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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伟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作为《元史·太祖纪》的主要史料来源，《元太祖实录》有关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征服金、宋的史事记载存在多个文献源头，包括《金实录》所载有关金蒙交往的信息、木华黎等征金名将传记，以及南宋国史中的“鞑靼”史料。此部分与之前的草原创业史相衔接，展现成吉思汗建业的完整历程。《双溪醉隐集》中编纂太祖等朝实录的工作记录，可以证明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出自耶律铸之手。在编纂国史过程中，耶律铸继承其父耶律楚材的政治思想，突出蒙古统一战争具有“天命”意义，反映了其背后华夏政治文化叙事思维的影响。 关键词：《元太祖实录》国史纂修 耶律铸 历史观 史源学 成吉思汗史事及其编纂，并不是一个新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以《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为对象，探讨与《史集》《圣武亲征录》（以下简称《亲征录》）及《元史·太祖纪》（以下简称《太祖纪》）的史料渊源，不过关注焦点集中在早期蒙古史及草原史学，对丙寅年（1206）以后征服金、宋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拓展文献视野，立足13世纪蒙古史料的传承脉络，以《太祖纪》为突破口，破解《元太祖实录》（以下简称《太祖实录》）编纂难题，厘清复杂多元的文献层次和不同的史料系统，揭示成吉思汗历史叙事的文献分野与主题观念。 《太祖纪》据大德七年（1303）十月修成的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中《太祖实录》改编。《世祖纪》中有四处明确提到《太祖实录》的编纂进度：中统三年（1262）八月戊申，“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中统四年四月戊寅，“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关于具体细节，张帆提出，元廷最初编修太祖诸帝实录时曾搜集野史、询访口头材料，可惜置而未论。值得注意的是，《太祖纪》不仅与《金史·宣宗纪》《金史·哀宗纪》存在相似内容，还可以在《金史》相关人物列传中得到印证。元初编纂国史时，王恽提到“近又闻国史院于亡金实录内采择肇造事迹”。由此可知，太祖等实录中有关金蒙交往的史料抄撮《金实录》。循上述线索，通过逐一核实《太祖纪》，可以发现《元史》平金功臣列传与本纪构成同源关系，数《木华黎传》最为典型。《木华黎传》按照丙寅、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年分条系事，除壬申年条外，其余各条中均存在与《太祖纪》重合的内容，上述文字雷同并非偶然。除《木华黎传》外，诸传内容与《太祖纪》关系密切者，按时间排序：卷149《郭宝玉传》与庚午年春条；卷120《察罕传》与辛未年二月条；卷166《石抹狗狗传》与辛未年冬条；卷150《石抹明安传》与壬申年正月、乙亥年正月及三月条；卷149《耶律留哥传》与壬申年正月、乙亥年十一月条；卷147《史天倪传》与乙亥年七月及八月、庚辰年秋、甲申年夏、乙酉年二月条；卷147《史天祥传》与乙亥年十一月、丁丑年夏条；卷147《张柔传》与戊寅年八月、己卯年春、丙戌年十二月条；卷148《严实传》与庚辰年秋条；卷148《董俊传》与庚辰年条；卷146《耶律楚材传》与甲申年条；卷155《史天泽传》与乙酉年六月条；卷119 《孛鲁传》与丙戌年九月条。这种同源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太祖实录》旧文如此，元初史官业已编定；二是洪武初年纂修《元史》时，为扩充篇幅，从功臣列传中摘抄进《太祖纪》。因此，有必要厘清其中的传抄关系。可以明确的是，《亲征录》《史集·成吉思汗纪》等与《太祖纪》分别代表《太祖实录》从初创到定稿各编纂阶段的面貌，时间由远及近，具有层层传递的关系。若有彼此契合者，应属《太祖实录》最原始的内容。尽管《元史》纪、传雷同内容极少见于《亲征录》等书，但仍有迹可循。其一，《石抹明安传》壬申年（1212）条载金将纥石烈九斤应援事：岁壬申，太祖率师攻破金之抚州，将遂南向，金主命招讨纥石烈九斤来援，时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谓之曰：“汝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不然即诟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马来降，帝命缚以俟战毕问之。既败金兵，召明安诘之曰：“尔何以詈我而后降也？”
对曰：“臣素有归志，向为九斤所使，恐其见疑，故如所言。不尔，何由瞻奉天颜？”帝善其言，释之。《太祖纪》壬申年正月条很简略，而《亲征录》《史集·成吉思汗纪》则详细记述明安归降太祖的经过及两人对答之语，与《石抹明安传》记载相同。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诸城，拔之。《太祖纪》是年八月条记载相对简略，《亲征录》《史集·成吉思汗纪》所记非常具体，后二者与《木华黎传》基本吻合。将《亲征录》《史集》与《石抹明安传》《木华黎传》比较，可以证实两传与《太祖纪》相同的壬申年条、丁丑年八月条的确出自《太祖实录》。这两个典型案例说明，纪、传各条相合内容属于实录旧文。既然《太祖纪》底本为《太祖实录》，且《元史》木华黎等平金诸将本传又与实录具有同源史文，那么这些人物列传的蓝本是什么？根据传统修史制度，在实录中，于品阶较高臣工的亡故日期下附录小传（如金代三品官员附传）。元代情况则不同，实录不附功臣列传，也就是说，木华黎等人传记不载于太祖等实录。一般认为，明初编纂《元史》列传，所用史料主要采自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以下简称《事略》）、《经世大典·治典》臣事门及人物碑传。然而，这些文献形成时间较晚，多在元中叶以后。木华黎等平金功臣传记能够被《太祖实录》采摭，说明最晚应在大德七年已成型。显然，传统观点并不能解释列传的史源问题。