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译稿：比昂 | 团体动力学 1961 (上)

编者：

“ 

身为一个执业精神分析师，我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精神分析的方法作用于个体，与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方法作用于团体，处理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面向。这两种方法为执业者提供了基本的两个视角。

……关于克莱因理论中偏执-分裂位相间的相互作用及投射性认同的核心重要性。我怀疑没有这两套理论的帮助，团体现象的研究能有任何进展。

-摘自《比昂全集，第四卷》

比昂是团体分析工作的先驱，虽然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放弃了团体工作，但是他对于团体心理治疗的贡献居功至伟。《团体动力学》这篇文献来自他的著作《团体中的经验》，这本书被公认为关于团体中人类潜意识功能思想和概念化的一个里程碑。

这篇文献分享给从事团体工作的专业人士。对受训感兴趣，可以关注最新发布的两年制《第三届中国比昂连续培训项目》。

团体动力学

Group Dynamics

翻译：高宁  刘欣  刘胤佳  王晓春  杨诗露  郑可桂

审稿人：刘胤佳 杨诗露

弗洛伊德试图用自己精神分析的经验来阐明某些由勒庞（Le Bon）, 麦独孤（Mc Dougall）及其他研究者所揭露的人类群体那些令人费解的内容。我打算对精神分析现代发展的意义进行探讨，尤其是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她的工作表明，在生命的开始，个体与乳房相连，而随着原初意识的迅速扩展，个体与家庭群体相连；此外，她还表明，这一连接的本质显现出其自身特有的品质，无论对个体的发展而言，还是对更完整地理解已由弗洛伊德天才般的直觉所证明的机制而言，都具有很深的意义。

我希望表明的是，在成人接触到一个团体的复杂性时，他也许会严重退行至梅兰妮·克莱因描述的（1931年, 1946年）精神生活最早阶段的典型机制。成人必须同他生活其中的群体建立起情感联系；对成人来说，这项任务就如同对婴儿而言，建立与乳房的关系那般可怕，他的退行表明他未能达成这一任务。相信团体是有别于个体集合体的存在是退行很必要的一部分，也是个体赋予假设团体所具有的特点。退行使个体丧失其“个体独特性”(弗洛伊德,1921，第9页)，犹如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从而让人难以理解团体是多个个体的集合，由此为团体存在的幻想（phantasy）提供了事实基础。因而，如果一个观察者判定一个团体是存在的，那么组成它的个体必然经历了这一退行。相反地，如果组成一个“团体”（指同样退行状态下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的个体由于某些原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个体独特性，那么这一团体就会陷入恐慌的情绪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团体正在瓦解，稍后将看到，我也并不同意群体在恐慌中会丧失凝聚力。

在本文中，我将总结一些理论，它们是我在精神分析训练中培养起来的直觉应用于团体所得到的。不同于其他许多理论，这些理论是在它们想要描述的情绪压力情境下得出的，这既是其价值也是其缺陷。

我为精神分析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这部分是因为我要处理不同的主题，部分是因为我想知道，以摆脱先前理论作为探讨的起点是否会导向某个点，在那个点，我可以将团体的观点和精神分析关于个体的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两者是互补的，还是分歧的。

有时候，我认为团体对我有一种态度，一种我可以用语言说明的态度；有时候，另一个个体表现得似乎他同样认为该团体对他有一种态度，而我相信我可以推断出他的信念是什么；有时候，我认为该团体对某一个体有某种态度，而我可以说出那是什么。上述这些时机提供了解释所依据的原材料，但是解释本身是一种尝试，试图将我所假设的群体对我，或对某些其他个体，或对群体内部某个个体的态度，转译成精确的言语。只有部分情境下，它们会为我所用；当解释似乎是明显的却又未被觉察时，我即判断解释的时机成熟了。

我在尝试中带领的一些团体经历过一系列复杂情绪事件，这为推导出团体动力学理论提供了条件，而我发现这些理论对阐明什么正在发生及揭露未来发展的核心都很有用。以下是这些理论的概述。

