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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工程设计变更是否导致工期延长,发包人能否索赔工期延误损失?|法客帝国

 yonglawyer 2023-05-09 发布于广西
工程设计变更是否导致工期延长,发包人能否索赔工期延误损失?
作者| 李舒 唐青林 黄绍宏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编者按

自2021年《民法典》施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专门针对建设工程领域新发生的、多发的、重要的诸多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建工司法解释(一)》,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变化相应的也会引起司法裁判规则的变化。为此,我们将最近几年新发生的典型判例和裁判规则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我们办理大量同类案件的实践,总结了相应的经验,形成了《建设工程法律实务:诉讼风险与合规应对》这本专著,即将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我们将其中的一部分文章摘要成系列推送。

阅读提示: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对部分工程内容进行了更改,增加了工程量,导致承包人未能依约如期完工,此时承包人可以主张因发包人变更工程设计的原因应延长工期吗?本文梳理了相关案例,供读者参考。

裁判要旨

虽然工程存在增加工程及设计变更的情形,但是工程的设计发生变更与工期延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发包人向承包人索赔工期延误损失的,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一、2012年7月至2013年4月,发包人佳某公司与承包人四川分公司连续签订六份《建设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六个装饰装修工程分别约定了不同的工期。

二、在四川分公司施工过程中,佳某公司对部分工程内容进行了更改,增加了工程量,部分工程项目未能依约如期完工。至2013年7月16日,佳某公司在未进行工程验收的情况下,将商城投入使用。

三、佳某公司以四川分公司逾期完工为由,主张工期延误违约金,四川分公司则向法院反诉请求佳某公司赔偿工期延误的窝停工损失。

四、重庆三中院一审认为,佳某公司更改了部分工程的施工内容,增加了工程量,但双方未明确约定工程变更是否变更工期的内容,应以双方约定的日期作为完工期限,因四川分公司未依约如期完工,也未举证证据证明工期延误与佳某公司有关或佳某公司同意顺延,四川分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四川分公司不服,上诉至重庆高院。

五、重庆高院二审认为,四川分公司举示的证据只能证明工程确实存在工程量增加及设计变更的事实,这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且其亦并未向佳某公司申请延长工期,应视为双方对工期未重新约定,原审认定无明显不当,驳回其上诉。四川分公司不服,申请再审。

六、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案涉工程存在增加工程及设计变更的情形,但工程量增加及设计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且四川分公司未申请工期顺延的,四川分公司未依约如期完工构成违约,遂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工程的设计发生变更是否必然导致工期延长。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最高法院的裁判要点如下:

依据广东某某公司四川分公司在原审中举示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存在增加工程及设计变更的情形,但工程量增加及设计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广东某某公司四川分公司也未在施工期间据此提出顺延工期的请求,应视为其同意按原约定工期执行。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就本案梳理的实务要点总结如下,以供实务参考。

工程量增加及存在设计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承包人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对工程设计进行变更,如果合同一开始约定了完工期限,此时承包人应合理评估变更后的工程是否需要延期。如果承包人没有把握在原定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施工,则应在发包人变更工程设计的时候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重新确定工程的完工期限。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

第十条 当事人约定顺延工期应当经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签证等方式确认,承包人虽未取得工期顺延的确认,但能够证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申请过工期顺延且顺延事由符合合同约定,承包人以此为由主张工期顺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院判决

以下为法院在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对该问题的论述: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最高法院在本案再审民事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详细论述:

本院认为: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认为工期延误系案涉工程变更、增加以及佳某某庭公司未及时付款造成的。首先,依据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在原审中举示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存在增加工程及设计变更的情形,但工程量增加及设计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工期延长,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也未在施工期间据此提出顺延工期的请求,应视为其同意按原约定工期执行。其次,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只能证明其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但不能证明其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也不能证明在符合付款条件的情况下,佳某某庭公司拒绝支付工程款导致工期延误。另外,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一审中提交了陈某红的出院证明及发票,拟证明陈某红为追讨工程款被佳某某庭公司人员殴打致伤,该证据与佳某某庭公司不按时支付工程款导致工期延误的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广东某某四川分公司认为系佳某某庭公司导致工期延误,不应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案件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某某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与垫江县佳某某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陈某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815号】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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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存在初步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异较大、工程量增加、发包人资金不到位等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且监理确认了承包人关于工期延期时长及损失赔偿的报告单,承包人不承担工期延误责任。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江西太平洋宇某建设有限公司与理县文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455号】

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提供施工设计图纸系承包人某建设公司的义务,且从宇某建设公司提交的有监理及发包人代表签字的报告单等证据来看,案涉工程存在初步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异较大、装机容量增加、业主资金不到位等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且监理对某建设公司关于工期延期时长及损失赔偿的报告单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工期延误并非该建设公司的原因造成。文某水电开发公司要求该建设公司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不予支持。

2

二、发包人存在拖欠工程进度款、设计图纸多处变更、甲供材料迟延等情况,主张承包人承担工期迟延责任,不应支持。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贵州恒某某泰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凌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449号】

法院认为:其一,《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置业公司对装饰公司完成工程量核实达到300万元之后,开始支付月进度款,付款比例为当月工程量的80%。从应付款和已付款来看,至2016年12月2日该置业公司的付款比例只有50%多,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其二,置业公司提供的图纸变更资料共41项,其中有8项在约定的竣工时间2016年4月15日之后提供。虽然双方签订合同时已预见了有图纸变更,但图纸变更的情况超出了一般施工方的正常预期。其三,2016年2月28日至7月1日期间的8份《工作联系单》证明置业公司没有按时提供甲供材料。无论双方协商变更材料供应方式为甲供是何原因,置业公司没有按期提供甲供材料的事实导致工期客观上延长。置业公司要求装饰公司承担逾期违约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3

三、案涉项目所有人变更工程设计导致工程量增加,未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导致竣工验收迟延,应对工期延误承担过错责任。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核工业华某建设有限公司与南京欣某视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41号】

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延误期间责任分配问题。根据各方当事人一审举证情况,案涉工程工期延误事由包括当地政府要求停工;华某公司作为总承包人在工程监督管理、工程款支付等方面存在问题,影响工期;欣某视讯公司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增加,因人防工程验收需要未及时提供三套图纸且未在验收资料上盖章导致竣工验收迟延;2016年1月28日工程联系单反映的变配电、幕墙、公告部位装修、水电安装施工滞后问题。由于案涉专业分包单位系由欣某视讯公司指定,虽然华某公司与指定分包人签订专业分包合同,但分包合同实质内容系由欣某视讯公司确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欣某视讯公司对于分包单位工期延误亦存在过错,并根据各方过错程度酌定华某公司对工期延误承担60%主要责任,即承担工期延误500天的违约责任,欣某视讯公司承担剩余4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欣某视讯公司、华某公司相关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主编简介

李舒律师、唐青林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领衔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心及专业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

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担保纠纷、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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