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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村里旁边的镇湖塔） 妈妈上过三个月私塾。 妈妈外公吴国鹏是六家畈西边的笏山臧村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巢县城开“大东旅馆”，靠旅馆养活一大家人。 妈妈外公生了五个孩子，一男四女，大女儿早年去世。妈妈的妈妈嫁给我外公后，还是经常住巢县，在旅馆帮忙。我大舅徐礼经就在巢县出生，所以乳名叫“巢生”。 妈妈姓徐，乳名“小徐”，恰与我老家的村子同名。我曾经很奇怪地问妈妈，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乳名，这是对外姓人的称呼方式啊。在老家，只有对女婿、儿媳妇等外姓人才这样称呼，我在我岳父母家就被称“小吴”。妈妈告诉我，她小时候跟随我外婆在巢县生活，住她外公家，外公一家都是这样喊她的。难怪。 1947年，妈妈8岁，回到与巢县城相隔40公里的小西份（现小徐村），开始在邻近的大东份（现大徐村）跟老先生读私塾。说来惭愧，那个年代，我们村里有读过书的人，却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或有学问的人，村里孩子读书大多到大东份。 三个月后，大舅徐礼经从巢县回来。外公就让妈妈停学，让大舅接替我妈妈读书。传统社会里的重男轻女，从这方面就能看出一斑。 妈妈祖上传下来4亩多田，妈妈的奶奶从六家畈嫁过来时，陪嫁6亩田。10亩多田，比同村好多家庭强多了，我的爷爷奶奶就没有一块田地，租种六家畈有钱人家的田还费了一番周折。但是，因为家里人口多，经济也不宽裕。妈妈的外公已经去世，旅馆及其收益也被其吸鸦片的儿子败尽。妈妈姐弟六人，妈妈老大，虽然不情愿，还是回家帮着照顾年幼的弟弟，做家务，直到1952年才在外婆的争吵下，重新被同意到六家畈上学。 私塾里教《三字经》。我爸爸回忆，他十来岁时，看到村里同龄人到大东份读书，心痒痒的。如同电影里的情节，他放牛时，时不时到大东份私塾外偷听，在“一”字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对私塾里学生学的那一本《国文》能从头背到尾，《百家姓》也能背不少。 1982年2月，我们家从肥东老家搬到定远县爸爸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老家的朝霞小学转到定远县张桥小学读书。新学校新班级新同学，听到有同学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觉得很新奇，问是什么，是不是老师要求背的。同学说，是《百家姓》。 什么《百家姓》？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连“百家姓”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不太好意思地跟同学后面偷学，学会几句，觉得只要学到有自己姓氏的内容就可以了。“吴”姓排在第六位，我很得意。 大学时，在窦英才先生感染下，我对传统文化思想产生浓厚兴趣，也买了些古代书籍读。放假回到肥东撮镇，在家诵读《百家姓》，做家务的妈妈突然说出一段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童谣： 百家姓 姓百家 先生打我我打他 我打先生不要紧 先生打我 扛着板凳就去家 石破天惊！我喜出望外，追着妈妈学这首童谣。妈妈说，这是她小时候学会的，应该是她读私塾时跟私塾其他学生学的。“同伴教育”真地很重要，同伴影响同伴的现象和规律不能忽视！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一群乡村熊孩子，在课堂上被先生管得紧，不敢乱说话。放学了，一出学堂门，世界就是他们的世界，空气就是他们的空气。他们飞一般地跑着跳着，大着声，用夸张的语气嘲笑先生，嘲笑正统。 这首童谣里的“去家”是合肥方言，“回家”的意思，连读成“cuà”。从这首童谣可看出，当时的教书先生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并不太高。顽皮的孩子可能真地敢跟严厉要求他的先生打架，心里想着：“我打先生不要紧，先生打我，我扛着板凳就去家”。不过，好在这些熊孩子至多想着大不了“老子回家，不学了”，没想着怎么报复先生，没想着找家里大人逼先生“下课”，还不错，只能算调皮、顽皮，称不上坏。 也可能，家长曾当着他的面对先生说过：“他要不听话，随便你打”。我在老家的朝霞小学读书时，就有家长这样当孩子的面对老师说。班里有调皮孩子被老师用教尺打手、打头，教尺都打断了，也没见过家长到学校吵。这些调皮孩子回家也不敢跟家长讲，家长知道了，也多只会怪自己孩子调皮，很少怪老师。乡村人文化程度低，不代表乡村人不明事理。 更大的可能，是这些熊孩子只敢背地里嘴上说说，过过嘴瘾，发泄发泄，安慰安慰被先生管制住的、不敢放肆的心。或许还有吹牛的成份在里面，洋溢着少年的顽皮和童趣，哪里敢真向先生动手。他们背地里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见到先生，可能话都不敢说了，用老家的俗语说，就是“乖得像龟孙子一样”，“屁都不敢放”。 “百家姓，姓百家，先生打我我打他，我打先生不要紧，先生打我扛着板凳就去家”， 孩子读小学时，我教他，告诉他是“奶奶”教我的。孩子“嘎嘎”笑，学会了。 （作者简介：吴钊，常用网名“远人”，安徽肥东人，合肥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曾代表所在工作单位参与《合肥市志》两轮的修志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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