工作团体

（WORK GROUP）

在任何团体中都可以辨识出心理活动的趋势。任一团体，不管多么不正式，都会遇上要“做”某事；在这一活动中，个体根据各自的能力而合作。这种合作是自愿的，并取决于个体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复杂技能。唯有经过多年训练并拥有能令心智发展的体验能力的个体才能够参与到这一活动之中。由于这一活动是面向具体任务的，它与现实有关，其方法是理性的，也因此是科学的，哪怕仅仅只是科学的雏形。其特征类似于弗洛伊德（1911）对自我（ego）的解读。团体心理活动的这部分，我称之为工作团体（Work Group）。这一术语仅包含某种特定类型的心理活动，而不包括沉溺其中的人。

当病人们在团体治疗会谈上见面时，总能看到某些心理活动是指向解决个体求助的问题。以下是这样一个团体过渡阶段的例子：

六位病人和我围坐在一个小房间里。A女士提议，如果成员同意彼此称呼教名，那将会是个好主意。话题一经提出，气氛有些放松，大家彼此眼神交汇，一个复杂生动的过程立刻被激活，瞬息可见。B先生冒险说它是个好主意，而C先生说这样“更友好”。A女士被鼓励公布她的教名，但D女士阻止了她，D女士说她不喜欢自己的教名，宁愿它不被人知道。E先生提议用化名；而F女士在检查自己的手指甲。经过几分钟的讨论，A女士的这一建议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却有越来越多的目光偷偷瞥向我。B先生鼓舞自己，说道，我们必须彼此称呼些什么。此刻的情绪混杂了焦虑和正在增加的沮丧。很明显的是，在我被提及之前，我就已经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如果任由其自行发展，团体很可能会逐渐变得冷淡而沉默。

对目前来说，我将展示这一片段的如下方面，以说明我对工作团体这个术语的使用：

在团体中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这将取决于当团体所处的心理背景的意义显现出来后，我对此的评估。首先，清楚的是，如果七个人在一起谈话，有名字将有助于讨论。意识到这一事实进而引发讨论，到此为止这都是工作团体活动的产物。但团体并未停留在这儿，提出一个对无论工作任务是什么的工作团体都有帮助的步骤，而是走得更远。有人提议应该使用教名，因为那将会利于友善。这样说是准确的，即在我所谈论的这一团体中，友善的产生被认为与治疗的需求密切相关。但这么说也是真的，在事件发生的那一节点上，D女士的反对，和E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都可被视为出于治疗的需要；事实上，我指出，这些建议暗合一个未言明的理论，即如果团体能以一种只有愉悦的情绪体验的方式进行，我们的疾病就能被治愈。可以看到，工作团体的功能示范必须包括：用以转化为行动的思想发展；所根基的理论，在本例中即是对友善的需求；个人无需作任何相应改变，环境改变就足以治愈的信念；以及最后，一个“真正的”示范。

很巧的是，在我给出的例子中似乎并未产生所期望的治愈，仅仅是想要去解释一下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指定名字的行为就受到了某种困难的阻碍。虽然我从未这样说过或号召过这样一个观点，但随后将我证明该工作团体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治愈可以从一个只让人体验到愉悦的团体中获得。在讨论工作团体活动所遇障碍的本质之前，我要在这里提到一个困难，它在我的理论阐述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我而言，描述一个团体的片段，例如正在讨论的这个团体，然后试着从其中推导出理论，只不过是在说我有一个理论，如此这般的事情发生了而我能用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去描述它。读者将自己从这一窘境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忆自己参与的某些委员会或其他聚会，细想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忆起一些可以指向我所提到的工作团体功能存在的证据，同时不要忘记回顾材料中所包括的行政结构(administrative structure),负责人等。

