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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1937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国内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终于接受了红军改编的条件。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后，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三个师的具体情况是： 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等部整编而成，辖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及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等部队，总兵力1.55万人。林彪、聂荣臻分别任师长、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政训处主任为罗荣桓。 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及红军总部直属部队各一部整编而成，辖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及教导团（团长彭绍辉）等部队，总兵力1.4万人。贺龙、萧克分别任师长、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政训处主任为关向应。 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一部整编而来，辖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及教导团（团长张贤约）等部队，总兵力1.3万余人。刘伯承、徐向前分别任师长、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政训处主任为张浩。 同时，八路军在延安设立后方留守处，主任为萧劲光，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本来，“路军”是作战中临时编组的战役、战术指挥层次，如“左路军”“右路军”等。路军略大于军，一般在战后即取消，但在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却把它作为一级作战指挥层次一直保留下来。 民国时期的第八路军曾有过三个总指挥，朱德已经是第三任了。最早的第八路军为原北伐战争中留守广东的粤军部队，1927年编成，李济深任总指挥。1929年3月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其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八路军的第二任总指挥是陈济棠。1936年6月，为抵制蒋介石中央军势力进入两广，桂系李宗仁联合陈济棠，以抗日名义，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7月，两广事变解决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八路军。8月，又将此番号给了改编后的陕北红军主力。 朱德任总指挥的八路军，下辖的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都是东北军围剿红军吃了败仗后被撤销的番号。 八路军成立之初并未如红军一样设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而是按照国民革命军体制，设立政训处，实际上仍为政治委员职责。政训处在八路军中存在时间极短，1937年10月22日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师、旅政治部及团政治处的名称。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国民革命军“路军”统一改称“集团军”，第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性沿用下来（为叙述方便，本文沿用“八路军”说法）。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在此之前，按照国共双方谈判的协定，红军已经着手进行改编了。由于红军官兵大多是穷苦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局势了解不多，在改编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改编换装并不是换一身军服那么简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首先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国民党政府给八路军的编制有限，在八路军总部下仅给了三个师的番号，所以，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被“降级使用”。 改编前，因红军减员太多，变成了官多兵少，显得编制太大，虽然名义上是三个方面军，还有西北的一些地方部队，十几个军团/军，几十个师，上百个团，但实际上一个方面军只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师，一万余人，改编后原红军军官自然要降级任职。 改编之后，红军军团级、军级首长基本上降为师级军官，师长一般降为旅、团级军官，更有部分红军将领直降三、四级，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连降四级——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徐海东由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变成三四四旅旅长。对此，他们没有些想法是不可能的，比如，过去被下面的人“军团长”“师长”地叫，现在变为旅长，甚至团长，就别说有多别扭了。 这些将领还好办，在上级组织的解释教育下，大多数人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这个问题很快也就解决了。 第二，红军官兵对佩戴“青天白日”帽徽普遍持抵触情绪。 军帽上的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国民党徽，不仅如此，连红旗也要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陆军军旗。很多战士对此想不通，发牢骚的，说怪话的，坚决抵制的比比皆是。 平心而论，从军帽的功能性等方面来说，新军帽要比红军“八角帽”强得多。这种军帽仿德军制式军帽，它的原型是滑雪帽，特别之处是：军帽上有半圈护布和两粒钮扣。天气寒冷时，护布可以从纽扣上解下来，可做脸部、后颈部御寒之用。天气炎热时，可以上翻护布，固定在两颗纽扣上，这样就不致于影响散热。 红军官兵对军帽本身并不太在意，他们真正反感的是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 为此，中央只能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自上而下进行动员。