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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攀/文
与大诗人李白、白居易一样，杜甫的书名亦一直为诗名所掩，其书法家身份亦一直为大诗人身份所掩。实际上杜甫的书法艺术很值得肯定和推许，他的书法审美思想亦很值得研究和总结。 元代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言李杜书法云:“太白得无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同代刘有定注曰:“子美姓杜名甫，官至检校工部员外郎:善楷、隶、行草。”［1］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亦谓杜甫“于楷、隶、行草无不工”。从前人记述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一、杜甫的书法“以意行之”，写意成分多;二、杜甫于书法不只工于一体，而是工于楷书、隶书和行草诸体。唐代在书法史上是个尚法与尚情的时代，尚法者有欧、虞、褚、薛、颜、柳为代表，尚情者有张旭、怀素为代表，而杜甫的“以意行之”可不可以看作是尚意的代表?其书法“以意行之”是不是宋代书家尚意书风的源头?宋代那些酿造尚意书风的文人书法家，特别是黄庭坚等人，与杜甫是很有些瓜葛或相似之处的。笔者在此仅提出这一问题，显然还有待于明识者深入研究。至于杜甫于书法工善诸体，这是确实的。唐代孩童学书习字，一般从练习楷书开始。杜甫说自己，“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2］267说明他在九岁之前就开始学习书法与诗歌。再说杜甫在中青年时期热衷于考功名，一个热衷于考功名的文人学士若不工于楷书，那是连考场的门都进不了的。由此推定杜甫善楷书是不假的。杜甫是否善隶书和行草书，我们虽然未见他的书迹和更具体的历史记载，但根据刘有定、陶宗仪等先人学者的言之凿凿，杜甫工于隶书和行草书也是可信的。由此可知，他是一位深谙书道，工擅多体的真正的书法家。 杜甫有无书迹传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的可靠书迹。如《中国法帖全集》、《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书法大辞典》等皇皇卷帙中都见不到杜书的影子，诸多谈论杜甫书法和杜甫论书诗的文章，也都未见附有杜甫书迹。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说杜甫“传世书迹有《两川夔峡诸诗石刻》、《古柏行》等”，可未有附图，别处也难以查到这些书迹。两川夔峡诗，据清人仇兆鳌统计有四百多首。今人未见刻迹和拓本，自然也就不知道石刻中的“诸诗”到底是指哪几首诗。《古柏行》书迹未见于当今，其诗收在《全唐诗》卷二二一中，24句，168字。另外，明代胡俨云:“常于内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3］杜诗《赠卫八处士》一诗收在《全唐诗》卷二一六中，24句，120字，可杜甫书写此诗的书迹已失传，只从“字甚怪伟”的评语中知道这个书迹非常有个性，这也许就是在卫八处士家那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4］的氛围里挥毫书就的。“怪伟”二字，甚有嚼头。  那么，杜甫的书法审美观又是怎样的呢? 应该说杜甫的书法审美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过一次转变。大致说来，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书法审美观与安史之乱之后的书法审美观不一样。说得具体一些，杜甫在长安时期及之前与他入蜀之后的书法审美观不一样。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之时，杜甫是44岁，其入蜀是在48岁的岁末，这期间的四五年，是杜甫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北征》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爱国主义诗篇的时期，也是他诗歌中现实主义达到高峰的时期。杜甫由于生活经历的变化，必然导致他诗歌精神与审美思想的变化，当然也包括他的书法审美观的变化。不过这种书法审美观的变化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 杜甫前期的书法审美观集中表达在《饮中八仙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这两首诗歌中，集中体现在他对张旭浪漫、旷达、豪放书风的赞美和欣赏上。说得简单点，他崇尚张旭，崇尚草书，崇尚豪放。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七古诗。杜诗研究家萧涤非先生说:“这大概是天宝五载(七四六年)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这首歌，浪漫中也带着真实面目，特别是李白和张旭，同时也可作史科看。”［2］14－15诗中是这样描述张旭的:“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与描述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一样，杜甫描述张旭显然也是带着称赞、欣赏和喜爱的口吻的。首句写张旭的豪放，第二句写张旭的狂态，第三句写张旭的颠书。