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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建立隋朝后，突出“文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尤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目的是倡导新风气，培养对国家有用的新人才，进而提高国家的整体品质与运行能力。  由于隋朝是南北朝分裂之后的重新统一，所以上述任务对隋朝而言尤为重要。 任何时代的发展都需要人才的支持，大一统走向盛世就更不能缺少人才，对从豪族势力分割国家权力而走向中央集权的隋朝而言，虽然已经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但如果还是依赖先前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等于依旧是维护世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所以隋朝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在选拔制度上另辟蹊径，打破世族把持选举的局面。 隋朝建立不久后，杨坚进行了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在废除郡的基础上，将地方人事任免权力收归中央，全国大小官吏要经过吏部的考选，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后续储备人才，这种情况依靠九品中正制难以实现。 李德林曾经说，从全国六七百万户内选出几百个县的县令都是件困难的事情。可见当时合适的人才并不充足。  而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人才的选拔完全掌握在地方的中正官手里，由他们首先品评人才，选出人才后再送吏部筛选，而地方的中正官都是地方豪族的人担任，因此国家人才的选拔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在地方豪族圈定的范围内进行。 一般情况下这些豪族是不会选没有背景、无权无势的布衣子弟的，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因此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世家大族政治的基础，而这些大族是不可能向国家输送破坏自己既得利益的人才的。 但是杨坚在废郡时，已经命令掌管地方人事选拔的州都、县正等官员不再掌管人事选拔，这些人被贬黜为乡官，而废郡本身就让南北朝时期举荐秀才、孝廉的制度不再盛行，可以说从杨坚决定废郡开始，九品中正制已经走向没落。  为了让国家能够涌现出大批人才，在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杨坚随即采取制举的方法来选拔人才，这就是科举制的来源。 开皇二年（582年）正月，杨坚下诏规定，推荐的人才必须是精通时事的，即使是在当地声望不高，也在举荐之列，被推举者需要提供官历、家庭状况、户属情况等资料，但是没有说要提供中正的品第，而且诏令规定举荐人才划归当地刺史，中央朝廷派专人察访，如果发现有才不举的情况，就要追究刺史的责任。 从中也可以看出，曾经的九品中正选拔体系，已经开始让位于地方长官选拔，而地方长官则是中央朝廷的代表，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种体现。 转年十一月，杨坚再次下诏，所有文武人才，先由地方长官依据指定条件推举，然后吏部进行考选，最终由皇帝亲自铨选。整个选拔流程都由政府主导，与地方世家大族毫无关系。  开皇初年杨坚的这番选拔制度改革，虽然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但也标志着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将出台。 杨坚十分清楚，制举是不能代替选举的，制举只是人才选拔的权宜之计，变革创新选拔制度势在必行。 开皇七年（587年）正月，杨坚诏令“制诸州岁贡三人”。所谓“岁贡”其实就是将选拔机制固定下来，也就是常举。各州贡士每年集中在京城，参加朝廷举行的分科考试，当时明确下来的科目有秀才和明经科。至此科举制开始初具规模。 目前从史料记载来看，明经科的考试开创于隋朝时期，现在知道的可考秀才有十一人，分别是李宝、王贞、杜正玄、杜正藏、刘焯、仲孝俊、侯白、杜正伦、许敬宗、赵孝钓、赵构。举秀才最早的是李宝和王贞。秀才则是传统科目，历代受到尊崇，隋朝时期也是一样，不过一直到隋朝灭亡为止，秀才出身的也只有十余人。  杨素曾经说：“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所以终隋一代举秀才屈指可数。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在唐朝时期成为科举主要考试的进士科，在隋朝时期也已经创立，例如侯君集、孙伏伽都是进士出身，但是进士科是什么时间设立的，却众说纷纭。依据唐代的史料来看，进士科设立于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年间，但是具体年份则不详。 可是当代有韩国学者考证，进士科设立于杨坚在位的开皇十五年或者十六年。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在开皇七年之前就设立了进士科，当然这两个时间分别是指上限和下限，目前都倾向认为进士科就设立在开皇七年到开皇十五六年间。 当然，由于进士科是新设的科目，所以不如秀才、明经科出名。后来在唐朝贞观年间发生过州长官因为举荐的人考试落第而被追究罪责的事件，因此地方官不再推举秀才。唐朝文学繁荣，又促使应试者注重文辞的进士科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但在隋朝初年，最显赫的还是秀才科，开皇十五年（595年）贡举考试，据《北史·杜铨附杜正伦传》记载：“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 者，随例铨注讫。” 