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史学问道三十载

知易行难nev5ph 2023-05-03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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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书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本人希望本篇自序能达到这一目的，同时顺便交代清楚《求真抑或建构——走出实证主义历史学与考古学》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以为正文之补充。

——徐良高

史学问道三十载（代序）

一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一个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时代，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与冲突的时代，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共存与互动的时代。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崇尚科学又迷信科学的时代，一个权威遍地又怀疑一切的时代，一个信息泛滥又信息匮乏的时代，一个一夜成名又万事皆浮云的时代，一个目标明确又没有目标的时代，一个彰显自我又迷失自我的时代，一个号召以学习为信仰而学习无用论又甚嚣尘上的时代，一个鼓励创新又抑制创新的时代。我们既大开眼界，又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切权威和主流观念都在被审视、被批判、被解构，时代在呼唤新理论、新思想！

对于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来说，面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这一时代大问题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和成千上万的文物，面对各种自以为是的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说及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面对各种为我所用的历史阐释、陈述与宣传，面对当代社会剧烈变迁下历史学的失落、困惑和无所适从，面对中国考古学新发现层出不穷而研究思路单一的现状，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何适应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构建与时代相呼应的新理论，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价值？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真能“超然物外”，“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在小楼成一统”，纯粹地“为学术而学术”吗？

作为一名专业考古学者，我常常在想，专注于古人的盆盆罐罐与人类遥远过去的考古学真的与其生活的时代无关吗？它真的是一门逍遥象牙塔，冷观风云变的纯学问吗？还是时代影响之于我们不过是“润物细无声”，我们对此缺乏自觉意识而已？直觉告诉我们，历史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可能也不会孤立于时代与现实之外。

二

自1982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开始专业学习以来，我一直想弄明白：考古学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考古学？考古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有价值吗？具体价值是什么？看到或听到的说法似乎都很高大上，如发现历史规律，指导人类未来之类等等，但我总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空洞抽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真切感受。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越来越多地看到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不禁让人越来越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真的有规律吗？

参加工作后，长时间内我一直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曾主持过西周丰镐遗址、周原遗址和苏州木渎东周古城等一系列重要都城性质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进行过一些专题性学术课题研究，如先周文化、西周文化、礼制建筑、古代都城、文明起源等，对考古学、历史学有了深入的观察与体会。我发现，田野考古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客观、科学，一尘不染。对于任何史学问题，学术界都是歧异纷呈，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总是以言之凿凿、信心满满开始，最终却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不了了之结束，几乎没有形成期望中的共识，更遑论真理与历史真相了。

1996—2001年有幸参加了“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我对历史学研究中的多元现象更有了真切的感受。同一历史学问题，总是各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各种现代自然科学手段的采用，不同来源史料的收罗、使用与整合，不同学科顶级科学家的合作并没有使问题变得更简单，学界分歧也未真正消弭。在各种史料的理解与选择，对不同史料、检测数据的解读与整合，对前人观点的评判与采信等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并存、歧义纷呈的现象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我意识到，多学科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并未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进而获得历史真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如何看待这种困境？我们对历史学的传统认知是对的吗？我们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释，但过去的历史学教育和认知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渐渐意识到，要想解释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开展历史学研究的？即历史是如何被记录和表述的？谁在说（著述、研究与传播）？为何说（著述、研究与传播）？怎么说（著述、研究与传播）？只有回答了以上问题，不同学者为何总有不同的观点？史学中为何总是充斥着无穷无尽的阐释、争论与各种版本的叙述？不同观点之间难道只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吗？为何多种史观都声称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现实世界却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对未来的种种预测总是失败？如何看待历史学研究成果？历史学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才会有合理的解释。从史学研究实践到理论思考，由“术”到“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就在对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上。

