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过世后很多年，靖康之耻，康王南渡，偏安杭州。到了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盛夏，著名的南渡文人叶梦得为了避暑，躲进一处清凉所在，每天和两个儿子及门生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把很多前朝旧事都翻了出来，其中不乏一些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趣事。这些故事后来被他收录到《避暑录话》中。叶梦得，字少蕴，生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那一年，苏轼在徐州任知州。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逾花甲的东坡老人再遭贬谪，孤赴海外荒岛儋州，彼时，方及弱冠的叶梦得就像当年的苏轼一样，少年得志，登进士第，正式进入仕途。正史中，叶梦得和苏轼的人生轨迹中没有出现交集，但他的母亲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妹妹，这样说来，从他口中讲出的东坡八卦小故事，或可一信。可能也就是这个缘故，叶梦得写下的一则“东坡醉后弃官行，吓得太守变颜色”的传奇微小说流传甚广。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苏轼一次酒后回家，敲门不开，于是在门外听着江声写了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在这首非常著名的《临江仙》词末，东坡似有归隐之意。词作迅速传播，当天就讹传为“东坡弃官逃跑”，谣言传到了黄州太守徐大正那里，太守大惊失色，属官出逃，那是失察的重罪。尽管徐太守与苏轼交谊深厚，但这种罪还是担不起，于是立即派人去苏轼的居所查问，差人来到苏轼家一看，苏轼仍在呼呼大睡。后世的小视频、小作文作者们，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无数次的二创、三创，其中不乏名嘴专家。通过这个故事，苏轼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再度升华。但是，很遗憾地告诉各位，这篇北宋版《故事会》的小作文中，有两个明显矛盾的穿帮镜头出现。首先，“夜饮东坡醒复醉”的创作时间，到底是元丰五年，还是元丰六年？今人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元丰五年（1082），这很容易理解。照《临江仙》的词意，苏轼在黄州城东（东坡）的雪堂喝了一顿大酒，却并没有住在雪堂，而是返回临皋亭的家中。（夜饮东坡醒复醉）雪堂是不临江的，只有临皋亭才是“江景房”，才可能让东坡“倚杖听江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只看苏轼在元丰五年冬天两篇最著名的作品就可以。公号：无犀之谈先是在十月份的《后赤壁赋》开篇即写道：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到了十二月的《黄泥坂词》，开篇却变成了“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这时，苏轼的行动路线已经变成了“出临皋”——“走雪堂”。《临江仙》如果作于元丰六年，苏轼就不可能看到“夜阑风静縠纹平”的夜景，更不可能勾画出一幅“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图景。退一步讲，史料中没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苏轼在元丰六年定居于雪堂，况且，这年夏天，他还在临皋亭附近修葺了三间小屋，定名南堂（容后有述），似乎居士喜欢在雪堂的山景房和临皋亭的江景房之间流转。
在《避暑录话》的故事中，黄州太守徐大正（君猷）听到苏轼“逃官”的传闻之后大惊失色，但是，在正史中，元丰六年的他已经移官湖南。苏轼在黄州期间，每年重阳日，都会陪同君猷登栖霞楼。元丰五年重阳日，是二人第三次的“重九栖霞会”，也是最后一次，苏轼填了一首《醉蓬莱》，词叙之就写道：余谪居黄，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今年公将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此词。也就是说，到了元丰六年，黄州太守已经不是徐君猷了。既然可以确定，《临江仙》是元丰五年的作品，那么，叶梦得的小作文中所确立的时间背景，就不成立了。《避暑录话》中提到这个故事之前，先讲了东坡患眼疾的事，这件事我在前篇《一场红眼病引发的五官争功》中有详细讲述。元丰六年春天，苏轼的红眼病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确定的。叶梦得的故事里，“夜饮东坡”的行动是发生在苏轼的红眼病痊愈之后不久——闭门养病一个多月，憋坏了的东坡居士，终于可以出门喝顿大酒，酒后归家，醉中写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于是，“子瞻在黄州病赤眼……”和“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在时间中存在明显的错位。之所以粗略考证《临江仙》的创作时间和背景，实在也是有感而发。在我读过的很多今人写作的苏轼相关文字中，大都不求甚解，一方面对词作给予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非要找来这篇宋代版《故事会》当成正史，衬托苏轼的旷达，其中不乏名家如易中天、蒋勋等。诸君如有兴趣，不妨随意搜检，有太多文章词评，都会引用《避暑录话》的说法，贻笑大方。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人们更愿意让东坡词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背景，而并不在乎这个背景的真实性如何。始至今已两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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