以史文见于《太祖实录》最多的《木华黎传》为例，有学者认为该传与《太祖纪》的雷同条文采自元永贞《东平王世家》（以下简称《世家》）。这一观点的漏洞在于，钱大昕曾见过此书，并记：卷首载延祐四年（1317）九月初四日“元永贞所撰《东平王世家》三卷进上”；《世家》的纪事下限——第3 卷载“东平忠简王兀都台、大司徒、太常礼仪使拜住事”。同时，《元史》载木华黎六世孙拜住于延祐二年授太常礼仪院使。很明显，大德七年编成《太祖实录》时，《世家》尚未成书，遑论供史官采纳。将《木华黎传》与苏天爵《事略·太师鲁国忠武王》引《世家》逐条比对，不仅出入较大，并且本传记述相同事件的内容远超《世家》。张匡衍所撰《行录》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已亡佚，但《事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有所引用，共计8条佚文。其中，第二、三、五、七条属独家记载，其余4条与《元史》传、纪所见“木华黎”相关。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条“金人以山后诸郡不可守”至“金主知不能敌，遂迁河南”200余字，不见于《世家》，远比《木华黎传》翔实，且多与《太祖纪》相合（见下表）。第四条“益都张琳遣其弟赍方物来降”至“改蓨县为元州”，与《木华黎传》《太祖纪》相同，而《世家》所记颇为简略。第六条“王率兵回云中”至“秋毫无犯”，第八条“天应闻中条山贼侯七、侯八欲夜攻袭其城”至“故城陷，天应遇害”，仅见于《木华黎传》，《世家》则无。此外，《太祖纪》八年（1213）“木华黎屠密州”、十七年“木华黎攻凤翔不下”两条不见于《木华黎传》。针对诸书相关文本的异同情况，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行录》作为以《世家》为主干编成的《事略·太师鲁国忠武王》的补充材料，详细记述了木华黎的功绩，其内容更为原始且精细，至元时期纂修《太祖实录》有可能采录其中的文字。《行录》成书时间及作者张匡衍虽已无考，但仍能就此探知：在纂修《太祖实录》前，这类功臣传记资料已初具规模。可资参考者，如《太祖纪》《严实传》同载太祖十五年严实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元好问撰《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相关内容与二者相同。又如，《太祖纪》《耶律楚材传》均记述太祖十九年“角端见”，同于宋子贞作《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至元时期，五朝实录的编纂工作已经展开。王恽《论收访野史事状》言：“合无榜示中外，不以诸色等人，有曾扈从征进，凡有记忆事实，许所在条件，或口为陈说，及转相传闻，事无巨细，可以投献者，官给赏有差。”值得注意的是，至元十三年六月，“诏作《平金（录）》、《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据此推知，元初编纂国史时，有关征伐事的内容除来自中统二年张柔进献国史馆的《金实录》外，也摘录了征集到的开国功臣传记，继而以张匡衍《行录》为主，杂取他将事迹，再通过汇编《平金录》等文献，最后糅进《太祖实录》。据此，我们对《太祖实录》文献来源及构成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上文仅破解《太祖实录》文献源头之一端。元初史官取材《金实录》无疑，然吊诡的是，《太祖纪》十八年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绪立”《金史·哀宗纪》则谓宣宗珣崩于十二月，此等大事两书记载却互有歧异。钱大昕，发现这一问题，《元史》点校者则据《金史》判断《元史》所载时间有误，知其然而未深究其所以然。现有一条线索，《大金国志·宣宗皇帝》元光二年（1223）十月云“帝崩”， 与《元史》同。《太祖纪》十年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条，也与《大金国志》有关。余大钧指出，该城邑数字实系金全国州县总数，当时蒙古军仅获得辽西、河北等地，未及全境，此条谬误。检《大金国志·京府州军》叙金朝地理总况：“京府州军一百七十九处，城寨堡关一百二十二处，县六百八十三处，镇四百八十八处，添税务一百八十二处”，“京府州军”、“县”两项合计正好为862 处，《太祖纪》与此相同，恐非巧合。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太祖这份遗言是讨论蒙古灭金战略的关键史料，以前很少有人追究其来源，最近才有学者关注。其实，《大金国志·义宗皇帝》正大五年（1228）条将此内容题作《大行遗诏》颇为翔实。《大金国志》是一部杂抄宋朝文献的民间书坊作品，太祖临崩遗言见于，此书，表明在宋元时期已经流传。进一步可 知，大德元年，曾先之编通史性著作《古今历代十八史略》金宣宗条“岁戊子太祖皇帝晏驾”也载有“遗诏”，董鼎编《史纂通要后集》叙述女真历史多与《大金国志》重合，也提到该诏书。从诸书传承脉络和宋末元初坊间流传程度推测，该“遗诏”最初恐非源自蒙元官修文献。根据《大金国志》等成书背景，可将《太祖实录》部分内容的取材来源指向宋方。典型例证是，《太祖纪》九年三月“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金史·宣宗纪》贞祐二年（1214）三月庚寅条记此事，但描述不同，其史料亦有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鞑靼款塞》作“从公主童男女各五百，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玉等甚众”，与《太祖纪》若合符契。这一线索很有价值，已有学者据此条怀疑《太祖实录》曾参考南宋稗史杂记，可惜没有探明文献源流。在将《太祖纪》与宋朝文献比较前，尚须解决两大问题：其一，钩沉《太祖实录》的内容。可将《亲征录》《史集》《秘史》，及抄录蒙元实录的陈桱《通鉴续编》（以下简称《续编》）等反映《太祖实录》不同阶段特征但具有共同渊源的文献，与《太祖纪》比勘，以确定属于实录的原始文字，进而与宋朝文献质证。其二，若《太祖实录》采纳宋方史料的观点成立，就需要考证其取材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又是如何进入蒙元官修文献系统的。只有厘清整体文献脉络，才能圆满解释《太祖纪》与宋朝文献的关系，乃至其与《大金国志》等书的雷同现象。