还在正式改编前的7月 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总结红军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说明红军改编的意义，明确改编前后部队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要求大家回到部队以后多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为了尽快奔赴抗日战场，不等改编完成，第一一五师主力就奉命于8月22日向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集结，准备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在大会前一天，供给处拉回了一批崭新的军装，要求各部必须在当天换装完毕，明日要穿着佩戴好的胸章、臂章、帽徽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去参加誓师大会。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用过的一些臂章 按理说，过惯了苦日子的红军战士领到崭新军装时应该是高兴的，而且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大家基本也明白了改编的意义，但是在换装的时候又闹出了风波。 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领到的是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一看就是阎锡山部队的军装。通信班的战士刚开始很高兴，大家围在一起认胸章上的字，突然铛的一声，一个红军老战士把帽徽仍在地上，叫道：“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我不带！”接着其他战士也翻出了“青天白日”帽徽，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罗元发（时任115师独立团政训处主任）打来电话报告，不少战士不愿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对改编、换装又开始议论起来。 杨成武决定先放下手头的工作，自己带头换上新军装，团营干部全部到连排去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杨成武朝一营走去，还在营地外面就听到里面在高声辩论。走进院内一看，地上扔满了“青天白日”帽徽，有的都被踩到泥里去了。 大家看到团长来了，纷纷诉苦：“团长，过去咱们枪口一直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的当！”“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嘛非要戴它呢，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有一个班长情绪很激动，猛然扯开自己的衣服，亮出身上的伤疤，说：“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了，我就不改，我至死都是红军……我们村一块出来十几个人，如今只剩下排长和我了，我们要是带上这玩意，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说完他竟然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杨成武只能苦口婆心再给战士们讲一遍改编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改编后部队的领导方式，最后他还强调：“不换装，蒋介石不让咱们抗日啊……无论怎么改编，我们的心还是红的，八路军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杨成武（1914-2004） 战士们虽然内心仍有抵触，但也只能执行命令，重新捡起帽徽戴上。 8月25日，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在云阳镇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穿上新军装的战士们精神抖擞，高喊着“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誓师大会结束次日，一一五师即开拔，奔赴抗日前线。可是当天晚上，又发生了状况。先后有几个营长向杨成武报告：有战士趁夜带着武器，擅自离队了。杨成武大吃一惊，刚开完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些人为何不辞而别呢，难道是害怕了？ 杨成武赶紧向各营了解详细情况，发现全团擅自离去的只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位就是换装时哭得很厉害的那个班长，其他的也都是红军老战士。班长临走时还留了一个条子，说：“坚决不当国民党，回江西苏区闹革命！”有的人走之前还曾表示：这里的红军“变了”，延安的红军不会变，要到延安去参加真正的红军。 杨成武这才放心下来，原来这些人还是对改编想不通，当时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也没时间再去找他们，只能通知各部，掌握好部队，第二天按时出发。 几天后，当部队开到蒲城县境内时，营长跑过来报告，之前跑掉的人又回来了。杨成武把他们叫过来问话：“你们不是要回江西苏区吗？怎么又回来了？” 几个战士不太好意思，班长说：“我们回去，要是乡亲们问起怎么没跟红军去抗日，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另一个说：“我们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几天，看到大家确实要东渡去抗日，就回来了。”杨成武笑了笑，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吩咐：虽然他们有过失，但不要处分，还担任原来的职务。 这种情况在其他部队也存在。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后来在其自述里面描述道：“尤其是大家不愿意穿国民党的服装，不愿意带'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一一五师开拔以后，其他两个师也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9月2日，一二〇师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誓师大会，师长贺龙动员说：“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的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驻扎在三原县川西桥镇的一二九师也不平静。 当部队将“青天白日”帽徽发到了各个班，要求战士们提前将帽徽缀好，开誓师大会时统一换帽子。 一看到“青天白日”徽章，很多战士就来气了。 有一位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回忆道：班会上，班长给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个帽徽。拿着帽徽，班里的战士都低着头，黑着脸，一个个长吁短叹，闷闷不乐。 班长说：“大家缀上帽徽吧，明天开大会要用。” 有一个战士的炮筒子脾气上来了，他把“青天白日”帽徽往地上一扔，冲着班长就吼开了：“我当的是红军，不是白狗子，为什么要戴它？” 几句话勾起了战士们的心头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嚷了起来：“要是戴上这玩艺儿，还有什么脸见乡亲？”“我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怎么也成了国民党兵了！”“国民党杀了我们多少亲人、战友，此仇不报，誓不罢休！” 在红军战士的眼里，“青天白日”徽章上的十二个角就像恶狼的十二颗牙齿，阴森，狰狞，可恶！看到它，战士们就会心生厌恶，怒火满腔，多少血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一起涌上心头！ 老战士说，团结抗日的大道理我们都知道，就是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 让刘伯承师长等首长们更担忧的是，不仅普通战士想不通，在思想上有抵触，不少干部也一时“拐不过弯来”。 