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至1980年代中后期,越剧经历了一个短暂却恢弘的复兴,传统古装剧目回归舞台,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放映,在大江南北掀起一场不可思议的“红楼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一度被撤销的剧团纷纷恢复,越剧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越剧界通常将1949-1962年称为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戏曲复苏的年代,嵊县及周边乡村涌现了很多民间越剧演员培训组织和演出组织,即新时期的越剧民间科班。 东王村旧貌 ©影像越剧馆
听说新时期民间科班的故事,发生在我去嵊州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2021年7月,嵊州市文化旅游局主办了“嵊州市民营剧团百团共庆剧目展演”活动,共有52个嵊州民营剧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戏曲演出。我穿梭在两个表演场地和众多的演员聊起了他们的从艺经历,令我惊奇的是,1960年代出生的越剧人绝大部分都提到,他们是经过“小科班”的训练走上了越剧之路,这种“小科班”在1977-1980年代中期的嵊县非常普遍,正是这种速成式的越剧培训组织的出现,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民间学戏热潮,成为“60后”民间越剧人在越剧复兴时期的生命体验和共同的青春记忆。 嵊州群众冒雨看戏 ©影像越剧馆民间科班的兴办首先源于国家对专业剧团的恢复政策,1978年以来随着很多越剧团来到嵊县招聘演员,嵊县乡村自发开办了大量的越剧科班,很多家庭都把女孩送去科班学艺。“1979年前后,办科班成风,几乎村村都有科班,全县共有200多个”。同时,嵊县周边的新昌、宁波、温州、永康等地也开办了大量这样的科班。如果按照每个科班18-25名学员来计算,保守估计仅79年前后嵊县就有约四五千人参加了科班的培训,随着科班的兴办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可见经过科班培训的学员数量是相当庞大的。通过科班的学艺,少数人考入了国营剧团或大集体剧团,大多数人进入区社剧团,后来演变成了民营剧团。可以说,科班为近四十年越剧民营剧团的繁荣提供了人才的支撑。以嵊州金庭镇后山村为例,这个村有深厚的越剧教育传统,被称为“戏班窝”。1930年,女子越剧史上第一个合股制性质的科班“群英凤舞台”就诞生在这里。姚水娟、竺素娥、陈彩娟等都出自这个科班。在深厚的越剧传统积淀下,1977年至1981年间,后山村自发开办了4个科班,分别为1977年的张松岳科班,1978年的后世台门科班,1979年的竺香金科班,和1980年的兰台门科班,培养了七八十位越剧从业者,后山村作为新时期科班兴办的一个缩影,体现出越剧传统的自然影响,现将新时期几个代表性的越剧科班基本信息制成下表:新时期科班模仿了早期越剧女子科班的形式,即以“串红台”为分界线,分为教习和外出演出两个阶段,混合了教学机构和演出机构的功能。串红台前以教学为主,串红台后就转为区社剧团外出演出。串红台前,科班以教学为主,科班的支出主要是教戏老师的工资和膳食,这些由学员家庭平均分担,有明显的子弟班性质。串红台后开始外出演出,这时就兼有历练学员和盈利双重目的了,可以说商业目的是其更重要的推动力。经过笔者采访得知,新时期科班聘请的老师多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50年代曾去过国营剧团,60年代精简政策后被下放回生产队,80年代未能落实政策重新回到剧团的那批人。他们曾享受过商品粮带来的荣耀,也有引以为豪的青春,却在与国家文艺政策的共振中经历了起伏的人生。成为科班的老师后,他们将曾经在国营剧团演出的“剧本戏”带入科班教学,重视基本功的教学,采用以戏代功的培养方法,在民间继续发挥作用。 嵊州越剧下乡演出真实场景 ©影像越剧馆
科班的成立和运行体现了嵊县乡村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科班的发起人、老师和学员家长们一起,扎根于嵊县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整合了乡村已有的戏曲资源,主动探索出一条通往想象的城市的希望之路,自下而上地为越剧输送养分和活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散,县级以下国营剧团大量撤销、大集体剧团逐渐消失,经过科班考入国营剧团和大集体剧团的演员大都遭受了失业的危机,科班的兴办也开始退潮。这时很多演员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作为市场的民间,成为民营剧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调查,笔者将科班学员出科后的去向和近四十年的流动大致归结为下图所体现的脉络。 新时期科班在剧团国有化的浪潮中顺势而生,在剧团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渐消失,其接续了民国时期女子科班传统和1960年代的姐妹班合作制传统,后发展为区社剧团和民营剧团,在新中国民间越剧史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科班体现了嵊县乡村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他们将国家复兴戏曲的意志转化为从乡村“出走”的集体意识,自发地将文艺政策与民间戏曲实践连接为一个整体,通过组织科班、聘用师资、开展教学、外出演出等方式,整合了乡村已有的戏曲资源,创造出一种生动的乡村文化模式,自下而上地为越剧输送养分和活力。 孙焱,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博士,主要学术领域为:越剧音乐研究、城市少数族裔音乐研究及民俗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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