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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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实际上与治学目的、治学态度密切相联，彼此不可分割。从古到今，治学方法众多，有宜有忌。以我所见，约为五宜三忌。
一宜：坚实基础
就是要对中医重要的文献著作（当然先是《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再及各家）有较深刻的理解，做到清人程国彭所主张的：
钻研一个问题，要融会贯通，要专心一致地深入探讨，如若浅薄浮躁地“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则华而不实，并无益处。
二宜：博采精思
这既是治学方法，又是治学态度。张仲景的治学方法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除了勤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训”外，还“博采众方”。他广泛搜集古今治病效方、民间验方和针刺、灸烙、温熨、膏摩等多种治法。不仅如此，他还对以往和当时的各种资料，加以精密的思考。
与他同时代的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张仲景既博采，又精思，所以有所创造。
他的《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疾病的原因、症状、进程、归转和处理方法，确立了伤寒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它的治法方剂，至今还为人们所采用。可见广博地采集资料、精细地分析思考而取得学术成果是何等巨大。
清代的大考据家戴东原也是以精思善问的治学态度闻名于世的。研究中医，同样要深人探索，穷本溯源，互相参证，研究中医古籍更应如此。
三宜：熟背诵
我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叫做“三到”。这是根据朱熹的话：“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而来的。学文、学医，无不以此为收效速、易记忆的好方法。
“心到”当然是第一重要，“眼到”是直接观察，而“口到”即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十分有益于领会。
元遗山《论文诗》说：“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味足。”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治学经验。“百过”是一百遍，当然是指读得纯熟才有效益的意思。要读得熟，即大体能成诵，才能使丰富的知识为我所用，这是一个学医的传统好方法。
比如老中医收徒，一般在规定学《内经》《伤寒论》《本草》之外，多先指定几本易于背诵的书，如《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脉诀》《药性赋》《内经知要》等（北方多采用《医宗金鉴》）。
熟读背诵似乎是一种机械的记忆方式，但它不像“眼到”那样容易把文字忽略过去，而必须字字句句，上下连贯，寻求语气语调，这样就包含了理解的成分。
在熟读背诵了较多医书后，遇到临诊、写作、讲学时，很自然地就能唤起记忆，引出联想，理、法、方、药也能涌现于脑海。熟读背诵得越多，应用时受益也越多，有这种体会的人是很多的。
四宜：兼及他学
我以前在《谈治学》里曾讲到
“对一个中医学术问题，往往要从中医理论、临床实践，甚至从古代的文、集、经、史，或其他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去搜集资料，加以深透研讨，才能说明问题”。
比如拿药物知识来说，既应该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升降沉浮、功能主治，又要对药材辨认，药物的加工炮制等知识有所了解，才能有利于临诊运用。
我们中医工作者，仅仅懂中医药固然可以临诊治病，但若能广泛学一些与中医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其他知识，则更有助于钻研中医。
当然不是什么都去学。我们研讨中医古籍，还应该大致懂一点古书出版的常识。
陆深的《俨山外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医生不懂版本，不加分辨，轻则贻误后学，重则害人性命。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像考证家、收藏家那样去收集判别古籍版本，但若发现有不解的地方就得多找些版本核实。懂些版本正讹的辨别方法是有益的，这不过举个例而已，可见医生懂点医学以外的东西非常有利于治学。
五宜珍惜寸阴
凡是读过徐灵胎的《洄溪道情》的人，都知道那首《题山庄讲读图》所描述的情景。