杜正玄敢于应秀才考试，说明地方贡士可以投考不同科目，当时的科考是各科并考，可以说科举制度初具雏形。隋朝秀才中选情况来看，除了有两人是开皇七年（587年）的秀才之外，其他都是开皇十五年（595年）以后中举的。从平陈之后杨坚崇尚文教的情况来看，分科考举其实是与文治政策同步的，发展于隋朝统一天下之后。 当时各地的贡士会考京城的时候，及第之后还必须要参加吏部诠选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等于将资格考试与选官考试分离，这个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承袭，后来唐朝还进一步将吏部考试进行完善，分为身、言、书、判四项。  用可比性的客观标准来代替人为主观评定显然要公平得多，更重要的是，在地方选举的过程中减少了世族的干预，选人大权归于中央朝廷。 开皇三年（583年），中央朝廷收回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平陈之后随着大力发展文教事业，中央朝廷又掌握了人才的培养与官员的选拔，至此中央朝廷在人事制度方面的集权完全确立。 既然考选由国家来把控，那么世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就必然成为多余。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令罢黜州县乡官，废郡的时候将主持地方吏选的州郡、郡正等，连同其僚属都废黜成不理时事的乡官，现在又进一步将其废除，中央系统的中正官也同时废除。 唐朝的杜佑就指出：九品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自从曹魏时期创建的沿袭数百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终于在隋朝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新的选拔官员制度，而且随着其逐渐完善成为历史潮流，杨坚又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变革。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在初创期都不可能完善，隋朝的科举制度与后来唐朝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隋朝时期的科举制具备了很多功能，但依旧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其中与唐朝时期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不是投牒自进，而是采取地方长官荐举与中央考试铨选相结合的形式，考试范围也只限地方贡士，依旧保留了《周礼》推崇的层层推举的遗风。 后来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评价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时说：“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固然是维持世家大族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如果废除中正制就使门阀政治坍塌。 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杨坚力图改革世族政治局面是毫无疑问的，其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周的继承，正所谓“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北周时期崇尚武功，属于军人执政，就连地方官都是武人执掌大权。到了开皇年间，虽然比较注重官员的文化程度，但这种重视带有实用主义色彩，所以后世评价那个时期的官员都是刀笔吏。 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期，武将虽然可以参加选拔，但大部分也是授予文职，到了大业八年（612年）时才改为可以授勋官，但那个时候隋朝已经即将走到尽头。由此可知，隋朝铨选分类并不明确，文武人才的录取也是同一路径，所以从北周到隋朝初年的铨选制度和流程来看，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是历史的必然。  平陈的那一年，杨坚为了彰显文治天下的理念，特意任用世家大族出身的卢恺担任吏部尚书，他与吏部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人力图扭转选官不论出身的局面，凡是任用官员，必须要先看出身，得到了宰相苏威的暗中支持。 但是这种做法与当时杨坚倡导的选拔人才机制不符，因此招来了不满和抵触。 开皇十二年（592年）七月，因为修订乐律的争吵，国子博士何妥控告苏威在朝中勾结朋党，牵涉到了卢恺，因此朝廷中长时间对卢恺倡导的选人看出身的做法不满，一时间爆发出来。杨坚无奈之下将卢恺和薛道衡罢免。唐朝的杜佑对这个事情有一番评价：“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然其乎？” 从杜佑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反对看出身选拔的其实是杨坚，只不过在文治策略面前，杨坚要彰显宽广的气度，有些话作为皇帝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利用舆论，因势利导地来解决。  或许从任命卢恺那一天起，杨坚就十分清楚，卢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铨选标准必然是以出身为定，因此卢恺表面看起来是被舆论压死的，但事实上否定卢恺的是杨坚。显然，重视个人才能的铨选机制是杨坚的理想选拔人才模式。 