基本假设

（BASIC ASSUMPTIONS）

对团体工作活动的解释留下太多未言明的；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是否建议使用假名？偷偷的瞥视，聚焦于分析师的正确模式，愈演愈烈，并不利于团体工作的功能。

团体工作的活动被某些其他心理活动所阻碍、改变或偶尔促进，这些活动都有强大的情绪驱动因素。这些活动，最初看起来是混乱的，如果假设它们来自于团体共同的基本假设（basic assumptions），就会有一定的凝聚力。在我给出的例子中，很容易认识到，团体的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他们聚在团体是为了接受来自我的某种形式的治疗。但是，作为团体工作功能的一部分，探索这个想法表明，思想是存在于有情感依附的现实中，而不是与那些不太成熟的成员有意识地接受的那种天真期望相一致。此外，即使是成熟的个体，例如其中一个成员是理科的毕业生，其行为表明他们也怀有同样的想法。

第一个假设是，参加团体是为了从带领者这里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滋养，以及保护。因此，我的第一个基本假设可能被认为是我言论的重复，如上所述，这个团体假设“他们是在一起接受某种形式的治疗”，只是用不同的隐喻方式在表达。但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我说的这些词是字面的而不是隐喻的，这个基本假设才能被理解。

这是一个治疗团体的描述，我将其称为依赖的这个假设在此团体中很明显。

团体中有三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前有一次，该团体表现出团体功能是治愈成员的无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因为绝望而做出反应，他们依赖于我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同时他们也会满足于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我要去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女人带了一些巧克力，她羞怯地邀请了她的右手邻居，另一个女人来分享。一个正在吃三明治的男人。一个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更早的时候告诉过大家：他不信仰上帝，没有宗教信仰，他沉默不语，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直到有一位语气中有点刻薄的女士说：“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回答说，“我不需要说话，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到这儿来就足够了，我的问题就能得到回答，而不用做任何事。”

然后我说我成为了团体中的神，我是一个不需要做工作就知道答案的人。进食（eating）成为了团体操纵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保留我的物质信仰，哲学家的回复表示他不相信祈祷的功效，他之前与他之前所说的他不相信上帝有所不符。当我开始我的解释时，我不仅确信它的真实性，而且毫无疑问，我可以拿出大量的材料说服那些人——在本文中我只会提及部分内容。当我讲完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失礼：我被一种茫然的表情包围着；证据已经消失。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吃完三明治，把那张小心折叠的纸放在口袋里，环视了一下房间，眉毛微微抬起，目光里有了疑问。一个女人紧张地看着我，另一个则双手合拢地凝视着地板。在我看来，一种信念开始坚固，我在一群真正的信徒中犯了亵渎罪。第二个男人，胳膊肘搭在椅背上，用手指弹奏。正在吃东西的女人赶紧吞下最后一块巧克力。我现在解释说，因为对体的神产生了质疑，我变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人，但这之后又增加了焦虑和内疚感，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从不虔诚中分离出来。

在描述中，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在这个团体中的反应，我希望之后这会变得更加明显。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最有力的证据，不是团体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而是分析者的主观反应，更有可能在分析者的精神病理学中找到他们的解释，而不是在团体的动力中。这是一种公正的批评，需要经过数年以上多个分析家的仔细研究，但出于这个原因，我将把它放在一边，接着讨论贯穿全文我所支持的一个观点，即在团体治疗中，许多解释，及其中最重要的解释都必须依靠分析者自己的情绪反应。我相信这些反应是依赖于团体中分析师的“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克莱茵1946），这一机制在团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反移情的经验具有截然不同的品质，它可以使分析师区分当他成为投射性认同的客体的时候以及不是的时候。分析师认为他是被操纵，以发挥作用，无论多么难以识别，在别人的幻想中，如果分析师没有出现我所谓的暂时失去洞察力，他也会感受到自己正经历着强烈的感情，同时相信它们的存在具有相当充分的客观情况，无需追索其因果的深奥解释。从分析师的观点来看，经验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阶段:首先，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有一种感觉，你肯定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第二，在特定的情绪状态下，会感到自己是某种特别类型的人。我相信，摆脱自己对现实感到麻木状态的能力是对团体中分析师的主要要求：我认为，如果他能这样做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解释，从而看到它与先前解释的相关性，并对其有效性产生怀疑。

