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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中的“评传”特重于研究与评论，非同于一般性的人物传记。它强调评传写作者掌握传主生平材料的全面性和严谨性，尤其是建立在传主生平事迹基础上所具备的独到眼光和卓越见识。因此也可以说，评传是一般性传记的升级版，不是功力深厚的一般性写作者，是不敢选择“评传”这种题材的。 杜甫及其诗歌研究，当然值得“评传”。但详考20世纪以来学术界的杜甫研究，我们发现，以“杜甫评传”为题的著作、或者重于杜甫研究与评论的著作早已经珠玉在前了，如陈贻焮的《杜甫评传》、金启华的《杜甫评传》、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此外，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韩成武的《杜甫新论》虽不以“评传”标题，但仍是“评传”的写法，理应归入杜甫生平及诗学研究中的“评传”体系。 在强手如林、前著充栋的背景下，“新人”要继续以“评传”为目标，写一部杜甫生平及诗学研究的“评传”作品，所面临的难度和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我更看重“新人”在面对一试身手、一较高下这种诱惑时的勇气：从学术研究贡献的角度，这种“诗意”的诱惑，往往意味着新成果的诞生。四川大学教授、诗人向以鲜的《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作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又一部重要的“杜甫评传”作品，如何在前贤道尽的阐释空间里，发现别样的杜甫？如何跨越千载之上，以当代诗人之心体悟中古诗人之魂？如何跳出学术争论的深坑，慧眼洞见一个特别的人物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 在我看来，这部评传作品充分显示了向以鲜在集部之学上深厚的考据与义理功夫，以及超越江湖和常识认识上的古典诗学鉴赏力，尤其是其举重若轻、托微见显、援今入古、以外通内、似谐实庄的“杜甫评传”写作理路和心态，显示了向以鲜在“评传”写作上极强的文体开拓能力。仅就这部著作在本世纪以来的“杜甫生平及其诗学”研究上颇开新面的成就来看，这部评传不仅能与上述“杜甫评传”作品并列之而毫不逊色，还以其在认识杜甫及其诗学方面的诸多开题价值而必将传之后来。 作为一部成熟的“评传”作品，《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几乎处处埋伏着向以鲜充满妙趣、睿智而深刻的评论。对这样的评论再生发评论，不仅多余，还显得极不明智。所以，我就将对这部著作的评论取向，定于帮助更多读者认知其妙趣和深刻之处的“钩玄提要”，所用材料和语言，也多以作者的原文为主，着重关注这部著作中的杜甫形象新见、杜甫诗学新论和杜甫心灵新感三个部分内容。 杜甫形象新见：十六个不同的侧影 在诗圣、诗史这些相沿而下的标签之外，要给杜甫形象重新定义，不仅建立在新材料的发现之上，也建立在细腻而体贴的同理心之上，更建立在对杜甫全集精读并抉剔出前人习焉不察的感会之上。向以鲜虽然是杜甫研究的新人，但并非古典诗学鉴赏、甚至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素人。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杰出的杜甫研究大家之一的闻一多先生的再传弟子，他对杜甫研究的兴趣和学术积累，泰半源出于这个特别的师门馈赠，剩下一小部分，是他个人经历与成都的机缘。鉴于文学和史学这种须臾不离的关系，杜甫的研究其实也是中唐及其晚唐史研究的一部分。转换一下角度，中唐及其晚唐史研究，一部分也要高度依赖于杜甫的诗史价值。但无论是诗圣还是诗史，这两个维度观察下的杜甫确乎都有一点老生常谈、难翻新境了。也因此，跳出诗圣和诗史这两个特定的标签，重新发现和定义新的杜甫形象，便成为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的崭新方向。 就这一点而言，《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有着显而易见的贡献。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发现这部著作里，至少呈现了杜甫十六个不同的侧影，它们站在网络调侃的“杜甫很忙”之上，用严谨的学术研究、诗人同理心和当代价值，给我们指向了十六个认识杜甫的崭新维度： 1.孤独的黄牛。见杜甫《百忧集行》：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在向以鲜看来，杜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包括青年时代前期，总的来说是孤单的，像一头走在洛阳古道上的孤单黄犊。