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塑“劳心”与“劳力”价值和地位的同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继找到了社会改造的新方案，并开始思考改造方式和依靠力量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当时最为科学和现实的规划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依靠劳动阶级政党“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推翻资产阶级的使命必然要落在无产的劳动阶级身上。那么，身为非劳动者的知识分子要组建劳动阶级政党，应如何阐释自身在社会革命中的角色、如何解释与劳动者的关系，就成为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迈出革命步伐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甚至中共“一大”召开时，在与会代表“都是知识分子”的情况下，仍有人抱持偏见，“不同意知识分子入党”。李大钊、陈独秀循着不同认知轨迹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成功把知识分子塑造成劳动阶级的“先驱”和“连锁”，最终解决了由非劳动的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难题。但他们在认知逻辑与路径上亦存有差异，这就为党内在革命力量和革命道路的认知上发生分歧埋下了种子。
目前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等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对李大钊、陈独秀关于劳心与劳力、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认知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尝试从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循着“国民—阶级—革命”的逻辑关联，系统梳理李大钊、陈独秀对“劳心劳力”问题认知转变的思想脉络与历史逻辑，揭示出李大钊、陈独秀对“劳心劳力”问题认知的共性与个性，即在认知轨迹上的相似性和在认知对象、认知拐点上的独特性。这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知识分子组建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践正当性，特别是对理解建党后出现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党内争论的理论渊源，具有回到初始时期思想起点的意义与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疮痍弥目，民生凋敝”的危机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与统一；相反，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窃取，复辟帝制、专制独裁、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等恶象频仍，民主共和空有其表，党争恶斗丑闻百出，“于国民根本之进步”毫无益处。加之“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以反动”，历史上种种“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这不禁使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这种内乱频仍、外患不息、经济萧索、社会无序的政治形势，促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他们对“劳心劳力”问题认知的转变就是这一时代的思想产物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被称为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又依“劳心”与“劳力”的不同被划分为治与被治的社会阶层。作为读书人的士始终为四民之首，承担着社会中枢的“治者”角色。然而，伴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取向危机，儒家伦理及其规范性知识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同时，“国民”“民权”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传入，国民意识广为流传，民权思想日布人心，加速解构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严重动摇了劳心者的治者地位。民国初期，曾有不少人认为贤者应“为国家之重心，社会之斗南”，坚持“以少数人谋多数人幸福之事”，但社会的世俗化腐蚀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假公众义务之名，而为私利侵蚀之计，托合群泛爱之事，而行其把持挠败之策”，致使社会舆论对知识精英日渐失望。梁启超就曾寄希望于以劳心者为主体的“中等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但残酷的现实让梁启超认识到“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亦全因士大夫。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情劳工群体、认识到劳动者（劳力者）是社会的中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逐渐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劳工神圣”理念开始“深印在觉悟者底脑筋中”，“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他们已然认识到“单单一个人是神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劳工’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知识分子。这时人们想望的不是'四民皆士’，而是'四民皆工’。”这一时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读主义者，还是孙中山、蔡元培这样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或是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都会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关注劳动群体。中国社会党的宗旨就有“奖励劳动家、 劳动者”的内容，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劳动》月刊即旨在“尊重劳动”。国内外报刊频繁报道和讨论劳工问题，《大战事报》《华工杂志》《欧战实报》等经常报道国外劳工运动，《劳动界》《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大量发表劳工文学作品以及社会劳动调查。世界工潮风起云涌，国内报刊积极报道劳工情况，知识界自然深受影响，并积极做出回应。
李大钊、陈独秀围绕“劳心劳力”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与见解，正展示了处于历史谷底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超然视野、理论深度和认知智慧。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同程度地尝试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解答“救国”与“启蒙”的时代课题，他们受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受过达尔文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又受过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种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对“劳心劳力”问题的认知，使他们对劳动和劳动者萌生同情与关注，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和剩余价值等理论对劳动的价值与作用、劳动者的地位与前途、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进行重塑。