其过程颇为复杂，试论如下。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续编》是年十二月条注文“蒙古太祖皇帝怨金主之尝欲害己也，数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势渐盛”， 与《太祖纪》相合，均系改编自《太祖实录》 。李心传《女真南徙》亦载“允济被命往靖州，受黑鞑靼进奉，见其王忒没贞（即铁木真——引者注）桀傲不逊，恐为边患，欲归白璟除之”，及大安三年（1211）三月“鞑靼入贡，允济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进场袭杀之，然后引兵深入”。将《太祖纪》《续编》与李心传记载比较，所述金蒙交恶相同。证据2：蒙古兵围紫荆关破涿易。《太祖纪》八年七月条云：帝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战，败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剎守之。遂趋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遮别遂取居庸，与可忒、薄剎会。《亲征录》癸酉年条、《史集·成吉思汗纪》同，《女真南徙》写作：鞑兵至紫荆关，距燕京二百里，执中欲诱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击之。鞑靼破涿、易，至皂河之西，欲渡桥，执中方病足，乘车督战，鞑兵大败。翌日再战，执中疮甚，不能出，遣左监军高乞以糺军五千拒之……高乞出战，自夕至晓，忽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鞑靼乘风纵火，驰击之，高乞军大溃。执中即忽沙虎，五回岭位于易州，《太祖纪》与《女真南徙》叙述交战时间、地点、人物及整体过程一致，文字则有较大差异。据《续编》太祖八年十月条小注云：太祖皇帝兵至怀来镇，金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拒之，败绩，僵尸四十余里。蒙古乘胜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察等帅军守之，而自以众趍居庸关，金人坚壁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别帅兵趍紫荆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诱之，南至涿、易聚兵击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溃。可忒、薄察以兵会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内，欲渡高桥，胡沙虎方病足，乘车督战，蒙古兵大败。翌日，再战，胡沙虎创甚，不能出。《续编》源自《太祖实录》，以上文字不仅与《太祖纪》契合，且所载高琪（高乞）拒守败绩及“中都二百里”，又同于李心传书，进一步说明《女真南徙》与《太祖实录》有文献渊源。证据3：蒙古军分兵三路伐金。《太祖纪》详记八年秋“分兵三道”：皇子术赤等右军“循太行而南”，皇弟哈撒儿等为左军“遵海而东”，太祖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霸等郡”，最后“三道兵还，合屯大口”，九年三月“驻跸中都北郊”。《亲征录》癸酉年条、《史集·成吉思汗纪》相同，《鞑靼款塞》载：（癸酉）遂犯燕京，其秋，允济弑死。忒没贞遂留撒没喝围守燕京，自将所降杨伯遇、刘伯林汉军四十六都统同鞑靼大军分为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邑……（甲戌）二月，鞑靼复还燕京，燕京粮乏，军民饿死者十四、五。此亦谓“鞑靼大军分为三路”。《续编》癸酉年十二月整条内容与《太祖纪》等书相合，而前句“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次燕城之外，分所降杨伯遇、刘（伯）林汉军四十六都统，并达旦兵为三道”，与《鞑靼款塞》相似。此处之“达旦”乃沿袭宋人称谓。又如《续编》甲戌年二月条引述高琪言“达旦人马罢病”，《亲征录》甲戌条高琪语相同，但措辞改作“闻彼人马疲病”， 乃因叙述立场发生变化。从“达旦”称谓的前后变化，亦可见《太祖实录》脱胎于宋朝文献的痕迹。证据4：蒙古兵与乣军合围中都。《太祖纪》九年六月云：“金乣军斫答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答等围中都。帝避暑鱼儿泺。”《续编》是年七月条叙述始末，谓承晖闻乣军变：以兵阻卢沟，斫答击败之，军势既张，遣使乞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迁，遂遣明安援斫答。斫答合其兵以围燕京。《亲征录》甲戌年条、《史集·成吉思汗纪》与此相同。《鞑靼款塞》亦载，是年五月“金主珣迁都汴京，鞑人闻之，怒曰：'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特以讲和为款我之计耳！’秋八月，复引兵攻中原州县。冬，燕京之糺军畔，与鞑靼共围燕京”。诸书所载大体一致，均谓金宣宗南迁引发元太祖不满，迁都途中遭遇乣军叛乱，这支武力与蒙古合兵围攻中都。证据5：蒙金交兵旋风寨。《太祖纪》载十年三月金将李英援中都，败于霸州。《亲征录》所记较详：“金主以点检庆寿、元帅李英运粮，分道还救中都，人赍粮三斗，英自负以励众。庆寿至涿州旋风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为我军所获。”《金史·宣宗纪》贞祐三年二月壬辰、《金史·李英传》亦记此事，但不载具体作战地点“旋风寨”、“青戈”等。《鞑靼款塞》载“惟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至旋风寨与鞑兵战，凡二日，粮绝而败”，恰好与《亲征录》印证。由此推测，《太祖实录》当兼采金、宋文献。证据6：元太祖命金宣宗去帝号。《太祖纪》十年七月条“红罗山寨主杜秀降”、“史天倪南征”与《木华黎传》《史天倪传》同源，而中间一段“遣乙职里往谕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不从”，则与宋朝记载有关。《鞑靼款塞》载，撒没喝“遣人告金主曰：'汝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为王。’