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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那波澜壮阔的时期，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在上演，一股强烈的自省力量在国民心中涌动。正值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字改革也随之崛起。 由瞿秋白为首的一批学者力主，欲以“先进”的拉丁字母取代汉字，将中国的文字与国际接轨，搭乘时代列车前进。 然而，这一设想却被赵元任以一篇“异想天开”的文章彻底断了取代汉字的念头。  同根同源同一个梦赵元任和瞿秋白的语言文字改革理想与他们的成长背景紧密相连。常州，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许多杰出的语言学家，特别是明清以来，段玉裁、洪亮吉、庄述祖等一众名家如繁星般璀璨。 赵元任在《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中提到：“实际上，中国中部和南部方言保存的中古音的区别比官话多，最出色的音韵学家有几位正是那些地方的人。” 24岁时，赵元任在日记中自信满满地写道：“我想我大概是个天生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我索性做个语言学家比其他职业都好。”  若非母亲离世的变故，瞿秋白可能首先成为一位经学家。 他回忆道，当初在第五中学的同学们，大多都不约而同的名土化，或是研究诗词，或是鼓捣经籍。 赵元任和瞿秋白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两人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幼时接受家庭教育，少年时步入新式学堂，青年时赴外地求学。 遗憾的是，他们在少年时期都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都得到家族支持继续求学。  不同的是，赵家依然家道兴旺，而瞿家却陷入了贫困。 青果巷孕育了两位不同命运的少年，他们从此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1920年，28岁的赵元任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参与国语统一筹备会，全身心投入国语运动，将西方先进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思想与方法带回中国，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1920年，21岁的瞿秋白深受进步思想熏陶，意识到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到文学哲学问题等多方面的社会改革都与新时代的中国密切相关。  此时此刻，瞿秋白下定决心要去寻求一个'中国问题’的能够改变现状的方案，引导当时的社会。 怀揣着梦想，他毅然踏上了前往苏俄的道路。 两位少年的“梦”都紧密联系着语言与社会进步，虽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都有殊途同归的坚守与追求，为中国的未来努力着。  汉字拉丁化有人将汉字誉为中华第五大奇迹，然而这神秘古老的表意方块却一直困扰着国人的阅读体验。 自古以来，语言学家们便层出不穷地想出各种方式为汉字加注音，从遥远的直音法、反切法到近代的注音字母法等，但这些方法始终未能摆脱汉字本身的束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期，汉字问题备受关注。  一些学者甚至呼吁废除汉字，以减轻国人负担。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书信式文章，直接向陈独秀提出了汉字改用拉丁字母的建议。 这篇文章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支持，他进一步主张展开文字改革的大讨论，以此来逐步实现国语的统一，并通过国语拉丁字运动来实现汉字的改革。这一运动的兴起，可谓是掀起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场巨大风暴。 赵元任与瞿秋白均热情参与这场运动。 瞿秋白则强烈反对文学作品中偏离汉语表达习惯的欧化汉语。  他以陶畏巨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二期季刊上，以《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一文为题，指出，一部小说所用的“引言”，要与言者相配。 他以当时一篇小说的对话为例： 或者——“本来，为这件，我和他们大伤情感。” 瞿秋白指责“为这件”三个字，中国人，特别是说白话的人，绝不会如此表达。这种别扭的表述之所以出现，正因其源自翻译。 瞿秋白心中对于大众文艺书面语“用什么话写”的答案清晰无误：首先，绝不用文言；其次，不用五四式白话，包括梁启超式文言与“直译式”文章；最后，不用章回体白话，这种混乱的语言并非现代中国人所需要。这时，国人对罗马字母已有一定熟悉程度。  一方面，诸如赵元任等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教育，视野开阔；另一方面，国内也有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实践。 