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渡黄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并就红军改编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共约4.2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在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 我所在的部队红军第三十一军，也和第四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另一个团兵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还编有师的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1.3万余人。一二九师的这批人马实际是刘伯承当时率领的援西军。 三十一军改编为第三八六旅。军辖的第九十一师改编为第七七一团，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七七二团。军部自然就成了旅机关。旅部人员名额定得很紧，司令部只配了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共四个参谋。 我的机要科长职务也作了调整。由于编制缩减，原红三十一军的司、政、后部门编余不少干部，便将这些干部组成了一个干部大队，准备送延安军政大学学习。陈赓旅长点名，让我当了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原军直政治处主任宋普南为大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大队有400多名连排以上干部，编成三个队，每队相当于一个连的人数。各部队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我作为大队长兼政委，工作很忙。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召开了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陕西三原县石桥镇附近，有片100多亩的荒地，会场就设在这里。主席台正面挂了块布，其他三面都是敞开的，围坐着一万多人的队伍。会场周围，贴了许多长条标语，红红绿绿，很有气氛。 突然下起了雨。黄土高原，秋风秋雨，这些即将和敌人展开血战的军人安然不动，神情凛然；这是抗日誓师大会，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会场显得格外肃穆庄严。 刘伯承师长走到主席台中央，脸色严峻，第一个带头换上了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的帽子。他带领全场人员，大声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师长每念一句，我们都跟着大声呼喊。黄土高原上空回荡着愤怒的吼声。 在此之前，许多人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军队生死相搏，一下子要改编，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不少人怨气很大，有的动了感情，要离队回家。思想教育成了紧迫问题。我们干部大队通过党支部的工作，发挥党员骨干的积极作用，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持了部队稳定，没有出现逃跑、开小差的。 对于部队思想上转弯子的问题，刘伯承师长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刘师长多次深入到指战员中，反复宣讲形势任务和红军改编的意义。他说：“红军改编了，我们就可以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可以不打内战而达到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败侵略者。打不打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原则，又是个试金石，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这是顺民心、达民意的大道理，思想上应该通，不通也得通。” 有些同志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军，会被人家架空，并借机整垮红军。刘师长说：“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不要紧，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上有毛主席、朱老总，师里还有我。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要搞阴谋，那是指挥不动我军的。” 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了国民军了，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家眼睛亮了，气也顺了。 军事训练方面，干部大队进行了投弹、射击、土工作业和夜间战术技术的演练。部队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不熟悉华北情况，我们就设法搞些华北兵要地志资料印发给大家，并请人介绍华北地区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便于指战员平时生活和行军作战需要。 9月上旬，我接到通知，到一二九师师部去任职。 我赶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李达接待了我。李达曾到过三十一军，早就认识我。我也因为过去曾到援西军司令部开会，接触过李达等领导。他们还通过萧克军长了解过我的情况。这次调动，实际上就是李达要我去的。 我的新职务是秘书处主任。 9月中旬，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贏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和管涔山地区，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16日，一二九师移驻富平县里庄镇。10月6日，全师经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这里渡黄河。风陵渡黄河河面宽约2000米，水流湍急，老远就听到咆哮声，极有气势，让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我们赶到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我们摆渡。师首长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断后，我跟着他最后一批渡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我们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我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达官要员。 不久，徐向前要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我便带了司令 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 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过去我曾听说过杨五郎出家上五台山当和尚的传说，这次却有了机缘，能看上一眼。五台山的五个峰顶都是平台，因此得名。和尚给我们介绍，五台山建于东汉永平年间，鼎盛时有寺院200多座，现在仅存40余座；每座寺院各有名号，建筑十分精美。时间太紧，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印象深的是一尊叫文殊菩萨的佛像，文殊菩萨骑在狮背上，有八九米高；还有“开花观佛”，用人工徐徐打开荷花莲瓣，就出现四个方井，颇有风趣。 这些年来，一直忙于战斗，很少有闲情逸致。想到这些美仑美奂的古代文明，将笼罩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下，不由得更增加对侵略者的愤慨，激起誓死保家卫国的斗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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