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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伟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2辑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公众号分上下两期发布 摘 要：《金史》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金朝实录，《世纪补》《天文志》《宗室表》《交聘表》《外国传·西夏》《外国传·高丽》等均据此改编。元朝史官编纂《金史》的思路是，首先对金朝实录进行拆解；其次根据各部分体例要求，编织篇帙；最后以相关文献进行填充。需要注意，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用他方文献记载冒充金朝制度的情况。因此，校勘《金史》必须把握原始文本，厘清史料层次，辨析是否掺杂后世观点。只有具备史源线索，才能切实提升《金史》点校及研究水平。 关键词：《金史》 金朝实录 史源学 校勘学 《金史》是了解金朝历史最核心、最权威的史书，对其文本的研究构成整个金史领域最为基础的工作。一方面，《金史》的整理与校勘持续进行，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施国祁《金史详校》，到最近面世的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呈现了一脉相承又不断精进的发展面貌。另一方面，围绕《金史》编纂及史源诸问题的讨论持续进行，陈学霖《〈金史〉的纂修及其史源》、王明荪《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曾震宇《〈金史〉的史料来源》、邱靖嘉《〈金史〉纂修考》都是重要成果。这两类研究关系密切，理应相互结合、彼此参照。正如邱靖嘉所说：“欲探明《金史》之史源，理应对包括纪、志、表、传在内的各卷内容逐条逐句地查找相关文献记载，仔细比较分析，深入研究，最终才能充分认识《金史》各卷及全书的史源状况。”要之，只有详尽剖析《金史》文本及编纂过程，才能切实提升《金史》的研究水平。 本文着眼于文献源流，以具体校勘案例，讨论《金史》编纂思路、文献传承脉络以及文本生成过程，进而总结归纳作为方法的史源意识在古籍校勘中的意义。 所谓“源”，即正史编纂所据蓝本，“流”则为后来形成的史文。对《金史》文献学研究而言，其核心目标是探源，厘清纪、志、表、传的内在关联。然而，目前学者对《金史》史源及编纂细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既有研究成果也参考不足，故在点校质量上存在不少瑕疵。除此以外，已有讨论《金史》纂修问题的论著仍有不少商榷余地，这便给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
论及《金史》之取材范围，据苏天爵《三史质疑》所言，“国亡之后，元好问述《壬辰杂编》、杨奂《天兴近鉴》、王鹗《汝南遗事》，亦足补义宗一朝之事”。后来，《金史》编纂者称元好问“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刘祁“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具体到《金史》，全书明确标注引文者，最多只有《天兴近鉴》《士民须知》《泰和令》等几种。由于以上诸书大多亡佚，所以《金史》探源的常规做法，是从现存文献中核查该书诸卷相关篇目。在今天数据库检索极其便利的条件下，这种操作行之有效，日益得到学界重视。传世文献中，元好问《中州集》《遗山先生文集》，刘祁《归潜志》和王鹗《汝南遗事》，都被认为是《金史》人物列传的重要取材对象。《金史》礼乐志参照的一手材料是《大金集礼》。通过比定现存文献，考察从原始文本到正史文本的传抄过程及其信息变异情况，可以辨析《金史》史实的正误。以下试举三例。其一，从《大金集礼·帝号下》到《金史·礼志九》衍出“社稷”二字。《大金集礼·帝号下》大定七年（1167）册礼条“奏定行礼节次”载：受册前三日，合遣使奏告天地、宗庙。（大定十一年仪兼奏告社稷）前二日，诸司停奏刑罚文字。前二日，百官习仪于大安殿庭。兵部帅其属设黄麾杖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宣徽院帅仪銮司于前一日设受册宝坛台于大安殿中间。大定七年，恭上皇帝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二日，诸司停奏刑罚文字。百官习仪于大安殿庭。兵部帅其属，设黄麾仗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宣徽院帅仪鸾司，于前一日设受册宝坛于大安殿中间。对比可知，《金史》抄自《大金集礼》，但元朝史官把大定十一年的注文当作大定七年册礼的内容一并抄录。正月十一日上册宝仪，“受册前三日”即八日，但实际是“遣皇子判大兴尹许王告天地，判宗英王文告太庙”。由此可知，《金史》衍出“社稷”二字，乃系节录史文失当所致。其二，《金史·赵秉文传》改编《闲闲公墓铭》不当，造成叙事淆乱。元好问所撰《闲闲公墓铭》记述赵秉文履历云：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考满，留再任。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召公与待制赵资道论边备。公言：“今大军聚宣德，宣德城小，列营其外，夏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迨秋敌至，我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败闻。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盗贼无大小，皆棓杀之。闻赦将至，先棓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公为政，每从宽厚。不旬月，盗贼屏迹，终任无犯者。岁饥，出俸粟为豪民倡，以振贫乏，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受代，老幼攀遮，恋恋不忍诀。赵秉文于泰和二年（1202）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大安元年（1209）与赵资道讨论边备御敌之策，十月出任宁边州刺史，二年改刺平定州。赵秉文《黄河九昭》序文云“大安元年，余出守宁边”，《涌云楼记》载“大安二年夏四月，余来莅平定，登城楼而乐之”。由此印证，《闲闲公墓铭》所载诸事系年正确。
然而，《金史·赵秉文传》抄录《闲闲公墓铭》却书作“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即将大安元年赵秉文议边策事移置下文。这样的话，原大安年间“宁边州刺史”和“改平定州”之仕履便成泰和初年之事，以致传文叙事失次。其三，《王黄华墓碑》中之“万庆”于《金史·文艺传下·王庭筠》中书作“曼庆”。传文记述王庭筠子嗣云：“子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号'澹游’云。”探究此记载之源头，可以发现元好问编《中州集》王庭筠小传有谓“子万庆，字禧伯，诗笔字画俱有父风，仕为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论者据此认为曼庆亦名“万庆”。然而，元好问撰《王黄华墓碑》中有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夫人张氏，亦太师女孙。子男三人：万安、万孙、万吉，皆早卒……公既无子，以弟庭淡（掞）之次子万庆为之后，以荫补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画，能世其家。此外碑文末尾谓：“先公之殁，五十余年矣。”《王黄华墓碑》叙事较《金史》及《中州集》详细。经过核对，不难确认《金史》相关记载的绝大部分乃根据该碑文写成，即知庭筠与万庆实为伯侄关系。
