的“强力诗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或者创造能力，具有误读前辈并成就自我的能力。布鲁姆认为诗人的“神性自我”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是诗人内在不可言明的“诗人性”［6］(P137),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中没有生硬的道德教条，他引导我们去领悟作品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比真实人物还要深刻的人类本质。以哈姆雷特为例来分析，哈姆雷特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神性自我”，而是从力图摆脱父亲的冤魂开始进行的。一开始，哈姆雷特摆脱不了父亲鬼魂的折磨，这种压抑之情进而内化为他的焦虑。当哈姆雷特不断探究事情的真相时，他也在不断通过那些振聋发聩的“独白”重新进行自我认知，直到父亲的冤魂不再出现。这种对抗和寻觅之间的张力正是布鲁姆所强调的“强力诗人”要在“自我疏离和自我肯定之间取得的平衡”［10］(P113)。“哈姆雷特是所有虚构人物中最具复杂心智的人物，他有着诸多的神秘性，其中一个是他那迷倒我们的能力。”［10］(P231)布鲁姆给予了哈姆雷特非常高的文学地位，究其根本原因也许就在于哈姆雷特给予后世学人的榜样意义，他为现实中的个体树立了“神性自我”的榜样，一旦个体转向内在自我，学会了对外界的防御与对神圣自我的寻觅，就会成为新的哈姆雷特。 布鲁姆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莎士比亚及哈姆雷特进行圣化；另一方面则对《圣经》及上帝的形象进行祛魅，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根源就在于布鲁姆强调作者的原创性。无论是对莎士比亚的推崇，还是对《圣经》等圣典文本的贬抑，他的研究套路都是基于二元对抗基础上的反转逻辑。布鲁姆建构了一个叫做“J”的作者作为《旧约》的前驱。从而组成一个“父子相争”的局面。不同的地方在于以往的对抗范式中，迟来者会依靠强大的误读能力最终战胜前驱。但布鲁姆认为就原创性来说，《旧约》是没有超过“J”本的。作者“J”非常善于讲故事，塑造了一些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J”善于“通过并置不对称情况来进行揭示”［11］(P19)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多面性。以吃禁果一事为例：一方面，“J”写到亚卫在造人的时候是比照自己的形象，使得人类在外形上和神接近；另一方面，“J”又写亚卫为了不让人类和自己完全相同，禁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并最终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而《旧约》的集体制造者却大力剿灭前文本所蕴含的不符合教义的原创内容，极力削弱亚卫的人格魅力，使其超凡神圣而充满教义色彩。“原初文中的亚卫，在极度信赖祭司派作者和申命记作者的编撰者们的修改下已经没有来面貌，在公元二世纪的伟大正统拉比们——亚基巴(Akiba)、伊斯梅尔(Ishmael)、塔丰 (Tarphon)及其信徒们——那里几乎消失殆尽。”［12］(P3)亚卫——那个充满人性魅力的原创性角色，最终成为“一个就如同我们或许认识的某位绝望而孤独的(异乡)人”［12］(P9)，这与布鲁姆所强调的对抗式的观点是相左的。这种对于原创性的全面围剿在布鲁姆看来是一种文学的灾难。 《旧约》从公元前450年的以斯拉领导的宗教改革开始就逐渐成为犹太教信仰的正典文本，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但布鲁姆自称从小就对《旧约》产生过疑惑，“是来自英文诗歌的阅读，以一种颠覆圣经式的力量影响着我”［13］(P178-232)。作者“J”的存在是布鲁姆寻觅“神性自我“的逻辑需要，也许并没有什么所谓的“J”，他也坦言：“J是我自己的虚构……正如我们在阅读其他作品时会虚构作者一样。我们的文学经验部分地依赖于这种对作者神话的建构。”［11］(P19)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论界高声宣扬“作者已死”的论调中，布鲁姆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文本没有作者，就为它建构一个作者。可以说，在一个文学批评愈来愈多样化的时代里，“唯有布鲁姆，坚定不移地捍卫经典和传统、坚持精益求精的阅读，这使他自己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主体和客体”［14］(Pxx)。 三、主体的高扬与审美批评的回归 布鲁姆所建构的所有二元对抗关系项，无论是莎士比亚与马洛，还是《旧约》与作者”J”,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复归到“一元”，这个“一元”就是布鲁姆所寻觅的“神性自我”，由此可见，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中始终高扬尊重主体的精神，呈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式的审美批评倾向，而主体自从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被屡次驱逐。布鲁姆重新考量显现于当代叙事中所谓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悖论关系，创作行动遭遇到了两种不可避免的限制：其一，自现代以来，“原创性”（original creativity）的叙事神话已不复存在，每一位身处“后现代”语境的创作者都无法逃离自身笼罩在巨大传统经典的影响窒碍之下。其二则是文本终极意义的消解，事实上，因为价值中心与话语权威的崩溃，现代以来的创作愈来愈向一种去历史化、无限制的符号性狂欢演进。