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到底存在吗？

从知乎上拷贝的一个答案，有点长但说的有理有据。没有耐心的同学直接看最后几段结论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细品味一下，很有收益。

2016年8月7日 更新旧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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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5日，著名科普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以‘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题的文章，意欲借黄河流域在西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之“新说”，佐证“大禹治水”等事实，继而阐发旧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考古遗存”。此说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关注，相关讨论不绝于耳。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根据此文所罗列的诸材料信息，是否可得出“夏王朝即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许宏老师的回答，应可代表绝大多数考古学从业者的心声。现摘录如下（摘自：知社学术圈）：

“下面我就几个关键的焦点问题谈谈我的感想。因为是学术问题，必须说透，否则公众看不清楚。

这个论文用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眼球的题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但其论证完全不支持这个论题。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这个工作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地貌学的、关于地震与洪水的研究，但根本推导不出其所谓的关于大禹和夏这个问题的结论。

从学理而言，如果谈大禹治水、谈夏朝的诞生，就是接受了先秦文献关于大禹和夏的记载，认可文献本位。在空间上，大禹治水和夏的传说是围绕中原附近展开的，那个地方尤其是中原东部易遭水患，而在时间上，按传统的观点，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论文现在给出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形成一个悖论。即它只是认可了夏与大禹的概念，却彻底否认了文献中给出的夏与大禹的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背景关系，所以这根本不是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文献本位的研究。同时这也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因为论文只用了喇家的材料。而关于喇家的地震与大洪水带来的灾难现象，关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测年，这都不是新认识，是学界这几年已经得到的认识。而其他的材料论文只提到二里头，没有用考古学的材料，也不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所以我作为一个专业学者，本来不想评价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专业领域不是历史学，也不是考古学，而是地质学与环境学等，在其本领域的研究很可能是科学的。但用或许，可能，大概，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等等字眼，把结论引申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这还是科学的吗？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论文引用的年代学的数据，不是最新的，导致其在年代学上的研究基础根本不成立。论文署名作者中有优秀的考古学家和年代学家，我很怀疑他们是否都看过论文并认可这个研究结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最新刚刚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二里头文化上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一般认为进入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是学界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到的最新结果。而论文所引却说二里头是公元前1900年，与早期青铜时代吻合。这中间超过200年的时间差，使其与二里头关联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我的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首页置顶的文章，《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专门讨论早期青铜时代的问题，综合了学界最新的成果，里面有详细的分析。齐家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二期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而这与论文所说的公元前1900年完全不吻合。

论文把完全不相关联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证据链，其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里，许宏的阐述异常明确：《科学》此文的研究，虽然从标题看解决的是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探索，与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基本无涉。其原因是，此文并未遵循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夏王朝的一般逻辑，因此，在考古学出身的许宏看来，像是“把完全不相关联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证据链”。

以下是最近的几点动态：

现在，学界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主流观点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但是，即使考古学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证实二里头遗址即为夏王朝，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所谓“广域王权国家”，是一个根据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得出的概念，属于考古学话语系统。而“夏王朝”，则从属于历史学话语系统，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共性，尚未得到有效的说明。因此，在考古学界内，对“夏”的主流态度还是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夏即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种仍旧将“夏”悬而不论，依据考古学范式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研究。

目前看，后者的主张占据学界主流。随着学术的迭代，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相关研究，也是基本围绕考古学范式展开的。

至于《科学》这篇科普文，在我身边的考古圈内都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基本没有人觉得它能够动摇现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范式。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老师，由于他完全是一个自然科学学者，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基本没入门，写出这种文章仍情有可原。但是，我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作者中有许多考古学家，例如张光直先生的高足刘莉，以及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前系主任等。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他们之间存有分歧，在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要么是《科学》限于篇幅等原因，尚未完全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倒是非常期待后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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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

