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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和遏制战略，从朝鲜、中南半岛、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威胁。
50年代初发动侵朝战争，后又介入越南战争，其目的都是针对中国的，是想从东北亚和东南亚包围中国。为遏制中国，美国建立了从南朝鲜、日本，经台湾到东南亚的新月形防线。 整个50年代，中国的外部形势一直不容乐观。 即使处于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并不认为，针对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战争就一定爆发，相反，对和平形势有着乐观的估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由蜜月迅即转入冷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说法甚嚣尘上。 1、毛主席世界大战的预言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上述说法大相径庭。 毛泽东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朝鲜战争发生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议论再次充斥全球，毛泽东仍然冷静地指出：
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 这年年底和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央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的和平时期。 毛泽东说：
毛泽东分析：
可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判断：
他批评有的领导人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说：
从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所取的立场中，毛泽东得出这样一个印象：美国人怕打仗。 他说：美国人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台海危机，世界震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会不会发生中美战争，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于这年9月10日回电说：“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胡志明的焦虑与毛泽东的轻松适成鲜明的对照。 基于这些判断，50年代，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两次大的精简整编。
2、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尽管毛主席对世界大战打不打，什么时候打？都有独到的预见分析，但是从建国开始，我人民解放军的对外战略方针，一直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 那么新中国为何选择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什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的总体目标、战略环境以及敌我双方主客观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由夺取政权转为保卫政权，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目标、形势、任务的转变，首先需要解决战略方针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即已明确提出了建国后积极防御的方针。 照彭德怀的说法就是：
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
1956年3月，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代表军委就会议议题作了专题报告，明确系统地阐述了战略方针问题。 其中指出：
毛泽东批准了会议书面报告。 此后，积极防御明确成了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 3、什么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何谓积极防御？
建国后在积极防御上曾有一个问题困扰许多人，就是积极防御可否先发制人。 在战争年代，这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先发制人，也可以后发制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战役，在全局上是后发制人，因国民党已经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苏中战役是在此后发生的；但在苏中局部上，则是先发制人。 华中野战军在敌人有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的迹象后，即先敌展开，发起作战。 但抗日战争中的对顽作战，毛泽东采取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后发制人方针。 他说：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 这一原则实际上后来沿袭为我国反对外国扩张和侵略行径的重要原则。 彭德怀在1956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
他说：
4、积极防御、后发制人战略方针的实际战例积极防御，后发制人。人民解放军在后来的边海防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便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典型一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 但是就是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做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 1959年3月，就在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没几天，印度总理尼赫鲁便写信给周恩来，竟然恬不知耻地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中国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之间的合法边界线，而且要中国将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三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 连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一个福建省。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印度政府在要求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指挥印军在边境上寻衅滋事。中印边境从此多事。 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周恩来总理多次写信给尼赫鲁，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使得尼赫鲁的胆子越来越大。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大肆推行“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
在边境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完全有理由用武力将印军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态度。 这点就是连印军军官也承认：你们的态度友好、克制，这要在其他国家边境，早就打起来了。 利令智昏的尼赫鲁政府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尝到了甜头，他们觉得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命令印军要把中国军队从它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上“清除掉”，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道路。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可以说忍耐到家了。凡是能够采取的退让措施都采取了。中国古代的“退避三舍”、“先礼后兵”、“哀兵政策”、“不为天下先”等政治、外交手段都实行了，但仍不为印方所谅。 谈起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忍到极点，也就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迫不得已，毛泽东于1962年10月决定实行自卫反击作战。 毛泽东果断指示：
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国边防部队于10月20日至11月22日进行了一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在西段，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挺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 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其中生俘达维尔准将以下3900余人。这一战打得印度全国震惊，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待尼赫鲁摆开拼命的架势时，中国政府则点到为止，鸣金收兵，并将人员、武器、装备，全部还给印方。这一举动大出印度和国际社会的意外，国际舆论普遍叫好。 毛泽东小试牛刀，就让印度既输了理，又输了人，赢得了边境三十多年的平静。
中印一战说明，在国与国争端上，毛泽东坚持后发制人，不打第一枪，但打第二枪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了，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 5、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优势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积极防御又总是与诱敌深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传统也影响到建国后战略方针的制定。 毛泽东一直把诱敌深人的战法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他指出：我们国家边海防线长，完全不让敌人进来不可能。他这里不能进来，那里则有可能进来。 与其守不住让敌人打进来，不如主动放敌进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其诱至我有把握打胜仗的地区，将其歼灭。 国土设防，最忌处处防设，到处修工事。 建国初有些地方计划在海边防大修工事。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他指出，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外，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陆，根本不要修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广西方面，敌人不论从海上来，从越南来，均应当让其侵入，不要怕失掉钦州、廉州、防城、龙州、南宁及其他城市，而应当让它进来。 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其余一概不修。他告诫说，军队不要去守海岸线，应当位于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 毛泽东批评处处设防的做法说：
毛泽东历来反对处处设防。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同时善于吸取本国和它国的国土设防经验教训。 他多次引证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来说明不能到处设防。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从龙口登陆，从背后占领了青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在法德边界设置了马奇诺防线。德军绕道比利时，置这道防线于无用之地。马奇诺防线未能挡住德军，却使法军许多兵力陷了进去。 1965年11月，他在谈话中说：
6、战略防御与诱敌深入的结合毛泽东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就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使其分散兵力，便于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把敌人放进来，无非是让敌人占了我的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这不要紧，关键的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的胜利的问题。 他告诫人们：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北面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入侵。 从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一马平川的地形特点和入侵者集群坦克、装甲车大规模纵深突击的作战特点出发，毛泽东更为强调诱敌深入。
他指出：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央军委更为强调“诱敌深入”，并规定主要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结合阵地战和游击战。它反映了这个时期积极防御的主要方法是诱敌深入。 直到8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变化，才在战略上放弃“诱敌深入”，恢复为“积极防御”的方针。 诱敌深入，毛泽东也并不是要一切都放，而是有顶有放，顶放结合。 毛泽东指出：
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原则。 他多次指出，我们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在前沿重点设防，在纵深也是重点设防。工事不要那么多，大部兵力用于野战，少部兵力用于守备。强大的野战军不守工事，放在机动位置上，看清情况后再打仗。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打仗都一样，就是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然后占领地方。不消灭敌人军队就没有办法。 因此，我们不能把主要兵力用于分散守地盘上。 积极防御发展到今天，不先发制人，不打第一枪，坚持后发制人，仍是一个重要原则。
但从战略上倡导诱敌深入与我国现在的国情已不相适宜，倒是有顶有放，顶放结合，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特别是应注重顶和守的比重。时移势易，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变的定律。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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