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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又称“教育工具论”，指的是把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工具的一种理论。“工具论”所指的儿童教育是广义的，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内容。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指出：“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同年11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下发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又一次强调“少年儿童文学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从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这个观点为中国文艺界和教育界普遍接受，并在一些儿童文学论著、论文中得到阐述，又通过师范院校的儿童文学教材广为传播。 到20世纪60年代，作家鲁兵率先而直接地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一时间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工具论”的代表性观点。对此观点，赞同者有之，批驳者有之，不同的声音引发了一场关于“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的大讨论。持赞同观点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贺宜，他在1979年专门提到“真正的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是使儿童受到教育的文学，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使儿童受到美感和愉快的文学”。 “工具论”对审美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制甚至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十七年”儿童文学美学品格不高的主要症结。 80年代末，曾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育工具论”受到广泛而深入的批评，儿童文学的审美功能被大大加强，开始向儿童性和文学性回归，创作也开始向各个层面深层拓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大大加深了。由此，儿童文学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虽然“教育工具论”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但它所指向的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也确实触及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内核。“工具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其看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功能——教育功能，甚至从广义上说，这一观点并没有错；“工具论”的局限性在于其忽视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功能——如果不抓住“审美”的角度，如果不深入“艺术”的殿堂，那么儿童文学将与一般的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等无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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