而金之群臣亦不从”，《太祖纪》与此条相合，仅多出“河南王”封号。证据7：蒙古军克潼关拔汝州。《太祖纪》十一年条曰：“秋，撒里知兀 三摸合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遂越潼关，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还。”“蒲鲁虎”与《金史·宣宗纪》贞祐四年十月己未条、《金史·忠义传·尼庞古蒲鲁虎》吻合，取资《金宣宗实录》。《太祖纪》后一句简略，《亲征录》甚详：上驻军鱼儿泺，命三木合拔都率蒙古军万骑，由西夏抵京兆，出潼关，破嵩、汝等郡，直趋汴梁，至杏花营，大掠河南，回至陕州，适河冰合，遂渡而北。《史集·成吉思汗纪》所记相同。《鞑靼款塞》谓是年：秋，鞑兵自河东渡河攻潼关，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遇山涧，辄以铁枪相锁，连接为桥以渡。于是潼关失守。金主急召花帽军于山东。十月，鞑兵至杏花营，距汴京二十里，花帽军击败之。鞑兵复取潼关，自三门、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复出。《亲征录》“杏花营”、“冰合”、“渡而北”与《鞑靼款塞》细节雷同，应系文献同源之故。综上，《太祖纪》五年“就进场害之”、九年三月金人奉“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十年七月“去帝号”、十一年秋“拔汝州等郡”，其中部分内容在《亲征录》《史集》中有详细记载，均与李心传《鞑靼款塞》《女真南徙》相关内容雷同，这是《太祖实录》取资宋朝文献的直接证据。其余诸条，与李心传书内容亦有所契合。由此可见，《太祖实录》对蒙金战争的记述，除直接采取《金实录》、平金诸臣传记改编为独立条目外，还有部分内容是以宋方文献为主体架构，然后杂糅少量蒙古诸将事迹，或融合《金实录》相关条目，进而合出一条缜密的叙述线索，记载太祖创业之历史。仍需追问的是：李心传书虽然很系统，元初修史也有条件加以利用，但内容迄于嘉定八年（1215），而《太祖纪》是年后仍载有与金、宋交往诸事，说明两书尽管有重合内容，但并非直接传抄关系，而是有共同源头。由此，不妨结合《鞑靼款塞》来追查其与《太祖实录》所采摭的共同文献。自王国维以来，《鞑靼款塞》的史料价值备受重视，可惜其史源问题尚未解决。该篇从“鞑靼之先”到铁木真征金时代，对蒙古起源的记载杂抄诸史，主干内容是南宋以来的历史。正文“方金人盛时”至“其秋，允济弑死”注云“详见《女真南徙》事中”，意谓《鞑靼款塞》《女真南徙》互相关照，史料编撰模式一致。综合分析有助于厘清整部资料的来龙去脉。一条关键线索是《女真南徙》题注“金国五世八君本末”，其内容亦见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女真》，篇末云“自晟至守绪凡八世而亡，其事迹具见国史”。《宋史·外国传》序言也提到“前宋旧史有《女直传》”“旧史”与马端临所记契合，那么可将女真史料的来源锁定在宋朝国史范围。再结合李心传的工作经历进行分析：端平初，他编纂高、孝、光、宁宗四朝国史及实录，当有条件利用原始日历，从中逐条摘录北方民族史料，经删削整合，于嘉定九年撰成《女真南徙》《鞑靼款塞》。《太祖实录》、李心传书的雷同现象，说明元初史官与李氏一样参考过宋朝国史中的“鞑靼”史料。要之，《太祖实录》以1206年分界，之后的部分记述征服金、宋事迹，其不仅取资《金实录》，还采摭南宋国史，史文的纪年体系也更为系统化和精细化，符合中原史学传统。这部分内容与之前的草原创业史相衔接，一同呈现成吉思汗建业的完整历程。 元初编纂《太祖实录》之时，金、宋两大官修文献系统如何与原已编纂完成的草原史料融合为一，具体出自何人之手，需要从五朝实录的纂修背景中寻求答案。据《宋史·艺文志》著录，“《 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理宗实录初稿》《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 一百九十册”，“ 《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至元十三年，元兵破临安，“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为五朝实录采据与宋宁、理两朝有关的“鞑靼”史料提供了条件。元初纂修五朝实录的主导者乃耶律铸，他自至元十三年六月监修国史，至二十年被罢职，《双溪醉隐集》如实记录其供职史馆的工作经历。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现存6卷，系清乾隆时期辑自《永乐大典》，尽管篇帙不多，史料价值却不容忽视。该文集的特点为：很多诗前有序文，一些诗句下有较长注文。其中《述实录》序文言：“修《征蜀实录》，每以二鼓为期方息。中夜闻笛，既觉，缅想实录事迹，亦如梦寐。怆然无以为怀，述此写之。”诗中小注作“方入蜀，使告云顶之捷”，“攻钓鱼山”。据《宪宗纪》八年（1258）二月“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进攻云顶山，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九年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的记载，知耶律铸此时正在修《宪宗实录》。下文以《述实录》为中心加以论证。第一，《述实录》序文记录纂修工作细节，正文以蒙宋关系为话题，小注记述双方交往始末：“辛巳年，宋主宁宗遣国信使苟梦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许之，敕宣差噶哈护送还其国。”《凯歌凯乐词九首》序文明确交代其来源：昔我太祖皇帝出师问罪西域。辛巳岁夏，驻跸铁门关。宋主宁宗遣国信使苟梦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许之，敕宣差噶哈护送苟梦玉还其国……《宁宗实录》第四百六十一“都干苟梦玉衔命使彼”。《宋四朝国史列传》第七十七《贾陟传》“苟梦玉使北还宋”。核检《太祖纪》十六年四月条写作“驻跸铁门关”和“宋遣苟梦玉来请和”，与耶律铸书中内容相合。第二，《述实录》“世评青野食前言”，指注文：“辛卯冬，太祖（应作“宗”—— 引者注）皇帝南征女真，遣信使绰布干等使宋。青野原，宋沔州统制张宣诱苏巴尔罕杀之。”《凯歌凯乐词九首》注明出处云：《理宗实录》第八十三：“绍定四年辛卯，北使苏巴尔罕来，以假道合兵为辞。青野原，沔州统制张宣诱苏巴尔罕杀之。”《理宗日历》第三百九十五：“十月二十一日，沔州统制张宣诱苏巴尔罕，使曹万户剿杀。”《理宗日历》第百五十一：“宝庆三年，丁亥正月十一日辛酉，姚翀朝辞进对，次奏通好北朝事。上曰：'以我朝与北朝本无纤隙，不必言和，只去通好足矣’”。“绰布干”、“苏巴尔罕”已被清代四库馆臣改译，据吴长元抄翰林院录副本，原作“搠不罕”、“速不罕”，实为一人。《太宗纪》三年（1231）五月云“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 知《太宗实录》此条改编自《理宗实录》。第三，《凯歌凯乐词九首》有一大段注文，比《述实录》多出若干细节：辛卯冬，我太祖（应作“宗”——引者注）皇帝南征女真，诏睿宗皇帝，遣信使绰布干等使宋，宋人杀之。睿宗皇帝谓诸王大臣曰：“彼自食言弃好，辄害我使。今日之事，曲直有归，可下令诸军分攻城堡关隘。”
