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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建立金朝，由蒙昧而文明粲然，重视历史是其原因之一。金置国史院、起居院、著作局及译经所等编译史书，两次修《辽史》，撰成本朝《实录》十部，纂集《起居注》五部，并且还编有谱牒、玉牒、圣训、奏陈、礼书、会要、日历、行止录、《中兴事迹》、《续通鉴》、《龟镜万年录》等史书，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繁荣金代史学。金代修史机构完备，其记注、修史制度上承唐、宋、辽，下启元代，在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修《辽史》与本朝《实录》，又为元修《辽史》、《金史》奠定了基础。金源氏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金朝；修史机构；实录；起居注； 一、从蒙昧到修史 金由女真族建立，立国一百二十年（公元1115-1234年）。女真，异名朱里真、虑真、朱申等，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名讳，又书为“女直”。其源出东胡肃慎，北魏时称勿吉。勿吉七部：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隋称靺鞨，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它五部无闻。黑水靺鞨东濒海，南接高句丽，先后依附高句丽、渤海、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生女真蛮昧，始祖函普“劈木为克”，即刻木为契，教人立信约。“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四世祖绥可“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文明未开，“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五世祖石鲁“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至六世祖乌古乃（景祖）“始建官署，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用辽年号，始有纪年。
自七世祖劾里钵（世祖）以后，统一各部。由于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其密如此。”各种活动都靠记忆。“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凡军事当中覆而应密者，诸将皆口授思忠（耨碗温敦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
公元1115年，劾里钵次子阿骨打称帝，以“金不变不坏”，“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国初，“太祖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叶鲁也参与了女真文字的创造。章宗时，“以叶鲁、谷神（希尹字）始制女直字，诏加封赠，依仓颉立庙盩厔例，祠于上京纳里浑庄。”熙宗以希尹等创制的文字行用不便，“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女真小字笔画简省，易习易写，天眷元年（1128）颁行。金立国不久，便有了自己民族的纪年与文字，为其历史书写与记录准备了前提。
随着女真族势力的发展与壮大，其历史意识愈益增强。初期的历史意识主要反映在个人对血亲的记忆，又由个人记忆到部落记忆，再到民族记忆，这些记忆为以后修史准备了材料和内容。整理记忆材料与内容又需要人才。“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文教之兴，女真、契丹、汉人由科举入仕，既为金朝聚拢了修史人才，又为修史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与氛围，所以在太宗初，即已着手修史准备。景祖（六世祖乌古乃）第八子阿离合懑“为人聪敏辨给（洽），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世祖（七世祖劾里钵）尝称其强记，人不可及也。天辅三年，寝疾，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宗翰既是能征善战的将帅，又十分重视历史保存，遍访故老遗事，用女真族的纪年与文字，把记忆中的“旧俗法度”记录下来，为金朝国史纂修准备材料。天会四年（1126）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官制建设又是金朝史官设置与修史制度的前导。“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之。”由此开启了金朝国史纂修事业。女真族由原始部落、部落联盟、早期政权到国家建立，其文化由野蛮、开化、初期文明到国家文明，修史便是其封建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女真族由野蛮到文明的变化，纪年、文字、人才、官制、科举等起了重要作用，其历史由记忆、口传到书写也随着金代政治与文化的变化逐步演进，并产生了金代的修史事业与制度。
二、修史机构与组织编制 金代修史制度初期沿承辽，攻克汴梁后，又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并借鉴了唐代的一些修史规程。辽置翰林国史院，其职掌、功用与机构运行犹如史馆。金灭辽、北宋，一些降人保留原官。此时，文献有史官的记载却无史馆的踪迹。金代修史机构之设置，具体时间当在天会五年（1127）之后。天会六年，完颜勖、耶律迪越受诏采访祖宗遗事，并撰成《祖宗实录》，这些史事活动似当有专门的场所。《祖宗实录》纂辑由宗亲大臣掌领，皇帝亲自掌控，其纂修场所似处宫禁之内。辽翰林国史院为外朝机构，金朝早期修史机构当为内朝职司，其人事与修史活动时常由皇帝亲自裁决。金修史制度沿承辽、宋、唐，然其在朝政体制中的地位较前代重要。