和僮仆们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的牛羊们，在杜甫一生的经历中，承担着以牛自况的使命。除了终生劳碌奔走的苦难，还有难与人言的孤独。读这部著作，看到作者抓取黄犊这个动物来曲尽其妙地阐释杜甫的孤独，真有切腹之感。 2.浪荡儿。见杜甫吴越漫游诸作，其中《壮游》一诗中有“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壮游自况。向以鲜考证了杜甫家世、尤其是父亲杜闲对其壮游的资助后说：看来，杜闲的长子杜甫，有足够的资本去齐赵之间游荡，衣轻裘，骑肥马。后来，时常落魄的杜甫，对那些“衣马自轻肥”的五陵少年同学们既羡慕又不屑，完全忘了自己当年就是这样一位放荡的主儿。作者不盲目崇拜，也不轻易厚诬，而是客观中立地给青壮年时期的杜甫贴了个“浪荡儿”的标签，正是我上面提到的似谐实庄的笔法所在。当然，更进一步说，杜甫青少年时期的浪荡，其实是为中年以后的厚积薄发作准备。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以前，也有一段相当长的壮游时期。因此，这里的“浪荡儿”不是贬义，更多是青春放纵的褒义。 3.赌徒。见杜甫《今夕行》：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作者考证杜甫参与的赌博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掷骰子定输赢。杜甫在诗里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个赌徒的形象：大呼小叫，神情亢奋，袒胸赤足，旁若无人。我理解这个偶尔是赌徒的杜甫，他可能是偶然的迷恋，更多是一种调剂式的欢娱。就我的经验而言，每个人内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赌徒，只是，真正的赌徒没有驾驭住自己的赌性。每年春节，我都会和家人玩一种赌金花的赌博，那种大呼小叫，神情亢奋的经历，让我乐在其中。从这个角度，我深刻地理解了赌徒杜甫，并高度认同向以鲜教授的慧眼勾勒。 4.画家。见杜甫《饮中八仙歌》。尽管今天我们很难找出证据证明杜甫擅长丹青，但从《饮中八仙歌》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画家的“画家”，是画家中的画家。向以鲜说：杜甫的这八幅人物速写，以写意、点染或白描手法，抓住每一个人的性格及行为特征，仅用十四个字、二十一个字或二十八个字，就使各位酒中大神跃然于纸上，就将每一个人最富有表现力的某一个瞬间、某一个表情、某一个姿态，定格在历史的巨幕之上……有学者认为杜甫的这种人物肖像诗作可能受到唐代佛经变相的影响，或有一定的道理，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在《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一诗中，更能找到杜甫作为一个画家的充足证据。杜甫结合他之前对韦偃所画古松的印象，再加上自己对于古松图的理解与想象，率先为韦偃构想和勾勒出一幅双松图：它们的树皮必须是惨裂的，上面布满了深青色的苔藓；它们的枝干必须是枯瘦有力回旋错折的，像金铁又像龙虎的枯骨，斑驳陆离黑白相间。对了，松树的根部必须出现人物，有人有才有灵气，最好能画一个带有西域风格的僧人，他的眉毛和头发要足够的苍白足够的修长，他的姿态要足够的随性，右肩偏袒着，双脚也要赤裸着（穿上鞋子就没有感觉了），他的胸前或怀中还要画上一两粒从空中针叶之间坠落的松果。向以鲜认为，杜甫对绘画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喜欢，自古诗画相通，他总能从各种艺术中汲取精华和力量。他在成都遇见了著名大画家，曹操的后人曹霸，并写下两首名作：《丹青引赠曹霸将军》《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也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之上的画家的最好证明。 5.吼货商人。杜甫在长安有过卖药的经历，这已经是前贤研究和考证后成为共识的问题。这一点，向以鲜显然是站在前人的肩上，但又不限于此，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分析。长安的药行主要设置于西市，要在西市开个药行，得花很多钱不说，还得很专业，杜甫毕竟只是粗通药理而已。那么，杜甫去什么地方卖药呢？如果真卖过，杜甫只能违法跑到西市大门外去卖点“吼货”。卖吼货的杜甫，或者吼货商杜甫，这是向以鲜在卖药的杜甫研究上，更进一层的似谐实庄，其中有他对诗人的理解、同情和悲悯。 6.投机分子。见杜甫《进封西岳赋表》：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元弼当然指杨国忠，他赞美杨国忠，意在求进，是迫于现实的违心之举。