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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启蒙话语兴起。启蒙话语，在反思革命话语的同时，却也隐含了所谓“伤痕情结”，走向“恨中爱美”——也就是怨恨中国爱慕美国。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启蒙话语的代表；所谓“双重变奏”，基于“恨中爱美”，否定革命肯定启蒙、否定中国肯定西方。 随着启蒙话语兴起，港台新宋学在大陆也逐渐流行。港台新宋学在大陆，沿袭港台新宋学、民国新宋学，也就因袭了“伪中国哲学”、“阳中阴西”的特性。启蒙话语，“恨中爱美”；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阳中阴西”。“恨中爱美”与“阳中阴西”之合流，认同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迅速崛起，迎来中华伟大复兴。追随启蒙话语的“启蒙世代”逐渐衰亡，伴随中华复兴的“复兴世代”不断成长。随着中国崛起、复兴世代的成长，告别启蒙话语，迎接复兴话语；破除“伪中国哲学”，确立中国文化自信。 1.伤痕-启蒙话语——“恨中爱美” 改革开放以后，启蒙话语兴起；启蒙话语，隐含了反思文革的所谓“伤痕情结”，称为“伤痕-启蒙话语”。伤痕情结与启蒙话语，对应着各自的时空背景与情感倾向。如下所示：  于时空背景，伤痕情结对应文革与中国，启蒙话语对应改革开放与欧美——其中尤以美国为“灯塔”；于情感倾向，伤痕情结怨恨反思，启蒙话语爱慕向往。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启蒙话语与伤痕情结，连接时空背景与情感倾向，就导致了“恨中爱美”——怨恨中国爱慕美国。启蒙话语，隐含伤痕情结，称为“伤痕-启蒙话语”；伤痕-启蒙话语，“恨中爱美”。 经历过文革而有伤痕情结，对应的世代主体是50后、60后；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世代也成为了追随启蒙话语的主体。在1980年代，这一主体被称为启蒙“精英”，而在互联网兴起以后，就被称为“公知”。 精英与公知的话语底色，就是伤痕-启蒙话语，也就是“恨中爱美”。精英与公知自居启蒙姿态，居高临下，自觉良知满满、正确无敌，但其实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走向投降与反动。1980年代，启蒙精英的代表话语，就是《河殇》；《河殇》鼓吹“黄河文明”低劣论，主张全盘西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公知鼓吹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这可以和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遥相呼应。 2.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启蒙话语的代表作，发表于1986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以至'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纪念起五四来……当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各方面人士突出的却都是它的思想启蒙方面……今天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是历史的再一次重复吗？”[1] 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伤痕-启蒙话语，底色是“恨中爱美”；基于“恨中爱美”，否定革命救亡肯定思想启蒙、否定中国肯定西方。如下所示：  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基于“恨中爱美”，否定中国肯定西方；所谓“转换性的创造”，也无非是西化。“西方资本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一些政法理论及实践，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议会制度等等，应该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值得借鉴的……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便是一个巨大课题。”[2] 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基于“恨中爱美”，西化的立场与主题先行；西化的立场与主题先行，这是启蒙话语的通病。前文综论民国思想，思想与政治紧密相关，这是明道以救世精神的延续和体现。民国新宋学，自政治而思想，是思想的反动；新墨学，自思想而政治，明道以救世。所谓思想与政治的“双重变奏”，无非“恨中爱美”，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3.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阳中阴西” 大陆解放后，民国新宋学遗存于港台地区，称为“港台新宋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启蒙话语兴起，港台新宋学号称“反哺”大陆，在大陆逐渐流行，称为“港台新宋学在大陆”。 如前已述，所谓“孙文主义”，是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反动。戴季陶鼓吹孙文主义，有所谓“能作”与“所作”。“先生的思想可以分为'能作’与'所作’的两个部分。能作的部分，是先生关于道德的主张；所作的部分，是先生政治的主张。能作的部分，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所作的部分，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新出的新理论。”[3] 如何沟通道德之“能作”与政治之“所作”？这首先是孙文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同时也成为了思想上的问题。民国速亡，此之未及展开之问题，于是成为了港台新宋学的主题。牟宗三谓云：“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4] 牟宗三“三统”之说——所谓“道统”开出“学统”与“政统”，沿袭孙文主义之“能作”与“所作”，也表述为“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道统”，沿袭宋明道学“内圣”之学；所谓“学统”与“政统”，对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称为“新外王”。 “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道德之“能作”如何开出政治之“所作”？“如何”的设问，应该以“能否”的疑问为前提。但“如何”的设问本身，却已经隐含了“能否”的肯定答案；这一肯定答案，必以西方民主为前提，也就必以西方民主为指归。 港台新宋学沿袭民国新宋学，也就因袭了“伪中国哲学”、“阳中阴西”的特征。港台新宋学必以西方民主为前提与指归，就决定于其“阳中阴西”的特征。近年来，港台“去中国化”甚嚣尘上，也与港台新宋学“阳中阴西”的特征不无相关。 港台新宋学在大陆，因袭了港台新宋学“阳中阴西”的特征。启蒙话语，“恨中爱美”；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阳中阴西”。“阳中阴西”与“恨中爱美”援为呼应，认同西方中心主义，这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启蒙话语与港台新宋学在大陆之合流，成为了确立中国文化自信的障碍。 4.破除“伪中国哲学” 随着启蒙话语兴起，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逐渐流行。启蒙话语“恨中爱美”，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阳中阴西”；二者合流，认同西方中心主义，成为确立中国文化自信的障碍。追随启蒙话语的“启蒙世代”逐渐衰亡，这是自然规律；随着中国崛起、“复兴世代”的成长，告别启蒙话语、迎接复兴话语。 港台新宋学在大陆，沿袭港台新宋学、民国新宋学，也就因袭了“伪中国哲学”、“阳中阴西”的特征。“伪中国哲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不仅导致了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同时也并不具备现代世界哲学的价值。 “伪中国哲学”，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也就认同了西方中心主义；认同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接受了西方文化殖民。“伪中国哲学”本身，就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精神上的自我矮化。 “伪中国哲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现代西方哲学，则告别了形而上学。“伪中国哲学”的视域停留于西方形而上学，也就停滞于西方二十世纪之前。这种视域的停滞，就导致了“伪中国哲学”本身并不具备现代世界哲学的价值。 “伪中国哲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称“新宋学”。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自居中华道统，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据以宋明道学，违背了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比附西方形而上学，违背了现代西方哲学告别形而上学的趋向。新宋学，是“伪中国哲学”，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流于“阳中阴西”；阳中阴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伪中国哲学”，认同西方中心主义，阳中阴西。相对于“阳中阴西”，中国特色的建构，毋宁说是“阳西阴中”。“阳中阴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阳西阴中”，坚持民族立场，抗拒西方中心主义。中国特色的“阳西阴中”，应对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以及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坚持民族立场，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基于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复兴话语，破除“阳中阴西”，承接中国特色，达成中国气派。 确立中国文化自信，一破一立，破除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伪中国哲学”，阐明基于家国天下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传承至今；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继往开来，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民族立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融合古今与中西，这是中国哲学的方向，也是中国气派。 [1]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53-859页。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63-864页。 [3]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02-403页。 [4]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当代新儒家八大家·牟宗三集》，黄克剑、林少敏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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