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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非典”疫情在广东悄然蔓延，随后形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时至今日，“非典”已经过去20年。经历过的人们不会遗忘，却又对它的始末印象模糊。 生存与死亡、伤痛与无奈、困惑与抉择构成了亲历者们共同的记忆。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说：“'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曾有位医学专家说：“我坚信再也不可能出现SARS那样的情况了。”谁也想不到，灾难还会卷土重来。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 直面真相，直面危机，是最简单而正确的道路。敢说敢做，还原真实，是事态趋于平稳的第一步。20年前的“非典”，关乎病毒，也关乎人性，这次也不例外。当我们再次面临灾难，应该更加坚定地相信，我们经历过，有准备。
一名“非典”病患的典型经历 郭仕程不曾想到，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历史事件中，成为一个关键人物。接下来的若干年，他始终被痛苦所折磨，甚至受到歧视。 他是全国第二个非典型性肺炎的上报病例。尽管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落下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前后支付了数十万元的治疗费，没有报销，都是自己承担。 2002年12月的一天，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有些发炎。他去河源市中医院看病，打了几天的吊针都不见效果，反而咳嗽了起来。 他又去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医生怀疑他肺部有问题，安排他做检查。做完检查的下午，郭仕程突然发高烧，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于是立刻就住院了。 他对面病房住着一位名叫黄杏初的病人。黄是一名做客家菜的厨师，长期在深圳的酒楼工作，不久前因为发烧、咳嗽回老家休养，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黄杏初病得很严重，高烧不退，很快转院去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郭仕程后来知道，黄杏初就是后来确认的第一例“非典”上报病例。他怀疑，自己的病是由黄杏初传染的。 黄杏初走了之后，郭仕程的病情也不见起色，退烧针打下去，温度降下，但药效过后，依旧高烧。 住院三四天后，郭仕程也申请转院，去的是钟南山任所长的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也就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弟弟找了一辆车拉上他去广州。郭仕程觉得自己精神尚好，不发烧的时候甚至还开了一段车。
【一位医生在收治非典疑似患者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值班】 但到广州后，他病情迅速恶化，高烧昏迷，马上进ICU抢救。由于高烧不退，医生用了很多激素治疗，才使他逐渐脱离了危险。 在病房里度过春节后，外面的疫情已经暴发了，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郭仕程又回河源市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月。他是坐着轮椅出院的，站不起来，也没有力气走路。 事实上，“非典”后的第一年，他都没有能摆脱轮椅。2003年底，他开始浑身骨头痛。这时候，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做复查，此后连续进行了六七年的跟踪检查。 复查中发现，他患上了“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郭仕程开始了漫长的治病之路，广东省内的大医院都跑遍了。 后来，郭仕程在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做了手术，从双腿腓骨上取出骨头进行了股骨头关节置换。 他还去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求诊，家人半夜2点去排队，挂了骨科主任的诊疗号。他告诉医生，他是“非典”的第二例上报病例。主任安慰他：“你已经不错了，手术之后至少能站起来，还能走路。” 郭仕程虽然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但疼痛仍旧折磨着他。尤其天气变化时，浑身骨头剧痛，必须要吃大量的止痛药来维持。尽管他不胖，但血糖和血压都很高，这也是“非典”后的症状。医生叫他控制饮食，他每餐只吃一点饭，常饿得头昏眼花。他还出现了肺部纤维化的情况，冬天经常咳嗽。 但与骨头的疼痛相比，这已经不算什么了。
【医生和“非典”患者交谈】 一名医生面临的职业风险 河源市紫金县东方村，是第一位“非典”上报病例——黄杏初的家乡。媒体对黄杏初的追逐，在20年前就热闹过一阵，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楼的名字，搞得酒楼生意全无。 大病初愈的黄杏初只好辞工回乡，隐居起来。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他曾短暂出现在公众面前，澄清并没有拖欠医药费，此后便消失于人海，杳无踪迹。 10年后的2013年，媒体记者前去探访时，黄家三层半的楼房还在，但大门紧锁，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不见任何生活用具，显然已经好久无人居住。 黄氏的族人们说，黄家在几年前已经搬走，很少回来。黄杏初本人“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还开了自己的餐馆。