杜甫很快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深感愧悔，此中心迹可以从《白丝行》中“香汗轻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中看出。偶然一投机，白丝便污染。杜甫的警醒自觉，和从此之后的坚定自守，让我更认同这种白璧微瑕的真实人格。历来论杜者，多从神的高度仰视，而缺少人性的平行视角。向以鲜拈出此点，真不愧是诗人手眼。 7.情圣。见杜甫《月夜》：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关于杜甫为“情圣”的说法，最早见于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大学题为“情圣杜甫”的演讲，此从略。向以鲜在这部著作里，将杜甫为情圣的“情”，从对妻子儿子的深情，升华到对乱离之世的苍生的深情。他认为杜甫确实当得了“情圣”二字，他是中国诗史上最为深情的圣人。递进之解，真可以是梁启超的异代知音。 8.粗人。见杜甫《羌村三首》其三。说杜甫是粗人，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认同。从诗歌艺术尤其是遣词造句角度去理解杜甫的粗粝，就不难理解了，这当然也是向以鲜在这部著作中的独特之见。他认为，杜甫是唐代挑战腐朽语言的超一流大师，常常在情感充沛之际省去全部的诗歌修辞，而将一颗滚烫的诗心以近乎粗粝的方式直接敞开给世间。很多人将粗粝与粗糙混为一谈，对于一个雕刻大师来说，光滑与粗粝都是他十分珍贵的语言，也是构成其作品的重要品质和手段。粗粝是一种内在，十分考究，表象显得朴素甚至荒芜，但有触之疼痛、抚之刺痛的品质。理解了这点，也就理解了“粗人”杜甫的这个定义。此点既可以作为诗人形象解，也可以作为诗人诗学解。 9.诗歌园艺学家。见杜甫成都杜甫草堂和瀼西草堂诸诗作。向以鲜认为，杜甫到了成都之后，才变身为一个颇具规划师风范的诗歌园艺学家，他对于居住环境和各种植物的热爱与研究，在历史上除了苏东坡之外，再难找到第二个人与之媲美。杜甫以诗索物，既出于一个诗歌园艺学家的本色需要，更出于构建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朋友圈。 10.恋物癖。一个把诗歌写到极致的人，一定是一个讲究生活细节之美的人。而在我看来，即便在最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里，都保持着精致细腻的生活热情的人，他的诗歌一定很感人。杜甫在成都生活期间，记录了很多他恋物的细节，如《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的成都白瓷，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之五中的乌皮几：锦官城西生事微，乌皮几在还思归。这个乌皮几，后面还将不断出现在杜甫的诗中，直到随他漂泊终老。这样的恋物癖，与其说是诗人的物质化态度，不如说是诗人通过恋物表达对故友的感情，以及对过往岁月的怀念。这样的恋物癖，让人心动，也让人心痛。一个乌皮几的发掘，正是向以鲜托微见显的笔法魅力所在。 11.懒汉。向以鲜敏感地注意到杜甫住进成都草堂后，很快就进入一种被诗人称为“疏懒”的生活状态。到了成都后，诗人“疏懒”的神经才被唤醒，他所喜欢的种药与卖药的生活自由而逍遥，部分滋长了他的“疏懒”。诗人到底有多疏懒呢，最夸张的时候可以一个月不梳头，似乎在刻意模仿像韩康那样的隐士行迹。但懒汉杜甫的定义仅是第一义，向以鲜认为诗人的这种疏懒，在于于疏懒中存真与求真，这个“真”更接近道家所讲究的自然的天性或生命的天真。这种懒与真的生活态度，也带来了杜甫诗学观念的转变，更在精神气质上与成都这座城市若合符契。 12.撒娇老。老人撒娇如儿童，最是被理解。在懒与真的基础上，向以鲜更进一步认为，它们的极致就是无所忌惮地撒娇，这体现在杜甫的“狂”。撒娇是一件包裹各种情绪的衣裳，也是一种缓和坚硬碰撞的润滑剂，让呆板而苦楚的生活变得更富有生命力，更有回环的空间。说得再直白一点，撒娇就是一种对抗严酷时代的生存智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杜甫诗中的那些狂，那些撒娇、撒泼甚至撒野。这是托微见显的又一例。13.吃货。到了成都后，杜甫美食的味蕾完全绽放开来。向以鲜推断，杜甫所患糖尿病或与他好吃甜性事务有关，比如杜甫就特别爱吃蜂蜜。此外，在他的很多诗作中，还可以发现他作为吃货的凭证：喜吃甘蔗汁、甜瓜、冰水浸藕丝，喜欢饮郫筒酒和青城乳酒。在夔州期间，还喜欢吃一种类似于添加了槐叶汁的凉面，锦江鱼当然也是杜甫的最爱。说杜甫是一个标准的吃货，应该没有人有异议。他的舌尖敏感、准确而多情，品过世间的美味，也尝过人间的酸辛，美食，赋予了他双倍的价值。这样的吃货，不仅可爱，而且可敬。 14.口语大师。见杜甫成都及夔州诸作。向以鲜认为，口语诗的本质，在于不断向丰富苦难的生活汲取原生的力量，在于永远扎根于大地的深处获取鲜活的养分，在于始终秉持一种既解放又独立的民间写作立场。杜甫是当之无愧的唐代口语大师，也是唐代以口语方言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形中，又是成都这个城市给予了他丰富的口语滋养。 