杜甫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用粗粗简笔，勾勒出了一个浪漫主义草书大家的狂放形象。在勾勒过程中，流露出了杜甫的赞颂、喝彩和艺术审美思想。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亦当作于杜甫长安生活时期，后于《饮中八仙歌》。当时比杜甫年长40岁左右的张旭已经去世。有一天，殿中监杨炎向杜甫展示了一幅张旭的草书真迹，杜甫一见，非常欣赏，而思及张旭其人，又感到异常凄凉与悲痛。经过“舒卷忘寝食”地反复观赏，杜甫情不自禁地歌颂起张旭的草书:“锵锵鸣玉动，落落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同时高度地评价张旭是“东吴精”，与张芝、王羲之可并为“百代则”。由人及书，由书及人，深情赞颂，杜甫的书法审美观也就不言而喻了。 杜甫后期的书法审美观与前期的不一样，有变化。后期主要是崇尚李斯、蔡邕、李潮等书家，崇尚隶书、小篆这些以静态为主的古老书体，崇尚骨立瘦硬的书法风格。这种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其晚年所作的《李潮八分小篆歌》等诗篇中。 杜甫晚年飘泊于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有一年无意中遇到了外甥李潮。李潮擅长隶书与小篆两种书体，其高超的书法造诣令杜甫十分欣赏。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李潮向舅父求诗，杜甫遂作此诗以赠外甥。诗的前半部分对篆书、八分书的发展作了简单概括，其中“书贵瘦硬方通神”一句鲜明地表达了杜甫晚年的书法审美观点。诗的后半部分论述、评价了李潮的书法地位、书法特点、书法成就:“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诗中认为，草书不古，徒有雄壮之表，张旭草书流宕，不及李潮的隶书小篆写得又古老又瘦硬又稳定。可见杜甫已不欣赏草书了，也不欣赏张旭了，至少他认为草书不如篆隶，张旭不及李潮。这样的认识所反映出来的书法审美观与杜甫前期的书法审美观是很不一样的。 “书贵瘦硬方通神”，杜甫晚年崇尚瘦硬书风还表现在他对褚遂良、薛稷这两位初唐书家及其书法的赞赏上。他在《发潭州》一诗中认为“褚公书绝伦”。他在《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一诗中称赞刘伯华“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我们知道，薛稷书学褚遂良，两人书法都是疏瘦劲炼，骨硬筋瘦的。不管杜甫是直接推崇褚、薛之书还是间接赞赏褚、薛之书，都可以拿来作为他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注脚。 从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杜甫的书法审美观前期与后期不一样。可有的文章谈杜甫的书法审美时仅指出“书贵瘦硬方通神”一句，大加发挥，而忽视了他前期的书法审美思想，这是不全面、不周到的。  杜甫晚年的书法审美观为什么会与他青壮年时期的书法审美观不一样呢?这与当时国家形势的变化导致杜甫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的变化有关。青壮年时期的杜甫，年青力强，豪情满怀，行为放达，诗才横溢，这从他的《望岳》、《饮中八仙歌》、《壮游》、《昔游》等诗篇中可以看出，从他在洛阳遇见李白、高适并结成好友之后登山临水、骑射打猎、寻朋访友、把酒论文等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具有豪放情怀和宏伟志向的青壮年的杜甫在书法审美方面欣赏具有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狂草，崇尚浪漫豪达的草书大家张旭，这是必然的，是顺理成章的。公元759年7月，也就是安史之乱暴发后的第五年，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该年年底到达成都，他飘泊西南的生活从此开始，他的书法审美观亦由此渐变。作于55岁至57岁之间的那首《李潮八分小篆歌》便是他晚年书法审美观点的集中表达。入蜀之后，经历过唐王朝繁华和转折的杜甫豪情日减，凄苦日深，生活拮据，时常贫病交迫，虽然有过几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生活亮色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的悠闲情趣，但总体说来还是艰苦日深，凄凉日多，困难重重，失意迭迭。处于此等环境和状况中的一个老年诗人兼书家其艺术审美的某些方面——如书法审美方面起了变化是自然的。此时，他转向了推崇李斯、蔡邕、李潮等书家，转向了欣赏以稳静和守古为主的隶书、小篆，转向了崇尚瘦硬劲挺的书风，这是在情理之中的。至于说杜甫前期的书法审美观与后期的书法审美观哪一种更有价值，这就见仁见智了。至于《李潮八分小篆歌》有没有拔高、溢美外甥李潮的成份，他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是不是深含着对颜真卿的怨恨情绪(有人认为，杜甫落难入狱，朝中有人为他据理开脱，而颜为朝廷命官，未置一语以帮助，杜有怨)，这也有待于明识者进一步研究。
（孟云飞转自《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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