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读史提起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立马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爱国学生人手持各种颜色的小旗”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热闹。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又是“红绿色”的小旗子。在后来一些文章中，关于五四叙述，我们常能看到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之类的描述。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相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而不是“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的”纸或布制作的。 这方面的描述很多，但不为人注意。亲历过“五四运动”的杨亮功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陶希圣说，“每一学生，各自手执白旗，或大或小，没有一定的尺寸”。还有王统照说，“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当时曹汝霖本人在家里看到的情形也是这样的：“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墙外。”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的《晨报》记者，当时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 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 除了学生“个个手持白旗”外，需要注意的是，游行队伍中那幅著名的对联也是书写在“白布”上的。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一种刺目的、晦气的、带有诅咒性的白色色调。
五四运动 可是为什么都是一律的“白色”呢？因为这是一支“游行”队伍，同时也是一支“出丧”队伍，对，是为“卖国贼”出丧，而这正是学生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 特别是五四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的那幅“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的对联。这幅有名的对联是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于5月3日连夜撰写的，这本身就是一幅“挽联”! 同是北京高师学生的宋宪亭这样回忆说： 五四的前一天晚上是星期六，我到一个同学屋子里去串门（这个同学叫张润芝，字紫涵，山东乐陵县人。和我同时考入高师史地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我问写挽联送谁？他说你看看文就知道了。 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体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 张润芝以汉末以奸诈专权著称的曹瞒影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影射章宗祥，今古“巨奸”，相互映衬，寥寥数笔，寸铁杀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在丧仪上看人送有“流芳百世”的誉词，何曾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恶语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的那种嘲弄和讽刺亦“力透布背”。 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挨挨挤挤的黑色的头，密密麻麻的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就是一支“出丧”的队伍。 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关注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鲜有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哀悼和怀念，而是对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和作践。
五四运动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意所在，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参考和借鉴了当时此前不久留日学生对待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做法。 在当时不久前的4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 陈独秀也说：“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得哭了。'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忍这样恶作剧！” 后来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注意，“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也就是说，在4月份的日本东京火车站，留日学生已经为章送过一次丧了。 有了4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送丧”“丢白旗”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举着“挽联”、手持“白旗”为“卖国贼送丧”的“创意”了。 这是有根据的。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有人就提出依照留日学生对待章宗祥的方式对曹汝霖也“来一下”。 这在后来杨晦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得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了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准备的。
五四运动 5月4日当天，前来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本来的目的也是来为他“送白旗”的，并不准备破门而入。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 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氏的“洋元宝”有没有，有多少，学生们当然看不到，天津的报纸只能这样想象。而那幅著名挽联的作者张润芝“从腰里取出一个斧头和几根钉子，意欲将挽联钉在门上”。 五四之前，东京的留学生赶到火车站为要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出过丧，五四当日，北京全体学生又为三个“卖国贼”出过丧，五四之后，天津学生“跪哭团”也为那些不肯抵制日货、唯利是图的商家披过麻戴过孝。 在天津，当有商家昧于良心不积极响应抵制日货的号召，或对这一号召阳奉阴违时，天津各界联合会中的调查股先进行劝说，劝说无效的话，就启动学生“跪哭团”披麻戴孝到商家去痛哭，且看当时的精彩场景： 在确定跪哭对象以后，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个个装扮成灵堂小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如此装束自然吸引大批群众尾随观看。那时东北城角有一家成记纸行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跪哭团到后，寻找该店店主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号响，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要哀伤。一边哭，一边做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团员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声宏，激昂慷慨，哭哑了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直至成记店经理表明：宁肯买卖不干，也绝不再购销日货了。“跪哭团”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可见，五四当天游行队伍手里拿的旗子确实是白色的，而且是学生们有意为之，是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活卖国贼“出丧”，是在找他们的晦气。为活人“出丧”，的确是我们中国人的“撒手锏”，谁能受得了这样的“作践”呢？这一充满晦气和不祥的行动不光其来有自，而且是后继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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