15.养鸡专业户。见杜甫在夔州的诗作《催宗文树鸡栅》。杜甫早年曾想回到偃师像洛阳人祝鸡翁那样当个养鸡专业户，买一百只鸡来养，一年左右就可以变成上千只。给每只鸡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喊到哪只鸡的名字哪只鸡就过来和主人一起玩。在夔州后，这个养鸡专业户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16.艳情诗人。郭沫若曾经说：杜甫并不总是道貌岸然。看起来是批评，我觉得其实是援今入古的一种理解和认同。将心比心，杜甫为什么不可以喜欢美女，为什么不可以和伎女交往，为什么不可以写艳情诗？在《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中，他直言：愿携王赵两红颜，再骋肌肤如素练，真是深得艳情诗的直白之法。喜欢就喜欢，愿带几个红颜就带几个红颜，总是来得光明磊落。在《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中，杜甫又说：座从歌妓密，乐从主人为。看来他和歌妓坐得还十分紧密。不过这都是应酬场面上的事，这样偶尔的艳情写作，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持身庄重的圣人。另外，杜甫在《独坐二首》其一中说：暖老思燕玉，充饥忆楚萍。燕玉是什么？历来杜诗研究者在此聚讼纷纭，有专家认为杜甫想吃道家的玉屑。向以鲜冲破不敢谈杜甫的私生活禁区，坚持认为，只有燕地的女子才符合杜甫写诗顿挫变化的风格，因为下句是写食物，上句不可能也写食物。在夔州期间，杜甫有娶妾的愿望，在《负薪行》中，他陈述了夔州女子老大难嫁的情况，出于同情和救济的目的而纳妾，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可能最终没有纳妾，但于中可以看出杜甫真实的人性。天性及人性，向以鲜将今天的我们，带到杜甫欢宴和艳情诗的现场，目的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更加深刻地理解诗人在对待艺伎或妓女的欣赏和热爱之外，与她们同悲共感的深情。 杜甫诗学新论：以诗人之心解诗人之魂 向以鲜是当代杜甫研究阵营中，少有诗人身份的代表。这个诗人身份的好处在于，他可以以诗人之心解诗人之魂，方法论上，就是上面提及的援今入古。这部著作中，有很多向以鲜关于杜诗的新论。以我的浅见，大略举要如下： 一是用当代诗阐释杜诗。此点，可移读他的《唐诗弥撒曲》。这种相互阐释的方法，在《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随处可见。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方便喜欢新诗的读者，通过新诗去理解杜甫的古诗。 二是高度提炼杜诗的情境和关键字。情境也是心境，孔子的“农山心境”，钱锺书先生论之甚详。向以鲜在这部著作中，论及杜甫的“月夜心境”，以及“安得”句法，还有上文论及的粗粝之美，都是他的慧眼提纯。杜诗谈艺，在这里不是枯燥单调刻板的，而是鲜活生动的。他在诗歌谈艺上的举重若轻和抓住情境和关键字以及他对杜诗中鹰与凤凰意象的解读，正是作为诗人的一种潜在功力的体现。 三是发现杜诗中的口语之美。在这里，便见出了当代诗人特别的鉴赏力和评传中评论的紧要之处。他认为，一首诗的品质或者一个诗人的内核，与他是使用口语写作还是书面写作没有任何必然关联，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诗人的识见、情怀、天赋和风骨。他当雅则雅、当俗则俗，这才是以诗人之心解诗人之魂的最好证明。 四是高度礼赞杜诗的批判精神。作者认为，在唐代诗人中，没有比杜甫更具批判精神的史诗诗人。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杜甫的诗歌就像一面光鉴纤毫、朗映万象的神奇镜子，使千载之下的世人，得以窥见一个风云时代的侧影：光芒的、灰暗的；繁华的、凋零的；欢乐的、悲伤的；历史的，诗歌的。这种对批判精神的礼赞，对当代新诗而言，无异于一记棒喝：任何一个丧失了批判精神的当代诗人，是不足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的。 五是肯定杜甫对拓展母语的宽度和深度做出的贡献。此点，非诗人而不能有此自省和自觉。他批评现代汉语诗还没有为丰富和提升汉语的表达做出太多的贡献，这体现为向以鲜通过这部著作表达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如何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词语中吸取生力，并且迅速契入现代或后现代工业文化的核心，仍然是摆在当代汉语诗人面前的难题和重任。 最后是将杜诗中的苦难定义为“士大夫的责任性苦难”的精警。