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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赵彦春、邝旖雯. 基于隐喻认知观的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的构建

 My_68 2023-05-01 发布于四川

基于隐喻认知观的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的构建

赵彦春 邝旖雯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在回顾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时,发现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的主流理论偏离了中医语言和中医认知的实际,不利于中医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的认知建构和接受。而中医语言和认知实际是以隐喻为内核、表现为取象比类的构词和认知方式。因此,有必要基于隐喻的语义生成和理解机制,为中医术语的翻译建构评价模型、为中医术语的翻译评价提供可量化的指标,以期为今后进一步探讨中医术语翻译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医;术语翻译;隐喻;翻译评价模型

作者简介赵彦春,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典籍翻译。邝旖雯,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中华文化外译。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诸子典籍英译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编辑:程智超 吉林外国语大学

本文推广:王峰 山东大学 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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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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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主流,中医学除了在日韩地区有本土化和实用化的应用外,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作为替代疗法补充使用,要融入主流医学还存在很多困难。除了疗效与安全外,讲求策略的翻译在中医外传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当前海外科学语境下,归化翻译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医被广泛接受,但却难以传播中医独特的文化精髓,产生了牵强附会的翻译,造成了认知上的冲突。

要推动中医学能为更多人理解和接受,需要引导受众的思维与中医本身的认知方式接轨。中医因长期浸润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有其独特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往往反映在语言表达上,特别集中在术语构成中。可以说,理解中医术语是理解中医认知系统的敲门砖。中医以取象比类为认知手段,其术语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中医术语的翻译,特别是对术语隐喻性的翻译,关系到中医在他语语境中的认知建构,是中医医理为他者文化接受的重要条件。

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以取象比类为支撑的中医隐喻认知观上,以隐喻的生成机制和理解过程为基础,通过建立中医术语翻译质量评价模型,对中医术语翻译进行审视。

2.现行主流理论的不足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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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术语标准化过程中涌现出13个英译标准类工具书,虽然成果丰富,但仍暴露出中医术语翻译理论上的问题。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套标准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2007)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发布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2008)便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和方法,前者将“中药”以拉丁语译法译为Chinesemateria medica,后者译为ChineseMedicinal,这样杂合的构词法有损术语的严谨性。其背后所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即中医翻译标准难以统一,中医术语翻译缺乏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的理论指导。这包含两层问题:一方面是中医翻译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另一方面是现存的中医翻译指导思想难以达成共识。

2.1 现行中医术语翻译的主流理论

王银泉等(2014:111)曾对中医英译研究做了系统性的回顾,考察了1981年至2010年的中医翻译情况,发现中医翻译研究“重技巧,轻理论”,较少结合语言、文化、翻译等理论进行系统地分析,“以至于成为一个被中医学、外语界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时至今日,翻译界和语言学界对中医翻译的关注仍旧不够。以“中医英译”为主题词的研究文章绝大部分见于中医药类期刊,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开辟的“中医英译”专栏,但由于学科属性不同,中医翻译在中医药类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从翻译类、语言类期刊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中医翻译主题的文章较少,此类期刊甚少为中医翻译开辟专栏。这种现状也在提醒着中医翻译研究者,中医翻译还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要进一步补足。

中医翻译理论研究迫在眉睫,不仅因为理论研究少,而且现行运用的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目前国内中医翻译研究运用较多的理论有异化和归化理论、语言国情学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王银泉等2014)。

Venuti(1995)提出的异化和归化,一直作为经典翻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但归化与异化没有截然分明的分界线,鲜有绝对只使用其中一种方式的译作。而且,异化或归化的偏向是随着文化强弱的此消彼长而做出的折中选择,可归于翻译策略的考量范围,但对于中医术语翻译而言,该理论难以作为理论进行具体的实践指导。