熙宗天眷（1138-1140）以后，金朝官制封建化，修史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构成较为完备的修史机构，各机构又设有成系统的史官组织与序列。各修史机构与史官职掌分工明晰：记注官记皇帝“言动法度，制诰德音”，由记注院撰成起居注；著作局掌修日历。起居注、日历定期报送国史院，以备国史修撰。每当前帝去世，新帝即位，沿习惯例，由国史院依据前代皇帝起居注、日历撰成《实录》。后代修前代实录，逐代递修。国史院除修本朝实录外，还曾两次纂修前朝辽史。相较于辽、宋、唐，金修史机构较为稳定，并不似宋代史馆、实录院、日历所等机构时置时废，或迁转合并。金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均为常设机构，而且职责明确，分工协作，尤其是著作局掌日历，改变了唐、宋、辽以来日历纂修职无专任的状况。虽然金朝起居注、日历未曾流传至今，但由其代代纂修实录看，其记注、日历之纂修还是较有成就的，否则，实录则无材料可编。由于金修史制度稳定且有成效，不仅繁荣了金代史学，也为后世《金史》编修奠定了基础。
1.国史院 国史院，又称史馆、史院，沿辽、宋称谓。其建置年代，史无明确记载。据《金史》卷一○五《程寀传》：“天辅七年，太祖入燕，授尚书都官员外郎、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为史馆修撰，以从军有劳，加少府少监。”程寀任“史馆修撰”似在太宗朝。太宗天会五年（1127）“金人遣直史馆王枢持册使高丽”。约在同一时期，还有直史馆祝简。“史馆修撰”、“直史馆”为史馆官职。天会四年（1126）始行汉官制度，史官之设当在此时。由文献记载情况看，似应是先有官而后有馆，天会五年之后，或许有史馆之置。熙宗“天眷元年八月甲寅朔，颁行官制，”史称“天眷新制”。史馆自此成为专门常设机构，其工作运转常态化，史籍关于史馆或国史院的记载多起来。《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一》：“国史院置监修，以宰相兼领，次修史、同修史。”承安元年（1192）正月，“国子学斋长张守愚上《平边议》，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宣宗兴定元年（1217）“史馆修《章宗实录》。”直到金朝末年史馆仍见于记载。元好问《中州集》卷四丁集《魏内翰抟霄》记魏氏初用荫补，以荐书从事史馆。同书卷十癸集《李讲议汾》曰李氏在元光末因荐书得从事史馆。这说明史馆之存在直至金亡。
史馆自有一套官僚组织，太宗朝，史官之称谓多袭辽、宋，如史馆修撰、编修国史、直史馆等。“天眷新制”以后，史官组织完善。其官职有：国史监修、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书写、检阅官。史馆修《辽史》时，又专设《辽史》刊修。史官多以谏官兼任，明昌元年（1190），“诏谏官不得兼，恐于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实际上是防止谏官借用国史以逞己见。
监修国史 由左右丞相兼领，平章政事则“同监修国史”，其职责“掌监修国史事”，总揽史馆大政、人事，直接向皇帝负责，贯彻皇帝和朝廷修史意志，领衔进呈修史成果。完颜宗干、萧仲恭、完颜宗弼、完颜宗贤、纥石烈良弼等先后兼领此职。
修国史 编制一员，掌修国史，判馆（院）事，多由进士出身之执政官和翰林官兼任。大都为才学之士，负责史馆业务，撰写、统改、审定、总纂史稿，组织、协调史馆内务和外务，如史料征集等。同时还奉敕掌撰制诰、碑铭等。如熙宗天眷二年（1139）《时立爱墓志铭》，即由“特进、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撰。”除宇文虚中外，韩昉、完颜宗宪、完颜京等也曾兼修国史一职。
同修国史 员额二人，女真、汉人各一。初期也有契丹人充任，“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员，罢契丹同修国史。”职为修国史副手，多由五品以上进士出身及翰林官充兼，承担修史之责，同时也奉命掌撰册文等。王竞、胡砺、移剌子敬、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移剌履、耿端义、郑子聃、傅慎微等均以才学兼任此职。
编修官 北宋置编修院，设编修官。元丰改制，并入国史院。金袭宋制，于国史院设编修官，专纂述之职，为专职史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起居注、日历等材料，撰写初稿。编制八员，女真、汉人各四员，正八品。初，曾有契丹人兼此职，明昌二年（1191），“罢契丹编修三员，添女直一员。大定十八年用书写出职人。”
书写 又称“史馆从事”，掌史稿文字清抄，从八品，十员，女真、汉人各五员。书写誊抄史书，于海陵成为定制，并有女真、契丹、汉等不同语言文字的书写。《金史》卷一二六《艺文传下·李汾》：“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纂述即定，以稿授书写，书写录洁本呈翰长。”元好问曾任职史馆，其《中州集》卷十记述史馆修史工作程序。曰：“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所谓“翰长”，即兼修国史之翰林院长官。金之书写，犹如唐宋史馆之楷书手，其官品较低，俸禄也少。据《金史·百官志四》：“六部等通事、诰院令史、国史院书写……钱粟八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
检阅官 旧为校书郎、正字，金改名检阅官，员额十人，女真、汉人各五员，分别负责不同语言文字资料的检阅及史稿内容的核对与校勘。官阶从九品。
《辽史》刊修官熙宗皇统时，耶律固、萧永祺撰成《辽史》。章宗以其内容未为尽善，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于国史院置刊修官三人，同时，又设编修官七人，泰和元年（1201）又增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即刊修官三人，领有编修官十人，按纪、志、传分为三组。此职因修《辽史》而设，乃史馆临时官职。
史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金朝国史，即《实录》，再者是两次纂修《辽史》。
2.记注院 《金史》卷七十五《虞仲文传》：“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年五十五，卒……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由其年龄前推，仲文任起居郎、史馆修撰，似在太祖时。还有程寀“累加起居郎，为史馆修撰”。