我必须回到第二个基本假设。和第一次基本假设一样，这也关系到该团体所要达成的目的。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段对话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对话，他们只顾对话而有点忽视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尽管人们很难说出他们的谈话内容明显与团体中的其他交流有很大不同，其他人之间偶尔的眼神交流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不是那么严肃地认为他们是恋爱的关系。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通常对任何被排除在治疗活动之外很敏感，来参加团体是为了说话，从我或其他组员那里获得一个“解释”，但他们似乎完全不介意将舞台完全留给这一对男女。后来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对的性别对于配对（pairing）这个假设并没有特别的结果这当中有一种特殊的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气氛，和以往通常的无聊和沮丧的度过时间很不同。虽然冠以配对团体（pairing group）之名，但这不意味着相关的证据是特有的或是很明显的。事实上，在精神分析中有很多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心理状态的证据。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个人身上看到对一种可能近似于在原初场景（primal scene）中行为反应的证据，那将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在我看来，让人们的注意力被这些反应所吸引，会让我们更难对团体所特有的现象进行观察；此外，我认为，专注在这些方面最坏的情况是可能会影响精神分析的质量，而不是去探索对该团体治疗的可能性。因此，读者必须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总会遇到大量熟悉的材料，但我们仍然需要等待，在团体的情境中进行评估；这个材料可以先放到一边，现在我要回到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气氛，这是我提到的团体中配对假设的特征。它通常用口头的表达方式表达一个观点，即婚姻会终结神经症般的无能；以及团体治疗如果被充分地扩散将彻底改变社会；以及在即将到来的季节，春，夏，秋，冬，可能会更令人愉快；以及一种新型社区——改良后的团体应该发展起来，等等。这些表达倾向于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些可能的未来事件上，但对于分析师来说，关键的不是未来的事件，而是当下的事情——希望本身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配对假设的特征，必须被作为配对存在的证据，即使在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它本身就是性的先驱，也是性的一部分。那些口头表达的乐观想法是合理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时间上造成一种位移，并与内疚的感觉达成妥协，享受这种感觉是合理的，其结果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团体配对中，这种感觉与憎恨、破坏和绝望的感觉截然相反。为了维持希望的感觉，不像依赖团体（dependent group）和战斗-逃跑团体（fight-flight group）的带领者，配对团体的“带领者”应该是未诞生的（unborn）。它是一个人或一个想法，可以将团体从憎恨、破坏和绝望的情绪中拯救出来，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显然，救世主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只有保持希望，才能坚持下去。困难在于，由于团体对团体中出现的性的合理化，工作团体倾向于产生救世主，无论是人，想法，还是乌托邦。在成功的过程中，希望被削弱；显然，没有什么是希望的，因为破坏、憎恨和绝望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影响，他们会再次让自己感到这些情感的存在。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希望的进一步弱化。出于讨论的目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为了保有希望团体会被操控，那么无论是作为一个特定工作团体的成员还是个体都应该看到，救世主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当然，危险在于，这些特定的工作团体要么会有过度的热情，从而影响到无辜的、创造性的团体的功能，要么让自己抢先一步，从而使得消除救世主变得困难，而后重新创造救世主的希望。在治疗团体中，问题在于使团体能够有意识地意识到希望的感觉，以及它的从属关系，同时也能容忍他们。在配对假设中，对它们的容忍是基本假设的功能，而且不能被视为个体发展的标志。