“语言国情学”原指通过俄语教学进行苏联国情知识的“文化移入”,从而提高学生对所学外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该理论本身主要运用于俄语的对外教学,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文化载蓄功能和指导功能(赵爱国1988)。语言国情学以词汇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医术语翻译研究主要依据其对词汇的核心观点将中医术语分为反映全人类共核的词汇和反映民族特有事物和观念的词汇。前者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词,因此“为借用西医词汇提供有力土壤”,而后者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所以“翻译时当首推音译”(曲琳琳、张斌2017:1463)。由此可见,语言国情学理论在中医术语翻译中的运用主要是为借用西医术语和音译术语提供理论支撑。但是中医术语与西方医学、解剖学术语的内涵有很大区别,音译术语实质上割裂了能指与所指、割裂了语篇,两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了一些问题。语言国情学对中医术语翻译虽然发挥了参考作用,但作为针对语言教学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不同等级而又相互转化的子文化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动态发展的集合”(Even-Zohar1990:11)。该理论将原本相互分离的子文化系统放置在一个完整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各子系统的地位通过相互竞争而发生转变,并多元系统理论事实上将翻译置于目的语整个文学与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从而催生出翻译的文化学派。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而宏观的视野,但是需要明晰的是,该理论实质上是对某个历史时期下如何选择翻译文本、各方如何促成译作的形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策略等的文化层面的研究。它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文本该如何翻译”转向了“某文本为什么这样翻译”,讨论的多是文本外的因素,属于对社会文化符号现象的研究,而非对译本产出提供指导纲领的综合理论。因此,将多元系统理论引入到中医翻译研究中也只能局限于对既有译本的个案研究,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提出一定翻译策略,却难以着眼于翻译本身,遑论为中医翻译研究提供一致而连贯的理论体系。

据此,国内中医术语翻译研究主流的理论未将研究重点放在原文本语言本身,始终徘徊于原文本外围,主导的翻译方法或难以适应更深层次的时代需求,或偏离了翻译本质,或仅仅围绕技法的讨论而缺少系统方法论的支撑。

2.2 现行理论缺陷带来的启示

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的现行理论暴露出源语文本和译语读者之间失衡的问题,但同时也发出了信号:现行理论所偏离的正是中医术语翻译理论所要完善之处,即需要以中医语言为核心、以作者和源语文化为准绳的一致而连贯理论体系。他学科、他领域的理论可以为中医术语翻译提供新鲜的视角,文本外因素、译入语因素等也确实起着调节作用,但这些都不是翻译的根本使命所要求的。翻译问题仍旧围绕在名与实、形与意这对核心关系上,词义内涵始终是关注的焦点,而词义虽不取决于理据,但也摆脱不了理据的影子,而理据是通过隐喻的作用衍生成为新的词汇内涵。要在译语语境中还原中医思维,那么仍旧要以中医本身的认知手段为切入点,遵循中医语言里的思维路径,而“援物比类”是明确的中医法度,其语言本质就是隐喻的。汉语语言中的隐喻模型不是单一存在的,它辐射整个语言系统,中华文化系统在译语语境中的构建亦需要从传统的隐喻模型中汲取精华。

3. 以隐喻视角看中医术语翻译问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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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和思维模式,但隐喻的表现形式因文化差异而异。在中国古代,中医将这种模式称为“取象比类”,这不仅是一种解释中医学原理和知识的方式,还贯穿于中医术语的命名中。中医术语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因此译者应从其中的隐喻源出发进行翻译。同时因为人类具备隐喻能力,所以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这种翻译。

汉语倾向于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在中医语言中尤为明显。中医学所蕴含的思维有其哲学基础,体现在古代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下的“观察—取象—比类—理解”的思维过程中。这种类比的映射关系与西方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路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中的《卦》。在《黄帝内经》中,“取象比类”的思想也有明确的表述,如《五运行大论篇》有言“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示从容论篇》又言“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等。可见,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医术语的造词和医学解释的全过程,是重要的中医方法论。中医利用各种“象”来解释和构建其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和天人的模式。

