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张元济

古人曰：“士之才德盖一国曰国士。”

在现代诸多文史类著作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1948） 合影的老照片，常作插页置于书中。照片中的胡适、赵元任、傅斯年、冯友兰、梁思成等院士的生平、业绩，常为今人津津乐道，似成为民国文化人经久不息的话题;而前排中央位于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和自然科学家竺可桢中间着长袍的时年82岁长者，似渐淡出大众的视线，鲜为人齿及。《百年国士》 （中国文联出版社版1999，商务印书馆版2010） 中，有42位入列，连溥儒、连横都名列其中，竟无他一席。他就是现代出版拓荒者张元济先生，直至近年，始有一批相关研究著作问世，但似乎仍在圈内。

张元济是个非凡人物，他先后与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一把手”有过从。他给光绪皇帝磕过头，也与毛泽东主席握过手，仅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人可匹！

陈原先生说：张元济“一代英才，有传授给后人之必要”。今年是先生逝世60周年，作为一个出版人的我，想以这篇小文聊作心香一炷，祭于这位不朽的出版先驱灵前。

世称行医者为悬壶济世 （生命），窃以为张元济以书济世 （精神）。张元济是位“重事业，轻著述”的人，他不是以等身的皇皇大作垂之久远的学人，但他是商务印书馆 （下称商务） 这座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在开启新式教育、译介西学、传承我国古代文化薪火，弘扬文化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已泽被后人，必彪炳史册。

“戊戌党锢孑遗”

张元济 （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出身于浙西名门望族，诗书之家。据族谱，自始祖张九成以降，隽才代出。张九成是南宋绍兴进士，有“正色立朝，敦尚气节，为有宋名臣”之誉。因在抗金问题上与秦桧立场相左遭贬，谪居十四年中研学不辍。十一世祖张奇龄曾主讲杭州虎林书院，晚明名士。他为后代立的家训为：“吾宗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张元济对家训极为尊崇，他曾亲笔用隶书将家训缮写，镌于柚木板上，镶嵌在大客厅的拉门上以为警策。据其子张树年言，此物仍在，存于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纪念室中。商务毁于日人轰炸，穷困潦倒时，张元济以鬻字为生，为人写对联，写得最多的是“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和“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张元济最敬佩的是十世祖螺浮公张惟赤，螺浮公是顺治十二年 （1655） 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是清初著名谏官。当时三藩之乱，有履亩加赋之议，螺浮公为民请命力排众议，认为不可。清兵入关不久，当局为防止大权旁落，实施一套压制汉族政策，满洲八旗贵族凭借特权强行跑马圈地，造成无数民众流离失所。康熙在位，鳌拜奸权秉政，众人噤若寒蝉，怕惹祸上身。螺浮公大义凛然，冒死上疏奏请皇上亲政，并批评审讯犯人只以满员记录为凭的错误做法，呼吁“审鞫录供，不宜单凭满员执笔”，主张法律应公开公平公正。张元济后来将这些疏文奏章集辑编成 《人告编》 印行。先祖们的节操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张元济的心中，开花并结果。

张元济自幼受家学的熏陶，加之自己勤奋读书，在谋求传统功名的征途中一帆风顺。1884年应童生乡试，名列榜首。按清朝科举规定，除县试外，还需府试、院试，方可获“秀才”资格。同年5月张元济赴嘉兴府参加府、院两试，顺利通过。五年后赴杭州参加恩科乡试，中试第十名举人（蔡元培名列二十三）。1892年进京参加壬辰科考试，中贡士，经复试、殿试后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常馆吉士，登上科举进阶的最高层。时年26岁。

1894年春，张元济正式登上仕途，为刑部贵州司主事。旋，中日甲午战起，国破山河碎。甲午战败，使张元济从噩梦中醒来，觉得不改革不行了，决意“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自此他开始关心时务，对西学兴趣日浓，以开拓视野，探求变革中国的良方。

为救国图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筹谋，京城一些有识之士在骚动，开始指点江山。张元济参加了所谓“陶然亭聚会”，他回忆说：“丙申（1896）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會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 （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 等，那时康有为还不在北京。”除陶然亭聚会外，他还参加过城西南宣武门外松筠庵的雅集，讨论时务与学术。1895年京师强学会成立，张元济与其成员交往频繁，但他没有加入这一组织，是“外围”人物。“党会二字，当时视如蛇蝎”，张元济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戊戌年 （1898）6月11日光绪帝颁 《明定国是诏》，宣布实施变法新政。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被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密折中保荐参赞新政。折文对张的评语是：“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张元济，问了他办通艺学堂事后，谈及开发铁路的迫切性。张元济奏告要抓紧培养这方面人才，不能依靠洋人云云。因当时宫廷风云诡谲，交谈中发现窗外人影晃动，不敢多说。他请光绪皇帝“坚定立志，勿淆异说”。9月18日，张元济呈 《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袪积习折》 表述他的广开言路、破格求贤、厉行新政等方面的见解。殊不知，就在这一天，光绪已被褫夺了处理政务的大权。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光绪被囚，康、梁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翁同龢开缺回原籍，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张元济自忖自己虽不是新党人物，但毕竟卷了进去，肯定要受株连。在那谣诼纷纭的日子里，朝廷缇骑四处追捕维新党人，张元济仍坚持每日准点到总理衙门上班，准备坦然接受随时到来的逮捕，他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忧心缇骑到家中捉他时会惊吓堂上老母。张元济最终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这比他想象中的处罚要轻得多。张元济得到官报后，呈给母亲看，母亲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抚慰再四。张元济是一个从捕杀新党人物罗网中侥幸逃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