当然，杨坚的想法是好的，但当时靠武力起家的武人势力，以及门阀世家大族从不同方面对新的铨选制度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杨坚的心思全在强化中央集权，对于文治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领导经验，这一切都制约了科考选举制度的发展。 但那个时代毕竟打破了出身选人的壁垒，选举的新航道必然会通向远方，并且将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了上千年。 杨坚实行文治天下，大力发扬文化事业，其中修乐具有显著特点。当隋军攻破南陈首都建康后，获得了大量南陈的乐器和乐工。 杨坚作为北方人，对于南方的音乐虽然不太熟悉，但却极为感兴趣，命令南陈的乐工当庭演奏，但是不听则已，听完后杨坚大为赞叹，并感叹说：“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 于是命令调和五音作成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个乐调，以供宴饮和祭祀时使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隋朝才有了雅乐一说，杨坚特意诏令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加以管理，同时为了完成修乐，诏求南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人，将其官复原职。 事实上，杨坚作为北方人，对南方人的音乐并无太多的认可，他始终认为南方的音乐有一种亡国的悲伤情绪，他曾经对百官语重心长地说：“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 杨坚评价南陈的音乐是亡国之音并非个例。早在开皇二年（582年）的时候，针对太常演奏的雅乐以及用胡音的情形，著名学士颜之推曾建议杨坚参照南梁的音乐，制订属于本朝的音乐，杨坚当场拒绝，认为南梁的音乐也是亡国之音，绝不能用在本朝。 说明杨坚对南方音乐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感，更不用说会沿用旧习，所以他决定采用南陈的音乐肯定有内情。 隋朝刚刚建立时，杨坚就让乐工齐树提校定乐章，改换音律声调。但是齐树提的音乐修养水平不高，虽然努力按照杨坚的要求去做，却越来越不成调子。 不久后，上柱国郑译上奏请求重新修正，于是杨坚将此事交给了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和国子博士何妥等人一同办理。 对新生的隋朝而言，修订乐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南北方长期分裂，各自的音乐发展道路完全不同。 南方经过魏晋名士们对传统儒学的猛烈冲击，可以说天人感应的音乐理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与之对应的则是民间音乐、佛教音乐的盛行，例如民歌“吴声”和“西曲”吸收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相和歌传统，最终发展成“清商乐”而成为经典。在北方则各种少数民族音乐传入中原地区，形成音乐领域的百花齐放局面。 《旧唐书·音乐》记载：“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南北方音乐不仅风格完全不同，而且乐调也不同，因此综合南北音乐，想要重新确定音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沦缪既久，音律多乖”。 可是杨坚在修乐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多少耐心，开皇七年（587年）在看到修乐还没有完成时，不禁勃然大怒，认为新王朝已经建立七年，现在的音乐还停留在前代之音，于是准备下令将牛弘等人治罪，幸好治书侍御史李谔站出来为牛弘等人开脱，杨坚才没有追究。 杨坚的立国策略首先就是要改变北周旧制，恢复汉魏风骨，现在国家已经成立了七个年头，居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代表官方音乐的乐府依旧是赞扬前朝的声音，也难怪杨坚十分气愤。 但是生气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想要修乐成功还得想办法才行，杨坚为此特意下诏求访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并让郑译参与其中进行寻访。 北周武帝在位时，有位名叫苏袛婆的龟兹人跟随突厥人进入中原，此人精通琵琶音律，郑译曾跟随他学习，懂得了七声之正，在七声的基础之上，又以琵琶推演音律，每律有七音，以某一律为宫音，则十二律和七音相乘，可得出十二宫、七十二调，合计为八十四宫调。 从音乐风格上来看，郑译所定的音阶和当时的流行音乐风格相符，郑译采用的乐理来自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他以西域的七调与中原的七声相结合，将印度的乐理与中原乐理综合运用，其所定之乐介于胡、汉之间，按照《隋书·音乐》上的说法叫“旋转相交，尽皆和合”，其定乐的方法正代表了本土与外来、俗乐与雅乐之间融合提高的特点。 当然，郑译这种引用外来乐理修乐的方法，肯定会招来守旧音乐人的反对，例如当时的知名伶人万宝常，出身南梁，精通钟律，历经北齐、北周，到了隋初修乐时，郑译经常和他一起讨论，但他与郑译的观点截然相反。 郑译修乐成功后，万宝常听完演奏，禁不住潸然泪下，杨坚问他为何如此，他的回答是：“此亡国之音，岂 陛下之所宜闻？” 在万宝常看来，郑译所修之乐并非雅正之音，有一种哀怨的情绪，他请求以水尺为律，以调音乐。如果从音乐本身来讲，万宝常的建议虽然不中听，但以周礼为定乐原则，倒也合乎礼法，所以杨坚没有反对，同意让他试试。 于是万宝常采用传统的“三分损益法”首先确定音高，然后用雅乐的七音做音阶，最终得出了雅乐八十四调，但是他的音乐声音比较淡雅，并不为当时的人所接受，太常寺那些善于鉴赏音乐的人很多都排斥。