中医的“取象比类”和隐喻作为常见的认知手段,其认知、心理和语言上的原因是一致的。在意义生成方面,它们具有相似的机制,即概念或结构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整合生成新的意义。因此,取象比类作为一种语言表征手段,可以纳入隐喻认知研究。中医善于将自然现象作为源域的具体概念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中。事实上,Lakoff&Johnson(1980)将隐喻分为概念隐喻、方向隐喻和本体论隐喻,这几种隐喻类型都可以从中医的典型概念中找到。

系统性是概念隐喻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Lakoff&Johnson(1980),正是因为隐喻概念的系统性,所以我们使用语言时就反映出这样的概念系统。例如,“治疗即战争”是中医语言中主要的结构隐喻,因此导致生病的因素作为要防御的对象被称为“邪气”,当人体暴露于“邪气”中,此举被称为“犯”,而人体需要“卫气”或“营气”来进行防御保卫。

方位隐喻是隐喻的另一种形式,包括“上—下、进—出、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等方位(Lakoff&Johnson1980:14)。身体或文化体验可能会影响对方位隐喻的运用与表达。中医最具民族特色的是对于方位隐喻的表现形式即阴阳模式。在中医的语境中,阴主内,阳主外,阴为下,阳为上。这种方位隐喻充分体现在人体器官的分类和经络的命名中:负责排泄和传化的器官,如胃、膀胱、肠道等,属于阳腑,与这些器官相关的经络则为阳经,沿肢体的外侧延伸;相反,负责储存的器官,包括心、肝、脾、肺、肾,属于阴脏,相应的经络为阴经,分布于肢体内侧。

实体隐喻也是中医常见的比类方式。在古代,当人们试图理解或学习未知的现象或抽象的物体时,通常会借助他们已经知道的事物来描述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使用实体来解释一个模糊概念的方法就是实体隐喻。实体隐喻是中国古人解释人体及其功能的常用手段。例如,当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人体的内部结构时,复杂的结构以及血液和其他营养物质的运行可能会让他们想起储存和分配的经验。因此,古人用“藏府”指称人体内部器官,“藏”即储藏、存贮,“府”在字源上指贮藏文件或重要物品的地方。基于这一隐喻意义,中医得以论述精气的得失,各器官的功能得以以隐喻的方式被认识并理解。

隐喻是系统的,每个隐喻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的理据。由于中医的主要概念是在隐喻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所以如果要尊重中医,译者首先应遵循这种类比方式,考察术语本身的命名理据,选取恰当的“象”进行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在术语中突出显示源喻或许比寻求生硬的语义对等更精确且更有解释性。

4. 中医术语隐喻翻译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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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论文在期刊的发表情况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已经起步,但该主题在核心期刊中的收录量较少,陈易,等(2020)认为中医术语隐喻性英译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这意味着这一研究方向尚有待拓展。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1)缺乏系统的中医术语隐喻翻译评价框架,翻译评价的方式以描述为主,评价指标比较单一、零散;2)对于翻译理论的选择、翻译原则的论述不完全立足于如何达到术语隐喻的最佳效果,而在于是否舍弃术语中的隐喻,因而部分研究中出现对基于术语隐喻考虑的翻译评价不高的情况;3)中医术语隐喻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具体翻译技巧的讨论上,相关理论研究尚未成熟。要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需要基于隐喻生成机制和理解过程建构一个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考察术语在翻译后隐喻从意义产生到意义生发的全过程,范围涵盖读者从辨认到理解再到认知运用的各阶段。

4.1 评价模型的总体思路

翻译活动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在这三者中,译者起着连接的作用。最理想的情况是译者既对作者负责也对读者负责。一方面,译者必须尊重原文,尽可能多地传达术语的外延和内涵。另一方面,也要知道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导致理解不佳。因此,本模型同时考虑了文本和读者理解两个方向。

