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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我们先分散住进了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中央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王若飞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过，比我们早回来一些时候，我们很熟悉。他当时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经过他。他先领我们去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们的工作就由他分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比较注意。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他先宣布了我们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我们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决定。  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他没有讲。只是说，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情。分配结果，我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同志负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那时的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 我在上海前后共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分配完以后，就乘轮船到了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久我就到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广州，政治空气热烈而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气氛高涨，“五卅”运动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正在继续进行，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阀叛乱，群众革命热情很高。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摇篮，广东的问题牵涉到全国，广州就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我在街上看见到处是醒目的革命标语，这些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气氛又显得紧张。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正积极从事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久前暗杀廖仲恺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结。广东的大小军阀也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捣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黄埔军校。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广东“四一五”事变时被反动派杀害。熊雄、鲁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二十多人。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党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同志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党团员的确切数字记不清，我去的时候，党团员人数已经相当多。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也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等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庭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 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象恽代英、肖楚女、高语军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我去后不久，他就出发东征，没有见到他。东征回来后，他有时候到学校来，偶尔还装模作样到军官食堂来看看，表示他关心大家，但只坐几分钟就走。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抓得很紧的，他知道要发家就得有军队，就得抓黄埔。但他又没有政治本钱，经常耍的两面手法，也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穿。于是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出钱收买。你缺钱花去找他，他就给你开支票，谁要都给，钱要得越多他就越信任你。这样，也被他拉过去了一些人。在蒋介石眼里，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所以他恨死了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是戴了红帽子的。当然也在被恨之列。 我到黄埔的时候，第一期已经毕业，第二期东征去了，第三期入学不久。二期与三期之间，还有个第十队。每期规定学制是半年。我离开黄埔的时候，第三期已经毕业，第四期刚入学，那时已经确定学校改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人数一期比一期多。我们党派了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到黄埔学习，国民党也搞了不少人到黄埔学习。黄埔是出了不少人才的，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有。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国民党的道路是错误的。时至今日，有许多黄埔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过各种渠道又走上了与我们合作共事的道路，有些人将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都是真诚欢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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