第三个基本假设是团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战斗，或者逃跑，两者相差不大。我称这种状态为战斗-逃跑。在这个状态里，被公认的带领者是一个人，他对团体的要求是为逃跑或攻击提供机会，如果他提出要求不这样做，他就被忽视了。在治疗团体中，分析师是工作团体的领导者。根据基本假设和不同心理状态下领导者被需要程度，他所能控制的情感支持都会受到波动。在战斗-逃跑基本假设中，分析师发现试图阐明正在发生事情的尝试，会由于这些情感支持而受到阻碍，因为这要么表达对所有心理困难的憎恨，要么是逃避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例子中使用教名的情况，在战斗-逃跑基本假设中很可能被解释为逃跑的渴望。但事实上，由于团体达到的阶段有所不同，我会根据相应的工作团体功能来进行解释。

所有基本假设团体（basic-assumption groups）的共同特征

参与基本假设活动不需要训练、经验或心智发展。它是瞬间的，不可避免的和本能的:我感觉没有必要假设一种团体本能来解释我在团体中所看到的现象。与团体功能相比，基本假设活动不要求个人要有合作能力，但取决于个人要拥有我称之为价（valency）的能力——我借用了物理学术语来描述在基本假设中，一个人瞬时无意识地与另一个人连接，分享和互动。工作团体的功能始终是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基本假设。虽然工作团体的功能可以保持不变，但其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假设可以经常改变；一个小时内可能有两三个变化，或者相同的基本假设可能连续几个月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解释不活跃基本假设的原因，我假设存在原型系统，在这系统中，生理和心理活动是无区别的，而这通常被认为对于心理调查来说是更有利。必须牢记的是，一个领域是否适合进行心理调查取决于除了研究领域性质外的其他因素，一个是调查心理技术的效力。对一种身心医学领域的认识表明，任何试图确定区分心理与身体现象都是困难的。因此，我建议在限定的范围内，将积极的基本假设与假设的原型系统分开。

在日常工作中，许多技术都用于工作团体的功能调查。对于基本假设现象的研究，我认为精神分析，或直接从它衍生出来的一些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工作团体的功能总是被基本假设现象所渗透，很明显，忽视后者的技术会让人有错误的印象。

与基本假设相关的情绪可能被描述为焦虑，恐惧，憎恨，爱，等等。但是，任何基本假设的共同情感都是微妙地受到彼此的影响，就好像它们是在积极的基本假设中所特有的。也就是说，依赖团体的焦虑在配对团体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焦虑，以及其他情感。

所有的基本假设都包括带领者的存在，尽管在配对团体中，正如我说过的，带领者是“不存在的”，也就是没有产生。带领者不需要确认团体中的任何人。它不需要是一个人，而是可以用一个想法或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来识别。在依赖团体中，带领者的地位可以由团体的历史来填补。一群人抱怨无法记住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记录会面的情况。这条记录后来成为了“圣经”，例如，团体中的领导者被认为是不可掌控的，被塑造成与依赖领导者相似的人。这个团体趋向于权威，当团体中个人发展的需要受到威胁时。这些想法产生了情感力量，并激发了情感上的反对，让他们联想到配对领导者的特征。当依赖团体或战斗-逃跑团体处于活跃状态时，就会发生一场斗争，以压制新的想法，认为新思想的出现威胁到现状。在战争中，新的想法——无论是坦克还是一种新的选择方法——被认为是“新奇的”，即反对军事权威。在依赖的团体中，它会被认为是威胁到依赖领导者，成为领导者“圣经”或人。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配对团体，因为在这里，如果它，或他要履行“配对团体”的功能，必须如我之前所说的，未出生的天才或救世主等同的新思想或新成员要保持未出生。

从一个到另一个基本假设的异常形式

 团体心态的改变不需要由一个基本假设取代另一个基本假设来决定，也可能会出现某些异常的形式，这取决于当张力增加时的基本假设是什么。这些异常形式总是涉及外部团体。如果依赖团体活跃，受到配对团体带领者的压力威胁，尤其是充满救世主希望的想法，如果到最后制造圣经般的办法都不够用时，威胁就会反击，另一团体就将涌入。如果战斗-逃跑团体是活跃的，则倾向于吸收另一团体。如果配对团体是活跃的，则倾向于分裂。最后的这种反应可能显得反常，除非它还记得在配对团体中存有救世主的希望，不管是人还是想法，必须保持未觉察的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新思想对需求的发展的威胁，以及基本假设团体无法容忍发展。我将在以后介绍这方面的原因。