明末清初，传教士们首次尝试用字母为汉字注音。年轻的赵元任曾对语言学领域的开拓创新充满热情，却发现许多领域已被外国人涉猎。 尽管如此，他依然对站在巨人肩膀上展开研究感到兴奋。钱玄同、陈独秀、胡适等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替代，已具备一定的思想、研究和群众基础。 然而，改革的具体实施是个艰巨课题，最终落到赵元任肩上。  无心插柳之奇效与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大力呼吁“汉字拉丁化”的人士相比，赵元任堪称实干家。他不仅亲手设计了一套汉语罗马字注音方案，还深入探讨了实施拼音化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 为阐述“汉字拼音化”的现实困境，他编写了一则脍炙人口的同音字顺口溜，然而意外的是，这顺口溜反被人误解为“汉字拉丁化”的反例。 这篇文章原始版本仅有96个字，后来扩展至103个字，而这些字都是由发音为“shi”的同音字组成，只是声调不同。这样一篇文章，不仅让人赞叹其巧思和创意，更让人感叹语言的多样性和魅力。  《施氏食狮史》的故事本身逻辑性不强，或者可以说本无逻辑。赵元任讲述此故事主要意在说明汉语中同音字之多，文化人士一读即知其意。然而，若用拼音文字书写此文，便难以分辨，因全篇只有“施”一发音。 后人误解赵元任，以为他试图证明汉字不宜拉丁化。 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赵元任后来在民国杂志《今日世界》的文章中也澄清了这一点。他只是想说明，用拼音文字表达某些汉语内容时会受到一定限制。  只是这篇同音字奇文是用文言文所著，如若译作白话，那么其限制将会大大减少。 在文言文中，同音字较多是正常现象。 然而，白话文中双音节词的占比很高，将其拼音化较为简单。 赵元任一直坚定认为汉字拼音化切实可行，他指出了许多汉字拼音化面临的阻碍，其中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字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他认为汉字拼音化本身是可能的，只是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舍弃汉字。 关于文言文不利于拼音化的问题，其实也只是赵元任的测试。 他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克服“文言文拉丁化”的难题。然而，大概连赵元任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创作的这篇“同音字奇文”最终会被反对者当作汉字不适合拉丁化的例证。 汉字经久不衰之优越自1920年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汉字转为拼音文字是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其中包括鲁迅、胡适和郭沫若等，都对此持有乐观态度。 但赵元任对传统汉字的看法，却把传统汉字与甲骨文、金文化为等号。如果这一设想得以实现，那么中国文化或许将面临一种“新的断层”。 普及“更简单”的拼音文字可能导致古代汉字的研究范围收窄，仅限于少数学者。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及古老哲学思想将随旧有汉字一同被束之高阁。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现代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西方拼音文字并非绝对优越于汉字。 曾几何时，胡适等学者津津乐道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简易，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强调：汉语才是学习之佼佼者！是的，掌握二、三千个汉字便可让我们在语言的海洋中畅游。 新事物层出不穷，汉字却游刃有余地调用词库组合，使人“望词生义”，洞悉全貌。而西方拼音文字在此领域颇显乏力，冗长的字母串令人疲惫不堪。新词层出不穷，人们不得不“强行记忆”，传闻西方青少年学业结束，仅能勉强读懂报纸。 此外，汉字之美还在于其益智之处。源于象形文字的汉字，如今仍保留着众多“象形”特质，为学习者带来无尽的乐趣。 想象一下，当你阅读一个故事，遇到“哭”字，敏锐的你能立刻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同样，“笑”字、“怒”字，甚至“痛”字都能带来如此效果。而拼音文字所引发的，仅仅是左脑负责逻辑与语言的部分。 读汉字时，我们的大脑能立刻将象形文字转化为直观画面，激活右脑的“读图”功能。显然，阅读汉字对大脑的锻炼远胜西方拼音文字。 汉字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有助于文化的统一。 曾有CCTV节目指出，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广泛使用统一的文字。即使当时楚国与中原国家不和，自诩蛮夷，使用的文字却与中原一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尽管各地方言繁多，但统一的文字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想象一下，当时浙江地区，村与村之间甚至存在不同的语言，有些听起来都与中文截然不同。