由是，长驱入汉中。此其伐宋之端也。《睿宗传》谓，是年“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诸城堡，长驱入汉中，进袭四川，陷阆州，过南部而还”，与耶律铸诗注近乎一致。而该传据五朝实录中的《睿宗实录》编成，《凯歌凯乐词九首》注文正是耶律铸编纂该实录的体现。《述实录》序文、《凯歌凯乐词九首》注文是耶律铸在纂修五朝实录时保留下来的，自然与《元史》帝纪内容一致。耶律铸言明引据《宁宗实录》等宋朝国史，不仅指明元初编纂实录的取材范围，还能佐证《太祖实录》与李心传书共同所见“鞑靼”史料，乃耶律铸辈取自《宁宗实录》并参酌日历逐条摘录，进而厘清宋朝国史编入蒙元五朝实录的详细过程。前揭王恽《论收访野史事状》提到“近又闻国史院于亡金实录内采择肇造事迹”。笔者考证，元初编纂实录时，便从国史馆所藏《金实录》中抄撮金蒙交往史料。不仅有《金史》《元史》相同史文为证，《双溪醉隐集》各诗小注还征引多条《金实录》中有关金海陵王、章宗、宣宗的史料。由此可见，金、宋国史乃构成修纂五朝实录的基础资料。兹将《双溪醉隐集》与《太祖纪》相契合的典型案例举证如下：第一，卷2《战扼狐》序文作：“我太祖皇帝未始轻出无名之师，太祖皇帝伯父锡巴哈汗为女真之所害，南伐中原，此其辞也。前战扼狐岭下，敌之精锐尽于是役。”吴长元抄翰林院录副本保留《四库全书》底本原貌，该处“锡巴哈汗”原作“咸补海可汗”，《太祖纪》元年条、《史集·成吉思汗圣训》同。由此可知，上引序文当属《太祖实录》的内容。关于野（扼）狐岭之役，还可结合《亲征录》《续编》等考证，《亲征录》辛未年条最详：上之将发抚州也，金人以招讨九斤、监军万奴等，领大军力备于野狐岭，又以参政忽沙率军为后继……遂与九斤战，大败之，其人马蹂躏，死者不可胜计。因胜彼，复破忽沙军于会合堡，金人精锐，尽殁于此。最后一句话与《战扼狐》相同。该诗歌颂太祖首战告捷：“问罪下中原，先有扼狐捷。勍敌四十万，一何争勇决。”金军具体兵力及战况，亦见《续编》辛未年闰九月“时金招讨使完颜九斤、监军完颜万奴等率兵号四十万，驻于岭下”，“太祖皇帝遂与九斤等战，金师大败，死者不可胜计”。据上述二书，可知耶律铸《战扼狐》亦与《太祖实录》有关。闻圣朝太祖皇帝围守西京，东海遂命添寿将诸路兵八十余万，号称百万，援之。仍赐手诏曰：“今悉国力，当清北方。”次密谷口。时太祖皇帝亲率大军，先以前骑三千尝之，大军继至，未鼓，敌溃，全军覆没。《太祖纪》七年秋条作“围西京。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殪”。“添寿荣禄”即奥屯襄，《密谷行》与此表述一致。今检《金史·奥屯襄传》“崇庆改元，为元帅左都监，救西京，至墨谷口，一军尽殪，襄仅以身免，坐是除名”，与上述两书相合，“密谷口”、“墨谷口”系字形相近歧异。《金史·宣宗纪》贞祐三年正月乙亥条“北京军乱，杀宣抚使奥屯襄”，按实录附传的惯例，说明《宣宗实录》此条下有奥屯襄传。耶律铸《密谷行》序文正是抄取实录小传而成。第三，卷4《侍宴万安阁》题注“和林城万安宫之阁名也”，正文“宴酣兜率黄金殿”注“太宗皇帝尝号万安宫为莲宫”；卷2《取和林》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上述两条见《太宗纪》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地理志》和宁路条注文同。《续编》乙未年二月“蒙古城和林”条云：“和林本唐回鹘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为会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回五里许，正殿曰万安。”两书所述均属《太宗实录》内容，耶律铸两诗注文与之印证。太宗皇帝马渡大河，睿宗皇帝马渡汉江，与金人大战于三封之原。会雪蔽天，金人大溃也。豁然雪霁，月色如昼，一袭殆尽。因志其事云。卷1《雪赋》提到“睿宗皇帝壬辰春正月，乘雪大败女真于三封”。两处所述均为三封山大战。《太宗纪》壬辰年正月庚寅“拖雷渡汉江”，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大败之，获金将蒲阿”；《睿宗传》壬辰年春谓“天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太宗至破之未晚……遂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余众迸走睢州，伏兵起，又败之。合达走钧州，仅遗数百骑。蒲阿走汴，至望京桥，复禽获之”。纪、传互补，可见《太宗实录》和《睿宗实录》均出自耶律铸之手。今考迺贤《三峰山歌》附张翥题识“余比修国史，睹三峰之役”，至正时期，张翥曾供职翰林国史院，担任编修官，当时所阅为《睿宗实录》。据此可见，耶律铸《战三封》《雪赋》与实录主要内容一致。由此可对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进行全面解读：《战扼狐》《密谷行》《凯歌凯乐词九首》与《太祖纪》丙寅、辛未、壬申、辛巳年条相合；《凯歌凯乐词九首》《侍宴万安阁》《取和林》与《太宗纪》辛卯、乙未年条印证；《雪赋》《战三封》《凯歌凯乐词九首》并见于《睿宗传》；最为直接的证据当数《述实录》，乃耶律铸纂修《宪宗实录》时所作。据此可知，元初翰林国史院的史官采摭群书，不仅涉及草原文献，同时兼采金、宋实录，还搜访征集诸名将传记及扈从者口述，最后熔炼为一炉，编就五朝实录，写成祖宗创业史。《太祖实录》以丙寅年称汗为节点，在此之前根据蒙古语文献《秘史》改译而成，之后叙述南征金、宋政权则大量吸收金、宋两朝史料，并与传统中原史学产生联系，具有中国传统政治叙事特征，如此便形成成吉思汗历史叙述之文献分野。