特定的工作团体

弗洛伊德(1921，第41页)关注着一些特定的工作团体,尽管他不会这么叫它们，但这些团体的任务会激发起某种特定的基本假设。这种团体一般在教会或军队中产生。教会很容易产生依赖团体现象,而军队则受困于战斗-逃跑团体现象。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需要被考量，即这些团体中会有一个主要的部分来中和依赖和逃跑，因而防止他们对工作团体功能的影响。如果我们接受了后一种假设，这个特定工作团体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发生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失败了，即依赖或者战斗-逃跑团体行动不在团体中体现，或者其他压倒性力量发展起来。无论如何其结果是一样的—主要团体接管了特定工作团体的主要功能，同时实践它的工作功能。如果特定工作团体不能，或者没有在他的权限内处理基本假设现象，那么这个主要团体的工作团体功能就被基本假设中的压力破坏。作为团体功能构成，其本质上来自于将想法和感受转变为适应现实的行为，其中病理性适应就是基本假设式表达。试图将这些变成行动使得基本假设变得危险。实际上，特定团体试图通过实现翻转过程的尝试来辨认和呈现他们，用言语来表达这些行为，将之称为更安全的基本假设。因此，一个教会，如果这个团体的功能具有了一些显赫成就，团体将被要求感恩于它的神，而不是感谢他现实的努力工作的能力，’non nobis, Domine，'繁荣而成功的教会，从团体功能释放的视角来看，必须坚决主张联合加强宗教信仰，他必须永远不付诸行动，有效的消解是被鼓励的，相信什么都是可以被提供的，但是从来也没有被用过。在这两个例子里，他带来的基本假设精神没有使其转变成成行为，因为行为需要团体功能与现实保持接触。

在这个小的治疗团体中，当依赖团体活跃时，它会倾向于产生一个亚团体来对依赖团体的功能做出解释，领导通常是团体中的分析师。在战或逃团体中，一个相似的亚团体完成了相似的功能。如果分析师是顽固的，他是有责任唤起一些反应，，即哪些我已经描述过的有关威胁的新想法。

我上述已提到贵族可能组成这样的特别团体，他们履行配对团体的功能类似于教会或者像军队一样履行战或逃的功能。亚团体的这些功能提供了一个出口，来表达出生和养育上的感受，就像是对救世主的希望，也就是我提到的性欲的先驱，而没有引起恐惧，即担心诸如这样的感觉将引发对发展有要求的事件。上流社会可能鼓励救世主希望，但是同时希望配对团体领导者是出生在宫殿，如同自己一样，“民主”可能是为了一种渴望得到的品质而出现的一个现代术语。在治疗性团体中，这个贵族化的亚团体常常帮助团体理解这些新的想法其实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的。

基本假设、时间、和发展

我要提请注意的是基本假设心态的两个特点。时间对它没有影响;它是心智功能的一个不被认可的维度;因此，所有需要时间意识的行为都不会被完全理解，并且往往会唤起被迫害的感受。在基本假设水平上对行为的解释揭露了其与时间的杂乱关系。第二个特征，我之前提到过，是基本假设心态（basic assumption mentality）缺乏任何发展的过程；对发展的刺激会产生敌意反应。我们将会意识到，在任何意图通过研究来促进洞察力的治疗性发展的团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敌意倾向于对救世主似的人或想法的出现采取一种异常的反应，而不是将自己陷于从一个基本假设到另一个基本假设的循环中。因为，如果一个团体想要阻止发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被基本假设的心态淹没，从而精神上变得几乎不需要发展能力。这种转变的主要补偿似乎是一种快乐的活力感的增加。