但正因为统一的汉字和共同阅读的《诗经》、《楚辞》、《论语》和《孟子》，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得以传承。 再看欧洲，狭小之地却分成众多小国，因为各自语言和文字的差异，彼此的文化与思想被割裂。 赵元任、胡适、瞿秋白所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他们急切振兴华夏，偶有极端观点也情有可原。 然而，如今若仍有人抱持这样的想法，恕我直言，这是分裂祖国、让华夏文明倒退至野蛮的行为！历史事实已明确告诉我们：文化发展道路曲折，但并非总是向上。 有时候，后来之物未必比早先之物更优越。 激荡中的兴衰汉字拉丁化运动历经数十载，从轰轰烈烈到平静归宿。 在特定历史阶段，两种媒介剧烈碰撞、融合、抗衡。虽未完成这场人为推动的媒介革命，但其中的兴起因素与消退原因仍值得回顾。 兴起的外因，在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对政治、贸易、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那时，所有有识之士都面临着一个时代命题：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与世界接轨？ 在“落后即挨打”“优胜劣汰”“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完成语言文字的重大变革成为知识分子推动民族进步的重要使命与动力。 兴起的内因，在于新媒介技术引入后与原有媒介技术的必然冲突与融合。表音的拉丁文字媒介带来了线性、分析性的文化，塑造了西方人认识与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而孕育了科学革命与工业化。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在科技、军事、工业、贸易领域日益壮大，对其他民族展开了强制性掠夺。 时局跌宕：拯救与改革清末民初，中国急需“学习外国技术以对抗外国”，有效运用舶来科技，掌握或创造相应的语言文字符号至关重要。 怀揣着救亡图存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自身领域寻找中国落后原因，把目光聚焦于承载知识的媒介工具——语言文字。 反思结果揭示：拉丁文字“新媒介”优于汉字“旧媒介”。 这场媒介运动最终归于平静，妥协方案诞生，成果定格为如今的“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体字”。 如今，两种形态不同的文字媒介在中国共存。人们自然习得母语和汉字，同时学习英语等拉丁化的语言文字。在基础教育中，“语文”与“英语”并重，成为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课程，全面“废除汉字”的呼声已销声匿迹。 几十年前，中国众多成年文盲的存在令人瞩目。 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会说汉语，却不识汉字。特别是在白话文盛行之际，面对一篇文章，他们只能望文生义，但若有人朗读，他们却能听懂。 这表明他们在与他人交流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若有障碍，往往因表达不清晰，省略关键字词，导致歧义或语义模糊，而非内容无法用语言表达或听懂）。 换言之，当时文盲问题的根源在于汉语与汉字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字音分离现象。因此，如日韩等外国人，或许能识汉字，却难懈汉音；相反，许多中国人会读汉音，却不懂识汉字。 显然，若无法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教育以消除文盲，而又想让大部分文盲在短时间内能看懂文书，最快捷且省力的方法便是实现汉字与汉音的统一，使之达到一一对应的境地。 跟改变几亿中国人的口音比起来，自然是改变几千个汉字，更容易实现了。 因此当时的人才提出把汉字拉丁化的观点。 按照这个观点，将汉字拉丁化之后，那些成年文盲就只需要学会几十个声母韵母和几个音调，然后通过音节拼读法，将文书上的拉丁字母读成汉语的发音出来。 由于他们本来就懂得汉语，就能用汉语来做日常的沟通和学习，那么他们就会立即变成会读报纸杂志了（只要报纸杂志的文章尽量写得贴近口语，也就是所谓的白话文）。 汉字拉丁化昔日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中国文盲已然稀少。大多数文盲之所以存在，乃是受教育不足所致。然而，如今国家已有能力改善教育状况，提及汉字拉丁化似乎已变得不再紧迫。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盲目追求新潮或拘泥于传统皆非明智之举。 我们应关注几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变迁，了解当年事件发生的背景，而非站在一侧嘲笑他人愚昧无知，亦不站在另一侧宣扬大势所趋、必然如此等言论。 因为世界本就不断在变化之中。 参考资料：赵元任与瞿秋白在语言文字改革中的交会_金丽藻 赵元任三段同音字“奇文”的...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_王开扬 未完成的媒介革命：民国时期的汉字拉丁化运动_李思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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