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无产的劳动阶级的社会作用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同情至关注、认识，再至思考颂扬，直至最终认可的过程。这一认知过程始终伴随着“救国”与“启蒙”的思想主题，他们从国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意识到劳动的必要性，并对劳心与劳力、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等关系范畴进行了重新认知。
民国伊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充满了期望，各种报刊所讨论的问题也多是围绕民主、宪政、法律等主题展开，李大钊、陈独秀对此亦抱有极大兴趣与期望。李大钊于民国初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陈独秀则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参加了安徽都督府。之后，二人又在《安徽船报》《民立报》《言治》《甲寅》和《宪法公言》等刊物担任编辑，并经常撰文讨论。其间，李大钊、陈独秀在思想上逐步树立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李大钊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宪政理论阐释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陈独秀则推崇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提出中国可效仿法国大革命式的国民运动。陈独秀强调，“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是要以多数国民建设“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可是，民国成立后的种种都事与愿违，他们期待的“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的民主共和国家并未真正出现。在他们看来，如今之民国乃“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民众反“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这让他们对民国以来“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的政象越发失望。
针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乱象，李大钊和陈独秀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与阐释。李大钊在宣扬资产阶级宪政理论时受到当时国内正兴起的调和论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其思想表现出极度的复杂与迷离。在李大钊看来，所谓的议会、选举、宪法等之所以只有中华民国的牌子，却无民主共和的实质，皆因民众只会崇拜往圣先哲，以致忘记自己的理想、使命和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大钊的资产阶级宪政理论中总是混合着杂糅的唯民主义思想，虽然民国的宪政、议会、法律不断被官僚、政客、军阀践踏，但他仍坚持“彰其民彝”的代议制度，认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李大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和对民彝的认知也影响了他对劳心与劳力（圣智、英雄与人民）关系的态度。他认为“圣智之与凡民，其间智能相去不远”，即使英雄、圣智“足以沛泽斯民”，结果也是以人民“损其自性”“丧厥天能”为代价，甚至断言“英雄主义则断不能复活于二十稘”，只有“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他不仅借民彝思想否认圣贤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看到民众“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的力量。因此，李大钊强调，如要“救国”和“再造中华”，必须提高人民的民主觉悟，使人民由奴隶心理、依赖心理转变为主人心理、主体心理，否则“若吾华者，亦终底于亡耳”。
而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则认为，民国以来的种种悲剧，既缘于国人“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的无爱国心，又始于“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的无自觉心。早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就已有思考，认为国势衰落、民族危机的根源在于国民的性格、心理和民族文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如今国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更不知国乃全国人民的国家，“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民国成立后，他更认识到“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这种对“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的认知使陈独秀意识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改变社会风气，进而改造社会。可以看出，陈独秀从国民性与国家的关系中已意识到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出于对世界政治形势的观察，陈独秀既承认“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的残酷现实，又坚信中国定将趋向自由政治、国民政治和自治政治的立宪制潮流。因此，他呼吁国民抛弃“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的“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建立“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的民主共和国家。陈独秀虽把救国和改造社会的希望从政党政治转到国民政治，但考虑到缺乏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且“雅不欲与闻政治”的“游惰国民”的现实，依旧建议须由少数人“为先导”，毕竟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中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并开始偶尔涉及“劳心劳力”问题。李大钊虽把“救国”和“再造中华”的期望落到民众身上，但认为“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拯救国群，是在君子”。因此，他仍把担当社会中枢的责任寄托于上流阶级，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刬除专制国民之根性”。而他所谓的民众，则是与官僚阶级相对而言，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青年学生范畴。陈独秀亦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故应将人力视为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思考国家存亡与国民性的关系时，陈独秀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正因这些未接受教育的民众缺乏爱国与自觉的伦理，才导致“国恒亡”的悲剧，所以需要有人来启蒙。而对于负责启蒙的“先导”和“中枢人物”，陈独秀则局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青年群体）等“社会中坚分子”身上。
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并不同步，李大钊对“劳心劳力”问题的认知发生根本转变要早于陈独秀，俄国革命的爆发促使他把关注的目光由上流阶级转到了中流阶级身上，并由此对底层平民产生了同情，最终关注到劳工阶级身上。
