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情结”顾名思义，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密切相关，在学科定位、研究领域，甚至于研究方法等方面相互影响，牵绊甚深。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这一理念，长期领导着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而当时我国又处于封闭的大环境下，没有新的理论传入，考古学界对于这种历史学定位基本接受。
上世纪末，随着国内外学者交流的加强和199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以来，国际考古界以“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为代表的理论方法迅速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反响。随之传入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理念冲击着我国学者对考古学定义和定位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情结”的证据
我们先从几个例子来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情结”是否确实存在：
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早已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甚至被誉为“西阴奠基，泽滋百世”。这次发掘之所以选择这里，是有他自己的考虑。李济的学生杜正胜说“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陈洪波认为“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张立东同样认为“西阴村的发掘……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工作”。陈星灿的看法也类似，他说“选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虽然……没有明说是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把调查和发掘地点选在夏文化传说最盛行的晋南地区，不能不说有他特殊的历史方面的考虑”。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发掘殷墟。这一次董作宾作为领队，来到安阳。但是“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找甲骨”。可见，这次发掘的目的，就是寻找殷商王朝信史的关键证据——甲骨。而寻找甲骨的目的，即发现所谓的“地下二十四史”，并探求殷商王朝的信史，其历史学倾向不言而喻。
1959年徐旭生对豫西“夏墟”的考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二里头遗址在这次调查中被发现，二里头文化也因此得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聚讼纷纭，经历了由汤都西亳到夏都斟鄩、再到夏商文化分界的转变过程，直到现在，作为一个关于国别、族属的历史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1933-1937年北平研究院调查陕西古迹与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在报告中写到，“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则古书中所载与之有关之史料，数量极少，无参证比较之余地，真伪正纰，无法核定”。由此可见其目的之一为证经补史。
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建立年表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我国原有史学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同样反映了编史倾向。
再者，关于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我国考古学学科长期以来是属于历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直至2012年学科调整后，才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前一段时间内的历史学情结，和到当前考古学学科走向独立发展、多学科合作的新情况的转变。
由此可以看出，考古学的“历史学情结”是真切存在的。不但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变现出强烈的历史学倾向，而且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直至今日中国考古学依然有着深厚的历史学情结。
（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考古学在当时这样的一种定位？
产生这种倾向是偶然，还是必然？张光直先生所言“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这个假设如果发生，就真的会如西方的那样吗？
关于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情结”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其一，中国文献史料丰富，史学传统深厚。这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分两方面讨论，一是文献典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我国一样，拥有年代跨度大且连续，数量丰富且种类繁多的文献资料。除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不谈。从新石器晚期开始，文献上就已经有了零星记录。譬如陶寺遗址也许与与五帝之一的陶唐氏有关、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与文献中东夷的关系等等。至晚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以及东周以降各类典籍的滥觞，文献记载更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二是史学传统，修史著史一直是我国独有的传统。自先秦经典到清史稿，由官修二十四史到私人撰史，尤其清末民初历史研究之风大盛，涌现出许多国史大家和经典著作。除去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的时代与历史学基本一致，尤其三代以降的研究，历史学可考古学是分不开的。碰巧的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是殷墟。
其二，传统金石学和考据学的基础。金石学“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灵性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在清末以来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心中，有重要地位，金石学的器物分类、铭文释读。而考据学自乾嘉学派以来，“证经补史”的历史研究观念深入研究，都对现代考古学有借鉴意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国维，他的《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章、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都极大促进了古史研究。
其三，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兴起。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疑古观念，撼动了旧的史学体系。疑古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疑古的最终目的是重建中国古史。而重建中国古史，就必须借助科学的考古学。顾颉刚曾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写到“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其四，以傅斯年、李济领导的史语所指定的工作原则和研究态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趣旨》中明确写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这样的纲领虽然谨慎，现在来看谨慎的有些过头了，把考古工作俨然当作材料的提供者。这种“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治学态度，对于考古学自身学科探索与发展是有阻碍的。
