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塑造了一个传统文人、传统道德、传统人格的传人，这个人就是朱先生。小说中通篇都是虚构的人物，但唯有朱先生有原型，他就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代大儒牛兆濂。  清同治五年腊月二十三（公元1867年1月28日），正值中国北方的小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鸣鹤沟的牛文博家，他辞完了灶，而妻子正要临盆。牛文博恍恍惚惚的有些困倦，他突然看到一穿古装的人来到他家，牛文博问：“你是谁？”那人回答到：“我是濂溪周敦颐（周敦颐，号濂溪先生，北宋大儒）。”就在这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牛文博一看，是个胖小子。他读过几年书，知道周敦颐是谁，于是根据梦境，给孩子取名兆濂，字梦周。 牛文博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牛兆濂九岁就入了私塾，过目不忘，乡里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参加县考，名列榜首。二十二岁考中举人，因才华出众，遍读儒、释、道、兵、农、钱、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之书，牛兆濂因此有了“牛才子”的美称。  在中举后第二年，牛兆濂本打算进京赶考，却突遭父亡母盲的变故。牛兆濂深思熟虑，毅然放弃了考取功名，在家孝敬母亲。按照清朝制度，三年不上京赴试，就会被夺去举人之名。但是牛兆濂的孝行感动了三秦父老，当地的官员逐级为他上报求情。光绪皇帝亲自批复：“孝行可风，著赏加内阁中书衔。”牛兆濂本可一跃朝堂，但是他却上奏坚辞，将到手的荣华富贵拒之门外。 光绪十九年（1893年），牛兆濂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大师贺瑞麟为师。贺瑞麟知道牛兆濂的孝行事迹，欣然收他为弟子。贺瑞麟问他来学什么？牛兆濂回答：“母亲说过，不求别的，只求学为好人。”  牛兆濂接过贺瑞麟的接力棒，成为最后一个关学大师。关学是理学的分支之一，创立者就是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牛兆濂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坚守程朱理学，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牛兆濂被称为“关中大儒”、“牛圣人”。因为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和三源青麓书院，而被称为“蓝川先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关中大旱，他负责蓝田赈恤局工作，主持赈灾。他公正廉明，亲自制定赈灾规划，使得灾民免于饥饿。他的儿子牛清德想在赈恤局谋得一份差使，以养家糊口，被牛兆濂严辞拒绝。 宣统三年（1911年），因罂粟泛滥，牛兆濂再次出山，就任陕西省咨议局常驻委员，负责全陕西省禁烟工作。他正严查时，辛亥革命爆发，西安响应。新政府让牛兆濂继续任咨议局委员之职，牛兆濂坚辞不就。并且以清朝遗民自居，认为民国是“三纲五常废弛，乃旷古之奇变也。”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然而原陕甘总督升允不甘心，他率大军反扑，兵至咸阳，在西安激战三个多月。秦陇复汉大统领张凤翙派人请牛兆濂出面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生灵涂炭，慨然与升允会面。陈述利害，使升允即日息战。  牛兆濂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朝鲜、日本，使关学得到广泛传播。1917年，牛兆濂登顶华山，想要挽回关学传承的颓废之势的他，以一股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豪气油然而生。当即吟出一首《七绝》：“踏破白云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怀揣这一理想，牛兆濂不断的著书立说，先后编撰、整理《吕氏遗书辑略》、《芸阁礼纪传》、《近思录类编》、《秦关拾遗录》、《续修蓝田县志》、《蓝川文抄》、《蓝川文抄续》等，这些对于后人弥足珍贵。尽管牛兆濂信心满满，但也无法挽回关学衰落的大势。有学者认为，关学在近代的转型本质上就是关学的终结。牛兆濂为守护传统，传承关学做出了最后的呐喊和努力，无愧于“横渠（指张载）以后关中第一人”的美称。 晚年的牛兆濂在家耕种几亩薄田，平时主要以讲学为主。他亲率学生演习周礼，为农民讲解《乡约》，在《乡约》的规范下，民风更加淳朴。  当地有很多关于牛兆濂未卜先知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读书到深夜，仰望星空，见满天星斗，不由得脱口而出：“今年成豆”而被女儿听到，女儿回到婆家后将土地都种上了豆子，因而获得了大丰收。像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因此人们又称牛兆濂为“牛神仙”。但牛兆濂不承认自己是神仙，无非是懂得《周易》的道理，精通卜卦。能看透常人看不到的规律，掌握一些常人不懂的道理而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领东北，牛兆濂潸然泪下，公开发表《我明告你》等抗日诗文，号召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共御外侮。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病重的牛兆濂听闻后，更是悲愤至极，于7月21日愤然辞世，享年七十一岁。  在小说《白鹿原》临近结尾处，透过白嘉轩之口对朱先生的评价：“白鹿原最好的朱先生谢世了，……世间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好先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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