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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昌吉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初探 杜淑琴 任萌 本文根据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介绍了昌吉地区早期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聚落遗址的构成和特征，并初步分析了当地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 昌吉地区位于新疆中部偏北，天山山系中段的博格达山和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行政区划上包括了昌吉回族自治州7个县市以及原属昌吉州、现属乌鲁木齐市的米东区。这里地处沟通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各时代的文物资源非常丰富。由于以往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缺少，人们对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尤其是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面貌没有充分的认识。2008～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昌吉州地区发现了三百余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以此为基础，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从而对这一区域的早期文化面貌有了更多的认识。 昌吉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常见的遗迹类型主要包括墓葬、居住遗迹和岩画3大类，每个大类还可以细分成多个小类。 1.墓葬 昌吉地区早期墓葬分布广泛，根据其地表形态可分为无封堆墓和有封堆墓2种。无封堆墓的地表标志与周边地面基本平齐，没有明显的封堆，一般规模较小，主要分布于昌吉州地区的东部，西部发现较少。无封堆墓又可分为土结构与石结构两种，土结构的无封堆墓地表标志大多不明显，发现较少；石结构无封堆墓多有石块构筑的地表标志，以圆形为主，也有方形，发现较多。 有封堆墓的墓葬上部有明显高出地表的封堆，分为石封堆和土封堆两种。石封堆墓的封堆由石块构筑或土石混筑，主要为圆形，规模有大有小，在昌吉地区全境都有分布，其中东部的木垒、奇台等县常见中部有明显凹陷的石封堆墓；吉木萨尔、阜康、米泉、昌吉、呼图壁等县市则流行略高出地表、中部不凹陷的土石混合封堆墓；而玛纳斯县则常见中心有石堆、外围有石圈环绕的石圈石堆墓。 土封堆墓的封堆主要由土构筑，石块较少。此类墓葬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规模一般较大，多为圆形。主要分布在昌吉地区西部，尤其玛纳斯县多见，而东部发现较少。 2.居住遗迹 居住遗迹在昌吉地区数量不是很多，大多集中在昌吉东部，越往西发现越少。根据构筑方式，可以分为石结构和土结构两种。 石结构居住遗迹发现较多，其墙基以石块整齐排列构筑而成，平面形状方形为主，在木垒、奇台和吉木萨尔等县，圆形者也较为多见。其结构总体都较简单，多为单间房屋，个别为多间组合房屋。保存较好的居住遗迹可以分辨出门道和隔间，个别甚至可见火塘等遗迹。大多数居住遗迹墙基都较薄较低，难以承重，很可能属于半地穴式或帐篷式房屋，而不是永久性的地面式建筑。 土结构居住遗迹目前所知数量很少，在个别经过发掘的遗址中可见，如木垒四道沟遗址发现半地穴式土结构居住遗迹，地面可见柱洞、灶、灰坑等设施。[1] 3.岩画 岩画在昌吉天山山区均有分布。根据岩画存在地点、制法、内容、表现形式、风格等分为东、西两组。 昌吉东部山区的博格达山山体以花岗岩为主，岩画多分布在块状花岗岩石上，画面多较小。岩画多为敲凿法制成，画痕浅，边缘不规整。内容包括人物、车辆、马、羊、牛、骆驼、鹿、猛兽等，羊的形象占绝对多数。从表现形式看，岩画以粗线条式为主，剪影式也占有一定比例，而轮廓式则较少。 昌吉西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山山体以沉积岩为主，多有大块山崖裸露。除了块状花岗岩石外，岩画也常分布在砂岩崖壁上，画面较大，有时长达数十米。从制法看，相当数量的岩画使用了磨制、划刻法制作，划痕深，边缘规整。内容虽然仍以羊为最多，但人物、马、鹿、骆驼等均有大量增加。从表现形式看，剪影式岩画数量基本与粗线条式的持平，轮廓式的也有增多。 根据构筑方式，昌吉州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迹可分为土结构和石结构两种，由这些遗迹构成的聚落遗址，也就包括了土结构聚落和石结构聚落两种基本形态。 土结构聚落遗址发现较少，主要分布于离山较远、海拔较低的平原地带，多依水源分布，尤其在河流尽头的冲积扇附近更为常见，昌吉州东部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地的一些土结构聚落，分布在一些高出地面的土丘之上，如木垒霍斯章遗址、四道沟遗址，奇台白杨河遗址、坎儿子林场遗址等，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专门选址。此类聚落遗址所处地土壤堆积较厚，有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聚落中常见的遗迹包括土结构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和土结构的无封堆墓葬。但由于多处于地下，很难得知其聚落布局情况。 已发掘的土结构聚落遗址往往出土较多的用于储藏粮食的大型陶器，如双耳高领罐、双耳瓮等，以及粮食生产、加工工具石锄、石磨盘等，木垒四道沟遗址还发现碳化的谷物颗粒。另外，羊骨等动物骨骼也在这类遗址有大量发现。这说明土结构的聚落遗址主要的经济形态为农业，兼营畜牧业。 石结构的聚落遗址在昌吉发现较多，主要分布在山前坡地或山间峡谷中，海拔较高，多依水源分布，附近往往有丰富的草场。此类聚落遗址常见的遗迹包括石结构的无封堆墓或有封堆墓、石结构的居住遗迹和岩画。但是和哈密地区的石结构聚落遗址[2]比起来，这一地区聚落中的居住遗迹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也较简单。