《中州集》王遵古小传记载：“父政，金吾卫上将军，三子，遵仁、遵义，元仲其季也。元仲四子，庭玉字子温，内乡令，终于同知辽州军州事。庭坚字子贞，有时名。庭筠字子端，庭掞字子文。”从王氏家族祖辈行“遵”字、父辈行“庭”字可以看出，该家族排行严格规范。王庭筠子名万安、万孙、万吉，皆为“万”字辈，庭掞子取名“万庆”亦符合这一旨趣。此外，四库本《双溪醉隐集》跋文作者署名“王万庆”，宪宗五年（1255）《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为“燕京编修所次二官黄华后人熊岳王万庆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李山《风雪杉松图》中有一则跋文云：“癸卯六月廿有二日，万庆谨书。”根据金元时期各类文献，能够确认王氏名讳作“万庆”为是。《金史·文艺传下·王庭筠》取资元好问《王黄华墓碑》，再补充以王庭筠小传，但由于“萬”与“曼”字形相近，元朝史官误写作“曼庆”。以上三个案例，皆以现存原始文献与《金史》相关文本比较，结果发现由于传抄中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礼仪制度、人物履历、人物名讳出现错讹。由此提示我们，紧扣源流这条线索，不仅可以订正讹误，而且能够从文献流传的角度厘清《金史》文本形成的脉络。不过更为复杂的是，《金史》文本之“源”早就消失，可资比勘的蓝本亡佚，当前条件下只能看到各条“支流”。在这种文献环境下，唯有通过钩沉诸条线索，厘清“流”与“流”之间的关系，进而摸清其共同底本的轮廓，方能有的放矢。为此，有必要把握《金史》编撰的整体构架，尤其是纪、志、表、传的史源构成，以及诸部分之间的史源关系。以往研究《金史》取裁，多拘泥于元朝史官的说法。如《天文志》序文称：“金、宋角立，两国置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选亦有精粗之异。今奉诏作《金史》，于志天文，各因其旧，特以《春秋》为准云。”又《五行志》谓：“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灾祥犹有星野之说，五行休咎见于国内者不得他诿，乃汇其史氏所书，仍前史法，作《五行志》。”但实际上，除《地理志》《礼乐志》《百官志》《选举志》这类专题典志有单独系统的文献来源外，《金史》其余绝大多数篇章实际上均摘编自实录，与诸帝本纪具有同源关系。也就是说，元朝史官最初以金朝实录为蓝本，经过加工整合、分门别类，将编年体改作纪传体，由此分化出不同的支流，形成所谓“同源文本”。下文即以《金史》的《世纪补》《天文志》《宗室表》《交聘表》《外国传·西夏》《外国传·高丽》为例，通过同源文献的线索，从个案到整体地探讨史源问题，以期加深对《金史》编纂的总体认知。一般认为，元朝史官根据金朝《祖宗实录》编成《世纪》，又将死后追尊为帝的徽宗宗峻、睿宗宗尧和显宗允恭的事迹一并列为《世纪补》。有学者指出，“睿宗、显宗皆有实录传至元代，必当为元人修史所据。而徽宗宗峻无实录，《世纪补》的记述甚为简略，除世系、追赠谥号等基本信息外，仅有其天辅末袭辽主、攻西京及拥立太宗之事，估计是从《太祖实录》及《国史》太宗、熙宗本纪中抄撮零星史料而来的”。笔者认为，除显宗事迹源自《显宗实录》一说成立外，其他两人事迹的文献来源仍需仔细斟酌。首先，关于《世纪补·徽宗》的史料来源，《金史·太祖诸子传》中有一条线索。该传篇首简要概述诸王履历：太祖圣穆皇后生景宣帝、丰王乌烈、赵王宗杰。光懿皇后生辽王宗幹。钦宪皇后生宋王宗望、陈王宗隽、沈王讹鲁。宣献皇后生睿宗、豳王讹鲁朵。元妃乌古论氏生梁王宗弼、卫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萧氏生纪王习泥烈、息王宁吉、莒王燕孙。娘子独奴可生邺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自有传。今检太祖诸子有传者，宗隽、宗杰、宗强及宗敏均在《太祖诸子传》中，其余宗幹等3人则分散在其他卷帙中。值得注意的是，《太祖诸子传》最后一篇传主为“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三史凡例》列传条例规定，“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据此，本卷宗强附录其子爽、可喜、阿琐3人列传，而胙王元乃太祖孙而非子，其作为附传于该卷中实无所属。对此现象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太祖诸子传》中原本有《宗峻传》，元朝史官为编《世纪补》而将这部分内容抽出，结果遗留下宗峻子元的附传。
对此，有两例旁证。其一，《世纪补·徽宗》最末言：“子合剌、常胜、查剌。合剌是为熙宗。”此文与《胙王元附传》“本名常胜，为北京留守。弟查剌为安武军节度使”正相呼应，透露出两者本为一整体，且相互衔接。其二，若将宗峻传与宗隽、宗杰、宗强3人列传比较，可以发现各传风格一致，均篇幅简短，仅大略叙述封王、历官及征辽事迹。因此，从书写风格上也能佐证原书存在独立、简略的《宗峻传》，且收入《太祖诸子传》，只不过后来被移置于《世纪补》。其次，《世纪补·睿宗》谓：“初讳宗辅，本讳讹里朵。”上引《太祖诸子传》称“宣献皇后生睿宗、豳王讹鲁朵”。尽管无法确定宗尧（宗辅）事迹是否出自《太祖诸子传》，或像“宗幹、宗望、宗弼自有传”，但其出自《睿宗实录》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世纪补》所叙宗尧事迹的叙事风格接近列传，而与实录诸条史料的系年编纂体例不大相符。《世纪补·睿宗》大抵以叙事为主线，不拘时间细节，显然属于列传体例。不过有一反例。《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一年十月丙寅条记载，“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同事还见于《纥石烈良弼传》。而苏天爵
《三史质疑》 称有 《睿宗实录》 10 卷。对于上述情况需要思考的是，苏天爵是否亲眼见过《睿宗实录》，以及此书是否为翰林国史院实藏，甚至需要质疑元修《金史》是否利用过此书。以上疑问虽无明确答案，但至少从《世纪补·睿宗》编纂体例及内容上，丝毫看不出脱胎于10卷本《睿宗实录》的痕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卷显宗纪事确有部分改编自实录。据粗略统计，《世纪补·显宗》大定二年五月壬寅，六年十月甲申，七年七月己未，八年正月庚辰，九年九月甲寅，十一年十一月丁亥，十二年五月壬子，十四年四月乙亥，十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二年四月乙卯，二十四年三月丙申，二十四年五月己丑，二十五年六月庚申、庚午、戊寅，七月戊申、九月己酉，二十六年十一月庚申18条，皆见于《世宗纪》，其余诸条为《世纪补·显宗》独有。此外，《世宗纪》大定三年五月乙未、己亥，四年六月己巳，七年十月辛酉，十一年十一月戊寅，十四年四月戊辰，十六年三月戊午7条，则不载于《世纪补·显宗》。这说明《世纪补·显宗》和《世宗纪》取自不同的原始文献：前者取自《显宗实录》，后者取自《世宗实录》。《金史》对上述两部实录的记载却存在疑问。《章宗纪二》明昌四年（1193）八月辛亥云：“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章宗纪三》泰和三年十月庚申复见，该卷校勘记指出：“此又重见，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施国祁皆以完颜匡所进为《显宗实录》。”邱靖嘉反对此说，认为编修《世宗实录》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耗时较长，泰和三年进呈者应为《世宗实录》。