以源文本为中心要求译者注重影响隐喻意义产生的每一个因素。隐喻的发生往往需要几个条件,如语义冲突、相似性和双重影像等(束定芳2002)。隐喻就是从喻体对本体的转换从而在形态、结构和(或)功能上所保持一定的相似性来实现的(徐盛桓2020:8)。因此可以假设,如果译文提供了类似于原文术语的隐喻条件,那么译文就能产生与原文相似的隐喻效果,每个条件隐含着一个评价指标,译文完成的指标越多,那么就越有利于隐喻的意义生成。语义冲突被视为隐喻的基本条件。中医以“象”指代医学概念,在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译者要做的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源域意义,为意义从源域向目的域投射留出更多的空间。喻体和本体之间可能存在着物理或心理上的相似性,相似性的程度决定了隐喻的程度,或者说,由源语向目的域投射的意义越多,那么隐喻义就越透明。因此,译者需要根据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调整用词,找到目的语文化中更易产生相似联想的、更能接受的喻体,使隐喻更清晰。双重意象决定了隐喻的生动性。由于每一个语言单位都处于一种组合关系或聚合关系中,当一个语言单位出现时,读者往往会联系到使用频率高的图式。一旦出现搭配异常,则容易触发联想,生成新的意象图式。双重影像的形成依赖于相关意象的动态融合过程,语境中语言单位的协调有助于意象的形成。由此,根据隐喻的形成条件,可产生三个评价译名的指标。(见图1)详情将在4.2节进行进一步论证。

图1.基于隐喻生成条件的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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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要使目标读者对隐喻化术语的理解更加明晰,译者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所以,隐喻的理解是本评价模型关注的另一个问题。隐喻理解有两个主要阶段:辨认和推断(束定芳2000)。当读者试图识别隐喻时,可能会借助于明显的隐喻信号,比如意义不统一的修饰词和元语言符号,这些可以作为隐喻的提示工具。在没有明确隐喻信号的情况下,隐喻的辨认同隐喻生成的条件一样,依赖于语义或语境冲突。读者需要根据字面意义和逻辑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来判断某一种语言的使用是否属于隐喻,因此,喻体成为隐喻辨认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读者识别出一个隐喻,他们就需要从隐喻的角度来解读它的真实意图。从理论上讲,喻体与本体的相似度越高,对语义的理解越好,但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此外,人类的知识结构与隐喻的理解密切相关,而影响知识结构的因素包括年龄、文化、教育背景等。所以,为了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译者所选择的语言符号应当具备简洁性。因此,基于隐喻理解的指标如下所示(见图2)。

图2.基于隐喻理解的中医术语翻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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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隐喻生成和隐喻理解两个维度后,共得到五个评价指标,即术语的鲜明性(Distinctiveness)、语符的理据性(Motivation)、语符的透明性(Transparency)、语境的生动性(Coordination)以及语符的简洁性(Simplicity)。其中语符的理据性、透明性和语境的生动性三个指标贯穿于隐喻生成和隐喻理解两个维度,因此,在评价模型中被赋予权重。最后,中医术语翻译的评价模型可以用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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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隐喻术语的翻译效应;D:术语的鲜明性;M:语符的理据性性;T:语符的透明性;C:语境的生动性;S:语符的简洁性)

4.2 评价指标的详细论述

 如前所述,本文已从隐喻生成和理解的条件中得出五个指标,本节将进一步论述该模型中各翻译评价指标的应用。

术语的鲜明性在隐喻理解中可能起着很小的作用,但它确实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提示,提醒读者可能存在隐喻,从而使读者能够利用语境信息或知识尽快地对隐喻进行推断。由于该评价模型的使用对象为中医术语的翻译,并不是所有的隐喻信号都适用在考察范围中,例如metaphoricallyspeaking、literally等脱离术语本身的元语言信号。但译者可以利用其他信号来突出隐喻术语,例如,使用引号、斜体或大写隐喻术语作为信号对读者进行暗示。

