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离开井冈山，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经瑞金、血战大柏地、占宁都……行程历时3个月。经过这一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自大庾之战后， 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 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 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这个体会，后来我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途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我军进入闽西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立即领导我们打开局面，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闽西的敌人比较薄弱，驻军是地方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暂编第一师张贞部，战斗力不强。当时蒋桂战争迫在眉睫，无力进攻我们。郭凤鸣态势孤立，而且长汀党组织要求我们歼灭郭旅，因此，我们先打郭凤鸣部。该旅驻在汀州，我们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法，从敌人背后打了进去。敌一触即垮，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在距城10公里的长岭寨。我们乘胜打下了汀州，在红军指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 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在汀州约住了十来天，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我们又回师江西，以打通闽西与赣南的联系。 5月中旬我军再度入闽，抵上杭、古田一带，策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5月23日，我们进攻龙岩城。 盘踞在这里的地方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正随张贞部开赴广东未归，留守城防的余部和反动保安团闻风弃城而逃，我们进占了龙岩城。接着又打了永定。闽西原来就有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在那里工作，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工作一结合，形势就大好了。 从当时的力量看， 漳州我们也可以打下来，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认为应适可而止。因为漳州是福建地方军的后方基地，如果我们再打漳州，张贞势必向蒋介石求救，这样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乘机进入福建内陆，这对我们反而不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深谋远虑。他们领导我们在闽西，抓紧时机开展群众工作，武装工农，扩大队伍，我们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 7月，蒋介石增调部队对闽西组织“围剿”。当时红四军有个在原地坚持还是跳出闽西根据地的问题。前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留一路在闽西地区就地坚持，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朱德同志带另一路转到外线，出击闽中，以拱卫闽西革命根据地。闽中地主豪绅势力强，到处都是土围子，活动的条件远不如在闽西。朱德同志率领部队在闽中转战，以吸引敌人，然后又转向闽西。 在转回闽西的途中，采取远距离奔袭，一举打下了上杭。这一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军俘敌卢新铭部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人对闽西的“围剿”也就被挫败了。9月上旬，两路部队又在上杭会师。红四军发展到七千多人。 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 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峒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敌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 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部队在上杭会合后，我被调到一纵队二支队任党代表。支队相当于团，但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大营。 正当我们在闽西取得较顺利的发展时，1929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红四军进入广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又是一次对出击方向的选择了。这个决定，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当时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粵”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江西采取攻势，对湖南采取守势，对广东则尽可能争取中立。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对把红四军拉到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于广东，当时也是采取尽量不去刺激它的方针。广东是赣江的上流，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活动时，尽量不到那个方向去：因为到了那里，就威胁广东的南雄、始兴等这些地方。但是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二纵队首先进入广东。广东军的战斗力强，二纵队进攻峰市遇到挫折。纵队司令刘安恭牺牲了，部队有较大的伤亡。接着我纵也进入广东。我们一路打到东江，运用奇袭，打下了梅县，除了留少数部队驻守外，主力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敌人在我主力离开梅县后，一个反击，把梅县又夺回去了。于是，我们又奉命回师再攻梅县。 守梅县的是广东军陈唯元部的教导团，这个部队训练严格，枪打得很准。攻城时我们支队以一截残缺短墙为依托，我交代战士们要注意隐蔽。支队部的一个小通讯员，机动灵活，又很调皮。他说，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枪法打得那样准，说着，就把手伸出围墙，敌人一枪打过来，把他的手掌打了个洞，这才相信了。纵队部组织了几次出击，梅县仍然攻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只得撤了下来。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1929年11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 红四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到新的阶段。 我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第二次是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第三次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遭到挫折。 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做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 发前夕和湘粵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1930年3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 当时毛泽东、朱德同志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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