显然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前，音乐如果完全复古是行不通的。 郑译、万宝常在修乐上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第三种意见的出现，例如跟随郑译一同修乐的何妥，眼看郑译的主张获得朝臣的支持，而自己虽然是博学大儒，却比不过郑译，顿时觉得颜面无光，于是站出来攻击七调之义和十二律。主持修乐的牛弘对音律并不十分精通，难以对这种争论做出裁决。 当时修乐班子大有各自树立朋党之势，牛弘对此难以控制，只得任由各家自行修订。但是这样一来何妥便有些心虚，他担心一旦修乐成功，高低优劣立即分明，于是连忙请出杨坚，依据儒家以乐律附会人事的理论，为杨坚讲一通儒家理论，以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 果然杨坚听完后大喜，赞叹何妥是“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何妥趁机建议修乐之用黄钟一宫，其余皆不采用，杨坚赏赐何妥等修乐者，却并没有最终做出裁决。 显然，杨坚虽然有所倾向，但他并不只听信一面之词，因此修乐之事始终悬而未决，而平陈缴获的南方乐工乐器，正好给修乐工作以新的理念灌输和转机。 牛弘适时上奏，请求根据以前缴获的南梁和南陈的正乐，以修订雅乐，取代有“边杂之声”的北周音乐，达到改变胡音影响中原风貌的局面。 但是杨坚的态度有些暧昧，他回复牛弘说修乐的事情，是圣人能做的，现在天下初定，还没有正化风俗，变革音乐方面的事情，自己还没有空闲考虑。 杨坚的话说明他将修乐当成政治行为，目的是歌功颂德与教化民众。在开国之初，杨坚就急于修乐，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不可能修乐还不成功。 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揣摩出了父皇的心思，再度上表请求一定要修乐，杨坚这才表示同意，于开皇九年（589年）十二月颁布诏令，让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和通直郎虞世基等人议定作乐。 值得注意的是，杨坚所下的诏书中一个是改定律吕，也就是全面制定新的音乐制度，以统一以往南北地区存在的乐制差异，最终成就千秋功业，这也是杨坚计划修乐，表达功高盖世的自负。 另一个是为修乐定下一个基调，废掉“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严格按照儒家乐理完成修乐，因此可以看出修乐事业其中的政治意义是高于一切的。 但是牛弘有些书生气，没有完全领会杨坚制定修乐原则的深意，他依据修乐者的多数意见，将郑译的理论和古典五声六律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宫用一调的理论，主张即使转调也要严格按照周礼进行。 杨坚看完牛弘的理论后，想起了何妥曾经对他提出的修乐建议，于是做出批示，《隋书·乐本篇》记载：“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于是牛弘和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人继续详细研究修乐事宜。 从修乐这件事情的过程来看，杨坚对如此专业的事情进行直接干预，甚至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加干涉，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自负情绪。 杨坚在年轻时是个音乐爱好者，而且精通琵琶，也曾经谱曲《天高》和《地厚》，用以表达夫妻之间互相尊敬之情，所以在杨坚看来，他对音乐还是精通的。 因为年代久远，杨坚谱写的曲子已经失传，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带有政治宣传目的的曲子究竟造诣有多高，重要的是会谱曲不一定就精通音律。 因为谱曲属于感性范畴，而修乐则是技术工作，所以杨坚直接干预修乐的技术工作，属于外行领导内行，更何况杨坚还是政治领域人物，将政治目的与音乐修养掺杂在一块，其结果就是将修乐带进死胡同，而且以政治标准去衡量各种乐曲，更是让音乐的魅力消失殆尽。 开皇初年制定乐律时，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七部。 龟兹伎为西域音乐的代表，富有表现力，北魏时期传入中原后大受欢迎。但是杨坚建立隋朝后，却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对富有活力和表现力的音乐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种批评除了他自身性格内向不喜欢张扬的音乐之外，更多的则是政治上的考虑。 首先就是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观念。 杨坚以南朝灭亡为鉴，生怕朝臣们钟情音乐而重蹈覆辙，所以提醒大臣们万万不能松懈。但是从效果上看似乎作用不大，这样一来就导致杨坚矫枉过正，对修乐越发严厉，例如开皇十一年（591年）正月十四日，杨坚特意下令将平陈所得古玩珍器尽皆销毁，说这些东西带有一股妖气。 这种居安思危的态度是正确的，但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在处理政治与学术问题时，经常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其次是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审善取代审美。儒家观点认为，音乐起源于人对外界的自然感受，正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这种见解虽然合理，但是如果得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以及“乐者，通伦理者也”的论断，就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音乐与情感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音乐本身是抽象无形的，要在受众者体内还原激发相同的情绪是不可能的，这也是音乐不同于语言、文字、绘画、雕塑等艺术的重要原因。 