但问题是，上文考证《显宗实录》确实存在，那么它与《世宗实录》在编成时间上孰先孰后？笔者通过比较《世纪补·显宗》和《世宗纪》的文本，注意到这样一条信息。《世纪补·显宗》载，大定十九年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帝徒行挽灵车，遇大风雪，左右进雨具，帝却之，比至顿所，衣尽沾湿，观者无不下泪”。《世宗纪中》载，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两份文献所载为同一事件，但关于乌林答氏皇后的谥号有分歧。《金史·后妃传·世宗昭德皇后》载：“章宗时，有司奏太祖谥有'昭德’字，改谥明德皇后。”再检《世纪补·显宗》，还有“母曰明德皇后乌林答氏”、“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尝见责”、“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诸妃皆祔”3条纪事。这些纪事皆称用讳改谥号，说明《显宗实录》修成于章宗颁布“改谥明德皇后”之后。《世宗实录》盖因进呈于前，故采用原来谥号“昭德”。另据孙建权考证，章宗为避讳父亲“允恭”嫌名，将“少尹”改作“治中”，概在泰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四月之际，而《世宗纪》中仍见“尹”字，故推定其所据《世宗实录》成书必早于泰和前，即明昌四年八月。综合“昭德”和“少尹”讳例，可以确认《显宗实录》当进呈在后。《金史·天文志》是元朝史官新修篇帙。关于其资料来源，四库馆臣据《玉堂嘉话》引王鹗语“太史张中顺，金一代天变皆有纪录”，认为“《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张中顺”。邱靖嘉推测，《金史》天文、五行二志应有比较系统的史料来源，那就是太史张中顺对金代天变灾异的详细记录。但是，经系统探讨《天文志》诸条天象记录，可以发现以上说法难以成立。《天文志》分为“日薄食辉珥云气”和“月五星凌犯及星变”两篇。上篇“日薄食辉珥云气”共有90余条纪事，与诸帝本纪比对，发现只有20余条未找到相应记载，说明两者可能具有共同的史源蓝本。能够佐证这一结论的，是下篇“月五星凌犯及星变”。《金史》帝纪从太宗至卫绍王，近80余条天象记录主要以“太白”为对象，其内容与《天文志》下篇相合。五星凌犯及星变是罕见的现象，但金朝实录中并非无此记录。今检《宣宗纪》，有贞祐二年（1214）十一月辛巳，三年七月庚申、戊寅，四年十一月丙戌，兴定元年（1217）九月癸巳、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癸亥，三年八月丁卯、戊辰，四年三月甲寅、十一月壬辰，五年九月庚戌，六年三月丙寅，元光二年（1223）八月乙亥，正大元年（1224）四月癸酉，天兴元年（1232）七月乙巳，共16条五星天象记录，而《天文志》均能与之吻合。由此可以初步推测，《金史·天文志》是元朝史官直接从金朝实录里逐条摘录出来的。此外，还有两条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其一，根据《金史》阙文，可以探知《天文志》与《世宗纪》存有相同史源。《天文志·月五星凌犯及星变》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镇星。戊戌，太白昼见。三月甲子，太白昼见。四月壬申，荧惑掩斗魁第二星，十有四日。六月甲戌，客星见于华盖，凡百五十有六日灭。七月乙亥朔，荧惑顺入斗魁中，五日。（以下史阙）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昼见，六十有四日伏。今检《世宗纪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戌、三月甲子，二十二年五月甲申皆言“太白昼见”，《天文志》与此3条记录契合。引文“以下史阙”非常关键，据此核查《世宗纪下》，该卷缺大定二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及二十二年正月、二月共计6个月纪事。再检与《世宗纪》同源的《交聘表》，发现本应记述的二十一年“贺宋正旦使”及二十二年正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均无，直到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万春节条才有记录，这与本纪情况相合。《天文志》同样也缺载大定二十一年八月至次年三月的天象记录。上述缺载情况的高度一致，说明《天文志》缺载的根源在于《世宗实录》存在阙文。（大定）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岁星昼见，十有八日伏；丙辰，二星经天，凡二日。六月己未，太白昼见，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昼见，又百三十二日乃伏。庚辰，荧惑犯积尸气。十月丙寅，岁星昼见，六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昼见，八十有六日伏。十二月乙丑，月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十六年三月庚申，月食。《世宗纪中》大定十五年十一月甲子云：“太白昼见。”据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于“十一月甲子”前补“十五年”。但是，《天文志》脱失该纪年的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史官抄录疏忽。《世宗纪中》“十五年正月”下有小注云“此下阙”，即此条至七月丙午条共有6个月的阙文。换而言之，“十五年正月此下阙”当系元朝史官为求严谨而标注的说明文字，表明《世宗纪》所资取的《世宗实录》原文有缺。《交聘表中》载大定十五年正月，“宋试户部尚书蔡洸、江州观察使赵益等贺正旦”，“夏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庆嗣等贺正旦”。从这两条交聘记录看，《世宗实录》正月应有纪事（而本纪未采），其阙文实际上应从二月到七月丙午。元朝史官根据实录诸条摘录，由于阙文，便直接从十四年十月丙寅跳到次年十一月甲子，以致抄进《天文志》时不书“十五年”。要而言之，《天文志》注文“以下史阙”和《世宗纪中》注文“此下阙”，在其相对应的《天文志》《世宗纪下》条文中正好缺失，证明具有同源关系。其二，分析马贵中事迹，可知《天文志》《五行志》与《海陵纪》有相同史源。《天文志·月五星凌犯及星变》载：（正隆）五年正月，海陵问司天提点马贵中曰：“朕欲自将伐宋，天道如何？”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又去年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六年七月乙酉，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昼见。先是，海陵问司天马贵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贵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言：“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贼固不能无也。”是岁，海陵南伐，遇弑。正隆五年（1160）正月条和六年九月丙申条叙述马贵中议论天象，预知南伐成败事。《金史·方伎传·马贵中》所载内容相同，谨以后一条纪事为例：