太祖、太宗时，曾置有起居官，而无记注院。据《大金国志》相关材料，记注院之置当在熙宗天眷元年（1138），为一独立机构。《金史》卷九《章宗纪一》：“以有司言，登闻鼓院同记注院，勿有所隶。”章宗采纳有司建议，参照记注院例，赋予登闻鼓院以独立地位。
“记注院，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明昌元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贞佑三年，以左右司首领官兼，为定制。”起居注之修，所依据的是记注官的记录。《大金集礼》卷四十《朝会下·朔望常朝仪》曰：“遇视朝，起居毕分班升殿陛，于殿栏子外副阶下东西对立，俟奏事毕退。”朝议记录犹如唐宋，所记为朔、望常朝君臣议事及皇帝“言动法度、制诰德音”。这些日常记录定期报送记注院，记注院定期纂修起居注。
熙宗之前，有记注而无起居注纂修。史籍所反映的金代起居注纂修最早者为海陵朝。海陵纂立，曾命杨伯雄修起居注。世宗大定八年（1168）十月，“上谓宰臣曰：‘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世宗还曾对纥石烈良弼说：“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在太子生日宴上，他又对宰臣说：“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世宗三次论及海陵修起居注，责其“不实”、“不完”、“不明”，欲以自己的政治意图重修，也道出了海陵朝记注纂修一些情况。另据《大金集礼》，海陵颁行“正隆官制”，赴朝参拜官员列有记注官职。因此，今人何宛英断言：“金代正式修起居注工作，应当是从海陵朝开始的。”此论符合史实。
海陵弑熙宗自立，借修记注掩盖血腥；世宗因兵变弑海陵而自立，也欲借记注将其帝位合法化。金之记注纂修多关涉政治。世宗以后，记注纂修虽步入正轨，但记注官记录言事也时遭限制。君臣密议，记注官须回避。大定十二年（1172）十一月，“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世宗知道记注无隐的道理，但又屏退记注官，故说出这些模棱两可的话。记注官仍不能与闻机要朝议。到了大定十八年（1178）正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曰：
（大定）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机）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由于金代内乱外战不断，阴谋、残杀难以见书，史官记注不避制度并未有效执行，皇帝与宰臣议事，记注官常遭屏退。章宗即位，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与修起居注张暐奏言：“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避，及香阁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从之。但不久又于明昌四年（1193）三月，“敕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承安二年（1197）六月，左谏议大夫高汝砺上言：“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金代记注随政治而变动，政治不稳，朝政隐密，记注则常遭限制；皇帝开明，朝政平稳，记注又多不避，避与不避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记注制度完全被纳入皇权的操控之下，难以作到“动静必书”，失去了“儆戒人君”的功用。清代学者赵翼说：“金记注官最得职。”所见仅是现象，实际上是虽“得职”但难尽责。
金之记注官初曰起居郎，沿袭唐宋称谓。记注院立，官曰修起居注，为兼职。其兼职人选前后凡三变，初由秘书监或翰林院官兼，世宗时改由谏官兼，章宗明昌元年（1190）又改由左右卫将军兼，贞佑三年（1215）以左右司首领官兼。左右司首领官兼修起居注，但记注院并未隶属尚书省，尚书省长官可以向皇帝举荐修起居注兼官人选，然对记注院无领导权。皇帝对修起居注兼官选任也十分慎重。世宗指示“择慎密者任之。”泰和三年（1203）六月，章宗“诏选聪明方正之士为修起居注。”所任也大多为“近习”。兼修起居注者大多精明、谨厚，有才学，官阶六、七品。其主要职事为：赴列朝参，记录朝议；与闻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记录言、动；纂修起居注。其编制员额似无定制，然史籍所见也有同时二三人者，由此推测记注院修起居注者当有数人，一人领修起居注，当判院事。
3.著作局 著作局之置始于西晋，唐设史馆，著作局罢史任，“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金沿承唐宋制度，于熙宗皇统年间置著作局，掌修日历。《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著作局：著作郎一员，从六品。著作佐郎一员，正七品。掌修日历。”注曰：“皇统六年著作局设著作郎、佐郎各二员，编修日历，以学士院兼领之。”学士院官员兼领著作，“著作郎、佐郎各二员”，似应为郎、佐郎女真、汉人各一人。日历，原为唐代宰相所撰“时政记”，五代、宋为“日历”。金由著作局职掌，因而又成为一修史机构。章宗、卫绍王时，也有大臣撰“日录”。承安五年（1200）闰二月，“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日历之修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官员掌之，并交由著作局编纂润色，报送史馆。
此外，金还置有译经所、弘文院、详定所、详校所等机构，编译经史，详定礼乐，此亦关涉史学。熙宗皇统时，诏移剌固译书，辟有掾属，似为专门译书机构，译经所之置或当在此时。到了世宗大定时，译经所除译有五经、论、孟及诸子外，还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等大量史籍。世宗还设“详定所”制礼，又置“详校所”作乐，国子监统一刊印生员经史学习用书。章宗明昌五年（1194）设弘文院，“掌校译经史”。译书规模扩大。经史古籍编译、整理，礼乐文明建设，促进了金代史学的繁荣。
 金熙宗像 三、历朝实录之编纂 金国史院主要职责是编纂本朝历代皇帝实录。实录修撰始于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至哀宗正大五年（1228）《宣宗实录》撰成，金朝共修实录11部，成书10部。
