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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是歌之20 文/古 谷 三十九，常常怀念的三位师傅 在写《岁月不是歌》第二部时，文中几位当事人的身影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特别是我的三位师傅，愈更清晰。他们已经去世好些年了，没有他们当年的心血和汗水，我只能是个很平庸的刨食动物。文中的唐国良师傅，是2005年胰腺癌发作去世的。他去世时我不知道，他弟弟告诉我：“哥哥一辈子穷怕了，有病硬扛，实实在在是拖死的。”唐国良师傅1993年刚满50岁就办了病退，给一个老板打工，偶尔也承包点小工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南坪碰到他，他告诉我接到一个只包工钱的小工程，他手艺好，为人公平，有正义感，工人们愿意跟他干。工地上的项目经理都愿意把一些赶急的，意外出现的小工程承包给他。
唐国良师傅 我问他为什么不包工包料？那样收益高得多，他说没本钱垫资。我那时在一个准金融机构负责，有小额资金的借款权。我告诉他，我能为他提供前期垫付资金，他坚决拒绝了，他说：“不想挣大钱，也不愿担风险，万一遭套了，给你闯祸。”唐师傅这人，我和他不是很亲近，当初，雷师傅叫我跟陈师傅学做木模时，因为唐师傅是我师傅的师兄，我也喊他师傅。但他在任何场合，都没承认我是他徒弟，他经常这样对我说：“我跟你师傅在工地上如何如何…”他说，我们是好朋友。我的事，他会尽力去办。他这人认死理，较真，工作中，他尊重领导，一旦认为领导不对，当场就会怼回去，车间领导有些怕他。他喜欢喝点小酒，他认为，天大的事只要能在一块喝酒，问题就能解决。2019年2月底雷师傅从西南医院出院没多久终因直肠癌去世。雷师傅是我1979年进机电厂认识的最为贴心的师傅。他告诉我，原本初中毕业该上高中，家里困难，去当了工程兵。团长很看重他，叫他管保险柜。一天早上，他发现保险柜的门虚开，吓得差点昏过去，军务科当即派人警戒。结果柜里分文不差，是他昨晚大意了。他受不了老兵们的嘲笑，坚决要回家读高中。没想到撞上“三年特困”，国民经济大调整，他不但没能升学读书，吃饭都困难。在机电厂，他是个万金油，什么活都干，特别是脏、累、危险活他总在最前面。他眼里揉不得沙，厂领导不喜欢他，为此，一直不解决他老婆的就业，全家四张嘴巴，他一人挣钱，一年四季，脚上一双草鞋。1984年，我家被折迁，短住他家，每天下班后，他去走街串巷补铝锅，挣点手艺钱维持家用，坚决不收我的饭食费。1985年，我担任印刷厂助理厂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雷师母调来做装订工，老厂长看了雷师母的档案，有些吃惊地说：“这人岁数这么大，做不了几年就要退休？”我说：“你为难？我明年再解决。”她明白我明年接任厂长一定会这样做，既然如此，不如做个人情。雷师母退休有了保障。雷师傅退休后，一直在上新街车站边，摆个修理摊，为附近居民修补大小铝锅。他为人耿直，若是信你，你叫他跳崖他不犹豫。他深信了某种信仰，认为只要诚心坚守，定能消除百病，因这延迟了治疗。2019年初，一个春寒陡峭的夜晚，他在家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儿子姑娘都很孝道，临终时都守在身边，他很知足。71岁的他，毛发粗硬漆黑，连唇髭都没白一根，精气神十足，知道的人皆嘘唏不已，按常理，他寿延应该还长。认识我师傅，是雷师傅介绍的，他劝我不要去财务科，他说坐办公室的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凭一张嘴拿钱。告诫我，想读书就要找个没定额任务的岗位，才有时间和精力。他叫我去跟陈二龙师傅学徒弟，他说：二龙这人，聪明好学，工程队里几十个木匠，他写不了几个字，第一个被选去学木模技术。半年功夫，学会识图，知晓了翻砂工艺及金属材料性能等基础知识，做的模型敢比7级师傅差不了多少。第一次见面，觉得师傅这人有点痞，个头不高，有点“猫煞”。他听雷师傅说，我好学，很感叹地说：“我家兄妹多，小学没毕业我就去路边锤碎石，修公路；为建筑工地挑石灰，下苦力，记忆中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厂里老职工说，若是民国年间，像我师傅这种人必入袍哥，当不了大爷，最少也是“红旗管事”，为啥？