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六三花园”相邻的有“蜀商公所”，这是上海唯一一处四川人在上海建立的同业团体，这个公所早已经湮没了，不过，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四川在“长江尾”，上海在“长江头”，两地相去几千里：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不过，从下游进人宜昌后，长江变得狭窄，河床浅、礁石多，水流湍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上游下行，“千里江陵一日还”，但是，从下游上行，非得靠纤夫背纤不可，即使到了近代，有了火轮船，大船可以行使到武汉、宜昌，再向上走，非得换小火轮、木帆船不可，所以，四川与上海的贸易，起步较晚。
1876年，大清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规定湖北的宜昌为通商口岸，还规定：“又四川重庆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大概到了19世纪后期，四川的商人陆续进人上海，在上海的北面的宝山县境内建立“蜀商公所”，这是一个四川商人的团体，外国人把它译为“Szechuen Guild（四川公所）”。以前，实行火葬，中国人遵循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传统：还有，中国风俗，人在40岁以后，就得为自己准备“后事”，添置“喜板”（就是棺材），在农村里，居住宽敞，可以置放“喜板”的地方很多，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住房条件较差，许多家庭无“喜板”的“容身之地”。于是，上海的许多会馆公所除了“厝柩”、代葬，还设有寄放“喜板”的丙舍，于是，和上海的许多会馆公所一样，蜀商公所也是以代办四川人丧葬的机构。邹容（1885-1905年）是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原名绍陶，字蔚丹。初入私塾，据说他参加当地考试时，认为考官出难题刁难学生，就罢考退场，不久就去重庆读书，从此接受新学。1901年，赴成都参加留学生考试，因思想激进被取消录取资格，就在这一年来到上海，入广方言馆学习日语，翌年赴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1903年回到上海，参加各项反政府活动，同年，他的《革命军》一书由上海大通书局出版，全书二万余字，分作七章，宣传推翻大清政府，反对外国入侵，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文字通俗易懂，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总印数超过百万册，成为颇有影响的政治书籍。《革命军》出版后，上海的《苏报》相继发表章士钊《读＜革命军＞》、章太炎为《革命军》写的序言，以及其他反对清政府的文章，把反清革命的舆论宣传推向高潮，引起清政府的恐慌。上海道台照会租界当局，要求查封《苏报》，逮捕和引渡章太炎、邹容等相关人员。1903年6月30人，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已经脱离危险的邹容主动投案，这就是轰动当时的“《苏报》案”。经会审公堂审讯后，章太炎被判服刑3年，邹容被判服刑2年，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释放，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邹容则于1905年4月3日瘐死狱中。邹容在上海没有任何亲属，革命党也无法出面为邹容收尸。邹容是四川人，于是由蜀商公所出面，将邹容灵柩暂存蜀商会馆，择日运回四川老家安葬。清政府对邹容恨之入骨，在邹容生前就非欲置其死地不可，邹容死后，又欲掠其棺木，开棺鞭尸，以儆效尤。当时风声四起，传闻清政府准备强闯蜀商公所，并在长江沿线埋下伏兵，等待运送邹容棺木的船经过准备夺棺。于是，蜀商公所在4月17日在《时报》发布《告邹容亲友书》，称由于“路远力绵”，蜀商公所难以将邹容灵柩运回四川，已经择吉日在上海安葬，但是并不说明安葬位置。实际上，这是蜀商公所释放的“烟幕弹”，邹容灵柩已经在上海人刘三安葬在刘三的老家华泾，就是现在徐汇区的邹容墓。关于刘三的故事，以后再说吧。▲ 反清义士邹容之墓，邹容以著书《革命军》为清廷所讼，瘐死狱中，民国后被追赠大将军。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谭嗣同、梁启超。戊戌变法后来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后赴日本，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训练新军。武昌起义时，在云南起兵，被推为都督。“二次革命”时暗中派兵讨伐袁世凯，后来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明加笼络，暗中监视，不久就潜逃出北京。后来赴日本就医，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病逝。1916年12月4日，蔡锷灵柩运抵上海，暂厝蜀商公所，蜀商公所为蔡锷设灵堂。12月17日，蔡锷灵柩在兵舰的护送下运回湖南老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