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逃往台湾后，留在大陆的军政要员们留下的文史资料颇多。不知何因，很少有人提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前曾举行的一次秘密党政检讨会。传记作家汪幸福根据部分逃台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将这次秘密检讨会的大概作一简叙。 陈布雷向蒋建议开检讨会 1948年春夏，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摇摇欲坠。面对严峻形势，国民党党内的怨蒋批蒋声浪暗潮汹涌，日盛一日。为此，蒋介石心中苦不堪言，寝食难安。 7月底的一天，陈布雷找了一个只有他和机要秘书周宏涛在场的机会，将党内、军内一些人对高层有很多看法的内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颇为不悦。过了好一阵儿，他又向陈布雷问道：“哪些人有意见？意见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陈布雷怕蒋介石报复有意见的人，对他说：“具体是哪些人，我还不太清楚，我只听一些官员告诉我，党内、政府内，还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中上层官员，经常在私下发牢骚，说中央在制定政策及军事作战方面，与社会脱序，缺失甚多，致使问题成堆；军队也因指挥失误常打败仗，官兵士气低落，非常害怕与共军作战。他们心里有想法，有诸多建议，却无处说，也无法上达。” 陈布雷直谏在内部召开一个党政要员国策检讨会，让那些心里有意见或有建议要提的人在会上敞开说。这样，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救党救国的良方。蒋介石问：“在会上，他们会说吗？”陈布雷心里很清楚，下面党政官员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人身上，一是蒋介石，二是陈立夫。对蒋介石有意见，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不得人心，对作战胡乱指挥，使军心动摇，兵连祸结。 对陈立夫有意见，是他掌控党务期间，时时事事以派系利益为重，在党内拉帮结派，排斥、打击异己，把国民党搞得四分五裂，毫无战斗力。开党政检讨会时，如果蒋介石、陈立夫与会，不会有人说真话；他们两人不参加，一定有很多人发言，而且还热闹得很。 想到这里，他又对蒋介石建议说：“如开这个会，你和立夫先生要回避一下。” 蒋介石略思片刻，表态说：“那也好，看看他们能提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当天，蒋介石就对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吩咐，将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省主席、市长、民政厅长召集到南京来开一次高层党政检讨会，正式会期为两天，没有特殊原因的，都要到会。 CC派系密谋主导会议议题 8月2日，各地国民党党政大员陆续秘密到达南京。8月3日，第一次检讨会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与会的高级党政官员有300多人。上午的会议，由国民党元老居正主持。 陈立夫、陈果夫的CC集团得知要开党政秘密检讨会，知道CC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为防止与会的官员们将矛头指向他们，他们在会前就作了秘密聚会，并商量了两条对策：其一，主导会议话题，积极发言，使与会人员难以攻击他们派系；其二，一旦发觉有人批评他们CC派系，马上用发言的方式进行反驳。CC骨干分子谷正纲、张厉生、陈肇英、苗培成、李宗黄等人均作了精心准备，故居正的话音一落，他们就抢着发言。 老CC分子陈肇英说：“剿匪战争打响以来，国军作战一直不顺，主要是我们党、政、军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对蒋总裁阳奉阴违，不认真、不坚决执行总裁的命令、指示。据我们所知，总裁的命令，特别是作战的电令下达后，不是打了折扣，就是借故不执行，使总裁的英明指示、命令在下面都落了空。这一两年来，我们看到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要改变这种政令不畅、上下不一的状况，建议总裁严明纪律，加强监督，对那些阴谋对抗总裁命令，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员，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惩处！” CC分子邵华马上接着陈肇英的话说：“虽然果老(指陈果夫)、立夫先生在党组织的运作上呕心沥血，卓有建树，但由于雄夫(陈肇英的字)先生刚才说的一些原因，国民党组织在下面的发展、活动一直都不顺畅，故起不到核心领导作用。行政、军事官员的权大无边，不以党部为中心，不以党的利益为重，政权、军权大于党权，不把党部、党的干部放在眼里。这种行为给党国事业、剿共战争造成极大的妨碍，建议总裁以后要特别重视此事，给各级党部以更大的支持，更多的经费，更大的权力，使全国核心明确，政令畅通，迅速扭转剿共战争的不利局面。” CC分子的发言与事实不符，与会的官员们大多不服，认为他们是故意捣乱，转移会议方向，以摆脱人们对陈立夫、陈果夫的批评。 只有少数人说了点真话实话 CC分子们表演完后，政学系的人马上对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的指责主要在三点：其一，CC势力长期在党内专横跋扈，阳奉阴违，是蒋介石命令、指示无法在党内党外落到实处的真正祸根。其二，他们在党内搞党，派内搞派，将国民党组织搞成陈家的私人党，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政党被CC分子搞成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有小组织、小派系、名声奇劣的党，这样的党自然难有号召力、战斗力。其三，在人事安排方面，CC分子利用把持的权力，想方设法安排自己派系中的私人势力，排挤正直、贤能人士，导致国民党内上下庸人当道，恶人掌权，贤人投奔共产党。 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熊式辉，自被蒋介石从东北调回后，心里一直不舒服，故很少出头露面。他来到会场后，感到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他想到自己过去已做过省主席、行营主任等要职，蒋介石再不可能重用他，决定借这个机会讲讲藏在心里多时的真话。他几次在会上抢着要发言，因要发言的人太多未讲成。 待政学系的几个干将发言后，他才发言说：总理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三民主义”，是最科学、最合理、最得人心的，国民党能取得北伐、抗战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三民主义”作指导。但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上上下下的官员口头虽然高喊“三民主义”，实际抛弃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保护、服务贵族豪门，只顾自己集团、自己派别的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使数亿工人、农民成了这个社会最痛苦、最贫困的阶层。