他现在很怕被人找到，甚至改了名字，希望与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切割。 黄杏初住进医院，大概是在2002年的12月中旬。当时他已经在深圳病了一个星期，热度越来越高，并且伴有剧烈的咳嗽。住进河源市人民医院后，医生将其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医生是叶钧强。 如果不是因为“非典”，叶钧强的命运不会因为30多公里外的黄杏初而改变。 1999年，他从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河源市人民医院工作，分配在呼吸科。叶钧强记得，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后发展为呼吸困难。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18次左右，可他竟然达到了近40次，像刚刚一口气爬上了10层楼般地喘气。 多年之后，叶钧强还记得看黄杏初胸片时的诧异，“他的气管内膜已经纤维化，肺像玻璃似的，这样的胸片从来没见过”。
【医护人员将鞋套丢弃】 对这个病人，护士肖冬梅和周萍也印象深刻。因为他高烧不退，用抗生素也不管用，晚上值班时要经常去照顾他。据叶钧强的回忆，黄杏初因为病得太重，只在河源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医院便决定将他转院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叶钧强和另一名护士随车护送。 回程时，由于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他凌晨4点多才回来。 当时正是流感多发的季节。叶钧强第二天照常工作，又连续忙了几天。叶钧强发病是在12月24日，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他发烧了，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 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了肺炎。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一位被“非典”感染的医生。叶钧强后来说，“'非典’让我从此认识到，作为一名医生是有职业风险的。” 叶钧强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达30多次，肺部炎症发展也很快，两肺都有阴影。几乎同时，包括肖冬梅、周萍在内的8名医护人员也都病倒了，症状全都一样。他们都曾参与黄杏初和郭仕程的救治、护理工作，这显然是一起严重的院内感染。 河源市人民医院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立即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全部收入，同时上报广东省卫生厅，请求派专家组来河源会诊调查。 专家组离开后，《河源日报》发布了相关报道。李远飞是当时报社负责社会新闻版的主任。 他回忆：“那天晚上，我们报社的一把手在市长家里讨论这条稿子，两人逐字逐句推敲，我在报社一直等到了夜里两三点钟。报道中提到，河源发现了病例，初步命名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非典”的新闻报道。
【地铁里的乘客】 当时河源已经出现了“抢购”的恐慌状况，一支10元左右的普通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80元，罗红霉素也被卖断了货。 周萍开始以为自己是感冒，拍了胸片。医生看后觉得奇怪，认为是结核，建议她吃罗红霉素。但是三天后，病情也没有好转。她家住在七楼，走到四楼就开始大口喘气，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说明呼吸功能已经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她感到更加虚弱，浑身发冷，出现咳血。随后她接到医院通知，要她去拍片子。结果显示，肺部阴影扩大得非常迅速。 叶钧强病得很重，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一共住了三个月。叶钧强回忆，“前面三天在监护室里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39.5摄氏度以上的高烧，但是没有用激素。我不停地喝水，最多一天喝了10暖瓶水。后来又在监护室住了两个星期，醒来还问今天星期几了。” 肖冬梅和周萍的治疗时间并不长，春节前就出院了，经过短暂休息后又重新投入治疗“非典”的工作中。她们两人还捐献了“血清”，救治北京的老军医姜素椿。 但“非典”不像感冒，病好后人能很快复原。很长一段时间，周萍感到疲劳和虚弱。即使连买菜做饭这样的家务都感到很艰难。有段时间，她和丈夫、孩子分睡，害怕传染给家人。 周萍说，“我躺在床上感到很冷，而且一直都暖和不过来。”多年后，她依旧不希望被人知道她曾感染，不希望被拍照，害怕受到歧视，害怕连累家人。肖冬梅康复后，身体一直贫血。她很庆幸把当时只有1岁的孩子留在公婆家照顾。她说，“尽管我曾是'非典’患者，出院后也参加了'非典’的救治工作，但我一直害怕看关于'非典’的新闻、电视片、图片，不愿看任何的报道。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也许是后怕吧。” 抢购醋和盐的集体记忆 从河源开始，广东省内接连出现这一类病例。截止1月20日，仅中山一地，已发现28名病人。这些病人的特征是，头疼、高烧、畏冷，持续并严重的咳嗽，痰中带血，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 1月21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一道，时任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报告中，这次的“怪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时年67岁的钟南山在抢救重症患者】 2003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民间开始流传着广东出现怪病的一条短信。