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海陵问：“近日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曰：“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盗固不能无也。”及被害于扬州，贵中之言皆验。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条，别见于《天文志·日薄食辉珥云气》“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其余内容与下篇《月五星凌犯及星变》相同。比较上述记载，可见两者应源于同一文献而被多番拆解。
再检《方伎传·马贵中》有谓：“镇戎军地震大风，海陵以问，贵中对曰：'伏阴逼阳，所以震也。’又问曰：'当震，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震，风为号令，人君命令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此事并见于《五行志》正隆五年二月辛未条，缘起于“河东、陕西地震。镇戎、德顺等军大风，坏庐舍，民多压死”。据考订，《金史·五行志》无独立史源，而是以诸帝实录为主干，杂抄诸书而成。具体到“镇戎军地震大风”这条，并非谓《五行志》源出旧本《方伎传·马贵中》，而是表明两者来自同一种文献。综上可见，《方伎传·马贵中》传文乃摘自《海陵实录》《世宗实录》，其作为中间文本，所载天象、地震记录与《天文志》《五行志》构成多线索的传抄网络，表面看似复杂，实则同源于《海陵实录》。由此推知，元朝史官修史，是以实录为蓝本，根据纪、志、传不同体例而对文本加以摘录，最后分散到《金史》之中。《宗室表》序文称：“贞祐以后，谱牒散失，大概仅存，不可殚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无所系、下无所承者，不能尽录也。”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此表据金朝谱牒资料而撰成。但是，逐条核查《宗室表》内容后，可以发现序文所述存在疑点。先看《宗室表》的整体结构。《宗室表》以始祖以下太祖、太宗、景宣、熙宗、海陵王、睿宗、世宗、显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及其五世子孙构成经纬，每位皇帝栏后附录有元朝史官考订补叙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始祖以下诸子》《太祖诸子传》《太宗诸子传》《熙宗诸子传》《海陵诸子传》《世宗诸子传》《显宗诸子传》《卫绍王诸子传》《宣宗诸子传》，各传篇首均有序文，概括诸子的母系及官封情况。《宗室表》的主体框架即应抄录于此，其余具体世次及子嗣情况，盖从相关列传中提取信息加以补充。今择要举证两个典型案例，以期呈现元朝史官的编纂模式。宗义 本名孛吉。平章政事。蒲马 龙虎卫上将军。孛论出 龙虎卫上将军。阿鲁 龙虎卫上将军。偎喝 龙虎卫上将军。阿虎里 袭猛安。该栏末云：“右世祖子，与康宗、太祖、太宗凡十一人。”《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有谓：“世祖翼简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带，次太宗，次辽王斜也。次室徒单氏生卫王斡赛，次鲁王斡者。次室仆散氏生汉王乌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鲁王阇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乌古论氏生郓王昂。”《宗室表》即据此总结出上文，依次胪列斡带、杲、斡赛、斡者、乌故乃、阇母、查剌、昂诸王及其子嗣，与《始祖以下诸子传》的序次正相契合。《完颜杲传》云：“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国元年，太宗为谙班勃极烈，杲为国论昃勃极烈……正隆例封辽王。”与此表同。又据《宗义附传》：“宗义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间，为平章政事……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挞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将杀阿虎里，使者不忍见其面，以衾覆而缢之，当其颐，久不死，及去被再缢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后封为王，授世袭千户。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孛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可知，《宗室表》杲之子宗义及其弟等简历均取资旧本《宗义附传》。
其二，《宗室表》的编纂错讹也能证明其文献来源。康宗子谋良虎（宗雄）一栏记载如下：《宗雄传》谓：“初，蒲鲁虎袭猛安。蒲鲁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袭之，官至金吾卫上将军。桓端卒，子袅频未袭而死。章宗命宗雄孙蒲带袭之。”《宗室表》编纂者未审“蒲鲁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袭之”的上下文义，竟把蒲鲁虎死后赠官金紫光禄大夫视作桓端的官职。此外，《宗雄传》云：“孙常春、胡里剌、胡剌、鹘鲁、茶扎、怕八、讹出。”《宗室表》康宗栏末据此补充：“史载常春、胡里剌、胡剌、鹘鲁、茶扎、怕八、讹出皆称谋良虎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对比可知，《宗室表》康宗栏“谋良虎”与其本传相合，但节录史文有误。
综上所述，不论是通过《宗室表》与金朝历代皇帝诸子传的比较结果，还是通过以上两个范例的细节论证，都能证实元朝史官编纂《宗室表》恐非引据宗室谱牒，而是从旧本宗室列传中摘录相关条目拼凑成篇的。（四）《交聘表》《外国传·西夏》《外国传·高丽》源自实录有学者认为，《交聘表》的史料来源主要是金朝实录、《国史》及相关外交档案，并与《辽史》《宋史》互有参考。这种论断总体正确，但称其参考《辽史》《宋史》有待验证。《交聘表》和《外国传》两者体例有差，虽由不同史官分工编成，但两者可互相参证。如果将之与诸帝本纪相比对，便可整体考察三者的关系。通检《交聘表》《外国传》，发现其与诸帝本纪互见者数量不少，不同处仅详略不一而已——本纪简洁，表稍详，列传则叙述事情原委。例如，《交聘表上》天会二年（1124）谓“三月，夏使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闰三月，遣王阿海、杨天吉赐誓诏于夏”。《太宗纪》天会二年三月辛未云：“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誓表”，“闰月戊寅朔，赐夏国誓诏”。以上记载相合，但都相当简略。《西夏传》天会二年谓：“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曰……太宗使王阿海、杨天吉往赐誓诏曰……”详录誓表内容。对比可知，天会二年条最初应出自《太宗实录》，本纪、表、传根据各自体例之需，分别摘录。再如，《交聘表上》收国二年（1116）闰正月云：“高丽遣使来贺捷，且请保州，太祖曰：'尔自取之。’”同栏下复云：“高丽遣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此事并见于《太祖纪》收国二年闰正月条及天辅元年（1117）八月癸亥条。两相比较，可见第一条相合，而第二条系年歧异。中华书局点校本认为《交聘表》有误，修订本则推测错在《太祖纪》。对此，有必要借助同源文本的视角加以考察。（收国）二年闰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曰：“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太祖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诏撒喝、乌蠢等曰：“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习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及撒喝、阿实赉等攻保州，辽守将遁去，而高丽兵已在城中。