分裂对于发展威胁观点的防御可以在分裂团体的运作中看到，表面上反对，但实际上是在促进同样的目的。一个团体经常以“圣经”的形式依附于依赖性团体。这一团体通过去除他们的任何可能需要痛苦努力的品质，来推广既定的想法，从而确保大量成员的忠诚，这些成员反对发展带来的痛苦。因此，思想在一种陈词滥调和教条主义的层面上变得稳定。相反的团体，可能支持这个新想法，对自己的需求变得如此苛刻，以至于它不再招募新成员。因此，这两个群体都避免了将原始和复杂结合在一起的痛苦过程，这过程是发展的冲突的本质。因此，肤浅但大量的分裂被深刻但数量可忽略不计的分裂所反对。这一结果让人想起了一种恐惧，有时社会中最不文明的成员大量繁衍，而“最好”的人顽固的选择不育。

基本假设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考虑三个基本假设团体和工作团体，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解决更根本的问题。即使假定基本假设有助于给复杂和混乱的情绪状态提供形式和意义，目前还没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些假设应该存在。团体向调查参与者展示了这些复杂和混乱的情绪状态。很明显,三个基本假设团体中没有一个可以令人满意地减轻对团体及其情感的恐惧,否则将没有从一个基本假设到另一个的转变和变化，也不需要组成相应的特定工作团体，如我之前所描绘的那样。这三个基本假设都包含了要有一个领导者的理念。战斗-逃跑团体完全没有认为理解是一项技术。所有人都反对发展，而发展本身依赖于理解。另一方面，工作团体认识到了理解和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考虑特定工作团体，这三个团体关心的似乎都是基本假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基本假设似乎才是他们首先应该关心的问题。因此，依赖基本假设的特定工作团体并不能摆脱对救世主思想的关注，相比于依赖团体，这些思想似乎更多地出现在配对团体的行为中。这里的努力似乎是为了一个救世主的诞生，非婚生，在芦苇床或在马槽里，有一个尊贵的父母，如法老的女儿或神，以及另一个不那么尊贵的父母。在配对团体中，贵族亚团体允许尊贵的父母、非婚生子女和一个宏伟的摇篮，但这个孩子只有和我们其他人在一起才值得注意。对系列事实的仔细审查似乎揭露出将以下方面联合在一起的主要困难：性爱、平等的父母、一个像我们自已一样的婴儿、救世主的希望（我认为是性爱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和发展的强制力，其本身需要理解能力。战斗-逃跑团体表达了一种理解的无能感，没有它，对爱的理解就不可能存在。但战斗-逃跑团体的领导者又回到了恐惧的部分，这是对可怕的父亲或婴儿的一种近似感觉。

此外，三个基本假设团体似乎轮流成为个体的集合体，这些个体共享着俄狄浦斯的情景中的角色的特征，这取决于哪个基本假设是活跃的。然而，在俄狄浦斯的情境中，与角色的平行关系也被重要的差异标示出来。这种关系似乎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这团体被认为是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个体，或隐藏，或显现。隐藏的个体是领导者,尽管这似乎同不断重申的分析师是领袖的论断是矛盾的。如果记得住治疗团体中，分析师是工作团体的领袖，并且注意到许多迹象表明，他被怀疑在领导，但显然并没有被接受，那么矛盾将不复存在。在我的经验中，相当常见的情形是，我被告知我没有参与这个团体或者从未给团体任何机会去了解我的观点，尽管可能我说的比其他人都多。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表达过的想法所伴随的感觉，我再次强调这个想法：我被怀疑是，但没有被感知到，领导着这个群体。