这则短信中，怪病被描述为：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 然而，随着怪病的消息被传得越来越离谱，它也越来越不像是真的。媒体们只是很隐讳地表示：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而据说，熏醋是应对流感的好办法。 2013年2月，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广州随机采访了20人，询问他们提到10年前的“非典”时，第一个映入脑海的词是什么，20人中有15人都说到了“醋”。那一年的春节，南中国曾经掀起了一股抢购食醋的风潮。 退休教师朱英华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女儿春节上班第一天的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听起来很害怕，催促我去买醋和一种叫罗红霉素的药。” 朱英华说，“我开始不赞同，但女儿在电话里哭喊'妈，广州有人因为一种吓人的病死了……别浪费时间了，赶快去买吧！’”朱英华到了超市才意识到，女儿的话并非无中生有，“很多人已在买醋了”。 会计师罗碧华回忆，“标价已经无效了。为买一瓶醋，人们愿意花200元甚至300元。”焦虑的广州市民甚至打电话给外省亲戚帮忙买醋，或者跑到香港去“扫醋”。 继广东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也成了重灾区。2003年的春天，一向热闹的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就连最繁华的王府井都萧条零落。公交车上，司机、售票员和乘客都戴着口罩。只要有人咳嗽或打喷嚏，人们就会感到不安。 在北京，一度流传着盐可以杀死“非典”病毒的传言。据新华社报道，在2003年4月23日到25日的两天内，北京售出了7247吨盐，是平时45天的销售量。
【对居民区消毒】 据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的回忆，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是一位27岁的徐姓太原人。在出差去广东前，家里人还忧心忡忡。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妈妈询问广东的同行，广州是否有肺炎，得到的答复却是，都是谣言。爸爸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搜索，查询显示“非典”疫情是肺炎中最轻的，没有生命危险。广州当地的出租车师傅也笑呵呵地说，每天拉这么多客人，连个口罩都没戴，啥事都没有。 就这样，这位徐姓女子辗转揭阳、深圳等地，2月22日在深圳到达广州的火车上就感觉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发烧至38.8度，成为送入北京的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患者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抗生素，但历经多日治疗，病情却毫无起色。 一直陪伴着患者的母亲也开始高烧不退。3月5日，其父亲也被送往同一家医院。3月7日，患者和母亲被告知父亲转院，实情却是他已经去世了，随后母亲也在这家医院离开人世。父亲去世第二天，患者远在太原的1岁多的儿子，患者的弟弟、弟媳相继出现“非典”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能乘飞机扩散的怪病 被这场病毒击倒的，不止一个家族，还有医护人员。由于严重的病人会出现呼吸衰竭，医护人员必须进行插管治疗。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近距离的接触极易造成感染。在广东省中医院当了23年护士长的叶欣成了第一个因“非典”身亡的医护人员。 大年二十九，因为高烧和咳嗽的症状，海鲜商人周作芬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没人能预料到，这个病人会成为“非典”疫情中一个毒王级的“超级传播者”。 在中山二院，周作芬停留了两天，把病毒传给了30多名医务人员。之后，他被转入中山三院。在救护车上，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名司机也被传染。 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大约20多名医务人员，整个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因为他而陷入瘫痪。 之后，周又被转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一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在那里，他病愈出院。
【超市商品被抢购一空】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2月15日，中山二院的一位64岁的刘姓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邀请，邀请他参加一个将在香港举行的婚礼。 当时，刘的很多同事已经病倒，但他本人只是觉得有些不适，不想错过这个婚礼，还想趁机拜访一下香港的几个著名学者，讨论一下最近碰到的这种怪病。 2月21日，坐了3小时大巴，刘医生和夫人到达香港。当晚，他们入住了位于九龙窝打老道75号的三星级酒店九龙维景酒店，房间号911，从这个房间到电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几件在疫情传播中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刘医生发病了，高烧、咳嗽、打喷嚏，在九楼的走廊上呕吐。第二天，刘医生离开了酒店，住进了附近的香港医院。 3月4日，刘医生经医治无效死亡。不过，他住过的酒店已经成了一个疫病向全球传播的最大中转站。