我们脱离了人民，搜刮盘剥广大百姓，人民就痛恨我们，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及其军队打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要痛下决心，重视民生，贴近民众。 从现在起，最起码要做到两点：其一，尽力不在工人、农民身上抽税、收费，并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其二，军队无论在何处作战，对老百姓的利益要真正做到秋毫无犯，改变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强盗形象。 对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熊式辉说，他过去听到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抱怨蒋介石对下属不够尊重，喜欢管细事、小事，建议蒋介石要改变领导方式，提纲挈领，抓大放小，不要事无巨细。熊式辉话音还未落，王宠惠、刘健群、贺衷寒、刘文岛、王秉钧等五六个大员抢着要发言。居正见大家都要说，而且争执不下，便用点名的办法平息了纷争。 刘文岛在国民党内以敢言著称，他对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构无法无天、随意残害人民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两大特务机构耗费巨大，对党对国不但未起任何作用，反而招致人民的痛恨，帮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倒忙。 后来几个发言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国民党再不能只代表资产阶级和豪门的利益。国民党要痛下决心，坚决把豪门资本、贪赃枉法之徒铲除干净，才能联合其他阶层的人士与共产党周旋，否则，政权难保；第二，从严治党，凝聚人心。要彻底改变党中有党，派中有派的状况，从中央到下层，党员要一视同仁、不允许有特殊党员，更不准任何人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小组织活动。 蒋介石也对这次会议的进程、情况十分关心。当天上午散会后，他就将吴鼎昌、陈布雷召去问了情况；下午散了会，他又召陈布雷去询问哪些人发了言，有没有人在会上批评、指责他。当他得知发言人指责CC派的多，批评他的不太多时(实际上与会者怕报复不太敢公开指责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会议开得虎头蛇尾 8月4日，党政秘密检讨会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这一天的会议由吴鼎昌主持。他先把昨天的会议作了一小结，并转告了蒋介石对会议的关注及对大家的希望，要求今天的发言尽量不要与昨天重复，叙述时，主要谈两点：一是国民党过去的主要失误在哪里，二是应该怎么改进。发言者要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要攻击个人。 由于会议只剩最后一天，故发言的比头一天还要踊跃，官员们似乎都感到，国民党政权已到危急关头，要把心中的想法和建议赶快说出来，以贡献于党，贡献于国家，贡献于蒋介石，使局势尽快有所好转。 这一天，发言的达50多人，而且发言者仍然慷慨陈词，言语激烈，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军事长官无能，作战指挥屡屡失误，部队纪律败坏，贪污腐化严重，严重脱离民众；其二，经济工作没有做好，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民族资本无发展，广大农民的问题无人过问，粮食年年歉收，老百姓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人民对政府怨恨甚深。 会议开到晚7点，仍有60多人要发言，因时间已到，未获得发言的机会。 吴鼎昌见开得太晚，决定散会。据参加会议的原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政务委员雷震在日记中记载，这一天散会时，未发言的官员们牢骚满腹，埋怨组织者安排不妥，时间太短，使他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政府将来垮了，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散会之后，吴鼎昌组织一个专门班子将这次检讨会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文，于8月10日呈报给蒋介石。老蒋看了后，便将此呈报批转给陈立夫，并告知这次党政内部检讨会是根据他的指示运作的，与旁人无关，会上各人所述不一定全实全对，也不一定全非全错，对党务方面的批评，应切实注意，也应有所改进。 陈立夫过目后，见批评、抨击他们兄弟二人的意见最多，愤愤地说：“我做党务工作期间，所有的大问题都请示了蒋总裁，有许多事情是奉蒋总裁之令做的，现在大家把意见都集中到我们兄弟二人身上，太不公道。如果现在的局面是我们拉帮结派造成的，那国军精锐在东北作战一败再败谁负责？怎么没有人在会上批评呢？” 随后，CC分子谷正纲、张厉生、邵华向他告知哪些人在会上批评了他时，他很生气地说：“宋子文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说？更何况，国民党的总裁是蒋'总统’兼任的，不是我陈某人！” 雷震在日记中还记载，对这次秘密检讨会，陈立夫一直耿耿于怀。直到第二年，国民党政权快垮台了，陈立夫还利用各种机会反击批评他的人，并否认自己在党内搞派系。 1949年5月30日早上，南逃广州的陈立夫与另一CC头目、原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在该市三六九餐馆吃早饭时，在餐桌上碰到了雷震。陈立夫想起秘密检讨会上一些党政高官对他的指责，又“义愤填膺”地说：“洪先生，雷先生，你们俩去年参加了党政检讨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肆攻击我没有将党办好，说我不以党的利益为重，事事处处以派系利益为主，将国民党弄得四分五裂，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我们都是老党员，又都负过重责，党内哪有什么CC派呢？这是共产党对我们兄弟的丑化宣传而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我始终不明白，我们内部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随着共产党说这些胡话？” 雷震认为，到了这种时候，陈立夫还不坦诚，还毫无悔改之意，心里颇不服，当即顶了他几句，而且顶得他哑口无言，雷震还质问他：既然你说国民党内没有CC派系，那你1938年8月在湖南衡山党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解散的是什么组织？陈立夫答不上来，气得青筋直冒。站在一旁的洪兰友怕他们再争下去伤了和气，力劝雷震再不要往下说，才止住了两人的争论。 蒋介石、陈立夫对内部开展的批评采取如此态度，这次秘密检讨会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这次大规模的党政秘密检讨会，除留下一些历史趣事外，没有任何意义。一年之后，国民党政权就在大陆土崩瓦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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