在传统政治思想视野下审视成吉思汗1206年以后的历史，必然牵涉蒙元取代金、宋后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从中统四年王鹗延访太祖事迹，转经耶律铸之手，到大德七年正式进呈《实录》，历时40余年，绝不是把芜杂的材料简单编次了事。换言之，具有共同祖本的《亲征录》《史集》及《续编》中的蒙古史料与《太祖纪》纪事、系年参差，孰是孰非倒属次要问题，关键在于《太祖实录》从草创到定稿，逐步打上华夏政治文化的烙印，主题突出“天命”。其主要表现有二：论证征伐诸国的正义性；为蒙元创业史制造符瑞。首先，为成吉思汗征金编织正当理由，复仇是绝佳的借口。前引耶律铸《战扼狐》云：“我太祖皇帝未始轻出无名之师，太祖皇帝伯父锡巴哈汗为女真之所害，南伐中原，此其辞也。”这本是出自草原文献系统的一段陈年旧事，《秘史》第53节和《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记述草原诸部斗争，俺巴孩（即咸补海）被擒送金朝，后被处死。耶律铸将此事重新发掘，称“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咸补海罕，帝欲复仇”，为出兵制造“缘起”，还把《木华黎传》丙寅年条“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杀戮宗亲，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师有名矣’”，一并改置到《太祖实录》中，这显然是至元时期改编、加工史料而成的。耶律铸对蒙宋战争缘起的编写也采取类似模式，宣称宋方挑起事端。前揭《睿宗传》记“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耶律铸《凯歌凯乐词九首》和《述实录》保留这段文字的实录底稿，视此事为伐宋起因。此处其实改编自宋《理宗实录》，并参证《蜀边事略》和《理宗日历》。原始档案叙述，搠不罕名为使节实为攻伐，魏了翁《应诏封事》也记述当时搠不罕的贪婪及蒙古兵的蛮横残暴。《凯歌凯乐词九首》却说“寻食其言，敢杀信使，孰曲孰直明矣”，彻底改变原始文献的叙事立场，为搠不罕被杀申辩，并将此事定义为“伐宋之端也”。接下来便是舆论宣传和政治缘饰。蒙古对金朝的政治、军事胜利被投降的金儒解释为天道运数，以印证种种预言。郭宝玉“通天文”，“岁庚午，童谣曰：'摇摇罟罟，至河南，拜阏氏。’既而太白经天，宝玉叹曰：'北军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体现金元鼎革的预言，此后耶律铸也极力论证“庚午”年的特殊意义，主要利用金大安元年“黄河清”大做文章。其实，此事源自金方记载。《金史·五行志》记述该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原本为卫绍王完颜永济“特试宏词《黄河清颂》 ”为之庆贺。耶律铸披阅《金实录》，并对相关记载发挥阐释。《取和林》注文解释说：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数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经略中原。《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河水清。”《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于河。河清之征，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德水”见《史记》。唐《凯乐歌辞》：“千年德水清。”同书《述实录》有相同注释；《龙和宫赋》“曰惟德之是辅”句下小注再次提到：“圣朝太祖皇帝大安元年已兴问罪之师，二年庚午寻取中原。河清之征，定我皇祖受命之符也。”由此可见，耶律铸从旧史中检出大安元年黄河清的记载，从而搬引经典将此祥瑞与金元鼎革联系起来。正是秉持这种“天命”观，《太祖纪》庚午年条将太祖从昔日臣服者描述成举兵讨伐无道君主之角色：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归，欲请兵攻之。会金主璟殂，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帝遽南面唾曰”无从考证，不过允济谋杀铁木真的原始史料有据可查，李心传《女真南徙》作：璟之在位也，允济被命往靖州，受黑鞑靼进奉，见其王忒没贞桀傲不逊，恐为边患，欲归白璟除之，会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年）春三月，鞑靼入贡，允济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进场袭杀之，然后引兵深入。对比可知，《太祖实录》“会金主璟殂”至“允济益怒”文中掺进一段成吉思汗自述，表达对金新君人选的不屑一顾。耶律铸将本载于宋史的辛未年条事，改置到庚午年条下，恐非简单地调整史料系年，而是为与其屡屡强调的“河清之征”建立联系，彰显天命之伐。太祖应河清遂有庚午年“寻取中原”，《太祖纪》于是写作“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由此构成一整套庚午叙事，通过修《太祖实录》杜撰一连串天命符瑞。论及思想根源，无疑受到其父耶律楚材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耶律楚材制造甲申年“角端”，以体现太祖仁德。耶律铸遂将此条材料编入实录，见《太祖纪》十九年条。影响最大的当是太祖十七年耶律楚材创制《庚午元历》。以往论者多关注该历法的技术成就，并未深入发掘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耶律楚材新创历法的意图十分明确——“有国家者，律历之书莫不先也”， 欲为新朝树立正朔，革故鼎新。其历法取名“庚午”的原因是：今演记穷元，得积年二千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七十岁命庚辰。臣愚以为中元岁在庚午，天启宸衷，决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时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五度，以应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上元”乃传统历法中的核心要义，需集合日月运行时间和五大行星会聚等因素，演算出最理想的历元。