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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考试作弊的三大绝招： 其一，是贿买考官。这可谓是唐朝科举中最大的弊端，由于考生的富贵家庭纷纷行贿托请，科举考试几乎是有名无实，“请托大行，取士颇滥”。贵族官僚子弟基本垄断了科举，没有后台的寒门子弟，即使是学富五车，都很难考取进士。 当时还出现如同今日的大炒家一般，操纵考场的现象。一些富有者专门向主考机构或主考官行贿，应试者如果不走其后门，则很难在科场上成功。另外，一些达官显宦为了使自己的亲故、子弟金榜题名，还直接向主考官施加压力。 其二，是夹带经文。如果没钱或不想贿买考官，就只能干考场作弊最为“免费”的勾当，身藏夹带。最著名的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九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考生中居然有人在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 其三，是请人代考。请人代考，就是考生“大变身”，也叫请“枪手”。唐代有“伪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远人无亲而买保者”，有“试判之日求人代作者”，不可胜数，冒名顶替在科场考试中相当普遍。历朝历代，请“枪手”代考层出不穷，并出现了专职“枪手”。 那么，官府是如何应付科场舞弊的呢？办法大体分五个方面。 其一，是防止考生作弊，历朝历代都做了一定的“防火墙”，比如回避制、复试制、密封制、处分科场作弊者等等。 其二，是考官选聘与管理逐渐严格，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考官接到任命后，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对贿买考官查处更严。清兵入关初年，便曾发生了震惊天下的“丁酉弊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发生“五闱弊案”，最后江南闱16名主考全部被斩决，数十人被判流放到辽宁尚阳堡、黑龙江的宁古塔。其间，数百举人在官兵看护下赴北京重考。 其三，是严苛的贡院搜检。为防止应试者夹带作弊，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宋朝起，考试一律在贡院内进行。考生之间用墙壁隔开，称为“号舍”。考生不可喧哗、离场，以防止传卷或传话。 明清时，考场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考场”。考生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对此规定也十分精细：“考生入场前，要排成一行，鱼贯而入以利搜身。考生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都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一门、二门各搜一次，若二门搜出“怀挟”者，一门之搜检人员要予以处治。考生进入号房后，立即上锁，再不得出入号房和传递茶汤等。 其四，是加强阅卷的管理与监督。明清科考的评阅程序非常严格。外帘官将糊名、誊录和对读之后的朱卷送入内帘之后，负责评阅的内帘官员就开始工作了。 在阅卷工作开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官。为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并严格规定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商衍鎏先生所说：“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防微杜渐，用意至，深。” 其五，是严惩作弊者。在唐朝，朝廷本身也十分注重行政官员选拔的公平，开始实施举子之间的相互结保，如果有作弊不实之处，一经查处，所有结保人三年不得赴举。 对作弊者的惩处，历代都很严厉，清代尤为严酷。惩处的办法，一是枷号。凡临场枪手、冒籍、顶替、夹带、抄袭、传递、不坐本号者立即由监考官吏为其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 二是斥革。生员即秀才，是须经童子试考取的功名，一旦违犯考场纪律，生员称号立即被革除。 三是刑责。舞弊情节严重者，要动用刑罚。对冒名顶替、重金雇请、舞弊情节恶劣者，往往会发配充军。乾隆五十七年，对3名雇请枪手的童生、枪手及其他涉案者，先行枷号3个月，然后“发烟瘴之地面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脸上还要刺上“烟瘴改发”字样。这样的惩罚已与要犯相差无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代考场上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虽然不断上演，但结局往往很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舞弊者最终没有好下场，知识才是唯一安全的力量！ 作者：尹宗国 摘自《通辽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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