三

在我个人对以上问题思考、探索的过程中，从开始的困惑到后来的明悟，经历了从孤陋寡闻到眼界大开，从困顿迷惑到豁然开朗的心路历程。

开始时，自己仅仅是凭直观感受对自己有关历史学、考古学的传统理论认知产生了怀疑，对当代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主流观点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但这些想法是不是奇思异想？靠谱吗？自己没有信心。为了释疑解惑，我阅读了大量西方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渐渐地认识到自己起初的许多想法虽尚属肤浅，但绝不是胡思乱想，国外史学界已有许多深入的探讨，尤其是一些具有后现代思想观念的史学理论著述更使我有一种与之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的强烈认同感。吾道不孤也！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在这一释惑问道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想绝不是少数思想家闭门造车的极端之论，而是对曾经主导西方学术界的实证主义、过程主义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学术与时代的互动。

西方史学理论的发达反衬出中国史学理论传统的不足和理论思辨的薄弱。对于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来说，至今已历经百年，在时空框架建设、多学科结合、“证经补史”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古史重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我认为，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更多资料的积累和传统架构的修补，而是重新认识史学本质，反思现有主导理论，突破观念禁锢，打开思维，拓宽视野，接受并鼓励多元化的、创新性的历史阐释与叙述了。唯有如此，中国考古学才能超越传统，开创新路，发挥出无穷潜力，同时走出象牙塔，面向公众，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然而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研究现状却是，除了一些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外，只有一些片段的理论思考和讨论，且基本集中在阐释理论与考古学方法论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构建，更缺乏关于本体论的讨论。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一本基于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国考古学实践的系统的本土理论著述，也未形成浓厚的理论思辨和学术争鸣氛围，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很不相称，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在许多中国考古学家的观念中，考古学是一门重在实践、靠实物说话的学科，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岂不知我们的一切考古学研究都是阐释，阐释离不开理论，理论自觉是学术创新和进步的基础与保证。

学问之道，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没有理论自觉与反思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不过是被别人牵着鼻子的研究，其价值如何，创新何在，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和对中国考古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促成本书的写作。我们将本书定位为一本系统讨论历史学本体论的著述，一本基于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自身实践而对后现代思潮做出呼应的理论著述。我们希望本书不仅体现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内在发展脉络，也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带来的时代变化，并对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理论自觉、理论反思与批判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求真抑或建构——走出实证主义历史学与考古学》

ISBN 978-7-03-075267-3

徐良高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03

对于历史学、考古学，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史学本体论让我们知其所以然，因而对于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一部讨论史学本体论的著述。

本书将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史学是如何进行的，史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对待史学研究及其成果，如何看待史学价值等诸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实证主义史观的有关史学本体论的观点。学术创新首先源自观念的改变，本书的诸多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学的本质特性，全面审视中国史学传统，检讨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实证史观，打破观念禁锢，跳出传统史学思维定式，反思现在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拓宽视野，促进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范式创新与转换，都将有所裨益，是学习历史学与考古学理论的重要参考书。

四

从古到今有多远，谈笑之间；从心到心有多远，天地之间。有人说，当两个人交流时，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真正的他。两人交流时，你实际上是在和“你以为的他”交流，你真的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吗？

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也使我常常反思这个问题。我从皖西大别山区的偏远农村来到北京大学考古系，然后又有幸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生活于北京这样的世界性都市。考古工作的需要又使我常常到全国各地出差，也偶尔有机会出国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经历使我常常有机会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有不同经历的人打交道。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理解之难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人之间因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形成彼此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差异使我们常常视他人的观念和行为为怪异，不可理喻。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要理解女性割礼、男性割礼以及食人族等种种奇怪、令人诧异甚至作呕的习惯和信仰，就得先去了解它的独特背景。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研究人类文化的产生及其影响，探讨不同文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与文化交流。全球一体化和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当代尚且如此，在交流不便、彼此相对隔绝的古代社会，这种文化差异更应存在。