甲子年是最常见的选择，金大定二十年（1180）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演纪即如此。耶律楚材却一改传统，推定为“庚午”，称曾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七曜齐聚的奇观，旨在论证“中元岁在庚午，天启宸衷，决志南伐”，应征太祖“受命之符”。耶律楚材精通天文历算，自有家学渊源，其历算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可追溯至其父耶律履。大定十五年，耶律履“乃取金国受命之始年，撰《乙未元历》”。“乙未”是阿骨打起元之收国元年（1115），故为纪元之始。耶律楚材效仿此法，视上元“庚午”为元太祖受命之年。耶律铸黄河清瑞应说与耶律楚材思想一脉相承，均是利用五行天象为当权者论证王朝天授论。这部历法暗藏的玄机不止于此。刘晓将《庚午元历》与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全面比较，指出推算方法和基础数据大致相同，文字也无多大区别。然而，细微改动之处却彰显深义。《历志》收录《庚午元历》，“步晷漏术”数值如下：冬至永安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永安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金史·历志》载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步晷漏第四”作：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这两部历法冬至和夏至的晷影常数相同，观测地点却不同，耶律楚材将重修《大明历》“地中”改为“永安”（燕京）。地中是天文测量的理想地点，属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的组成部分，政治寓意为天下之中，是论说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概念。参考宋《纪元历》《统元历》《会元历》晷影常数，重修《大明历》的“地中”是传统观测地岳台（位于金开封府祥符县），而非燕京。元好问《续夷坚志》测影条引《吕氏碣石录》：“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昼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对比燕京与岳台的晷影长度，可见两地数值悬殊。耶律楚材这一改动，显然是把政治意图摆在首位，与他宣扬的庚午天命蒙古代金定鼎燕京不无关系。或因自太祖十二年木华黎经略燕云已久，燕京成为蒙古统治中原的根据地，具有政治中心意义。即如马祖常对此举的阐发：“昔我太祖皇帝，受命兴邦，金人孙于汴，太祖即以全燕开大藩府，制临中夏，维时已有定都之志矣。”关于金元易代的意义，耶律楚材在诗中多有表达。通观整体政治语境，重新审视《庚午元历》，从制作祥瑞到改订历法，再到天下之中的“转移”，这些举措是在引导草原君主向中原传统政治文化靠拢。耶律铸全面继承这套思想遗产，从《太祖纪》各种破绽中便可以体现。上文提到，《太祖纪》乙亥年“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照搬《大金国志》所载金“京府州军县”总数，显然与事实不符，追究原因，恐怕与耶律楚材有关。《进征西庚午元历表》提到，“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从辛未年到乙亥年正好五年，“天下略定”指征金事业，恰好与《太祖纪》“取城邑”之数暗合。耶律楚材所叙上元庚午十一月壬戌朔“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样被耶律铸引申发挥。《太祖纪》谓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跸盐州川。《续编》太祖二十年谓“十一月取灵州，进次于盐州川”，尚无“五星聚”。对比可见，这条记录可能是后来增补的。细检《金史·天文志》正大三年十一月癸酉云“五星并见于西南”，与《太祖纪》文辞一致，系年、月相同，唯干支歧异。据考证，《金史·天文志》系元末史官从金朝国史中逐条摘录。《金史·哀宗纪》同年十一月曰：“丙子，夏以兵事方殷来报，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兴府。”哀宗无实录，纪、志作为整体一源史料，共同取资金官修日历。在原始记载中，癸酉五星聚在先，丙子蒙古平中兴府在后。耶律铸为将太祖征西夏与“五星并见于西南”建立联系，妄自调整五星会聚的时间，丙子“大元兵征西夏，平中兴府”，次日即《太祖纪》丁丑发生天象。为什么要加入这条记录？五星会聚作为传统中国星占学上的最吉天象，是一种稀缺政治资源。据科技史学者验证统计，五星会聚在历史上实际发生次数绝少，多数记录可能是为印证天命说而虚构的祥瑞。因此，正大三年这次当然不可尽信。然而，《太祖纪》二十二年六月（金正大四年）记载：“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据前文分析，该天象非大蒙古国扈从征西夏的司天官观测而得，而是耶律铸辈从《哀宗日历》中抄进《太祖实录》的，实与太祖无涉，其谓群臣云云，大概也是杜撰。笔者推测耶律铸编写这条天象征应的原因，可能与太祖灭西夏的屠城事件有关。据《秘史》第268节和《史集·成吉思汗纪》记述，太祖自知病危，下旨把夏主和都城百姓全部处死。《续编》太祖二十二年六月“蒙古太祖皇帝灭夏以夏主归”小注亦云，“太祖皇帝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与兴庆屠城之说契合。可《元史》似乎讳言此事，还与《秘史》等书相左。《察罕传》称，“夏主坚守中兴，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在蒙古征服战争中，亡金旧儒一直强调“止杀”。在此背景下，《太祖实录》编纂者似乎有意遮蔽屠城一事，干脆在定稿删削，替换成“临崩遗言”，并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条“驻跸盐州川”植入五星相聚，以消解滥杀的负面印象。如此将“不杀掠”经成吉思汗之口说出，制造出仁主圣君的形象，符合中原传统儒士的道德标准。