他这人吃得亏，讲义气，为朋友真的敢“两肋插刀”。我叫他师傅，他有些不好意思，说：“你我年龄差不了几岁，就像弟兄家，不喊师傅，喊个师兄就行了。手艺人，做一辈子，学一辈子，哪个都冲不了狠，你有文化，又肯学，要不了几天，就赶得上我。”往后的几年里，他还真的没拿我是他徒弟，我不懂的地方，他都是用商量的口吻跟我讲。那几年，我没做什么活，大多数时间他都用爱抚的声调说：“这几天不忙，各自躲到包装箱后去学习，听到领导的声音出来晃一下。”厂领导见到他，从来都是称兄道弟。他一见到干部，嘻哈打笑地掏人家包里的香烟，还把烟卷排发给周围的师傅们抽，干部见到他，都躲开走。中午时分，他拿出家里带来的酒、菜，叫上车间的师傅们一块吃喝。常年用大盅泡茶，任随人都可端着大盅狠狠喝上一口。总之，他在厂里算是说得起话的人，这取决于他手艺特好。做出的木模，翻砂工都说好用，易脱模，工件毛刺少，清砂快。翻砂车间转型后，师傅担任降温机车间主任，退休前还被刘书记提为副厂长兼车间主任。我问他，为什么不脱产，还呆在车间。他告诉我，没文化，一辈子是做工的命，离开车间的兄弟伙，那是要命。上世纪初，我担任某金融机构负责人，国家放开出租车经营，他儿子会开车，我告诉他，借几万块钱去给儿子买个“奥拓”，给鸿儿(师傅儿子，我师弟)开，不交“板板钱”。他犹豫了许久说：“我拿啥抵押？住房是单位的，没本本（房管证）。况且，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万一我打倒了，不是给你添麻烦？”他和唐师傅一样，做什么事都替别人作想。他担任副厂长时，有个月厂里没钱发薪，书记急，叫他来找我，他不干。直到发薪前一天，师傅来我办公室，嚅囁了好一阵，红着脸说这月厂里不发薪，我拿钱他买米，他说大家弟兄伙的锅儿还吊起打铛铛。他不停地说，给全厂职工借一月的工资，外面款一回来，立马送还。我当即给他办手续，叫人拿现金，他电话叫书记派车来接他，说，全厂职工的米钱有了着落。那声调，中气十足。他不该在1998年夏季去广东援建一私企。天气热，老板热情，天天海鲜白酒款待，终于高血压导致脑淤血进医院。鸿儿赶到医院，电告我怎么办？我说由企业负责治好再说。没想到，师傅说，来厂还没几天，正经工作还没“架墨”，倒给老板惹来麻烦，自己有高血压，不怪人家。病情有所好转，自己回家养病，老板也仁义，送了贰万元，还给师傅父子买了回程的机票。师傅自此落下病根，手脚有时麻木。2009年夏季的一天旁晚，半下午没抽烟的师傅，不听师母的劝告，非要下楼买烟。走出店门，一脚踩虚跌倒地上，血管破裂不幸逝世。
陈师母（左）雷师母（右）与作者（中） 我每年都去看望两位师母。去年，两位师母相继去了凉风垭的养老院，那里风清林茂，倒是养老的好地方，两家的儿女也时常去看望老人。1985年，机电厂王厂长勒令我退学，回厂上班，我第一时间给任重庆腊光线厂的张方厚厂长打电话，告诉他，想调到他厂工作，他很惊讶，一口答应。他叫女书记跟我谈，他在主持会议。女书记听厂长的，竟然连我的姓名和调动原因都不问，急切地说：“你明天就来办手续吗？我在办公室等你。”我最终还是去了龙门企业公司，那公司决定我去担任其下属企业的助理厂长，给我加了浮动工资不说，还保证我继续求学，全额承担往后我读书的所有费用。这优厚的条件，令我放弃了投奔张厂长的想法。1989年秋天，我在区软管厂任厂长。听说机电厂不知怎么的，竟然开不起工，给部分职工发30元生活费回家赋闲。一天我到某企业办事，在海弹公路摊子口桥上，远远的看见机电厂王厂长从对面走来，我有些奇怪，正是上班时间，厂长怎么会在公路上悠闲踱步？远远的他低着头，估计是不愿和我打招呼。几年了我们没见面，毕竟他曾经是我的领导，我大步迎上去，很热情地招呼他。他不自然地点了一下头，我拦住他，从兜里掏出待客的香烟，递上一支，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的烟孬，不好拿出来。”我问他：“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到哪儿去办事？”他一向冷漠的脸露出尴尬的神色：“厂里没得活路，到处转转。”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介绍信，说：“你看。刘永亮（书记）开的'逃荒证明’。”那纸上写：此证明某某系我厂职工，现因我厂开工不足，职工自谋生路，请各单位给予支持等等。我说：“你不是厂长吗？”他有些恼怒：“我这个厂长没权，说话无用，不如一个车间主任。”想起张方厚厂长的被迫调离，我有些明白他的处境。