同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尚且难以做到彼此真正理解，我们如何有自信去真正理解另一种时代与文化背景中的古人的观念及其行为呢？对于历史学来说，虽然我们希望了解古人的真实生活和社会，但我们真的能完全理解古人的世界吗？我们是不是也在与“我们以为的古人”对话呢？我们关于古人的各种观点与历史叙述是历史真相的再现，还是我们自己对历史阐释与建构？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努力站到历史学、考古学之外，以一个旁观者、超越者的视角和心态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学与考古学，思考史学的研究何以开展，结论何以形成，陈述何以表达，进而探寻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中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我们首先应认识到历史与历史学不是一回事，人类社会发展的自在历史与由历史学家所记录、陈述的历史不是一回事，且往往不一致。史料不是自在历史的全面、客观记录，受到史家的影响而具有文本性。史料本身不会说话，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来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历史学家在史学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而历史学家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复杂的人，会受到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

史学立论前提的假说性，史料的文本性，历史学问题、概念和理论模式的多元性、时代性，等等，都决定我们的各种观点不过是我们对史料和历史现象的解读与阐释，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史家对历史的建构，它们都是史家与史料互动的结果，具有不可验证性。不同史家有不同的解读与建构，解读与建构具有多元性。

历史学是一门构建历史记忆的学科，我们需要不断重构历史记忆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历史学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对自在历史的求真与再现，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常常以此自许。一本本历史著述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学的真相：求真与再现是理想，解读与建构才是现实；理想虽崇高，现实才真实。我们虽然不能再现历史过程，但我们可以不断重构历史叙述。因为当代的需要，我们重构对过去的阐释与叙述，过去的历史成为定义现在的手段。

总之，历史学是基于人类现实需要，在特定时代认知体系内，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史家在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个人认知、经验、个性、兴趣、立场、目的等对史料进行选择、判断与解读，并建构有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过程的陈述的一门学问。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解释性学科，是人类关于自我及其文化发展历程的阐释、建构体系，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确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自身行为合理性。作为一种自古有之的人类文化现象，历史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塑造着我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斯·韦伯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历史学就是人类编织意义之网的活动之一。

揭开历史学的面纱，我们会发现，它也许不如我们所想象得那么完美、科学，其中夹杂着种种谎言、谬误、目的和利益诉求，但这应该才是历史学真实的一面，因为历史与历史学背后都是真实、具体且复杂的“人”！

我们认为，指出历史学的建构性本质虽然否定了历史学的求真属性，破坏了历史学实证科学化的美梦，但揭示了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本质特性。从科学精神的本质是质疑而非信仰的角度看，那些常常以真理、真相的名义排斥不同观点，寻求话语垄断的实证史观，未必符合科学精神，而这种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鼓励多元，呼吁学术批判与质疑的建构史观，似乎更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

在对史学本质特性这种总体认识的背景下来看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具有同样的本质特性，虽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形态的古代文化遗存，与传统历史学不同。考古学研究本质上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发掘和对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解读来建构古代历史叙述并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阐释的一门人文学科。考古学研究同样受到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考古学的目的也是满足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

从对考古学的这种认知出发，我们就能更准确地看待考古学中的相关理论和研究，对它们做出更理性、更客观的评价。比如，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不过是一种考古学家借自人类学的、用于解读考古发现和构建古史叙述的模式而已，是通过考古发现沟通当代陈述的历史与古代自在的历史之间的桥梁；被中国史学界奉为圭臬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根本不是证实古史，再现历史真相的几重平行证据关系，而是历史学解读与构建中的模式与对象关系，几重证据之说不成立；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民族说、国家说，各种版本的“最早中国说”“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都不过是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历史记忆构建在考古学中的反映，是历史学时代性、建构性的表现，等等。其中一些观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发表在相关专业刊物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

许多学者在自己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实践中也许对史学的本质也有相似的认知或感悟，那么，就让我们将这种认知和感悟系统化，使之从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

五

古人云：“不破不立。”有时候，“破”比“立”更重要。本书的目的重在“破”，希望通过对历史学本质的分析来认清我们头脑中牢固的传统史学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叙述体系，走出固有的思维定式，突破观念禁锢，尝试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历史研究，看待中国当代历史学与考古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认识到历史学、考古学的建构性本质，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固有的一套史学观念与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才可能突破这些定式思维与固有观念的禁锢与束缚，发扬批判质疑的科学精神，破除权威迷信、洋人迷信、权力迷信、真理迷信，开启史学创新的无限可能性。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希望在认清历史学、考古学的真相之后更加热爱历史学、考古学。