1917年春，李大钊发现重开议会后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人士只顾争夺席位，甚至试图与段祺瑞结成新联盟控制议会，因而对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景益加怀疑，对所谓上流阶级的官僚政治痛感失望。与此同时，李大钊被俄国的二月革命吸引，他开始撰文分析革命原因和新政府政纲，发现这与其民彝思想正相适宜。他更加确信战后世界之政治趋势“断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同年4月，针对国内“恒欲依附官僚政治”的“反动之后继以反动”的政局乱象，李大钊认为“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因“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而自今以后，“国民宜速自觉醒”，“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此“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
在观察二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对代表治者阶层的劳心者们越发失望，在由上流阶级把持的政权下，民意不能被理智地采纳，“再造中华”的希望只能寄托到和上级（上流）社会与下级（下流）社会相对的有恒产者的中级社会身上。这一时期，李大钊把同情的目光转向了平民，特别关注到了农民群体。在对二月革命进行针对性分析时，李大钊就注意到俄国的农民问题。其后，在对二月革命的认知基础上，他又撰写了《战争与人口（上）》一文，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农村人口问题，从中体认到农民在全社会中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的思想还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夹杂着社会主义、进化论和调和论的思想内容，虽然关注到了平民，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但也仅限于同情。在官吏与公民这对传统的劳心者与劳力者范畴中，李大钊依旧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立场，认为“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可见，李大钊对处在劳心者阶级的官吏与处在劳力者阶级的民众的态度已经打破了儒家治与被治的传统观念。遗憾的是，虽然在李大钊的思想中，治与被治的“劳心劳力”等级制已被打破，但他仍认为“再造中华”的依靠和中国革命的动力，此时仍须寄托于劳心者身上。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一战”的结束，李大钊对“劳心劳力”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十月革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陷入危机、欧洲文明权威大生疑念时取得的伟大胜利，它吸引着李大钊去关注和研究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从中探寻改造中国的新办法。同时，因对立宪政治日益失望，李大钊又被吸引到“非政治”的《新青年》知识团体当中。据林伯渠回忆，在1918年三四月间，李大钊经常向他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对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知识与劳动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转向和接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劳心劳力”问题。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贤人政治的局限，并不断思考着民众自我实现的问题，很快他便从俄国看到希望，并开始考虑借鉴俄国经验的可能。他认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至1918年末，随着“一战”结束的消息传入中国，李大钊结合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研究，表达了他对劳动者地位与作用的评价。李大钊指出，这回大战的社会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要知道“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今后的世界将会“变成劳工的世界”。他提醒民众，“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若想成为庶民，首先应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做工的人）。紧接着，他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判断，从今以后，因“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所谓的皇室、贵族、资产阶级等都“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可以看出，李大钊关注的目光日益聚焦到劳动者身上，开始关注劳工的生活状态。他通过对唐山煤厂的考察发现，“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同时，他对劳动的评价亦不断提升：视担菜的、推粪的劳苦工作为“人的活动”“人的生活”，是一种“发挥人生之美”；而对于不事生产的非劳动者，则视之如“恶魔”“强盗”。然而，李大钊因受互助论和调和论思想的影响，并未着重强调劳动者与知识分子或资本阶级进行对抗，反而更强调解决冲突应“靠着互助”。
此外，李大钊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样给予了更多关注，甚至把学生问题提至社会革命层面。青年学生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他们脱离劳动者的问题已经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他既痛斥“社会之屏斥学生”，与学生“为冰炭”，又惋惜学生“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已“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与工人、妇人并举而成为社会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李大钊从中找到了中国知识青年的出路。他注意到俄国革命中知识青年与革命的关系，发现俄国青年与“现代中（产阶）级精神”相去甚远。借此，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知识青年与农民的关系，并对知识青年提出“向农村去”的要求。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必须寻求一条使知识青年摆脱他们脱离社会生活现状的具体途径，即号召青年学生“应该到农村里去”。因为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民国以来的选举为何“乌七八糟”，“根本的原因，就在农村中没有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他希望青年回到乡里“劳心也好，劳力也好”，“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
反观此时的陈独秀，虽然和李大钊一样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更适合中国国情，仍认为共和“为政治之极则”，乃近代文明之“鸿宝”，反而觉得“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且“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中国似可缓于欧洲。他甚至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仍托付于中等社会，希望他们“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过去那种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而对平民的期盼，依旧停留在伦理觉悟的层面。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观感，使得陈独秀对十月革命亦抱持抵触、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提醒人们“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可见，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并未直接与陈独秀的民众思想碰撞出火花。此时陈独秀虽然关注到了平民，但未能激发他对平民的重视，直至巴黎和会引发学生运动，才真正点燃陈独秀民众思想的导火索。