我告诉他，上面要调我去工业局，因为我的厂长接班人还没落实，迟迟没走成。我可向组织上推荐他来接替我的岗位。他有些惊异，没想到我有这说法，面容有些赧然。王厂长最终调去了另一厂，后来被一私企聘用为技术总负责，年薪10万。那晚，老板替他接风，他喝高了，回到宿舍，倒下就睡，夜半呕吐，无人照应，呕吐物回流堵塞了气管。王厂长苦钻了半辈子技术，遇改革春风欲显身手，不想英年早逝，令人叹息！2002年上半年，我去弹子石办事，在大佛段一街边茶馆门前，看见张方厚厂长，我招呼他，摆起我倆曾经工作的机电厂正在破产拍卖，咦嘘不已。随后在电影院门旁的火锅店吃午饭，他喝得很郁闷。我给他买了一条好烟，又给他包个红包，感谢他夫人待承我两个师傅。饭桌上，我脑海里满是那年我师傅和唐国良在他家喝绿豆大曲、吃猪头肉的情形，没有那晚他微醺时的吮诺，我不会有机会拿到那敲门砖的文凭。
朱希圣，学富五车，年少轻狂，今年虚岁81，闲情逸致于书法油画。若不是资历、文化之高的老丈人跟偏了人，站错了队，那自幼家教有方的窈千金怎会下嫁给出身不红，折翅哀叹的朱氏才俊？细细思量，他令人钦羡的婚姻应是前世姻缘。 朱老师是我进机电厂后认识最有文化的老二级。我们是怎样认识的，我记不清了。他受过严格的机械理论训练，如果继续深造，他的发展该是怎样的辉煌，很难想象，然而，时代走向了异路，他的远大理想只能沉寂于灵魂深处。他把鸡蛋壳、核桃壳镶嵌在油漆中，说是西画。那怪诞的画面，对于孤陋寡闻的我，那是怎样令人瞠目的异端？在他口中，我知道了那叫“油画”，也知道了不少洋人的故事。他住家远，上下班转三道车，再翻山越岭半小时，极度疲劳的他为我画了二幅油画。画中高飞的大雁催生我奋力向前，港湾歇息的蓬船正是我13岁少年时期在驳船上学艺的真实场景。我给儿子说，这两幅画，是我家的镇宅之宝。我从重大培训回厂，他推荐我到技术科未果，继而鼓励我再修基础理论，夯实基础。他离开机电厂时，我还未入学。暑期，我去新单位看他。他满脸的阳光，给我的餐盒里装了两份回锅肉，原来，转而美工设计的他，实现了少年时代的理想。
朱希圣（带帽）与师兄和平 我很感谢他，我在寻求光亮前的朦胧中，是他为我高举燃亮的蜡烛，指我看清要走的路径。南岸机电厂的兴旺，在于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沉淀了不少社会不能正确对待的能人才俊，他们虽然倍受歧视，却能忍辱负重，建设、发展、壮大了机电厂。上世纪80年代，北边吹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压抑多年的才俊们跃跃欲试，渴望展开自己的羽翼，翱翔于天空。也许是刘书记没意识到身边的师兄弟是人才；也许是机电厂的舞台太小，不够才俊们表演。数年功夫，以各种借口逃离机电厂的精英团队好几支。为人正直，具有组织才能的张之先最先离开，多年后，他在深圳不禁创出经济上的辉煌，还在文化事业上斩获大的丰收。所摄荷花，在世界各地及国内有影响城市举办展览和个人讲座，并受聘于相关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承袭发扬光大了张氏（大千）家族血脉中的艺术基因。机电厂人才不断流失，产品不能更新换代，党政大权聚集于刘永亮一身。在这大浪淘沙的年代，不进则退，机电厂没有与时俱进进行改制，改革的红利没分配给职工，企业既无新鲜血液的补充，一技之长的职工又不断流失。终因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导致业务流失，停产多年后被迫关闭。
2017年4月部分原机电厂职工（左1张之先、右2朱希圣夫妇） 南岸机电厂已经在重庆的企业名录中消失了好多年，知道这个厂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机电厂是我成长的摇篮，没有全厂职工的辛勤劳作为我提供读书的机会，我不知道我后来的境遇该是如何？一般来说，不会比现在更好。在这里，我向机电厂的前辈师傅们，历届领导们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从心里感激您们！古谷，本名苏玉新，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出版有纪实文学《摊子口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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