本人一贯主张，一本好的著作、一篇好的文章，要么给人启示，要么给人知识，但给人启发、促使人思考比给人知识更重要。本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传播历史学知识，而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反思当代中国主流史观，重新思考诸多史学传统认知，打开思维，另眼看史学。同时，我们也希望本书是一本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著述，可以在史学界激起一点点水花和涟漪，促使学界意识并反思我们潜意识中的种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本书如能发挥一点对我们的固有观念和思维定式的质疑、批判作用，引起我们对当前历史学、考古学主流范式的审视与反思，足矣。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后人之所以能超越前人，主要在于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更远、更全面、更深刻。同时，我们希望由对“旧”的“破”带来对“新”的“立”。当然，这种“立新”不应是另一种历史解读与叙述体系的话语垄断，而应是历史解读与叙述的多元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有朋友说，本书所谈多应为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常识。本人赞同，在此我想引用梁文道在他的文集《常识》中所写的一句话：“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我们希望常识能够回归。

我们也知道，对于本书中的诸多观点，学术界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我们认为，本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和观点即使对于那些坚信实证史观的人来说，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他们对这些问题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对我们的观点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辩驳理由，那么，历史学、考古学的实证科学化、人类历史的真实过程终将再现等的乐观愿景将缺乏学理基础和内在逻辑的支撑，因而也就无从谈起。

六

我们希望本书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自己研究实践之上的理论思考，而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引进和介绍。因此，在书中，我们尽可能结合中国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实践，尽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案例，少用外国案例。不过，我们在此想提醒的是，限于种种原因，本书基本不涉及中国当代史讨论，但只要我们稍加关注，恰恰是这些我们有切身感受的各种当代史记录与叙述版本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真实生活给予了我们最直接、最真切的例证来显示历史学的建构性本质。今天的古代史就是古代的当代史，以今度古，今犹如此，古何能免！

除了力求内容的创新和中国化，我们也试图在其他方面有所创新，如基于对各类文字资料都是文本的认识，我们对各种形式的文献都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如论文、报刊文摘、网络文章等等。

理论思考和讨论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无论是对整个学科来说，还是对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追求终极的理论是错误的，自吹为终极理论或真理是荒谬的。因此，本书对我个人来说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思考和认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有待深入探讨，我们真诚欢迎各种严肃的学术批评。

值此中国考古学界百年欢庆之时，我们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的科学态度。我们希望能借本书提醒大家静心思考历史学、考古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重视创造历史、记录历史的人及其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的复杂性和人所创造文化的多元性，认清史学的本质，将各种号称为历史“真理”“真相”的解读与叙述还原为一种建立在某些理论前提基础上的学说与观点，进而推动学术批评与科学质疑精神，解放思想，促进创新。

七

钱理群说，在如今的高校中，政治活动家型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静心想来，本人实为一天性自由散淡之人，深以陈寅恪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为是，实无成为政治活动家型学者的能力，也从未想过要归入何门何派，做事为人的原则唯有遵从本心，独立思考，行所当行，言所当言，以不误人自警。

饶宗颐说：“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本人从不认为著书立说、青史留名是一件多么重要且神圣的事情，但却从心底里认同发现安身立命之道、寻求内心安宁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书的写作过程虽然辛苦，但确使我深切体会到这种感受。

本书的创作前后历经30余年，从开始的资料收集与杂乱思考到前后两次计3年的资料整理、写作，从数百万字的资料摘抄、心得杂记到140万字的初稿，再到近80万字的二稿，再到50余万字的定稿，再到此后的修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既痛苦又充实的过程，个中甘苦非他人所能体会。

七易其稿，书稿终于付梓，感到无比轻松！虽然熬白了少年头，但自认为尽可能做到了“行我当行，言我当言，唯求从心，不问西东”，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