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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入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学习。 1924年后，任晋军第4旅第8团团长，第四师师长，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战争，次年担任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傅作义 图片来自网络 1930年，他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进驻绥远，任晋绥军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1933年1月25日，他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1936年11月初，傅作义发起百灵庙战役并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随后，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 此行，傅作义、邓宝珊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 董其武时任国民党绥远（今属内蒙古）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专程到北平与傅作义作了一次长谈。  董其武 图片来自网络 谈话中，他得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一个“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共有16个旅，几十个保安团，8.6万余人。 这其中，地方杂牌部队六七个旅两万多人，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地主武装乔汉魁的部队等，还有国民党11兵团残部、刘万春的111军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骑兵整编12旅等1万余人坚决反对起义。 2月11日，董其武召集孙兰峰、刘万春、张世珍、鄂友三、高理亭等20多位将领开会，征询他们对“绥远方式”的意见。 针对许多人的顾虑，他严肃地说道： “绥远的前途只有3个：一是打，我们不会有比东北、华东和天津战场更好的结局。二是撤，南撤，我们不是蒋委员长的嫡系，即使撤到江南，也没有我们的好果子吃，这一点大家心里清楚；西撤，那是马家军的地盘，也是寄人篱下，如果中共大军西进，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三是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是傅（作义）总所希望于我们的，也是中共决定的'绥远方式’。” 此时，绥远的局势也让蒋介石寝食难安，2月底，他给董其武发来急电，令其率绥省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西撤河套地区，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犄角。 而董其武审时度势，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 他很快复电蒋介石：“一、绥远目前还算稳定尚无共军大举进攻之迹象，暂时不必西撤：二驻绥部队中下级军官多为本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部队难以稳定；三、即做必要的西撤准备，成立绥西行署，疏通思想，安置家属，确有必要时，可顺利成行。” 蒋介石一看，董其武不服从调动，马上变换手法：一是派出特务破坏“绥远方式”的实施；二是停发董其武部队的补给；三是派中立人员去做拉拢工作。 然而，这些伎俩阻挡不了和平的脚步，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我方（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 但是，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 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 事后得知，来信被董部的原111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 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 而此时，党通局特务张庆恩（潜伏在骑12旅）、保密局绥远站站长赵思武在包头，坐镇指挥特务活动，致使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 7月24日下午1时许，一伙便衣特务拿着冲锋枪、手榴弹，在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将我军联络处铁路工作组人员王士鑫等4人围堵，并对其进行推、拉、打等挑衅活动。 王士鑫等人据理力争后，急速离开，在新旧城之间，特务朝他们背后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伤，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联络处，报告遭遇到的情况。 事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部下258师段锦堂团的连长李锡庆（曾任刘万春的马弁）等人所为，在董其武的命令下，刘万春无奈之下派段锦堂将李锡庆捉拿归案，当场枪决。 由于绥远省政府机关报《奋斗日报》不断刊登一些解放区的消息，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和平进步思想，被特务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砸毁了报馆，而且打伤工作人员。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指使其部下258师政工处长赵元德（保密局特务）所为。 同时，保密局绥远站站长赵思武，指使其铁路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破坏机车、桥梁，未能得逞，后又派掌握爆破、暗杀技术的少校组长武玉美到凉城县玫瑰营子镇暗杀吕正操，试探了几次，也没得逞。 7月下旬，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不久，国民政府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统辖111军、骑5旅、骑12旅、骑13旅。 面对复杂多变的绥远起义局面，1949年8月下旬，毛泽东派傅作义到绥远再做做工作，并戳穿国民党散布的“傅作义已被共产党枪毙”的谬论。  1949年8月23日，傅作义、邓宝珊乘坐的装甲专列驶离火车站，按照事先的安排，携带着关于“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信件，同时，带去一节车厢5000多匹的军服用布，以及20万银元，一起发给绥远部队，做好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起义。 同一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绥远地区特务发来的关于“傅作义即日来绥”的电报，呈送给刚刚抵达重庆的蒋氏。蒋氏看到电报之后，感慨地说：“好嘛，劝他来重庆嘛。” 因为，在蒋氏看来，董其武、孙兰峰的绥远的部队，仍然存在变数的可能，特别是刘万春、鄂友三、骑兵新编12师师长乔汉魁等人，之前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起义。 于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傅作义说:“此次回绥，正如我当年从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望兄见字速回重庆，共商国是。” 