俄国革命虽然未能对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造成冲击，但随后而来的“一战”结束以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立生疑虑，甚至对其最为推崇的法兰西文明也有所动摇。针对巴黎和会所表现出的欺侮中国的姿态，陈独秀在《每周评论》连续发文揭露“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坦言“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随后，陈独秀斥责所谓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两个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并由此彻底觉悟到“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同时，他开始注意到社会主义思潮的趋向，虽表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时或者不至发生”，但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风气”马上就要来到东方的趋势。
再者，通过对国内政治情势的观察，陈独秀意识到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更深入地认识到了民主的阶级实质，深感“国民”不过一空名而已。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放弃“国民运动”，转而支持“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以“有无职业做标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鸿沟。在从“国民”到“民众”的认知演化中，陈独秀关注的对象不再仅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包括了曾被认为“愚昧无知”的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在对职业范畴的认知上，陈独秀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从把人力车夫、排字工人等靠出卖劳力为生的贫民排斥在职业者外，转而认可“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都属于职业者，而视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为无职业者。
可以看出，出于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资产阶级民主信仰的动摇，加之“劳工神圣”思潮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开始越来越关注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在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他意识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依靠那些“没有财产的”职业者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群体。因此，陈独秀告诫处在统治地位的劳心者，“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他号召知识青年要尊重劳动，与各种劳动团体接近，建议做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要多关注劳动者，启发劳动者觉悟，要晓得如今已是“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时代，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是社会的“台柱子”。
正是有以上的认知变化，陈独秀抵达上海后，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知识青年，到唐山、北京等地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并在《新青年》特辟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相关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内容包括工人的工作、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及工资待遇等。在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过程中，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容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新理论随即被用来看待和分析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问题，他的演讲对象亦渐由知识青年转向工人群体。其间，陈独秀发表了20余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使命。
这时的李大钊，在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更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知与理解。在看待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等范畴时，李大钊越来越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理论的影响。1919年5月后，李大钊陆续发表了介绍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文章。李大钊十分认可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也认为“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社会组织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也就是处于“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因此，基于阶级分析理论，李大钊顺理成章地就把劳心者与劳力者从传统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中抽离出来，投放到“有生产手段”和“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对立的关系中。由此，李大钊亦把之前认可的少数中等社会从平民阶级的范畴中弃出，只留下多数的无产的劳动阶级。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这时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起了一个重要变化，经过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研究，以及五四运动的现实冲击，李大钊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努力，并开始着眼于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但在一年之前，李大钊在回应高原君《强力与武力》一文时，还坚持“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多数”。可见，李大钊对社会革命依靠力量的认知已经由依靠少数的中等阶级转向依靠多数的劳工阶级。