既而，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从“二年闰月，高丽遣使来贺捷”至“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基本与《交聘表》相合，均系收国二年之事。据《高丽史·睿宗世家》，睿宗十一年（金收国二年）八月庚辰，“金将撒喝攻辽来远、抱州二城，几陷，其统军耶律宁欲帅众而逃。王遣枢密院知奏事韩皦如招谕，宁以无王旨辞，皦如驰奏。王欲令枢密院具札子送之。宰臣谏官奏曰：'彼求王旨，其意难测，请止之。’王乃遣使如金请曰：'抱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金主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抱州”即保州，《高丽史》所载足证《金史·高丽传》无误。高丽曾两次遣使求取保州城，第一次在闰正月贺捷时，第二次于八月庚辰从高丽出发，概于当年抵金。然而，《高丽史·地理志》义州条载：“睿宗十二年，辽刺史常孝孙与都统耶律宁等避金兵，泛海而遁，移文于我宁德城，以来远城及抱州归我，我兵入其城收拾兵仗钱谷，王悦，改为义州防御使。”《高丽史·睿宗世家》系此事于十二年三月辛卯，意谓次年三月高丽已取得保州，不消于八月遣使复请保州。于是，根据同源文本并结合高丽文献看，《金史·太祖纪》天辅元年八月癸亥条的准确性令人生疑。
综上所述，元修《金史》尽管取材多元，但能从中梳理得到一条主线。《金史》所依据的“源”是金朝实录，《世纪补》《天文志》《宗室表》《交聘表》《外国传·西夏》《外国传·高丽》等均据此改编，是为“流”。诸流交错，构成可资相互发明的史源脉络。通过史文对比及细节考证，能够揭示《金史》文献内部的同源性质，也能勾勒各文献之间的传抄关系。在掌握《金史》史源总体情况的前提下，讨论元朝史官的纂修工作及其思路，可以进一步了解《金史》成书的过程。统揽全书，可将元朝史官的操作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一，传统纂修史书的基本技艺“剪刀加糨糊”——从实录中摘编列传；其二，“新瓶装旧酒”——改变实录的体例，拼织与编造志、表；其三，抄撮宋元文献以成金朝之制；其四，三史同修背景下特有的史料杂糅。金朝实录本有附传，元修《金史》便反复利用金朝实录，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排出各式各样的篇什。其中，人物列传占大部分。然而，由于元朝史官拼接粗糙，致使漏洞颇多。尽管金朝实录早已亡佚，但通过蛛丝马迹，仍能窥得大概。下文即以《忠义传》诸篇为例展开说明。《金史·忠义传》序文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虖，仁哉圣元之为政也。司马迁记豫让对赵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义。’至哉斯言，圣元之为政足为万世训矣。作《忠义传》。”《忠义传》诸篇的史料来源相当广泛。《忠义传一·曹珪》云：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乱，珪子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尚书省议，当补二官杂班叙。诏曰：“珪赤心为国，大义灭亲，自古罕闻也。法虽如是，然未足以当其功，更进一官，正班用之。”检《世宗纪上》大定四年正月乙巳条：“尚书省奏：'徐州民曹珪讨贼江志，而子弼亦在贼中，并杀之。法当补二官，叙杂班’。上以所奏未当，进一官，正班用之。”可知，本纪与列传所叙曹珪平定江志叛乱及赏功为正班等事基本相同，从而可以判定《忠义传一·曹珪》应摘抄自《世宗实录》大定四年正月乙巳条，属于直接从实录剪裁。
但是，由于拼接不严谨，有时难免会留下罅隙。《忠义传一·魏全》载：魏全，寿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围寿州，刺史徒单羲尽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余人，随机拒守坚甚。羲善抚御，得众情，虽妇人皆乐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励不衰，募人往斫爽营，全在选中，为爽兵所执。爽谓全曰：“若为我骂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乃杀之，至死骂不绝口。仆散揆遣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骑二千人救寿州，去寿州十余里与爽兵遇，乞住分两翼夹击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栅，焚其浮梁。羲出兵应之，爽兵大溃，赴淮死者甚众。爽与其副田林仅脱身去，余兵脱者十之四。诏迁羲防御使、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官其子图剌。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荫，仍以全死节送史馆，镂版颁谕天下。这篇列传并未涵盖魏全的全部履历，仅为片段事迹。其中，“泰和六年”4字为关键线索。该传诸条纪事分别见于《章宗纪四》泰和六年六月辛亥、壬子、壬戌、戊辰及七年正月乙酉5条。最后一条谓“赠故寿州死节军士魏全宣武将军、蒙城令，封其妻乡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仍赐钱百万”，其下附录魏全封赠之原委。原本该段叙事连贯，却被元朝史官拆分为二，首尾割裂，并在中间补进4条宋将李爽围寿州及刺史徒单羲拒守等与魏全全然无关之事，可见元朝史官似有拼凑篇幅之嫌。
《忠义传一》酬斡、仆忽得两传更为特殊。《太祖纪》天辅四年九月条谓，“烛隈水部实里古达等杀孛堇酬斡、仆忽得以叛”。《斡鲁传》载，斡鲁平叛有功，并提及实里古达叛乱之始末，而酬斡、仆忽得事迹即附丽于此。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酬斡、仆忽得两传的内容均不出《斡鲁传》范围，且文句几近一致，仅详略稍微有别。据此推测，《斡鲁传》与酬斡、仆忽得两传是不同史官从相同实录中摘出的。按照纂修凡例，既然已有酬斡、仆忽得两传，那么《斡鲁传》理当删削或简化相关内容。大概由于《金史》总裁官统稿粗疏，所以出现“复文”。此外，《忠义传一·粘割韩奴》的同源文本也比较明确。传文云：“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此“是岁”乃承上文“大定中”，但具体所指不详，当系元朝史官编纂史料失当所致。今考《世宗纪中》大定十五年七月丙午条“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可知《粘割韩奴》所言乃此年之事。传文下述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赴粘拔恩部招降，“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以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世宗纪中》大定十六年十一月甲子条载：“以粘割韩奴之子详古为尚辇局直长，娄室为武器直长。初，韩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后不知所终，至是因粘拔恩部长撒里雅、寅特斯等来，询知其死节之详，故录其后。”两者内容高度契合。根据“故录其后”一语，有理由推测粘割韩奴小传原本应附丽于《世宗实录》。通过上述例证，可为探究《忠义传》的编纂过程提供思路，也可为讨论其他人物列传与实录的关系提供借鉴。苏天爵《三史质疑》提出，“金诸臣三品以上方许立传”。若按此为分类标准，则曹珪等人传记至多算作附录于实录中的小传。对此，可以参考下例。耶律铸《密谷行》称“金源氏实录，孟参政铸无传，添寿荣禄有传”，其序文云：金崇庆间，添寿荣禄领骁果驻京畿为声援，闻圣朝太祖皇帝围守西京，东海遂命添寿将诸路兵八十余万，号称百万，援之，仍赐手诏曰：“今悉国力，当清北方。”次密谷口时，太祖皇帝亲率大军，先以前骑三千当之，大军继至，未鼓，敌溃，全军覆没。添寿即奥屯襄，“荣禄”系其散阶（从二品上），非人名。《奥屯襄传》载：“奥屯襄本名添寿……崇庆改元，为元帅左都监，救西京，至墨谷口，一军尽殪，襄仅以身免，坐是除名。”两者内容若合符契，应同源于金朝实录。因出自同一文本，故“墨谷口”明显为“密谷口”之讹。另据《金史·宣宗纪》贞祐三年春正月乙亥条：“北京军乱，杀宣抚使奥屯襄。”可见，此亦与《奥屯襄传》相同。按照实录以官员卒年附载小传的惯例，可推知奥屯襄生平履历本应源于《宣宗实录》贞祐三年正月乙亥条。