在一些大中型聚落中，各类遗迹均有各自的分布区域，如居住遗迹一般在靠近水源的区域集中分布，墓葬沿着河流或高阜处呈链状分布，岩画则在有适合作画的岩石处分布，如山顶、河岸等地，这说明聚落遗址已经有了一定的布局规划。 目前昌吉地区尚未对石结构聚落的居住遗迹进行过发掘，只发掘过一些石结构墓葬，出土的陶器与土结构聚落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类似，但大型粮食储藏器、农业工具和谷类作物很少发现，金属质地的马具、工具、装饰品明显增加，羊、马等动物骨骼也更为常见，这说明石结构聚落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是游牧业。 昌吉地区处于东天山、阿尔泰山、伊犁河谷和吐鲁番盆地等新疆重要的早期文化中心之间，早期铁器时代先后有塞人、月氏、乌孙、匈奴等不同民族在此生活。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在此汇集，这里的早期文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 1.东天山地区文化因素 东天山地区即哈密地区境内的天山南北两麓及其附近区域，公元前二千纪开始，这里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大量分布着公元前一千纪古代游牧人群和定居农业、畜牧业人群的聚落遗址，流行石结构或土结构的居住遗迹、无封堆墓葬、粗线条式或静态剪影式的岩画。 昌吉州地区与东天山地区相邻，受到这一地区文化影响明显。昌吉州东部常见的无封堆墓、居住遗迹和岩画与东天山地区基本无太大差别。木垒的四道沟[3]、干沟[4]、奇台半截沟[5]、吉木萨尔大龙口[6]、阜康白杨河[7]等遗址出土的遗物，如双耳高领罐、双耳大口罐、双耳彩陶罐、双耳瓮、单耳豆以及一些装饰品，也都是东天山地区的典型遗物，在南湾墓地[8]、焉不拉克墓地[9]、五堡墓地[10]、石人子沟遗址[11]等都有很多发现（见表1）。
2.吐鲁番盆地文化因素 吐鲁番盆地及其周边是苏贝希文化的主要分布地，文化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1200年，下限可一直延伸至西汉时期。该文化流行土、石结构的无封堆或低封堆墓和土结构的居住遗迹，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共见，遗物以各种繁复纹饰的彩陶最为著名。 吐鲁番地区文化对昌吉州地区的影响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在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等地已发现了大量证据。如木垒四道沟[12]、奇台半截沟[13]、吉木萨尔大龙口[14]、阜康农场基建队[15]和近几年发掘的吉木萨尔二工河水库[16]墓地，阜康大黄山一分厂[17]、白杨河[18]、臭煤沟[19]墓地，木垒干沟墓地[20]等均发现了带有垂带纹、涡纹、飘带纹、锯齿纹、波浪纹的彩陶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是苏贝希文化的典型特征[21]。另外，阜康白杨河墓地还见有单耳带流罐，这本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察吾乎文化的典型器[22]，但在苏贝希文化中也非常常见（见表2）。
3.伊犁河流域文化因素 伊犁河流域公元前一千纪的考古学遗存一般被称作“索墩布拉克文化”或“索墩布拉克类型”，流行土石混合封堆墓葬，常见单人仰身直肢葬。圜底器、无耳器和带管状流的陶器是其典型遗物。公元前一千纪之末和公元后的两汉时期，乌孙文化成为主流，常见直径数十米的高大土堆墓，是乌孙的贵族墓葬。[23] 昌吉西部地区受到伊犁河流域文化影响较多，如近年发掘的呼图壁苇子沟煤矿墓地[24]和石门子墓地[25]，无论是墓葬的土石混合封堆还是出土的圜底钵、圜底罐、单耳罐等陶器，均是“索墩布拉克文化”的特征，在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26]、尼勒克穷科克[27]和石河子南山[28]墓地都可见到。米泉大草滩墓地[29]竖穴墓室里层层填石，把尸体直接压在石层之下，这一埋葬特点在新源铁木里克[30]、特克斯一牧场[31]等地也可以见到，应该是伊犁河流域的埋葬习俗。 公元前一千纪末开始，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文化对昌吉地区产生了影响，在玛纳斯、呼图壁县和昌吉市等地，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高大土堆墓，尤其是玛纳斯多木拉克脱拜墓群和宫家台子墓群，大型土堆墓附近还有中小型墓葬共同分布，这与伊犁河流域乌孙墓地的特征是一致的（见表3）。
4.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因素 南西伯利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包括东西萨彦岭、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范围涵盖今哈萨克斯坦东部、蒙古国西部、俄罗斯阿尔泰省和图瓦省以及中国的阿勒泰地区。这一地区有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从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直到公元前一千纪末的青铜时代，先后出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3500～前2500年)、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2000～前15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1800～前900年）、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1300～前800年）[32]和受前者影响、在中国阿勒泰地区分布的克尔木齐类遗存[33]（公元前二千纪）等。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这里出现了一批繁荣的游牧文化,如乌尤克文化(公元前700～前300年)、库尔图一麦耶米尔期文化(公元前800～前600年)、巴泽雷克文化(公元前500～前200年)、乌兰固木文化(公元前500～前300年)、塔加尔文化(公元前700～前100年)等[34]。 