在情感层面，基本假设占主导地位，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俄狄浦斯的人物角色可以在材料中辨别出来，就像在精神分析中一样。但其中包括了俄狄浦斯神话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很少被提及，那就是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sphinx）。就我作为团体的功能性领导者来说，我发现并不缺少事实，随着我逐渐得到认可，我有一种被授予成为一种非常接近高深莫测、沉思、喜欢质问的斯芬克斯般的人物的感觉，灾难就是从这里发动的。事实上，当我的介入引发了比平常更大的焦虑，有时候使用术语几乎不需要解释，就能让团队理解相似之处。我知道没有什么比团体的经历更清楚地证明了探询的态度带来的恐惧。这种焦虑不只是针对提问者，同时也针对调查对象，并且我怀疑后者更甚。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作为探究的对象，它本身就唤起了一种极其原始的恐惧。我的印象是，这个群体在构成它的个体的头脑中，太过接近于对母亲身体内容的非常原始的幻想（phantasies）。对该群体的动力进行理性研究的尝试，由于恐惧以及处理恐惧的机制而受到扰乱，这是偏执-分裂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些水平上的刺激和激活，研究就无法进行。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考虑基本假设是否能够解决更根本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这三种精神状态之间有相似之处，这让我认为它们可能不是根本现象，而是对某种状态的表达或反应，某种状态更值得被认为是主要的。事实上，尽管我发现基本假设的假说是一种有价值的帮助，可以从团体会谈材料的混乱中产生秩序，但很快，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新的假设。考虑到什么可以引发从一个基本假设到另一个基本假设的变化，我清楚地了解，这种进一步的研究的需要，以及如何得到可能满足它的假设。我在讨论中包括了我已经描述过的异常形式。

简而言之，无论什么基本假设是积极的，研究都揭示了情绪状态的要素与早期焦虑的幻想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焦虑的压力变得太大时，他们就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行动。从这个原始的层面上，基本的假设与我已经给出的描述有不同的方面。现在看来，对配对的冲动，可能会有一种成分，源自与原始的俄狄浦斯冲突有关的精神病性焦虑，这些冲突是作用在部分客体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焦虑迫使个人寻求盟友。这种对配对的冲动的推导是由配对团体中明显合理的解释所掩盖的，动机是性行为和对象繁殖。

但是如果配对团体是活跃的，我们会发现它的很多成分都太接近于原始部分客体，以逃避与他们的认同，这样产生如此强烈的精神病性焦虑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新的防御必须被找到。让我们假设它采取了战斗-逃跑团体的形式，即仇恨的释放，在对假想敌人的破坏性攻击，或者从被憎恨的对象中逃离二者间找到一个出口。群体对个体的冷漠，更多的是群体无法通过这种冷漠的方式从原始的原初场景中逃离出来，再次导致焦虑的释放，并且需要基本假设的另一个改变。

从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出，极早期原始场景在部分客体的水平上工作，并与精神病性焦虑及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的防御机制相关，其正如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为偏执-分裂位和抑郁位（paranoid-schizoid and depressive positions）的特征。而基本假设现在成为这一原始场景的二次形成。团体的内射和投射，现在是害怕的研究对象，团体现在是令人恐惧的研究者，形成场景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帮助增加场景的混乱，除非被认为是非常活跃的。

原始场景的经典视角不足以处理群体的动力。我必须强调一点，我认为当原始原初场景在团体中暴露时，彻底地处理它是非常必要的。这与经典描述中的原初场景有很大的不同，它在经典描述中更加奇异，似乎就像是父母的一部分，乳房或母亲的身体，包含了父亲的一部分。梅兰妮·克莱因(1928年，以及1945年)在她关于俄狄浦斯冲突早期阶段的论文中，描述了她在个人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的这些幻想。在我看来，团体的经历似乎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幻想对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群体越是不安，这些原始的幻想和机制就更容易辨别；这个群体越稳定，就越符合弗洛伊德对团体的描述，即重复家族群体模式和神经症性机制。但即使是在“稳定”的人群中，也应该展示出深层的精神病性水平，尽管这可能会暂时性地显著增加该群体的“疾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