《祖宗实录》三卷，又称《金先朝实录》、《始祖以下十帝实录》，记始祖函普、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古乃、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剌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等十帝事迹。《金史》卷三《太宗纪》：“（天会六年）六月己未，诏求祖宗遗事。”同书卷六十六《完颜勖传》：“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同书卷四《熙宗纪》：“（皇统元年）十二月……左丞勖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金史·完颜勖传》：“皇统元年，撰定熙宗尊号册文……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进入，上焚香立受之，赏赉有差。”《祖宗实录》取自回忆、采访与调查，为女真族第一次将自己的历史进行整理，反映了女真族从原始蛮荒的族群部落到文明开化的部落联盟与国家的发展变化，是一项前后历时约二十余年的集体成果。约于建国初，阿离合懑“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天辅、天会年间，宗翰遍访女真老人，积累了一批口述资料，为编纂《祖宗实录》奠立了基础。天会六年以后，完颜勖等又在已有的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进行系统整理，到皇统元年成书，修史十三年，仅得三卷，足见其审慎。《金史》卷四《熙宗纪》：“（天会十五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以勖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昉、耶律绍文等所修国史，当即《祖宗实录》。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为“监修”。金世宗认为“《祖宗实录》太简略”，不及后来史书详备。史书编纂，创始为难，回忆口述又易异误，以简要朴实为工，尽可能避免失实之弊，世宗之言，既是《祖宗实录》之不足，又是《祖宗实录》之优点。
《太祖皇帝实录》二十卷。太祖阿骨打，世祖劾里钵第二子。纂修《太祖实录》之议当在皇统二年（1142）初。此年二月，完颜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宗弼为太祖第四子，前后以左丞相、太傅、太师都元帅“兼监修”，一生征战，虽重视国史，然撰史非其所长，其“监修”实为名誉。负实责者仍是完颜勖。皇统三年三月辛卯，“以尚书左丞勖为平章政事。”《金史·完颜勖传》曰：“俄同监修国史，进拜平章政事。”自皇统三年后，宗弼“监修”，完颜勖“同监修”，主持《太祖实录》纂修。纂修工作由此启动，步入实质工作。皇统五年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时上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勖上疏谏，乃为止酒。进拜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赐黄金八十两，银百两，重彩五十端，绢百匹，通犀、玉钩带各一。”《金史》卷四《熙宗纪》：“（皇统八年）八月戊戌，宗弼进《太祖实录》，上焚香立受之。”皇统五年（1145）以后，宗弼因病疏于军政，而于《实录》纂修颇多牵挂，纂修进度加快，至八年成书，以首相身份“监修”，故领衔进呈。完颜勖又以《太祖实录》编纂第一功臣受赏。皇统初，萧仲恭以平章政事“同监修国史”，皇统四年（1144）以后，完颜宗贤以太保、左丞相、太师“监修国史”，他们亦当参与了《太祖实录》的修撰。海陵篡位，以萧裕为相，监修国史，“谓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欲修改《太祖实录》，突出其父完颜宗干之事迹与地位，借修史使其篡立合法化，然因时政不稳而未果。
《太宗皇帝实录》。太宗完颜晟，世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定七年八月）癸丑，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进《太宗实录》，上立受之。”纥石烈良弼即娄室，受业于完颜希尹，其才学为希尹之亚，于大定六年（1166）十一月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太宗实录》之纂修当始于此时，参与撰修者有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等。张、曹、刘三人皆有才学，并以“同修国史”身份编纂《太宗实录》。此次《实录》纂修，尽得人才，故进展较快，不及一年便可成书。“《太宗实录》成，赐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
《睿宗皇帝实录》十卷。睿宗完颜宗尧（1096-1135）为太祖阿骨打第三子，是世宗完颜雍的父亲。世宗即位后，追尊为“文武简肃皇帝”，庙号睿宗。大定十年九月，“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丁忧，起复如故”，仍监修国史。良弼“练达朝政……议政多称上意。”丁忧未满三年，便被夺情复职，亦当与《睿宗实录》之纂修有关。世宗性孝，感念先父功德，因而在《太宗实录》成书后，即欲沿承成例，编纂《睿宗实录》，起用良弼，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仍同修国史。大定十一年（1171）十月书成，“丙寅，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据元人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睿宗实录》凡十卷。世宗对《睿宗实录》颇满意，“以进《睿宗实录》，赐通犀带、重彩二十端。”
《熙宗皇帝实录》。熙宗完颜亶，太祖孙。父为太祖第二子完颜宗峻，追尊景宣皇帝，庙号徽宗。约于大定十二年（1172），世宗“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上大悦。”思敬借修《实录》，称颂熙宗，委婉劝谏世宗注意用人治政。大定十四年（1174）十二月世宗“以平章政事完颜守道为右丞相”，“监修国史”。十八年（1178）八月，守道为左丞相。“二十年，修《熙宗实录》成。帝因谓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世宗阅览《实录》，评判历史与《实录》编纂，颇有开明君主之风。