不同时期的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对昌吉州地区都有影响。奇台西坎儿孜遗址曾采集1件夹砂黑色圜底罐，表面有刻划的网格纹、横条状篦纹和颈部附加堆纹等，另外还出土长柄钵形石器[35]，这些都是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克尔木齐类遗存中也有发现，时代至少在公元前二千纪。[36] 奇台西地、木垒照壁山都发现有石人，[37]吉木萨尔大龙口墓地出土欧亚大陆型鹿石，[38]均是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典型遗物。前者起源于奥库涅夫文化，在克尔木齐类遗存中非常常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39]后者则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阿尔泰地区[40]。 木垒、阜康、吉木萨尔等地曾采集到铜镰和铜斧，[41]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偏晚阶段的典型器物，时代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42]呼图壁石门子墓地出土兽首铜刀、铁刀和屈足鹿形铜牌饰，[43]均是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典型动物纹风格器物，流行于塔加尔、巴泽雷克等文化[44]。
5.匈奴文化因素 匈奴文化起源于蒙古高原地区，公元前2世纪，随着匈奴帝国的扩张，匈奴文化开始向外传播，向西一直到了阿尔泰山一带。两汉时期，昌吉州东部处于匈奴的管辖之下，匈奴文化对此地影响颇深。 中部凹陷的圆形石封堆是匈奴中小型墓葬的典型特征，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和黑沟梁墓地发掘了大量此类墓葬，证明了其和匈奴文化的联系。[47]昌吉州东部的木垒、奇台县也发现了数量丰富的这类墓葬，很可能也和匈奴文化相关，只是目前缺少发掘证实。 表5 昌吉州地区与匈奴、中原地区文化因素比较
6.中原地区文化因素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文化就对西域产生了影响。玛纳斯黑梁湾墓地出土了一件八花瓣四山纹铜镜[49]，为战国时期的中原的产品。[50] 从以上可知，昌吉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交叉性特征，这不仅体现了昌吉州作为文化交流通道的特点，也体现了其早期文化较为复杂的分布和演变特征。 从时代上看，在公元前二千纪，昌吉地区受到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克尔木齐类遗存的文化因素都可在昌吉州见到，尤其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克尔木齐类遗存，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了昌吉州东部。这些文化因素的遗址，大多是离山较远、海拔较低的土结构聚落遗存，说明这些聚落早在青铜时代就有人类生活，定居农业和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方式。 这一时期正是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乃至欧亚草原西部的文化大规模扩张时期，这些南下、东进的文化在罗布泊一带形成了以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在东天山地区则和西进的四坝文化碰撞，形成了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遗存。[51]昌吉州地处这两条文化传播路线的必经之路，解决以上文化在新疆境内的传播时间、传播方式和相互关系等问题，昌吉州地区考古文化是一关键环节。 公元前二千纪末和公元前一千纪前中期是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时代，处于各大文化中心之间的昌吉地区受到了它们的综合影响。昌吉州东部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等地受到东天山地区和吐鲁番地区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根据文化因素所占比例，木垒、奇台县可划入东天山地区文化的范围，吉木萨尔、阜康可归入苏贝希文化。昌吉州西部的米泉、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等地，受到伊犁河流域文化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具体应归属到哪一类文化谱系还需更多的发掘来证实。 很多文化因素尤其是东天山地区和吐鲁番盆地的文化因素，在昌吉地区这一时期土结构和石结构聚落遗址中都可发现，说明当时这两种文化中定居农业畜牧业和游牧业是共存的。 青铜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也是游牧文化出现的时期，昌吉州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兼具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征，如能结合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也将为探讨游牧经济起源、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公元前一千纪之末，匈奴扩张引起了一系列游牧民族迁徙，新疆原有的文化格局被改变，这一时期匈奴文化成为昌吉州东部和东天山地区文化的主流。昌吉州西部则处于乌孙的势力范围，出现了和伊犁河流域一样的乌孙文化遗存，探讨这类文化遗存对于研究匈奴、乌孙边缘地带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外界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单位：杜淑琴 新疆昌吉州文物局；任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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