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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比较 张铁山 崔焱 契约文书的参与者是契约缔结中的双方和第三方当事人。回鹘文各类契约文书中对参与者有不同称谓。本文以回鹘文契约文书为文本，并比较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探讨各方参与者的称谓及其特点。 世界各地收藏并已刊布的回鹘文契约文书大约有四百件，其年代大多属于蒙元时代（13~14世纪），依其内容可分为买卖契约、借贷契约、租赁契约、交换契约、养子契约、放奴契约等。[2]这些契约文书是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回鹘文契约文书的参与者是指契约缔结中的双方和第三方当事人。各类契约中对这些参与者有不同称谓。本文拟以回鹘文契约文书为文本，[3]并比较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对各方参与者的称谓及其特点作一探讨。 在不同内容的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仅见有少量的双方参与者称谓，如编号Sa01土地买卖契的18~19行有如下的记载： 18 alγučï-qa birgüči-kä inčgä ayïtïp män pusartu sïnqay qy-a 19 bitidim.[4] 汉译：（18）我Pusartu Sïnqay Qy-a依买者和卖者的详细口述（19）书写（此契）。[5] 这件土地买卖契保存较完整。契约前部分和最后交代了立契日期、卖地者和买地者、标的土地的四至和价钱、违约条款、见人画押等内容。上引句中的alγučï意为“买者”，birgüči意为“卖者”，二者均是契约的参与者。但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除了少量出现双方参与者称谓外，其他买卖双方大都不用名词形式表达，而多用动词al-“买”和sat-“卖”、bir-“交付”来表达。如编号RH03的一件租地契：
此契中虽然没有出现契约双方参与者的称谓，但双方关系是清楚的：地主是Aram Qya和Qïnïsun，租地者是Altmïšaq和我祖父，租金是十二两钞。这种租借关系完全是靠“×××因需（动词krgäk bolup）…将…租予（动词birürmän）×××”这一句子中的动词来表达的。 一种语言的词汇有缺失是常见的事情，如汉语的亲属称谓十分丰富，而英语则不然，但如需要，英语也可以用解释性的替代词语来表达。同理，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缺少契约双方参与者的称谓，但并不意味着在契约中不能清楚地表达这种关系，可以用动词来替代表达名词术语（称谓）的意义。反观敦煌吐鲁番汉文契约文书，契约双方参与者的称谓则比较丰富，诸如“买主、卖主、钱主、地主、立契人、立文字人”等。在这一点上，回鹘文与汉文契约文书是有区别的。 契约的第三方主要包括见人、保人、书契人等。 1.见人 “见人”是契约缔结中的见证人。在敦煌、吐鲁番汉文契约文书中，又称作“见证人”“证人”“知见人”“时人”“时见”“邻坐”等。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见人”写作tanuq或tnuq。我们对《集成》所收121件回鹘文契约文书进行统计，发现“见人”出现于105件文书中，计287人次。若将残缺的契约文书计算在内，几乎每件契约文书中都有见人。这说明见人（tanuq）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是普遍存在的。[7]那么，什么人（具备怎样的身份）能够充当见人呢？ （1）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神灵可以作见人，如Em01： 17~18 tanuq tört maxaranč tngrilär yiti äkä baldïz tärimlär . yügärü-ki tanuq qoštir tanuq ilabu tanuq quduγčï äsän tanuq tärinči boqšïngdu.[8] 汉译：（17~18）见人四大天王（和）七母天。时见Qoštir，见人Ilabu，见人Quduγčï Äsän，见人Tärinči Boqšïngdu。 又如WP02: 16-18 tanuq tört maxarač tngrilär tanuq yiti äkä baldïz tngrimlär yügärüki tanuq ikiči tanuq är tonga.[9] 汉译：（16-18）见人四大天王，见人七母天，时见Ikiči，见人Är Tonga。 在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中亦有此种情形，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西凉建初十四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谨条随身衣裳杂物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10]又《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11]神灵信仰和民事契约相结合，可以使契约产生基于神灵信仰上的约束力。[12] 从以上随葬衣物疏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回鹘文契约文书也同汉文文书一样，反映出这些文书都受到了当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萨满教（天神信仰）和佛教的影响。 （2）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官员及普通民众、亲戚均可作见人。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见人，只写其名，但均未标出他们的官级、身份、年龄等，这给我们判断他们的身份和年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通过其名，似乎也能反映出他们的身份。如他们的名字中有Tutuq(都督)、Tutung（都统）、Sängün（将军）、Ilči（使者）、Bäg（伯克）等。这些名字似乎说明他们可能是不同级别的官员。另外，见人的名字中，还有不少Baxšï（法师）、Toyïn(道人、和尚)等，更有Burxan Qulï(直译：佛之奴)、Nom Qulï（直译：法之奴），这些名字最少可以说明他们是佛教徒。这也说明佛教界人士也参与了契约的签订。当然，从见人的名字上来看，更多可能还是普通民众，名字中多带有职业名，如Quduγčï（挖井人）、Äšgäkči（养驴人）、Bitkäči（书写人）、Udčï（放牛人）等。还有一些多为普通民众常见的名字，如Tömür（铁）、Buqa（牛）、Qaya（悬崖）、Taš（石）等。 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见人的年龄均不写出。在敦煌契约文书中，见人也均未标出年龄，但大多记有身份，其身份有兵马使兼乡官、河西管内都指挥使兼御史、都虞候兼御史大夫、节都押衙、手书判糈、兵马使、队头、父副队、父押衙、法律、上座、尼、耆寿、村邻、长老、官人、房侄、亲、阿舅等。[13] 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见人可以画押，以示契约的真实性。如Sa09、Sa10、Sa11、Sa12、Sa15、Sa16、Sa17、Sa26、Sa27、Sa28、Sa29、Lo18、Mi17、Mi20、Mi28等。但也可以不画押。
在这一契约中，三个见人都有画押。 2.时见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还有一种证人，称作yügärüki tanuq，该词应译自汉语，其字面意思是“现在的见人”，指当时在场的证人。[15]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中，有“时人”或“时见”，与此对应。[16] 3.邻坐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还有körüp olurγučï，对应于汉文“邻坐”。[17]该词也应译自汉语的。 4.保人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保人”一词直接借自汉语音译，写作paošïn，是为履行契约而担保之人。保人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在一件契约中，有的有一个保人，也有两个或以上保人的。[18] 那么，具备怎样的社会身份才能作保人呢？保人承担着保证履行契约条款的责任，当债务人不履行条款时，由其代负偿还之责。只有那些既可靠又有足够财力的人，才能充当保人。从回鹘文契约文书来看，作保人之人大多是债务人的亲属。[19]如Mi17号契约，两保人均为立契者的亲属。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妇女也可以作保人。
这是一件保存较好的回鹘文借银契，从中可以看出，借银者为Bolmïš，银主为Qra Oγul，见人有两人，一为Borluqčï，一为Är Buqa，书契人为Yïγïna。契约中提到，在借银偿还前，如若我发生意外，由我妻Tüzük如数偿还。借银者的妻子Tüzük就成为了保人。 5.同取人、同取代保人 与保人的职能相近者尚有译自汉语的birlä alγučï（同取人）[21]以及直接来自汉语的音译词tungsu、taypaošïn（同取代保人）[22]等称谓。他们是与欠债人共同履约之人，类似于契约中的保人。他们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大多也是由亲属担当，并体现了夫债妻还、父债子还的特点。如Mi17:
6.书契人 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最后都有书契人的姓名，但很少出现“书契人”这一称谓，而是用动词biti-“书写”来表示。如上例中män tuγ-ma bular inč buqa aruγ ikägu-ning söṣ̣inčä bitidim“我Tuγma依他们Inč Buqa、Aruγ之言书写”。此契的书写人即为Tuγma。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比较，回鹘文契约文书参与者的称谓与汉文契约文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称谓是直接借自汉语的音译词，如“保人”(baošïn)、“代保人”(taybaošïn)、“同取人”(tungsu)等，还有一些是汉语的意译词，如“同取人”（birlä alγučï）、“时见”（yügärüki tanuq）、“邻坐”（körüp olurγučï）等，这些是与汉语契约文书相一致的方面。但回鹘文契约文书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与汉文文书不一致的地方，如契约当事人双方的称谓就很少出现，而是靠动词来表示。书契人亦然。
(作者单位：张铁山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崔焱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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