元朝史官摘录实录编成列传，有时仅凭两条材料就能编撰出一篇。《孔端甫传》载：“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学士党怀英荐其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半俸致仕。”构成该传的诸条史料均见于《章宗纪》，且实际只有明昌三年十一月庚午和四年三月丙子两条而已。编撰《金史》列传的另一辅助手段是搜集其他文献。尽管手法比较高明，弥合逼真，但总会留下线索。《完颜奴申传》载：“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为变。”对此，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天兴二年正月丙寅。'丙寅’原作'戊辰’。按下文有'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又有'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等为变’，与本书卷一八《哀宗纪》合，知'戊辰’误。《归潜志》卷一一《录大梁事》，'二十有一日，忽闻执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计事诣都堂’。是月丙午朔，见《哀宗纪》。二十一日为丙寅。今据改。”但事实上，点校者没有注意到《完颜奴申传》的史料来源。同传赞语云：“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由此提示出，该传主要取资《归潜志》和《壬辰杂编》。更具体地说，传文“或曰是时外围不解”至“且继以涕泣”，及明日戊辰条“西面元帅崔立”至“纳合德晖等”，应抄自或改编自《归潜志》所载《录大梁事》天兴二年正月条。“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至“慎勿泄”，以及奴申等人与元好问之对答，当出自《壬辰杂编》。由此可见，元朝史官是将《录大梁事》和《壬辰杂编》整合成一篇《完颜奴申传》，并在内容上有所增损。“忽闻召京城士庶计事”一句，《录大梁事》原文本有“廿有一日”，但被删削无遗。下文“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为变”一句，《录大梁事》原文并无“明日戊辰”。笔者推断，“天兴二年正月戊辰”的原文——《壬辰杂编》——本就如此，经元朝史官把分属《录大梁事》和《壬辰杂编》的两条史料合二为一，以致崔立壬辰之变的时序发生错乱。以上种种，皆是把金朝实录和其他文献改编成列传的真实情形。我们只有充分了解元朝修史的具体操作环节，才能重新审视《金史》列传，并对那些曾被判定为“错误”的史文作出合理解释。以下，试举两例。一如《忠义传一·鹤寿》载：“鹤寿，郓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众来招鹤寿与俱反，鹤寿曰：'吾宗室子，受国厚恩，宁杀我，不能与贼俱反。’遂与二子皆被杀。”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按卷六五《昂传》，'郓王昂，本名吾都补’。'不’'补’同音异译，疑此处'子’字当在'吾都不’之下。”那么，出现这一讹误的原因为何？《叛臣传·移剌窝斡》载：“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耶鲁瓦群牧使鹤寿等皆遇害，语在《鹤寿传》中。”而《昂传》则谓：“子郑家、鹤寿。鹤寿累官耶鲁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难，语在《忠义传》。”据该传所附郑家传，推测《鹤寿传》当附丽于《昂传》之后。上文“语在《鹤寿传》中”指旧本之出处，元朝史官将此内容剪切到《忠义传一》，因此传文叙及其出身便作“鹤寿，郓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但这不过是从旧本《昂传》截取失当所致。二如《乌古论镐传》载，天兴二年九月，“大兵围蔡，镐守南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此谓蔡八儿为镇守南面的乌古论镐的副手。而《忠义传四·蔡八儿》云：“上令分军防守四城，以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八儿副之。”可知，蔡八儿本系守西面的兀林答胡土之副将。解决两传所载歧异的途径是从史源上加以追索。《哀宗纪下》天兴二年九月庚辰条载：“分军防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娄室守东面，内族承麟副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该段史文与王鹗《汝南遗事》“分军防守四面并子城”条相同。由此可知，《乌古论镐传》节录史文失当，漏掉“总帅元志副之”及“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等文句，使“镐守南面”直接承接“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故而产生讹误。总之，《金史》列传之编撰主要采据“剪刀加糨糊”的做法，首先是从实录中直接搬引小传，其次是多次利用实录及其他材料进行补充。元修三史在体例上仿照《史记》《汉书》《新唐书》设表。《宋史》两表32卷，《辽史》八表8卷，《金史》两表4卷，都占相当大的分量。然而，三朝旧有国史文献中并无成品可供采撷，故应体例之需，网罗、改造与主题相关的史料甚为常见。《金史》中《宗室表》《交聘表》均循此思路编纂。《宗室表》载：“什古称昭祖曾孙，崇成称昭祖玄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该表末具列“虽称系出某帝，而不能世次”者，其中一栏如下：对此，中华书局修订本校勘记谓：“什古称昭祖曾孙。'什古’，原作'付古’，据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改。按，本表下文云'什古昭祖曾孙’。本书卷九四《襄传》称'什古乃’，系同名异译。”修订本《内族襄传》校勘记采纳点校本意见谓：“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什古乃’，本书卷五九《宗室表》'什古’两见，无'乃’字。”经对比，修订者将“什古乃”较“什古”多一字的现象解释为同名异译。点校本和修订本《内族襄传》校勘记均指出，“什古”两见，均无“乃”字。以上做法，反映了点校者对《宗室表》性质的认识及其价值评判。笔者认为，《金史·宗室表》并无独立史源，它不过是元朝史官摘录金朝皇帝及诸子传编纂而成；更进一步说，只要能够探明“什古”的史源，就能借助这个案例推断整个《宗室表》的史料来源。以下，详述之。