其五，在20世纪初内外动荡，以及安特生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的情况下，出于民族爱国情绪的影响，为增强民族自豪感、迫切证明本民族信史，将考古学作为学术武器，予以反击。譬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东北史纲》都有这方面倾向。将考古新发现与古史结合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是占有主流地位的。
（三）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情结”的必然性与意义
以上五点是造成中国国考古学具有浓厚“历史学情结”的主要原因，而其最根本、最关键的原因是第一条——文献史料丰富，史学传统深厚。
中国考古学产生浓厚“历史学情结”并非偶然，而是其必然选择。换言之，即是张光直先生所假设的那样“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不会出现“如西方那样”的结果。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而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这片沃土，恰巧有着考古学生长最为肥沃的养分——历史学。我们只能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如果可以假设，那也只是早晚的问题。在没有新方法新理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1962年发表）指导的的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所能汲取的最肥沃的养分只有历史学。
关于殷墟遗址在《史记·项羽本纪第七》中已有记载，“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周原遗址的位置在《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中有明确记载。关于殷商都城的变迁在《史记》中也有明确记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现在商代考古的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东周列国都城的位置基本都可依据史料判断。另一方面，考古发现的遗址的性质、族属等依靠考古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文献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可靠的信息。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情结”是在中国特殊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贸然以美国为主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来非议这种传统，更不能以优劣对比来评价这两倾向。中国考古学能发展到今天取得如此灿烂的成果，深厚的“历史学情结”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四）来自“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挑战
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密切。一方面是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讲学。美籍华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于1984年来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进行考古学专题讲座，并结集出版。美国新考古学代表性人物宾福德参观访问时，亦曾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举行过学术讲座。随之，是中国学者赴外参观访问。中外互派留学生的现象日渐普遍。合作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都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研究。此时，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国外经典著作、论文翻译出版，并就其观点进行热烈讨论。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这样的新理论传入中国。他们认为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即所谓从以前社会遗留至今的物质文化，来研究过去的人类与社会”。
前文已述及，中国考古学从建立之初到现在，都带着深厚的“历史学情结”，那么“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这一理论的传入和深化研究，对我国考古学的传统定位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暴露了那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评估两者的关系呢？
这一理论以1962年以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为标志，提出了考古学研究需要“把环境、人、文化视为一个互动的系统来讨论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因，进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张，在当时西方考古学界“只注重年代序列，而忽视研究文物背后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引起强烈反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这些理论传入我国时，正值考古学文化编年建立的热潮，新理论的传入“虽然在当时并未立即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但随着时间推移和考古学发展，显现出其影响作用。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考古学进入转型期。“由前述的以年代学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占主导地位，逐渐向全面研究古代社会的方面转变。”
正如张光直所言，“中国考古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所得的结果基本是有关年代、器物与文化关系的，但在人类生活风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宗教意识方面缺乏明确的系统方法，对考古现象的解释常凭借灵感，或是'想当然耳’。”
显然，传统考古学在断代、编年的研究之后，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若没有新的理论指导，很难获得拓宽研究领域和纵深发展的动力。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恰恰非常符合当时考古学发展的要求。运用和借助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使考古学研究达到了更为深入的程度。
（五）学科未来的展望
目前，随着考古学界对于考古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对考古学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林·伦福儒认为，考古学有三方面的学科属性“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以及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当代考古学研究，已经不只是运用借鉴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技术参与考古学研究，比如动植物考古、碳十四测年、古地磁测年、同位素分析、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的应用会极大推动考古学发展。
要达到考古学研究的三个目标“研究文化历史、重建人类的生活方式、阐明社会演变的规律”，需要把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三驾马车同等重视起来。
当下的考古学研究，其关键与重点不应该再着眼于新发现、大发现，而是重视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伴随着近十几年以来考古发掘数量井喷式增长，如何运用这些资料得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做到更深入的阐释？我们需要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获得更多的信息，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旧材料，我们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探索，这才是当下考古学应走的道路。
编辑于 2017-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