因为他们都是红军干部，如若处置不当，后果将更严重。 9月3日，师部召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洛川会议精神，宣布改编组织。 刘伯承作动员报告时，有位干部就站了起来，非常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种地，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还有一位干部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不披这身狗皮，老子照样打鬼子！”这位干部曾经动过这样的心思：离开部队回老家，自己拉队伍打鬼子。 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当年，我向往革命，脱掉了国民党的军装，现在，我也不愿意再穿回国民党的军装。” “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对付日本人，大家都是革命干部，应该有起码的大局观，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最后，刘伯承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一对兄弟有矛盾，这时候，有个外族的恶霸打上门来了。”他接着问道：“你们说，这对兄弟应该先一起合力打恶霸呢，还是兄弟俩先打个你死我活？” “当然是先打外族的恶霸！”干部们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随后，他们也想明白了师长话中的道理。 9月6日，一二九师誓师典礼和阅兵在大雨中举行。虽然大雨如倾，但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  刘伯承（1892-1986） 在阅兵台前，刘伯承向参加誓师大会的指战员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今天为什么却成了我们的友军呢？这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始终把民族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 “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刘伯承也深深地理解战士们的心情：“同志们，换帽子、戴帽徽都算不了什么，不管形式上怎么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 最后，刘伯承拿出一顶新军帽，用手指了指“青天白日”帽徽说：“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请同志们牢记四个字——白皮红心！” 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我命令，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新军帽来。摘下红星帽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他们将旧军帽（特别是红五星）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无一例外。 阅兵台上的刘伯承等领导也思绪万千、表情凝重。 刘伯承用“白皮红心”四个字说服了红军战士，就这样平息了“换军帽风波”。 这天夜里，时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星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任凭换什么帽子，我们永远是党的军队！”在许多将帅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那次“换军帽风波”，足见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 经过不断的思想教育，红军官兵们才慢慢改变抵触心理，奔赴抗日前线。 那么，南方八省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番号后，南方八省14区红军游击队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叶挺（1896-1946） 但是对于改编的命令，很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官兵想不通。他们尤其反对“红军更名”和“穿白军的衣服”，部分指战员甚至说将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帽徽就是叛变革命。有基层政工人员多年后回忆，当时跟战士做动员甚至被战士用枪指着，逼问是不是要叛变投敌。也有干部向组织坚决要求到地方去工作，宁肯不扛枪也不换帽子。 早期八路军、新四军都基本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撤销，引起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极大愤怒，新四军残部和重建后的新四军基本不再使用此帽徽。部分地方的八路军官兵出于义愤，也不愿意再佩戴国民党帽徽。 八路军赶赴抗日前线后，直接与日军作战，赢得了国人的赞许，大量青年农民要求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抗战初期短短4个月就扩大了3倍，至1940年总兵力更达40万人左右。 新四军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已有5万人，1940年底更扩大到8.8万人。  1944年贺龙（左1）、徐向前（左2）和朱德在延安机场 由于兵员大幅扩充，加上国共合作时好时坏，无法保证获得国统区工业部门才能提供的“青天白日”珐琅帽徽，越来越多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军帽上没有了“青天白日”帽徽，仅有两粒纽扣，军服也靠各根据地的被服厂生产自给。 但是，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一直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军委都没有下达过取消“青天白日”帽徽的命令。 即便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立刻取消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先后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于1946年1月31日通过“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议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中共武装纳入“政府军”。这种形势下，八路军、新四军不可能取消国民党帽徽和军旗。 直到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开始之时，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番号相继取消，中共军队官兵从此不再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和打“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 主要参考文献：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4月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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