1949年8月25日，傅作义等人进抵归绥时，绥远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保密局绥远站长赵思武，向毛人凤密报了傅作义行踪。 蒋氏接到报告，对毛人凤冷冷地说：“还是应该仁至义尽，派人把他接回来，我发电报、写信给他，派人、派飞机去接他，如果他不听，就处理掉。” 没想到，傅作义、董其武对蒋的往来电文，一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毛人凤见状，在重庆枣子岚垭三十六号保密局电讯处，立即又给赵思武发了一封急电：“上峰先行派员规劝傅，如无效，着速就地解决傅、董，此令本局有重赏。” 行刺行动由国民党中央党通局和保密局联合进行，原党通局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负责执行。 为了防止傅作义在途中出现意外，董其武特派自己的嫡系独立第7师师长张世珍率部沿途护送。 张世珍，1925年入伍，在国民党第2军第6混成旅当兵，1927年考入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傅作义和董其武部任职。 张进珍在省境车站接到傅作义等人后，寸步不离，并命令警卫人员时刻留意四周情况，严防刺客行刺。 归绥（呼和浩特）是北平往包头的途经之地，按计划要在这里住一宿，事先张世珍已派副官来“万家春”大旅店定下房间。 万家春大旅店是归绥当时最好的旅馆，后院能停好几辆卡车，住着舒适，吃和行也很方便，旅馆接待的都是高级贵宾和有特殊身份的人，住店人员较多，也是特务们猎取情报的中心。  民国归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25日下午4时，两辆美制吉普车在三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直接驶进了归绥“万家春大旅店”的院内，身材魁梧的绥远独立师师长张世珍跳下车来，扶着傅作义将军的胳膊，请他下车。 进去房间后，张世珍腰里揣着两支手枪，陪傅作义等人坐在客房里歇息，边抽烟喝茶边聊天，警卫人员分两拨，一部分进房间休息，一部分在客房门口、院子和大门口警戒。 傅作义身边，跟随他的有一个名叫李远贞的警卫参谋，他是共产党员，干了多年的警卫工作，此次奉中央警卫局之命保护傅作义，事关重大，自然不能掉以轻心，一进旅店就在各处转悠，暗自观察。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国民党党通局特务张庆恩、杨阿七等3人，早傅作义一天潜进“万家春大旅店”，准备将傅作义将军置于死地！ “万家春”前院中间有一幢独立小楼，底楼二楼各两间，底楼是仓库，楼上就是全旅店最好的客房，住着傅作义、邓宝珊。 当晚10时许，两个特务穿过月亮形门洞，远远望见小楼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仓库门口屋檐下，挂着一盏风雨灯，在秋风中摇摇曳曳。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特务在同伴耳边嘀咕了一句，后者便原地蹲下，他自己直着身子大步往前走去，脚步声却很轻。 哨兵听见有人走来端枪喝问：“什么人？”“哦？旅客！” 哨兵还想问什么，络腮胡子一抬手，无声手枪射出一颗子弹，钻进他的前胸，哨兵的身子晃了晃，还没栽下，已被络腮胡子扑上去抱住。 他四下一望，别无他人，楼上也没一丝声响，想是傅作义、张世珍白天旅途辛苦，这会儿早已进入梦乡了，就把哨兵放平在地下，摘下军帽套在自己头上，长衫下摆撩起，塞在裤腰问，吹熄风雨灯，拿着哨兵的步枪横在身前，照样站在那里。 另一个特务见这边已得手，便轻轻踅过来，用万能钥匙打开仓库门，进去鼓捣了一会，点燃导火线后，急忙退出：“快跑！着了！” 两个特务拔腿就往街口跑，刚奔到街上，背后传来一声巨响，爆炸成功了！……爆炸是成功了，但却没伤着傅作义一根毫毛。 原来，归绥县长和驻军营长听说独立师师长陪傅作义将军路过，就设下便宴请傅前往。 傅作义原本不想去，但两个文武官员来请了三次，那营长以前又当过他的传令兵，情面难却，再说这倒也是个宣传解放军政策的好机会，于是他和张世珍商量了一下，决定前去赴宴。 归绥地方不大，物产却颇丰富，宴席办得像模像样，主人礼数颇为周到，宴后，傅作义等人跟县长、营长谈话，言者兴致勃勃，听者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已近午夜，便和张世珍向主人告辞，刚走出县府大门，从“万家春大旅店”那里传来爆炸声响……。 爆炸发生后，李远贞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勘察情况，通过勘察现场，不仅还原了爆炸案的情况，还推断出背后肯定有内鬼在推波助澜。对此，他特意留了个心眼。  1949年包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4日，傅作义一行平安来到了九原（包头），当晚，董其武在省政府宴会厅举行宴会，为傅作义接风洗尘。 张世珍和傅作义的贴身警卫李远贞在宴会厅旁边的休息室密谈。 “依李参谋判断，这危险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 李远贞说：“恐怕不能掉以轻心。我估计刺客已尾随我们到包头了，为防万一，我们等一会儿，恐怕要耍个点子。” 李远贞便把如何安排傅作义住宿和如何抓刺客的计划，一一告诉了张世珍，请张世珍协助做好防范措施。 宴会结束时，董其武对傅作义说：“傅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官邸住一宿吧！”张世珍按李远贞的安排，高声说：“傅长官的保卫参谋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李远贞的判断是准确的。 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身份出席了董其武主持的欢迎宴会，意外获得了傅作义在警司过夜的消息，便马上告诉负责行动的张庆恩。 而张世珍等人将傅作义护送到警备司令部后，又让傅作义坐上另外一辆车，悄悄地从后门离开，驶往董其武官邸。 接着，张世珍按计布下几道警戒哨，吩咐说：“傅长官旅途劳累，这会儿已安歇了，为了安全起见，不许任何人靠近招待楼。” 午夜过后，天空飘起了小雨。张世珍接受李远贞的建议，把警戒哨撤进招待楼，凌晨３时许，张庆恩等特务身穿便衣，怀揣手枪，匆匆忙忙奔至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向哨兵出示了赵思武办好的出入证，顺利到了招待楼前。 他们直扑傅作义房间，在卧室对着对着床一阵猛射，在他们要撤离的时候，已经晚了，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他们团团包围，最后，一名特工被击毙，两人受伤被擒。 第二天，傅作义从董其武官邸出发，到驻绥部队慰问官兵。为了起义前的绝对安全，张世珍奉董其武之命，将独立第7师全部兵力调入包头，彻底掌控包头局势。 同时，通过广播不断发布“傅作义、邓宝珊脱险”的消息，戳穿包头特务组织连日散布的“傅作义已炸死”的谣言。 蒋介石闻听后，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带他和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再次飞抵包头，邀请傅作义赴广州。 傅对他表示：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 徐永昌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便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傅作义对此感到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于是便与邓宝珊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 9月18日，邓宝珊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次日一早，徐永昌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对送行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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