《海陵实录》，又称《海陵庶人实录》。废帝海陵庶人完颜亮，太祖之孙，宗干第二子。“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亮意以为宗干太祖长子，而己亦太祖孙，遂怀觊觎。”与萧裕谋弑熙宗，篡登大位。世宗完颜雍（亦太祖孙）借海陵南伐遇变被弑，自立为帝。大定六年（1166）十二月“以平章政事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相”。良弼“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在修《太宗实录》时，世宗已有了修《海陵实录》的打算。大定八年十月，世宗“谓宰臣曰：‘海陵时，修起居注……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进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议而未果。《金史》卷八十九《孟浩传》也记及此事。曰：“上谓宰臣曰：‘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牢，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浩对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金史·世宗纪》与同书《孟浩传》所记似同一回事，然时间稍有歧异。这次《海陵实录》纂修之议，孟浩未解世宗之意。约于大定十四年左右，郑子聃“迁侍讲、兼修国史。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大定）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大定十四年，《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题款：“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义、修国史郑子聃敕撰。”《海陵实录》之纂修当在大定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
《世宗皇帝实录》。《金史》卷十《章宗纪》二：“（明昌四年八月）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是时，夹谷清臣“监修国史”，似由其进呈。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曰：“《世宗实录》适当章宗承平好文，事最周详。”赵秉文撰《党怀英神道碑》，曰其明昌六年（1195）“预修《世宗实录》及《辽史》”。与《金史·文艺上·党怀英传》对勘，党公预修《世宗实录》与《辽史》，当在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四年（1189-1193），较为符合史实。
《显宗皇帝实录》十八卷。显宗完颜允恭（1146-1185），世宗第二子。大定二年（1162）五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五年（1185）六月病逝。二十九年（1189）允恭子完颜璟以皇太孙即位，是为章宗，追尊其父为“光孝皇帝”，庙号显宗。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记有《显宗实录》十八卷。《金史》卷十九《世纪补》有《显宗纪》，体例、风格规整，内容当为《显宗实录》之撮要。《显宗实录》当修于章宗朝，然不见于《金史》记载。《金史·章宗纪三》曰：“（泰和三年十月）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上降座，立受之。”同书《完颜匡传》曰：“三年……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施国祁《金史详校》认为匡所进《世宗实录》应是《显宗实录》。案循《匡传》上下文，此“三年”应为承安三年，此年匡为尚书左丞、修国史，撰《显宗实录》，泰和三年成书并进呈。是书十八卷，须经数年之功夫方可工竣。据《金史》匡本传及《世宗纪》，显宗十分器重匡，聘他为章宗等诸子侍读，匡据《睿宗实录》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深得世宗嘉赞。匡为显宗近臣，又是章宗的老师，由其主修《显宗实录》最为合适。《金史·章宗纪》记《世宗实录》前后两次进呈，又不见《世宗实录》有重修之记载，综合史料记载情况，匡所撰进《实录》应为《显宗实录》。
《章宗皇帝实录》一百二十卷。《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兴定元年（1217）冬十月甲寅，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同书卷一○七《张行信传》：“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由“尚书省奏章”可知，《章宗实录》之修，始于卫绍王（章宗叔）崇庆中（1212），梁兼掌修史，张行简同修。不久又因元兵侵逼，胡沙虎弑卫绍王，修史停顿。章宗兄完颜珣即位，是为宣宗。为避元兵，宣宗迁都汴梁。兴定元年朝臣请修《章宗实录》，于是命高汝砺、张行信负责撰事。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曰：“章宗之事，方分撰述，而卫王被弑，国亦南徙。宣宗怨其（章宗）舍己立叔（卫绍王），弃其稿于燕曰：‘俟还都为之未晚。’在汴诸公复以为请，始撰述之。时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故其书尤疏略。诸大臣子孙多死于兵，仅着（著）数十传而已。《卫王实录》竟不及为。”由于材料缺乏，并未定稿。后又有赵秉文、王若虚参与修撰，方能成书，并于“兴定四年（1220）九月辛卯，进《章宗实录》。”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载其所撰《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