《内族襄传》提到，“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孙也。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以功授上京世袭猛安，历东京留守。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襄本人“未几，进拜左丞”。传文所言“拜左丞”之事，见于《世宗纪下》大定二十一年闰三月癸卯条。据此可知，《宗室表》相关内容实际上取资《内族襄传》所载“什古乃”、“阿鲁带”及“襄”祖孙三人简历，即前者为“流”，后者为“源”。此外，有证据表明“什古乃”为准确名称。《金国语解·人事》释义云：“什古乃，瘠人。”不仅如此，襄祖父“什古乃”在金初的活动也有迹可循，此即《金史》所见习古乃（实古乃）。从《习古乃传》可知，他曾跟随太祖伐辽，且有“移治东京，镇高丽”的经历。这两段仕履与《内族襄传》所叙什古乃的事迹大体吻合。另外，《胡石改传》记载其始祖以下诸子事迹，云：“从太祖攻宁江，败辽兵于达鲁古城，破辽主亲兵，皆有功。辽军来援济州，胡石改与其兄实古乃以兵迎击，败之。”可知，实古乃与胡石改为兄弟，皆系籍宗室。《太祖纪》甲午年（1114）六月条亦载“宗室习古乃”。这与《内族襄传》谓“昭祖五世孙也”相合。由此证明，“什古乃”、“实古乃”、“习古乃”皆为同名异译。于是，再审《宗室表》“什古，昭祖曾孙，东京留守”之文，便可知其源应为《内族襄传》所言“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孙也。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以功授上京世袭猛安，历东京留守”。表中什古“昭祖曾孙”，显然是据其孙襄为“昭祖五世孙”推定得来。对于原本“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一语，元朝史官极有可能将人名中的“乃”字从属于下文，理解为“乃从太祖平辽”，误以为此人名作“什古”。通过这个讹误，我们很容易看出元朝修纂《金史·宗室表》是取材于实录。最后，讨论《宗室表》的整体情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曾有论断，谓“《表》所载世系，尚有脱漏”。施国祁《金史详校》所载《宗室表》进行了诸多补正。陈述不满于《宗室表》体例，重新改编格式，并在原表基础上增补大量内容，厘为二表：前表著太祖以下7世，后表著世祖以上至始祖7世，行辈不确者附后。循此思路，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同样根据列传考证《宗室表》“失载”人物30余位。这种补表传统之所以赓续不坠，根源在于学者对《宗室表》性质的认识及对其学术价值的定位。王明荪认为，《宗室表》“据金之谱牒得见者而成”。对此，认同者不少。修订本同样将《宗室表》视为具有史料价值的“谱牒”，凡与相关人物列传歧异处均作异同校，甚至以《宗室表》校正本传。然而上文已述，《宗室表》取资实录，可知表中内容无非元朝史官拼织而成。推测其做法，应该是先从诸帝实录中摘取文本编成宗室人物列传，再从列传底稿中节录人物名讳、世系及封官等信息编纂成《宗室表》。与《宗室表》相比，《五行志》的编纂更有历史传统。后者主要记录灾异及离奇事件，向来是劝诫帝王的重要工具。宋以后，《五行志》变为灾害物异的汇编，其体例仍按水、火、木、金、土分类编排。《金史·五行志》颇为另类，其序文云：“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云。”所谓“汉儒”云云，指班固及其创立《汉书·五行志》的规范。《金史·五行志》虽然宣称“仍前史法”，但实际并不具备专记祥瑞灾异的独立史料来源，其中大宗史料均摘取自实录。他日军宁江，驻高阜，撒改仰见太祖体如乔松，所乘马如冈阜之大，太祖亦视撒改人马异常，撒改因白所见，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举酒酹之曰：“异日成功，当识此地。”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介而立，有光起于人足及戈矛上，明日，至札只水，光复如初。得胜陀，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臣谨按《实录》及《睿德神功碑》：太祖率军渡涞流水，命诸路军毕会。太祖先据高阜，国相撒改与众仰望，圣质如乔松之高，所乘赭白马亦如冈阜之大。太祖顾视撒改等人马，亦悉异常。太祖曰：“此殆吉祥，天地协吾军胜敌之验也。诸君观此，正当勠力同心。若大事克成，复会于此，当酹而名之。”上文所叙太祖攻宁江州前夕发生神异故事与《五行志》记载同，可知其史料来源应是《太祖实录》。尚书省奏：“宛平张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复活，云是本良乡人王建子喜儿。而喜儿前三年已死，建验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盖假尸还魂，拟付王建为子。”上曰：“若是则奸幸小人竞生诈伪，渎乱人伦。”止付孝善。此事不见于《世宗纪》，而周密《癸辛杂识·假尸还魂》载此事，小注作“世宗实录云”。据此确知，《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条源自实录。以上两例表明，《五行志》与诸帝实录有源流关系。但是，编纂过程中诸条目问题甚多，以下试举三例说明。其一，《五行志》载皇统三年（1143）“七月丙寅，太原进獬豸及瑞麦”。中华书局修订本校勘记认为：“'丙寅’，本书卷四《熙宗纪》记此事时间作'庚辰’。”并在《熙宗纪》出校勘记：“本书卷二三《五行志》：皇统三年'七月丙寅，太原进獬豸及瑞麦’，系日与此异。”兹引《熙宗纪》皇统三年纪事：七月丙寅，上致祭太皇太后。庚辰，太原路进獬豸并瑞麦。据此推测，元朝史官应该是直接截取旧本《实录》“七月丙寅”和“太原路进獬豸并瑞麦”，忽略了其间“庚辰”这个系日干支，以致《五行志》误作“丙寅”。其二，《五行志》载泰和四年“十一月丁卯，阴。木冰凡三日”。中华书局点校本和修订本均据《章宗纪》怀疑“丁卯阴”下似有脱文。《章宗纪》泰和四年十一月条谓：十一月丁卯，以殿前右副都点检乌林答毅等为贺宋正旦使。癸酉，木冰，凡三日。据此可知《章宗实录》丁卯条下有纪事，且此事并见于《交聘表下》。《五行志》独取“丁卯”和“阴木冰凡三日”合作一条，丢掉“癸酉”二字。严格上说，若以“木冰”为记录对象的话，“丁卯”属于衍文。其三，《五行志》兴定元年五月乙丑条载：“河南大风，吹府门署以去。延州原武县雹伤稼。”《宣宗纪中》兴定元年五月纪事：戊寅，陕西行省破夏人于大北岔，是日捷至。丁亥，民苑汝济上书陈利害……己丑，贼宋子玉余党家属悉放归农。尚书右丞蒲察移剌都弃官擅赴京师，降知河南府事，行枢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县雨雹伤稼，诏官贷民种改莳。《五行志》乙丑条与《宣宗纪》壬辰条内容相同，但系日干支不同。据查，五月丁丑朔，壬辰为十六日，本月内并无乙丑日。故推测，元朝史官可能是从《宣宗实录》壬辰上条“己丑”抄起，误将“己丑”当作“乙丑”，并且漏掉“壬辰”这一干支。总之，《金史》诸表、志是元朝史官应体例之需、改编诸实录而成。作为专题性文献，其卷帙较繁，材料相对集中，但抄撮改编过程中疏漏较多。我们研究金代皇族谱系、灾害异象等政治文化问题，不能不重视表、志的史料来源。《金史》取材涉嫌抄撮宋元文献以成金朝之制。笔者从志书中发现三个案例。其一，《金史·历志下》浑象条掺杂宋朝之制。《金史·历志》主要采据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关于《历志下》浑象条的史源情况，邱靖嘉推测，“浑仪”部分可能是从金实录、《国史》抑或张居中提供的司天台史料而来。对此，不妨从该条记录的结构入手展开分析。“金既取汴”至“贞祐南渡，二漏皆迁于汴，汴亡废毁，无所稽其制矣”，这1/7篇幅的3条史料记载了金章宣时期天文仪器的情况。此后，占主体部分的“古之言天者有三家”至“总而名之曰浑天仪”，则概述历代浑象演变，重点在北宋制度。经查，其中与北宋有关的内容全部抄自苏颂《绍圣新仪象法要》（下文简称《法要》）。首先，《历志下》序言改编自《宋书·天文志》序。