这位名医洄溪老人是一个最珍惜光阴的人，正是有了这种孜孜研读，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才使他为医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生命等于时间，“韶光易逝青春不再”、“似水流年”等话，都是痛惜浪费时间之可悲。青年中医同志们现在都在抓紧时间，补偿10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就像是我们这样同辈的老年医生，也常常感到虚掷光阴之可怕。做学问要珍惜时间，除了必要的休息外，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蹉跎莫遣韶光老......” 让我们珍惜时间，认真读书，认真工作，认真实践。
上面讲了治学应做的，相宜的。下面讲对治学有碍的三忌。
一忌：道听途说
即对事情没有亲自眼见，没有调查分析，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孙思邈明确指出：
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也。
假如我们引证医书上的一部分或一句话，就必须亲自找到这本书，甚至要找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核对。
总之要取得第一手材料，切忌听人家一说就不加分析地加以采用，或在转载、转引时不加复核就用。
中医治学还有一种情况，当看到别人用某法、某方、某药治好某病时，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别人的成功经验，搞清他是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辨证方法针对病人具体病情进行辨证施治的。切忌邯郸学步、生搬硬套。
二忌：浅尝辍止
对于中医书籍，要有一定的基本理解，不能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做学问要踏实、持之以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对某一个问题，只是肤浅地了解一下，那所得的知识，肯定不会多的。
浅尝辄止的原因，一是对治学缺乏决心，没有恒心，懒散随便；二是肓目自满，以为对什么都知道，毋须再学了。
古语说：“学然后知不足”，学得越多越觉得知识不够用。懒散，自满，浅尝辄止，这是治学的大忌。
三忌：贪多务得
看来这似乎与博采有矛盾，其实不然。博采各家学说并兼及医学以外的知识都是长久积累的治学方法。这里指的是一时企望学到很多，结果却是走马观花，不深不透。甚至会像“广原搏兔”那样，设网罗多而弋获少。
比如学《金匮要略》对注本应有所选择，先读
徐彬的《金匮要略论注》
沈明宗的《金匮要论编注》
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
魏荔彤的《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四种大体已够，不宜一下看得过多，否则各书的特点，不易深刻了解，收获就有限了。
治学贵在实践，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熟知的李时珍，不但读了800余种上万卷的医书，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甚至连敦煌的经史巨作、古代大诗人的全集他都读遍了，并仔细钻研。
他既得到了丰富的知识，但也发现了很多疑点无法解释。他除了在临诊治病中证实了古书记载的药性药效，也发现古书记载中有很多谬误。
他花了长时间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走遍了山川村野，不耻下问，还亲自采摘鉴别药草，剖析比较。历经无数寒暑岁月，才写成了《本草纲目》。这本书既验证了过去古医书上的正讹，又充实了新的药物知识。
治学贵在实践。我们学习钻研中医著作，就要在实践中反复印证分析它的理法，反复运用它的方药。知识学活了，体会也就深了。
比如医书上说麻黄能发汗，又能治水气。而我们在临床上单用麻黄，很少能见到发汗的，但以麻黄与其他发汗药配合用，发汗就很明显了；以麻黄与其他利水药配合用，尿亦增多。
这些实例说明钻研书本理论固然重要，但如学用配合，勤于实践，治学效果就更好，对理论的认识就更通透。
上面这些是为青年同志写的。年青时开始认真治学，坚持下去成效必显。
叶天士自小就学《素问》《难经》及汉唐诸名家著作，“孤幼且贫”，15岁的叶天士一面开始行医，一面拜师学医。到了年长时，名气大了，仍毫不自满地钻研。老而弥笃，刻苦学习的也为数不少。
如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到了70多岁，还不放弃读书和著书。他说的“寸阴可惜，曷易敢从容”至今为人称颂。
中医史上到老还勤奋学习的，除上面提到的那位“目暗神衰，还不肯把笔儿轻放”的洄溪老人外，还有很多中医都是从幼到老一生学习的，有的在病中还著书立说。清代名医尤怡，就是在“抱病斋居，勉谢人事”的情况下，对《金匮要略》旧本“重加寻绎”而写成《金匮要略心典》这部出色注本的。
从这里可看出，专心治学，就能缩小或消除由于条件、天资、年龄、体力等造成的差异，只要明确我们治学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掌握好治学的适当方法，勤于实践、一定能得到预期的收获。
还是两句老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