钦惟陛下，夤绍燕谋，思光前烈，谓信书之未毕，恐遗美之不昭，深诏儒臣，详为实录。往在东海之际，已抽中秘之书，踵此编年，俾之载笔，属典册之未上，值虏寇之不虞，师旅绎骚，篇帙散逸，钦承圣训，复命编摩，遍阅官縢，曲加搜访，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备，行止录有所未详，或捃摭于案牍之余，或采拾于见闻之际，载之行事，诚咸五以登三，及此成书，惧挂一而漏万。臣等所编成《章宗皇帝实录》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总计一百二十卷。缮写了毕，谨具进呈，伏望圣慈，曲垂省览。臣文章暧昧，学术空踈（疏），遗美不彰，虽乏三长之妙，直辞无愧，庶伸一得之愚云。
高汝砺、张行信所撰实录“疏略”，篇幅仅“数十传”。到赵秉文、王若虚成书时，“计一百二十卷”。《章宗实录》于清初仍有存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四“国史类”，记有“《（金）章宗实录》，兴定四年九月国史院王若虚修成。”清人金门诏撰《补三史艺文志》，记史部实录类：“《（金）章宗实录》，兴定四年尚书右（左）丞高汝砺监修，参知政事张行信、王若虚等同修。”金氏不提及赵秉文，似未见《滏水文集》。
《卫绍王实录》。卫绍王完颜永济，为世宗第七子，显宗之弟，章宗、宣宗之叔。章宗传位其叔永济，胡沙虎难作，弑永济。宣宗兴定五年议定修《卫绍王实录》。《金史》卷十六《宣宗纪下》：“（兴定）五年春正月……撰故卫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同书卷一○六《贾益谦传》：“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修一人就郑（郑州，益谦于兴定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卫王在位年限短，“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记载。”掌知实情者又不愿阿附朝廷依海陵例修实录的意志，故《卫王实录》之纂修，议而未果。
《宣宗皇帝实录》。宣宗完颜璟为显宗庶长子，章宗之兄。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在位11年。《宣宗实录》之修，始于哀宗正大初，正大五年（1228）成书。《金史》卷十七《哀宗纪上》曰是年“冬十一月辛巳，进《宣宗实录》。”参与纂修者有王若虚、雷渊、元好问等。据《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下·王若虚传》，若虚历国史院编修官、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记他参与二部实录撰写。刘祁《归潜志》卷八记王若虚与雷渊曾就《宣宗实录》撰写发生纷争。曰：“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实录语言表述与书写之争，反映了史官不同的修史思想与态度。
金实录纂修前后历时百余年。其成书情况：熙宗朝2部、世宗朝4部、章宗朝2部、宣宗朝1部、哀宗朝1部。卫王实录有撰修之议而未成书，哀宗亡国之君，未有实录。金修实录有两点明显不同于前代：一是金先世十帝及睿宗、显宗生前均未称帝，皆因儿子贵为帝尊，追加其父祖为皇帝，故为之修《实录》，打破了唐宋实录唯记实位皇帝的规矩；二是实录记录的内容与范围也有所扩大。如《太宗实录》记韩庆民妻之忠义事迹。“庆民事辽为宜州节度使。天会中，攻破宜州，庆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将士，其妻誓死不从，遂自杀。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元修《金史》，其《列女·韩庆民妻传》当据《实录》撰成。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诏曰：“太师（完颜）勖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行之。”金实录既记皇帝之事，又记相关大臣谏表及臣民之事，此似沿承宋代实录附记人物的写法。然谏表入实录，保存一代史料，其价值逾迈唐宋《实录》。
金朝皇帝往往借修《实录》以维系自己的帝统，指派心腹亲信控制纂修权，抑制政敌。如宗弼等修《太祖实录》，海陵谋立后，排斥宗翰、宗弼势力，并命萧裕拟改《太祖实录》。世宗即位，修《海陵实录》，刻意暴海陵之丑。卫王实录未成，实因帝统之争。在维系帝统的同时，皇帝还经常读实录，借鉴历史，不忘根本，也常教皇子皇孙及大臣读实录，感念祖宗功德。世宗大定初，“诏以《太祖实录》赐宗宪及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左丞纥石烈良弼、判秘书监温王爽各一本。”大定二十六年（1186）六月，世宗“谓右丞相原王（完颜璟）曰：‘尔尝读《太祖实录》乎？太祖征麻产，袭之，至泥淖，马不能进，太祖舍马而步，欢都射中麻产，遂擒之。创业之难如此，可不思乎。’”大定二十三年（1123），显宗上奏世宗：“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
凡涉及族源及正统之争者，亦依《实录》为据作出判断。宣宗贞佑四年（1216）二月“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吿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清刻本《金史》书影 四、《辽史》纂修与金朝记注、日历及其它 1.《辽史》纂修 金历太祖、太宗，至熙宗时，武功已具，文治肇兴。皇统元年（1141）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女真贵族渐脱北方旧习，融汇中原华夏新风，注重历史总结与借鉴，在编纂本朝国史即《实录》的同时，又着手前代史《辽史》的纂修。金修《辽史》前后两次：一在熙宗朝；一在章宗时。
熙宗皇统中，特进移剌（耶律）固奉诏修《辽史》，参与撰修者还有移剌（耶律）子敬和萧永祺等。“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朶鲁，辽五院人……读书好学……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将军，除太常丞。”移剌固、萧永祺等所撰《辽史》七十五卷，皇统八年（1148）四月“甲寅，《辽史》成。”皇统元年熙宗所读《辽史》，亦即辽监修国史耶律俨等所修《皇朝实录》七十卷。辽亡归金，藏于宫中，金亡后又由耶律楚材收藏。耶律俨之书，撰作粗疏，故熙宗命耶律固重修《辽史》。固等以耶律俨《辽实录》为基本史料，改作纪传体史书，《辽史》纂修似在译书机构中进行的。