术语形成的理据体现出文化思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译者如何利用语义冲突凸显术语理据直接影响到中医理论在目的语文化中的解释力。译者是否采用隐喻认知观进行中医术语翻译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译语语符是否具备理据性上,这也是保留文化特征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强调语符的理据性并不意味着直译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因为语符的透明性也是制约翻译的重要因素。

如果强调术语的理据性决定了术语中的隐喻是否被保留,那么译者所选择的译语语符的透明性则决定了隐喻的效果。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象表达,如当用鸟类象征爱情时,美国人惯于使用天鹅作为意象,而中国人则用大雁和鸳鸯;再如西方人看到布谷鸟产生的联想是灵活、财富和爱,而中国人则将其视为悲痛和凄凉的象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要求译者在语义投射时要谨慎地选择一种在目的语语境中具有更多物理和心理相似性的语符,提高隐喻的透明性,方便读者理解。

语境的生动性源于双重影像和语境信息的要求。语境通过自身的特点和所包含的信息量影响着隐喻的推断。读者在两种情况下对隐喻更为敏感,一种是熟悉主题,另一种是特定的语域,即读者对诗歌、散文等体裁怀有更多的隐喻期待。鉴于中医古籍行文整饬、语言精炼,中医文本具备诗性特征,如果译文在语篇上能够显示出原文的诗性特征,那么其术语的隐喻特性就容易被读者感知。术语隐喻特征的突出也有赖于语境信息。例如,医疗救治中使用“疾病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作者和译者在使用某种带有“敌方”观念作为某种疾病的术语时,可能会使用诸如“攻伐”、“防御”或其他军事用语来加强隐喻意义。相关表达的数量越多,术语的隐喻程度就越高,就越便于读者对术语隐喻的理解和推断。

为了让更广泛的读者理解,术语翻译需要具备简洁性,这也是术语本身的要求。由于知识结构影响隐喻的理解,因此译者应考虑译语词汇的使用频率和平实程度。Porkert(1978)曾用拉丁文创建了一套规范实用的中医术语体系,但由于语言过于深奥,未能推广,这再次表明中医术语翻译的用词应尽可能简洁明了。

中医术语翻译的效果与质量可以参照以上五个评价指标,用定量分析代替传统的描述性方法。评价模型的实际运用将在下节展开。

5. 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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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医隐喻术语评价框架,可以通过定量的方法检验翻译的效果。本节将采用该模型对个案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验证该评价模型的可操作性。本文以暗含中医天人模式和五行模式的“广明”“太冲”两个术语的翻译为例,简要说明本评价模型的应用。

这对词组出自《素问·阴阳离合论篇》,“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与西方解剖学不同,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有着对应关系。这两组术语隐含着古人的一种朴素的世界观。人类本能上寻求光明,所以人类通常选择面对自然光的方向,从而获得宽广明亮的视野,因此古人用“广明”代指人体的正面。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中国人来说,南方为向阳面,且相较而言更温暖,五行属火。由于火焰总是向上发展,因此“广明”在中医里也用来指头部或身体的上半部分。相反,北面是背阳面,五行属水,而水通常向下流动,因而原义为水流涌动的“太冲”则用以指身体的下半部分。

这种隐喻联想虽然比较复杂含蓄,但它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并且人类对于光明以及、水、火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其认知价值不可忽视。为使翻译样本更丰富,本文所选的四组译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从事临床实践的中医医师MaoshingNi(倪毛信),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学者Unschuld、Tessenow和杨明山,以及从事中医翻译研究的学者李照国,涵盖中外学者、医家及有着中西两种文化背景的海外华裔。从翻译目的来看,既有用于临床、教学的译本,也有注重学术研究的译本。从翻译方法上看,这四组译者在翻译原则上存在差异,这为对比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四组译者对“广明”“太冲”的译文见表1。