早在三国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反对儒家的这种“声音”论，他认为音乐与情感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人预先存在什么样的情感，音乐才能起到引导和媒介的作用，将人的情感表现出来，但是人的情感不同，对音乐的感受也自然有差异，所以不应该轻易为音乐扣上 “亡国之音”“靡靡之音”等罪名，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因素大多在于人本身，正所谓“上失其道，国丧其纪”。 嵇康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儒家“音乐”理论，音乐至少在嵇康那个时代冲破牢笼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音乐终于回归到对“美”的追求的正路上来，也成了时代潮流。 那个时代在北方因为胡乐的传入，音乐同样是绚烂多彩的。嵇康的乐论是限制音乐发展的有力反击武器，后来唐朝在修乐问题上，就是秉承嵇康的乐论，所以唐朝的音乐获得空前的发展而灿烂于世。 但是杨坚对音乐的理解有些过于陈旧，无限夸大音乐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可以说是儒家音乐理论的老调重弹，将音乐当成了政治统治工具。 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政治标准成了唯一标准，凡是不符合政治标准的一律加以否定，甚至加以迫害。 开皇初年颜之推劝谏杨坚依南梁音乐修乐时，杨坚便以南梁音乐是亡国之音而加以拒绝，这标志着从魏晋时期以来南北方音乐的发展在理论上遭到全盘否定，修乐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迫害运动。 在修乐班子中，矛盾突出的是苏夔和何妥，苏夔的父亲是苏威，因其背景深厚，成为朝廷中瞩目的人物，很多人对其趋之若鹜。 苏夔在音乐理论上主张五音调式，他与主张大胆吸收民间和外来音乐的郑译相比，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从音乐艺术角度来看修乐的话，两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经过多次商讨，苏夔采纳了郑译的主张，两个人还准备一起核定尺量计算律长，以确定乐制，到开皇十一年（591年）郑译去世后，苏夔就成了修乐的主要成员。 不管怎样，苏夔与郑译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但是苏夔与何妥之间则意见完全相左，而且这种分歧超出了音乐范畴，原因在于何妥与苏夔的父亲苏威本来就有矛盾，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如果单看出身，何妥来自南梁，对关中出身的苏氏家族掌握朝廷大权十分不满，何妥也曾多次向杨坚进言说苏威不可用，甚至上疏指责苏威结党营私，两个人形同水火。 两个人的矛盾自然会扩大到苏夔身上，修乐时何妥经常有意向苏夔出难题，甚至对其大加批评，但是朝廷上下都看着苏威的面子，纷纷赞同苏夔的主张，导致何妥越发恼怒。 眼看苏夔占得上风，何妥愤然上疏杨坚，从政治角度指斥苏夔的修乐主张是陈词滥调，而且揭发苏威伙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人结党营私。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远远超出了修乐的学术争论范畴，变成了政治攻击，但是何妥的话杨坚听起来却感觉舒服。 杨坚的修乐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且他特意向牛弘强调不能转调，只能用黄钟一宫，实质上就是突出皇权和中央集权，但是苏夔固执己见，这在杨坚看来是有恃无恐的表现，所以杨坚决定严厉打击那些阳奉阴违、顽固己见的修乐者，以及主张选举依旧按照中正制的那些文官。 杨坚让蜀王杨秀和上柱国虞庆则主持追究这个事情，其结果可想而知，苏威等人量刑最轻的被罢黜，重则发配边疆戍边，前后牵涉进去的人达到数百人之多。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本来是一项技术工作的修乐，居然会演变成一场政治迫害，所以再也没有人对杨坚修乐的准则持有异议，修乐一事此后十分顺利，很快就大功告成。 开皇十四年（594年）三月，由牛弘领衔的修乐班子向杨坚献上新乐，并撰写歌词三十首，是为新乐律。 同年四月，杨坚正式下诏颁布新乐，依据这道诏令，民间此前流行的音乐，凡是不符合新乐标准的都被禁止。从此没有了南北朝音乐的百花齐放局面，取而代之的则是“唯奏黄钟一宫”。单调低沉、缓慢严肃的音乐取代了昔日轻松欢快、充满阳光的音乐，时刻提醒人们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这种肃穆的音乐总是让人感到压抑，唐朝人评价杨坚的修乐成果说：“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坦白地讲，杨坚还是懂一些音乐知识的，但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他感觉自己是个音乐专家，而他的地位又恰恰无限放大他的这种心理，并最终利用权力付诸修乐行动。 修乐的整个过程，已经开始显露出杨坚在平陈之后的一些心理变化，往日的锐气和英明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居功自傲和刚愎自用。 如果从杨坚自身的文化素养来看，想让他继续站在历史的潮头去披荆斩棘继续前进，已经显得有些乏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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