耶律固、萧永祺等所修《辽史》，史料不完备，内容有所缺略。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章宗决定再修《辽史》，“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金史》卷九十五《移剌履传》：“移剌履字履道……（大定）二十九年……七月，拜参知政事。提控刊修《辽史》。”同刊修《辽史》者还有党怀英、郝俣、贾铉等，此外还有《辽史》编修官。《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党怀英字世杰……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金史》卷九十九《贾铉传》：“贾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迁左谏议大夫兼工部侍郎，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由于人事变动，修史效率与进度都受到影响，“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编修官由七员增至十员，由三位刊修官领导，分撰纪、志、列传。如遇人事变动，而修史之责不变。约于泰和六年（1206）党怀英致仕，“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泰和六年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又有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萧贡“与陈大任刊修《辽史》。”泰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章宗朝修《辽史》，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泰和七年（1207），前后历时十八年。前期以党怀英居功较多，后期以陈大任功劳为巨，而与其役者约近二十人。这次《辽史》纂修是在国史院完成的，因最后成于陈大任，习称陈大任《辽史》，元修《辽史》又以此书为基础。
2. 记注、日历 金代起居注纂修始见于海陵朝，萧彭哥、敬嗣晖、完颜宗叙、高怀贞、纳合椿年、杨伯雄、高药师、张仲轲、移剌温、郭长倩等十人皆为海陵朝“兼修起居注”官。海陵有《天德起居注》，似为完颜宗叙、高怀贞等人所修。世宗对海陵记注甚不满意，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又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由此可证海陵朝确有起居注纂修。世宗朝，移剌子敬、移剌道、夹谷衡、徒单镒、张汝弼、纥石烈奥也、崇璧、贾少冲、杨邦基、杨伯仁等为“修起居注”。约于大定八年（1168）之后，修《世宗起居注》，纥石烈良弼监修，杨邦基等同修。又据《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上·杨伯仁传》：大定年间，“大臣举可修起居注者数人，上以伯仁领之。”杨伯仁也曾领《世宗起居注》撰事。章宗即位，修起居注官有完颜乌者、张暐、女奚烈守愚、许古等，由其记言记事以成《章宗起居注》，当由完颜守贞领修。卫王时，纳坦谋嘉、女奚烈守愚等任“修起居”，撰有《大安起居注》。宣宗时，王良臣等兼修起居注，因其记录材料撰成《宣宗起居注》。自海陵以后，历朝均置“修起居注”一职，修成五部起居注。
日历肇自唐代宰相“时政记”，五代时，改称日历，宋置日历所，日历又称日录，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等皆有《日录》。辽也置有修日历官。金沿承辽、宋、唐，修日历，并由著作局职掌。著作局修日历始于熙宗皇统六年（1146），然由于著作局掌握的政事材料有限，官修日历成果甚微。承安五年（1200）杨庭秀曾建议由尚书省官员编次日历，章宗称是，仍责由著作局润色。按照规定，《实录》依据日历等撰修，然日历资料并不全。日历官并未按规定及时报送，许多材料保存在官员个人手中。而且，官修日历保管不善，且随社会动荡全部散佚，而私人著述却保留了部分日历资料。如王鹗在哀宗时任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负责编次日历。天兴二年（1233）他随哀宗被困蔡州，将亲见所闻，随日编载，亦即日历。以后将此材料整理成《汝南遗事》四卷，其《总论》曰：“计一百七事，冗长不文，故不足取，庶几它日为史官采择。”此为后人认识金代日历提供了例证。
日历、日录为官员所记政事。此外还有记录官员资历事迹的《行止录》。《金史》卷一○六《贾益谦传》：“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这种记录资历的《行止录》即官员人事档案，是其职位升降的依据，又是金朝国史人物传的基本资料。
3. 其它史书纂修 谱牒女真谱牒的整理始于完颜阿离合懑。阿离合懑，景祖第八子，为金朝建立立有大功，“为人聪敏辨给……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景祖兄跋黑之子）同修本朝谱牒。”阿离合懑与斜葛合修的《本朝谱牒》是金初用女真字撰写的第一部女真族姓谱录。此后又有宗翰的采访录，这为完颜勖撰《女真郡望姓氏谱》奠定了基础。《金史》卷六十六《完颜勖传》：“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成书当在熙宗朝，“凡部皆冠以郡望，并道其世次所出。”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女真贵族姓氏的史书，民族性与地域性突出。明晰女真贵族血统，具有唐代氏族谱学的传统风格。
金承袭辽、宋，还编有专记皇族世系的《玉牒》，金《玉牒》始修年月已不可考，史书有明确记载者为章宗承安五年重修《玉牒》。《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承安五年九月）修《玉牒》成。定皇族收养异姓男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减二等，立嫡违法者徒一年。”通过《玉牒》撰修，保持皇族血统纯正。