在布鲁姆眼中，那些现代派的去主体化的先锋文艺、大众文化、哈利波特式的文学作品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审美传统，还有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人文关怀。因此，他认为后现代的文学创作不但要反思一种去意义化、非历史性的解构主义式的符号实践，还需要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从而继承文学传统所留下的文化财富。布鲁姆所主张新人的弑父行为，从来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旨在从传统的根底中激发创新力。 在当代，越来越多的文艺思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性”与“审美性”，比如，情感研究（Affect Studies）、新形式研究(New Formalism)等，它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重新关注美学，呼吁文学批评回归到“普通读者、文本细读和鉴赏性的审美批评”［15］(P33)。就连“误读”这种貌似激进的理论也迎合了这种“复古”的潮流，布鲁姆的这种“保守性”则以“去中心化的主体性”（de-centered subjectivity）为表征，提倡一种回归审美批评的主张，他被称为“美学判断的化身”［16］(P11)， 并且与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意识形态批评分庭抗礼，公开反对阶级、种族、性别等政治性批评，主张重建以美学为标准的西方文学正典。在某种程度上，布鲁姆似乎也在借此暗示一种当代文化实践的困境，即后现代文化解构了启蒙运动以来主体的中心观念，导致西方文化社会面临巨大的思想混乱。他继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若要当代的文化实践保存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完成现代性的建制，那么，这种实践既不意味着回归到“前现代”，也不意味着去摧毁一切既有成果，而是把种种对立的文化现象，用一种主体内化的逻辑进行重新关联。布鲁姆的二元对抗的误读诠释的创作理念所暗含的诉求就是在承袭审美传统的同时给予前文本一种内在的审美革命，具有明显的折衷性质。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审美批评的回归，不是回到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而是试图重新确立文学作品中个体的审美体验和矛盾情感，对先前混乱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学批评划定清晰的边界，审美批评的回归为文学研究摆脱价值虚无主义，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困境 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维度。 注释: ①国内学者惯于将布鲁姆视为解构主义代表性学者，除了他本人任职于耶鲁大学之外，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学界注意到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哈特曼及德里达一起合著了《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一书，“耶鲁四人帮”此一说法在国内流传甚广，赵一凡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等很多著述均采用了这一说法，因此，国内很多学术论文都直接使用了该术语，并在该术语塑造的潜在逻辑语境下开展具体论述。笔者认为布鲁姆与耶鲁学派之间的理论主张中区别大于相似，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战线， 或许将此四人称为“耶鲁四学者”更为恰当。 ②布鲁姆的误读四部曲：《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图示》（1976）、《卡巴拉与批评》（1975）、《诗歌与压抑》（1976）的发表时间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时间刚好与解构主义批评盛行的时间重合。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的理论［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2］(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M］.沈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3］(美）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保尔·德曼、瓦尔特·本雅明、萨义德新论［M］.昂智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车文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5］Harold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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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Bloomsbury，2014. ［16］MarcRedfield.Theory at Yale: The Strange Case of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New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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