他认为，杜甫是享受过欢乐和荣耀的人，他的推己及人，将自己的小苦和人民的大苦进行的语言叠加，与士大夫的责任性苦难叠加成一种巨大的、始终无法排遣的生命苦难，从而形成一种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苦难景观。我同意他对杜诗苦难的这个定义，并认为这种士大夫责任，在今天异常稀缺。 杜甫心灵新感：以外通内的心理和鸣 《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还有一个典型的评传笔法，即通感。这个通感，不仅仅是钱锺书先生所谓的文学通感，更是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乃至比较心理学的通感，即以外国文学、诗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或者著作，通向理解杜甫及其杜诗的心灵和感官世界。这部著作中，引用了数十位西方诗人、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心理学论述，以此达到一个中西相通的心理和鸣之效。 如上文论及的“月夜情境”，他引海德格尔致里尔克中的书信中的句子以达到某种西方的启示，这种月夜情境，在中西、古今诗人心理，都是相通的；在谈到杜甫“感时花溅泪”中的“花溅泪”时，他引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哑孩子》：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如杜甫名作《旅夜书怀》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彻底的孤独感，在法国诗人兰波的《醉舟》中也有同感：“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这和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真可以互文。 再一处，他注意到杜甫诗中写钟声，能够以听觉可感知的方式，将连续的时间处理成片段性的瞬间，因此会对诗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尼采五岁于复活节时听到的钟声，可以回荡在他一生的旅程中。想必杜诗中的那些钟声，也对杜甫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无形中，杜甫和尼采，乃至和德国诗人特拉克尔，都成为了钟声的拥趸。 对杜诗《阁夜》的阐释，向以鲜搬来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讲过的一个诗歌故事。杜甫和瓦雷里之间，既可能隔着一道鸿沟，也可能相濡以沫。对这样的阐释而言，向以鲜显然相信，他们通过诗歌达成的心理和鸣效果，显然是相濡以沫更为贴切。 关于诗歌中的苦难，向以鲜引用了诗人柏桦的一个发现：柏桦认为杜甫和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极乐的自我虐待倾向。这个发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杜甫的不同于传统思维的角度。 这样中西和鸣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展示。作为评传写作的一种方法论，向以鲜的以外通内，来源于他作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人心理和情感的敏感。偶然的阅读和理解，为他在这部著作中更深层次、更进一步理解杜甫的心灵世界，创造了一种必然的机会和视角。这可以作为这部著作传之杜甫研究后来的一个显著特点。此前，似乎很少有评传有过这样的比较视角。 最后一点，向以鲜和一位老教授关于在仰止堂朗诵现代诗的争论，以对白方式的呈现，可以视为他和杜甫心理和鸣的一个观点。作为旁观者，我并不愿意陷入谁是谁非的争论，我更看重他以现代诗或者说当代诗献祭杜甫或者告慰杜甫的那种虔诚的心灵，尤其是他的放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好诗歌，一定是接通汉语血脉、打通中西隔膜的现代汉语诗歌。换言之，古体诗歌，已经很难进入中国好诗歌的认知和评价体系了。 这并不是杜甫的悲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相信，杜甫要是活在当下，也愿意创作抛弃韵律和平仄限制的现代诗。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诗人，也是时刻和人民在一起的诗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也可以理解为当代诗人，用接通汉语血脉、打通中西隔膜的现代汉语诗歌，向伟大的古典诗人献祭的心灵和鸣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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