为总结前朝治世经验，后世通常将先朝皇帝训戒编成《圣训》。章宗时曾编《四朝圣训》，哀宗时编有《大定遗训》。《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承安四年十二月）右补阙杨庭秀请类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圣训，以时观览。从之，仍诏增熙宗为四朝。”同书卷十七《哀宗纪上》：“（正大四年八月）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
金章宗还将臣工章奏编辑成书。《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泰和）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关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余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十卷。’”同书卷十二《章宗纪四》：“（泰和四年八月）庚子，诏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编类陈言文字，其言涉宫庭，若大臣、省台、六部，各以类从，凡二千卷。”应为“二十卷”。
“世宗思太祖、太宗创业艰难，求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图像于衍庆宫：辽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斡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娄室、楚王宗雄、鲁王阇母、金源郡王银术可、隋国公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习室凡二十一人。”明昌、承安年间，翰林应奉韩玉“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曰：“金亦尝为国史，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章宗尝命翰林应奉韩玉修功臣列传，曰：‘是家何幸得斯人作传耶！’惜乎其书不存。”从衍庆宫勋臣图像到《元勋传》，也是金代国史列传内容逐步完备的过程。历代国史列传先写《功臣传》，自东汉至金，大多如此。然可惜的是《元勋传》在元时就已不存在了。金纂《实录》、《元勋传》，似曾有编修纪传体国史的打算，然并未见其实际行动。
礼书与会要世宗兴文治，重视礼制建设，“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在此基础上撰成《大金仪礼》。《金史》卷十《章宗纪二》：“（明昌六年十二月）戊午，礼部尚书张暐等进《大金仪礼》。”泰和三年（1203）四月，章宗又“命吏部侍郎李炳、国子司业蒙括仁本、知登闻检院乔宇等再详定《仪礼》。”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四月，校《大金仪礼》。”杨云翼以礼部郎中“校《大金仪礼》若干卷”。宣宗南迁汴京，“图籍散逸既莫可寻……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元修《金史·礼志》，资料缺乏，“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张暐所进《仪礼》，金末已有散佚。今存《大金集礼》四十卷（实存三十三卷），当非张暐原本。
金还有修《会要》之议。章宗承安年间，张行简建议：“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但未见金有修《会要》之举。
宣宗即位，志在中兴，完颜孛迭记录时事，撰成《中兴事迹》。《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曰：“（贞佑四年闰七月）癸巳，翰林学士完颜孛迭进《中兴事迹》。”
金世宗注重史鉴，喜读《资治通鉴》。《金史》卷七《世宗纪中》：“（大定二十年十月）壬寅，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卫绍王染习皇父世宗遗风，好《通鉴》，大安二年“五月，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杨云翼以翰林修撰著“《续通鉴》若干卷”。
哀宗即位，国运虽衰，仍不忘复兴之志，正大二年（1225）十月“诏赵秉文、杨云翼作《龟镜万年录》。”正大三年八月“辛卯，诏设益政院于内廷，以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为益政院说书官，日二人直，备顾问。”云翼以说书官讲帝王之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龟镜录》之作历时约一年。
金末翰林李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似于金亡之后，撰《故人外传》，记金朝文人、学士事迹。元修《金史》，其《文艺传》曾取材此书，《文艺·刘昂传》有征引。
金官员《行止录》、皇族《玉牒》、贵族《谱牒》、圣训、奏陈、礼书、会要、《元勋传》、《中兴事迹》以及《续通鉴》、《龟镜万年录》等，虽多非史官之作，然关乎金代官修史书，反映有金一代官方史学成就，故综括于此，以便金代史学整体研究。
金源氏由蒙昧而文明粲然，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在于重视历史的学习与总结。历史上凡有作为的帝王，尤其是少数民族君主，大都十分重视历史，后赵石勒、前燕慕容皝、前秦苻坚、北魏拓跋珪、金太宗、熙宗、世宗、章宗等无不如此。如果单就历史记录与史书编纂成就讲，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并不亚于汉族政权，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族政权，如北魏记注、修史制度较南朝完备；金代修前代《辽史》、纂本朝《实录》，为后来明朝所不及。中原及江南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同为华夏民族，有些时候，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贡献超出汉族，兹由金代修史机构与史注纂集可得一证。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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