在这里补充一点甲骨文的意义，希望大家对所谓“出入文字内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甲骨文的出土，其意义不单单在于一个“殷”字，或几个商王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们能通过商王占卜的内容窥见商王朝的经济贸易、行政体制乃至与四周的关系，而这些东西又完全符合一个王朝标准，所以说殷墟为商王朝，是学界的共识。而夏的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夏”字，即使夏王世系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辐射范围极广的化石“史书”，要从考古遗存本身出发争论夏究竟是不是国家这个方法论本身，就是很有局限性的。简单地说，考古材料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解释，相比而言当时人的当时文则更具“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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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看到各位这么认真看这篇烂文，有点不胜惶恐的感觉，我决定抽时间再写一些东西，是关于殷墟的，也算是科普性质的了。这个东西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殷墟与商代甚至是商朝能够对应的特殊性。写这个的原因是有很多同仁谈到“出土文字内证”的重要性，而殷墟能与商对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甲骨文的特殊性。由于我近几个月在做田野工作，比较繁忙，且经常遇到没网的情况，因此可能这一部分会拖的时间比较长。不过我相信，这一部分还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如果有时间，我还想修改下本文的语言，让它的可读性更强些。

感谢大家能有耐心地读完这一大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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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日

我又增加了一些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主要是代表认为“夏王朝”和“夏都”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能够对应的那一派，供大家参考。

再次对大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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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预警：此回答非常装逼且极长，建议对考古学不太了解的慎点（不太了解历史的亦同）

纯考古，历史什么的略沾边。

实际上，这个回答主要解决的是：在考古学范围内，为什么对夏的认定有所争论？

排版略渣，有错字什么的见谅，黑体字是为了方便不喜欢长文的找重点。

另外，此题目虽然在本人专业之外（呃，严格地说），夏文化探索的议题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在此献丑了。

最后说一句，本文大量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组主任许宏老师的资料，版权所有，你懂得。

如果对夏商周考古有兴趣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考古人许宏。此外，我的认识可能与许老师有所出入，关注此问题的可以多看看许老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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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楼主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答案来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式文风）。。。：

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新的思想，诸如科学、民主的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嘿嘿，没错这是我脑补的）。随着这些新思想的涌入，我国传统历史学开始全面向现代科学体系转向，其结果是诞生了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学派”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因此有必要怀疑《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1]《殷本纪》等篇的记载。这动摇了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体系，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中看，夏史作为信史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疑古学派对《史记》的怀疑使夏史的面貌扑朔迷离。除此之外，“疑古学派”通过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研究，发现其乃是晋人伪作，而《今文尚书》亦有真伪之别，其中与夏史相关较大的《禹贡》篇，实际上只是战国时候的作品，这无疑又给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史抹上了一层迷雾（知道为啥要解决夏史问题了吧）。争论中，有学者指出，古史辨学派最大的问题乃是“破而不立”。对此，“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抱歉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2]”可见，“疑古派”也对解决“破而不立”的问题有一些思考：顾颉刚先生就主张要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来检验古史的准确性（用考古学方法解决夏史问题不是我说的，是顾颉刚说的。你要觉得你比顾颉刚还厉害，当我没说）。可见，从理论上讲，夏史建构不应只着眼于以往的文献史学研究，同时需要更多地转向科学的考古学发掘中。可喜的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和其食客刘铁云，在偶然之中发现了“龙骨”。所谓“龙骨”，后来被证实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并由此牵连出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轫——对殷墟的发掘，而正是殷墟的发掘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提出的是，在发掘之前，王国维先生已对甲骨文进行过释读，他证明了甲骨文中确实存在“殷”字，并且将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与《史记》中对商王朝世系的记载相比较，得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大大鼓舞了学者们探索古史的勇气，王国维先生的一句“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3]”，也成为此后学者们探索夏文化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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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面一段话，相信大家对“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两个问题算是有比较浅层次的认识了。

然后，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个东西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外国学者”依然质疑夏朝的存在）。

在这里，我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

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起点，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

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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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

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

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

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

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案一：可以对应。

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

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普雨兮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

实际上，花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普雨兮会说“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的原因，顺便为我的公众考古课加几分0 0。。。

另外，私以为“夏朝探索”若想有所飞跃，绝非考古学本身努力就足够的，相应地，我们或许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政治学有所突破。

最后说一句，考古学的特点是“说有易，说无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考古发掘将来会发现什么。所以，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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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

[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期。

[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

[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 同上。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9] 同【26】。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33] 见【3】。

[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 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