1919年底至1921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李大钊和陈独秀对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的认知与理解越来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1919年底至1920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三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观点重新诠释劳心与劳力这对范畴，突出劳力者的重要性。李大钊认为，“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但“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因此，“从前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是纵的组织。现在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唯一原因”，劳力者阶级需要联合起来，成为横的组织，塑造“劳工神圣”的新伦理“以反抗劳心者阶级”，“反抗君子阶级”。由此，李大钊终于得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人力创造出来的”，并非由少数圣者贤人创造的结论。
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论证民主的阶级性。他认为，正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因而，他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假象，并表达了对社会革命的期许。“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今日的世界乃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要想“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此外，他又以革命性质引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的观点，指出身为劳心者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
正是由此认知，李大钊和陈独秀明确意识到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的阶级属性问题。陈独秀对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阶级）的概念进行了阶级界定，其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劳动者就是“做工的人”，“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居于劳动阶级”，甚至认为“大凡以体力脑力作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动，不单指以体力作工”，把部分处于被雇者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当作劳力者看待。他认为资本家、知识阶级和劳动者间的关系不再是劳心与劳力的分别，乃是“雇主与被雇者之分别”。因此，在他眼中，知识阶级“雇与被雇”的社会划分，不仅成为判断新旧知识分子的标准，更是衡量知识分子劳动属性的准绳。李大钊则对劳心者进行了细化分析。在李大钊心中，劳心者是有层级的，与劳力者处于绝对阶级对立关系中的包括政客、官僚、资本家等在内的政权和文化的把持者，属于雇者、治者、消费的阶级。而对于知识分子，李大钊仍将其看作一个社会特定阶级，其属性取决于是否接受劳动，是否能够与劳动者结为“伴侣”，在他眼里“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
殊途同归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为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安排了合适的角色。陈独秀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甚至认可对社会采取根本改造的手段，但他仍强调“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况且“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因此，他要求那些“非劳动的读书人”与其空谈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帮助贫苦的劳动者”。反观李大钊，虽未必完全承认陈独秀关于中国人民“散沙”“蠢物”的国民性判断，但出于对知识青年社会价值的考虑，他同样承认在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前，还需要知识青年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把那劳工的生活从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面对农民、工人与知识青年还不知互相携手的现实，李大钊希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而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李大钊开始以实际行动诠释和推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结合。1920年9月，李大钊为少年中国学会修订了《改造联合约章》，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建议；11月，他领导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音》，年底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1年，李大钊到多地视察工人运动，他指导创办了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并常去学校视察或讲课。同年7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带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依据阶级分析的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劳心与劳力关系认知，从雇主与被雇者的角度，以劳动为标准把部分劳心者（脑力劳动者）纳入劳力者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早期中共知识分子为何能够有意识地将自己纳入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1921年3月，李大钊指出，学生团体已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应该由做民众先驱的知识团体组织一个有训练的“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的社会主义团体。为论证其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李大钊以俄国革命为例，指出“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俄国革命的中心势力只在“少数的智识阶级”。
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对知识分子归属、对劳力者范畴等问题的认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李大钊对作为革命依靠力量的劳力者范畴的认知仍旧模糊不清，导致其对革命运动的重心——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仍持游移不定的态度。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关注和研究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治，但从未忽视和放弃乡村中的农民，仍然强调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因此，他始终号召革命知识青年到乡村中帮助农民。陈独秀则把做劳动运动的知识分子重新排除在劳动者范畴之外，但对其仍提出要求，希望知识青年“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另外，与李大钊不同的是，陈独秀所说的劳动者范畴主要是指产业工人阶级。只不过，后来随着浙江萧山、绍兴和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共产国际二大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指示传到中国，陈独秀才开始注意到农民力量的伟大，一改往昔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不仅热情赞扬农民的反抗意识，还认识到农民“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不应忽视”。但即使如此，因中国共产党是依照苏联经验创建，同时作为“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其阶级利益要求“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也不可能过多地关注农民运动，仍旧把运动重心放在“第一位”的产业工人身上。