其次，主干内容抄录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颂所进《进仪象状》，元朝史官根据进状时间，写作“元祐时，尚书右丞苏颂与昭文馆校理沈括奉敕详定《浑仪法要》”。再次，叙述汉代到宋太平兴国、景德、景祐及元祐时期浑象演变的脉络，以接续金朝制度。最后，描述仪器的构造及原理：“公廉之制则为轮三重：一曰六合仪，纵置地浑中，即天经环也，与地浑相结，其体不动；二曰三辰仪，置六合仪内；三曰四游仪，置三辰仪内。”这些内容实取资《法要》卷上《浑仪》。而“公廉乃增损隋志制之”至“盖出于王蕃制也”则源自《法要》卷中《浑象》。《历志下》浑象条第一重天轮至第五重报刻司辰轮，引自《法要》卷下《木阁昼夜机轮》。而“五轮之北又侧设枢轮”一段，则见于《法要》卷下《水运仪象台》。此外，“景德中，历官韩显符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简略。景祐中，冬官正舒易简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亦失之于密而难为用”的史源，应为《梦溪笔谈·象数》。综上可知，《历志下》浑象条不过是以3条金朝史料为装点，本身掺杂了大量宋代浑仪之制。其二，《金史·地理志》并不据自金朝地志，而是杂采实录及诸舆地文献。《地理志》拼凑痕迹相当明显。譬如，《地理志上》中都路条下小注就是抄撮不同文献而成。“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至“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一段，元末熊梦祥编《析津志》中有一条佚文：辽开泰元年，始号为燕京。海陵贞元元年定都，号为中都。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阙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之门制十有二：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灏华、彰义，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造宫室及凉位十六。可证《地理志》抄录与《析津志》相同的文献，只不过未取“改门曰清怡，曰光泰”。该同源文献，推测即是《大元一统志》。再检范成大《揽辔录》，可知中都路条“应天门十一楹”至“应天门旧名通天门”应据此抄录。另据王岩考证，《地理志中》南京路条所载汴京规制应通篇抄录自杨奂《汴故宫记》。该书系作者于己亥年（1239）游历汴京时所作，反映的当是金亡以后的城市制度。其三，《金史·百官志三》宫人女官职员条所列六尚局职掌、机构设置及属官存在疑问。据《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女官职员条，“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宫正。右六尚局，该女职一千余员。”这与《百官志三》宫人女官职员条基本吻合。该条史料还提到“皆同唐制”。沿着这条线索，核检《唐六典·内官》宫官条及《旧唐书·职官志三》宫官条，发现整篇《金史·百官志》与《宋会要辑稿》后妃内职条完全相同。这一现象，与其认为金朝女官制度照搬宋制，不如推测是元朝史官采取宋朝官修文献以充篇帙、伪装成金制更为稳妥。总之，《金史》志书取材庞杂，我们须厘清史源和编纂路径，警惕其中所载非全为金朝之事。元朝史官纂修《金史》有条件利用宋朝官修史书。在三史同修的文献背景下，诸史馆资料共享互通。《金史》《宋史》相互参照的地方有很多，如《金史·张邦昌传》载“张邦昌，《宋史》有传”，故只记其天会间臣属金朝诸事，《宋史·叛臣传上·张邦昌》则详述其履历。金宋两史均记载的人物列传中，《刘豫传》尤为典型。《金史·刘豫传》载金人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宋史·叛臣传上·刘豫》谓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学者通过阜昌碑刻和《伪齐录》等书，考证出《金史》《宋史》均误，阜昌立元始于庚戌年（1130），但未回答导致错讹的症结为何。如果加以系统比较，不难看出《金史》《宋史》之《刘豫传》具有同源文本，兹列表如下。
经比较，“宋宣和末仕为河北西路提刑”和“遂杀关胜”两条，《宋史》有，《三朝北盟会编》引《伪齐录》无；“丧妻翟氏继值父忧”，《伪齐录》有，《宋史》无；《宋史》所见“孝纯始坚守太原”，《金史》和《伪齐录》均无。总体而言，《金史》叙事较简；《宋史》相对详细，但叙事线索相对混乱；《伪齐录》虽缺若干内容，但最为全面。以上诸书所载刘豫史料相同、互可参照者多，说明三书抄自同一文献，只不过各书抄录时侧重有所不同。另需留意，《伪齐录》应系《三朝北盟会编》节引本，元至正修史时当存有一足本，其内容或与徐梦莘所据不同。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谓“徽、钦围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载，所有杂书野史可备编纂，今具于后”，这份书单中就有《伪齐录》。综合上述内容，可以判断元朝史官应据《伪齐录》而编成宋金两史之《刘豫传》。
以此结论为基础，可进一步探讨阜昌年号问题。《金史》“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实与《宋史》“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同义。《三朝北盟会编》所录建元阜昌榜为其原始诏书：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圣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来，仍纪嘉号，以与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请尊旧制，朕以大国之好，逊避未遑，而使命远临，促立别号，一振受命之元运，新我齐民之耳目，嘉与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三朝北盟会编》引《伪齐录》叙册封刘豫事作“十一月改阜昌元年”，今存单行本《伪齐录》照录十一月阜昌建元诏书，其内容虽与《三朝北盟会编》大致相合，但“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为阜昌元年”一句明显有差。其中，“以后”一词含义模糊，推测元朝史官改编《伪齐录》时或许未加细审，以致产生歧义，遂于《宋史》中书“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金史》改作“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便很有可能是造成“阜昌二年豫迁都于汴”及前后诸事系年紊乱的根本原因。另外，《金史·刘豫传》“初康王既杀张邦昌”到“其余并行皇帝礼”中，“臣宗翰、臣宗辅议”之“臣”字未经删削，应是维持档案原貌。很明显，这样的用字来自金朝官方文献《太宗实录》。总之，《金史·刘豫传》当属三史同修文献互用条件下的一篇代表作。由于其史源多元、头绪复杂，元朝史官在节录、拼接及黏合等诸多环节均存在纰漏，故而产生阜昌年号错乱的问题。至此，可以总结元朝史官编纂《金史》的操作思路。首先，对金朝实录进行多番拆解、重复利用，拼凑出诸多篇帙；其次，据《三史凡例》编纂总则，新创或沿用传统史书体例，以金朝官修文献进行填充，但本质不过是改头换面；最后，为充实《金史》，多方搜讨文献。此举本无可厚非，但像《历志下》浑象条将苏颂著作攘为己有，或像《百官志》宫人女官职员条抄袭《宋会要》等宋朝文献以冒充金制，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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