在成吉思汗时代，《庚午元历》并未被采纳，耶律楚材精心推演的天命授受理论也没有引起蒙古人的兴趣。但在编纂《太祖实录》时，耶律铸把握住机会，延续其父的政治思想，利用黄河清重新阐发庚午受命之说，将其渗透到历史叙事中。耶律氏父子制造的一连串祥瑞符号，尽管隐晦，但仍能从《太祖纪》中找到蛛丝马迹。通过钩沉《太祖实录》史源，可以证明多元文献系统经过精心整合：1206年以前内容属于草原史学阶段作品，核心意图是塑造成吉思汗的光辉形象及确立其家族具有天然统治地位；之后的内容叙述成吉思汗走出漠北而统一金、宋的历史，其史学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凸显天命观，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华夏政治文化叙事思维的影响。本文利用史源学方法重新探讨成吉思汗历史编纂问题，以《太祖实录》纂修为主线，将史料来源、编纂过程及撰史者思想、历史观念等一系列线索贯穿起来。具体议题虽属蒙元史范畴，但仍需要进一步归纳阐释研究思路和学术取向，以求方法论的进步。近年来，史源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尤其是在数据库检索的便利条件下，分秒之间便能轻松获得可供比勘的史料，相关成果倍增。遗憾的是，不少论著仅仅就史料谈史料，就来源谈来源，陷入对概念的狭义理解中，以致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替古人做“核校史料出处”的表面文章罢了。传统治学方法如何破除偏见，实现突破和创新，是贯穿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共同话题。谨以本文为中心结合相关讨论，总结为三个诠释层次：解决史料来源的基础性问题；探讨史书编纂过程；发掘作者的历史认识和政治意图。若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突破，尚有诸多值得注意之处。首先，确立文献源流意识。传统治史强调穷尽史料，但并不是盲目堆砌或简单分门别类，而要对材料的来源渠道、文本层次、形成年代及文献系统一一甄别，在有限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厘清史料脉络。以往的印象是，《太祖纪》所见《太祖实录》似是纯然一体的草原系统文献，而通过考索逐条史文，进而发现多条来源路径。与此类似，《金史·地理志》也糅合了多个文献系统，不同年代的制度、不同系统的文献被整合为一，致使金代路制研究中长期存在一大争议：路下有路问题。据《金史·地理志》载，上京路条附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胡里改路，东京路条有婆速府路，从而给人一种错觉：这六路归上京、东京两路统辖。学者多信从此记载。通过探源则发现，志书主体文献与元代《江北郡县》有共同祖本，据该书“长城外直北诸部族”条，知金代蒲与路等六路属部族管理体制，本是一套独立系统。然而元人在编修《金史·地理志》时却将这套体系多番拆解，根据地域就近糅合，将六路割裂到中原路制系统中，“路下有路”的误解就是这样造成的。史官按照传统史学方式编排民族史史料，恰恰打破了自身的文献体系。在摸清文献系统关系后，可知所谓的历史问题未必真是“问题”，而是编纂者制造出的技术陷阱。是故，抉原匡谬理应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从而把握不同文献系统的叙事脉络，扫除史官编纂造成的一道道障蔽。其次，注重史源调查方法的历史学意义。我们对《太祖实录》探源并不止步于离析文献系统，而是循此线索深入考察五朝实录编纂问题，通过《双溪醉隐集》考证耶律铸主持国史纂修工作的关键环节。关于辽代佛诞日的分歧同样可以利用此方法解决。《辽史·礼志·岁时杂仪》“二月八日”与《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四月八日”的记载存有歧异，学界争议久矣，然未有定论。其实，《辽史》“岁时杂仪”全部改编自《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而后者抄自武珪《燕北杂记》，原书佛诞日本为四月八日，也符合辽代社会实情。因元代大都于二月八日游皇城，是官方颁定的佛庆日，元末纂修《辽史》时遂改作二月八日，此乃问题之真相。我们不仅主张从史料流传角度探寻，更关注文献生成的社会环境，以及知识传递的时空脉络，这才是史源学研究始终追求的问题意识。最后，通向政治史的取向，观照时代之历史，以彰显正史探源的意义。历史材料经过古代史家编纂整理，人为意识逐层渗透其中，以致影响今天的学术认知。一方面，要充分重视正史的编纂主旨及历史观念，必须对编纂者的史观及其运用的史料有所辨析，严格区分，避免陷入误区。最典型的案例，当数《辽史·百官志》重构的历史叙述框架。志书分设“北面”、“南面”两大官僚体系，元末以降人们无不相信辽朝实行南北面官体制，著名的二元政治理论正是据此提出。然而，《辽史·百官志》全部是元人杂抄成篇。据此，笔者对“南北面官制”概念的缘起、立论根基及主体文献进行全面探究，进而指出元人已不谙辽制，所谓辽代官分南、北，极有可能出于编史者的杜撰。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具有独立价值的史料从后代史官叙述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时代背景中，在具体政治环境下的历史叙事中呈现其张力。耶律铸的修史活动就是一个鲜活案例。耶律履和耶律楚材积极利用五行历法为政治服务，耶律铸亦深谙此道，从《金实录》中发掘黄河清的记录来阐释庚午受命之说，借用五星聚塑造成吉思汗的仁主形象。在不同史观指导下，相同史料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也会发生方向性变化。因此，需要总结史书编纂思维和史家观念，考察史料传播背后的历史动因，以动态视角审视文本意义。当然，实现史料取材、史书编纂问题及作者历史观三个层面的突破，显然不能局限于在本断代史领域就事论事，必须打破王朝史体系，放在宋元时代的史料传播体系下，从整体着眼，体现贯通之道。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利用史源学方法对传统议题探赜发覆，仍有望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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