李大钊和陈独秀思考劳心与劳力、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问题是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的。晚清以后，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传统儒家的统治陷入危机，特别是“国家”与“国民”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劳心者从身处社会中坚和枢纽的“治人”地位，一再降至平民，甚至沦落到“治于人”的境地。在这一角色转化的过程中，劳心与劳力这对儒家理念的传统范畴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观念中，消除其影响并非易事。时至1912年，孙中山在相关表述中，仍旧体现出对“劳心劳力”这一传统儒家理念的认可，如其强调“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甚至在最初译介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时，其话语体系也透出劳心、劳力两极分化特征，如译称“一切价值由于劳力而生”，“劳心劳力的分工很野酷”，革命后“劳心劳力的分工就消灭了”。但即使如此，不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试图重新认知劳心与劳力，尝试打破这种传统的治与被治的两极分化关系。梁启超就曾受严复译《原富》影响，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中尝试提出“生利”与“分利”的社会划分，以打破原有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界。在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时，周佛海也曾尝试打破传统的“劳心劳力”划分，“把中国人分做两阶级:一个是寄生阶级，一个是自给阶级”。工学主义者还试图重新调和二者关系，认为劳心与劳力本来是统一的，“工”这个字照广义说起来，劳心与劳力的事都可包括，“要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工人都去求学——要求高深的学问，求学的人都去作劳力的工”，“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作工，终身读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崇尚“劳工神圣”的浪潮席卷而来，知识界开始反思和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社会上不乏要求同情和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声音，李大钊和陈独秀关注的目光也越来越集中到劳动者群体身上，尤其在劳心与劳力范畴中越发注意知识分子与劳动者这对关系。虽然他们都提倡知识分子与劳动者要建立新关系，打破“治与被治”的束缚，但陈独秀对知识分子在与劳动者结合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在建党之前并没有清晰认识。李大钊则对知识分子在与劳动群体结合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认识相当明确，倡导知识阶级去做民众的“先驱”。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问题上就曾产生分歧：一方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上过于“幼稚”，需要由知识分子教育和组织工人；一方则强调因知识分子具有“动摇、不可靠”的特质，可能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对其态度应慎重。最终经过争论，党内总结出知识分子在与劳动者结合过程中只有三条道路，就是反革命的、不革命的和革命的道路。而所谓革命的道路，也就是李大钊等人所讲的，“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做民众的“先驱”和“连锁”。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劳心劳力”问题的关注焦点基本上遵循着由身处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劳心者转移至平民阶级，最终落至无产的劳力者身上的轨迹。正是遵循这种由上而下的认知路径和对知识与劳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关系的重塑逻辑，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了由知识分子创建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在建党的道路上实现了殊途同归。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关注的出发点和认知拐点有着明显区别。陈独秀是从关注和改造国民性中逐渐意识到劳工群体的社会力量，进而影响到其对“劳心劳力”问题认知的转变。李大钊虽也重视国民性改造，但其对劳动阶级的关注则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立宪制的认知与研究，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从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否定中早于陈独秀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俄革命的成功使李大钊深受触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把关注焦点移至劳工阶级身上。反观陈独秀，因其关注重点在伦理精神层面，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本质的认知滞后于李大钊，因此，他在“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
另外，从历史的显层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截然分界，最初的思想启蒙也与后来工农革命教育似有断裂；然而，在历史的深层里，对“劳心劳力”问题的认知与态度转变，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接受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演进，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过渡。梳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劳心劳力”认知转变的逻辑和路径，可以更为具体地演绎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一步步地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假象中走进劳工群体，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寻到社会改造的新方案，也可以更为切实地探视出由先进知识分子号召并组建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的思想发端。李大钊、陈独秀作为复杂政治局势下的先进知识分子，其思想转变既受时代浪潮的影响，又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他们在践行知识分子向劳动者靠拢的时代理念的同时，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苏俄革命经验，成功解决了由知识分子组建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搭建起了桥梁，为中国社会革命造就了无产的劳动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理论阐释和现实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