在那里，病原至少被传给了16位酒店住客，并由这些人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 以九龙维景酒店为开端的第一条传播路线是经由一位78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住在隔壁的904房间，与刘医生一样，也是2月21日入住。 也许她与刘医生乘过一架电梯，也许他们在楼道碰过面。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并未谋面，是空气把病原带给了她。第三天，老太太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把这种怪病带上了北美大陆。 一周后，老太太和她儿子去世，怪病开始在他们住过的医院传播。一位在当地工作的菲律宾女护工感染了这种病，之后坐飞机回家度复活节假期，把病毒带到了菲律宾，怪病又回到了亚洲。 两个来港购物度假的新加坡女孩住在938房间。2月25日，其中的一个女孩莫克开始发烧，她们没有在意，还是回到了新加坡。3月初，莫克和同行的朋友先后住进了医院。然后，莫克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相继住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最终，在新加坡，有36人在这场疫病中丧生。
【香港淘大花园，非典爆发的小区】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到了越南河内，也把疾病带到了那里。从这个病人身上取样的意大利籍世界卫生组织病毒专家卡洛·乌尔巴尼染病。3月29日，乌尔巴尼去世。 作为一个专家，乌尔巴尼的死向WHO进一步确认了这场疫情的特征——高传染性、高死亡率，在医院多发，可乘坐飞机扩散。 病毒、细菌还是其他 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关于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的警告，描述了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 3月15日，WHO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简称“SARS”。与大部分根据病因命名的疾病不同，这只是一个依据症状进行的命名，因为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病因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同日中午，一架国航班机CA112从香港起飞到北京，飞行时间为3小时左右，机上载有120人，其中一人正发着高烧，咳嗽得很厉害。通过这架飞机，22位乘客和两名空姐染病。这些人又把疾病传播给了大约400多名医护人员和看护的家属。这架波音737客机，无意间成了非典进入北京的一条重要途径。 6周内，只需坐几次飞机，疾病到达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绕着半个地球周游了一圈，并使北京代替广州成了疫情的中心。而当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 当时，各国的科学家们都在实验室里分析病人的组织切片、血液、痰液、排泄物……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率先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在2例尸体解剖中发现一种包涵体，判断为衣原体。衣原体肺病的特征是散发，死亡率低，而且只需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即可痊愈。 很快，这个研究结果被大量权威媒体报道，并被当作了“'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与SARS作战的科研人员】 然而，钟南山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他用治疗衣原体的方法尝试过，并未见效。钟南山认为，“从临床上来讲：第一，衣原体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我们采取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广东各大医院专家讨论过后，一致认为不能判断衣原体为唯一的病源。最终，《南方日报》报道：多方专家反复确认后，排除了衣原体致病的可能。这篇新闻后来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面对这场怪病，困难在于，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一种早已熟知的、改头换面的老朋友，还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危险的东西。实验室中那些高科技的分子探针们，只能探测样本中有没有那些我们已知的片段。 他们检验了“非典”是不是鼠疫、出血热、细菌性肺炎、季节性流感以及汉坦病毒感染，答案都是否。这是一种新的病原，需要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组织培养，让病原摧毁细胞，然后把被摧毁的细胞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元凶。 大约到了3月中旬，被感染的细胞们终于发生了病变，病变的细胞被送到了电子显微镜下。在照片中，病毒的周身包围着一些日冕一样的触手，这便是病毒的“冠”——病原为冠状病毒，这是个让人吃惊的结果。 因为在这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通常只是一些毒性很弱的鼻病毒，只会引起一些轻度和自愈性的疾病。 本文来源：闲话说当年，综合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民生周刊》和《青年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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