表1.“广明”“太冲”的五个英译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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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MaoshingNi对“广明”和“太冲”这两个词都采用“音译+意译”的方式,音译部分陌生化的拼写给读者留下了一种暗示,表明这些表达包含着文化特异性,但是or的使用又破坏了术语的唯一性,因此就术语的鲜明性而言,两个译名分别可得0.5分。至于语符的理据性,broadexpanse只突出了“广”,可得一半分;greatfall的译法照顾到了“太冲”两个语素的理据,fall本身虽不像原文中“冲”直接代表水流,但英语中waterfall表示瀑布,也能产生与水相关的联想,因此“太冲”的译名在这个指标上可得2分。就语符的透明性而言,broadexpanse投射的意义少于“广明”,可得1分;greatfall同“冲”一样投射了“向下”的势能,产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可得2分。术语所在的句子本身已指明二者所代表的前后关系,Ni(1995:27-28)将句子译为Infrontof himisguangmingorbroadexpanse,inbackofhimistai chongorgreatfall,其中expanse和fall形成了对比,暗示了前与后的关系,所构建的语境有助于读者建构自己对术语的理解与推断。就语符的简洁性,虽然意译部分用词简单易懂,但加上音译部分稍显冗长,可酌情扣一半的分。综合各项指标的情况,倪译“广明”“太冲”的翻译得分如表2所示:

表2.Ni对“广明”“太冲”的翻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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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照国出于对中医核心概念特殊国情的保护,在其《黄帝内经》英译本中的术语大部分采用音译法。音译术语虽然可以体现出译本民族性,但也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认知障碍。从这五个指标来看,音译的“广明”“太冲”割裂了能指与所指,难以体现语符的理据性、透明性和简洁性,也无法与其他语境要素相呼应形成隐喻意义。因此,其术语翻译的得分见表3:

表3.李译“广明”“太冲”的翻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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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chuld&Tessenow的《黄帝内经》英译本非常注重中医的语言表达,也竭力体现术语中的隐喻特质。该译本中的这两个术语虽无隐喻信号,但由于前后文的关系并没有消解其作为术语的唯一性。broadbrilliance遵循了原文术语的理据,brilliance多用以描述与脑力相关的才华、计划、发明等,心理上与“上部”的联系更紧密,而且词的选择比较简单,读者可以理解。此外,语境和注释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源域与靶域的含义得以融合。至于“太冲”,译者使用“冲”的引申义,即大道,译为greatthoroughfare,但它并不能指示下部的方位。该译名的翻译评价如表4所示:

表4.Unschuld&Tessenow的“广明”“太冲”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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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山将“广明”译为grand-bright,保留了所有字面含义,将联想空间留给读者。词的选择也满足了透明性和简洁性的要求。“太冲”同李照国一样采用音译,尽管拼写上的陌生感可能提供了一种东方的味道,但几乎没有揭示术语中的隐喻。因此,杨明山的译名评价如下:

 表5.杨译“广明”“太冲”的翻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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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价模型仅为中医术语翻译而设计,具有可操作性。本节所得出的结果仅针对两例个案,不能代表各组译者译本的整体情况。各术语译名的优点与不足都将激励更多的译者,不断完善中医术语的翻译。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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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1959)认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变化,文化决定着人们的存在方式、自我表达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独特认知手段。中医认知方式中的强隐喻性要求采用隐喻的视角翻译中医术语。总的来说,人类的语言和思维都是隐喻性的,这是全人类共有的经验,这为其他语言的读者理解外来的隐喻和接受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长远来看,如果目的语读者理解中医隐喻,就能更好地接受中医思维,这将是推广中医的更优途径。

本文基于隐喻的生成和理解机制建构了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用以考察当前中医术语翻译意义投射的效果,为今后的实践提供可量化的指标。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讨论了两例个案。更多与中医典型隐喻模式相关的案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期待基于本评价模型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和方法,以拓宽和丰富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的视域和方法。

参考文献略。适应微信排版,本文格式略有变动,欢迎阅读《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期刊或知网下载论文。转载请注明语言学通讯及其期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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