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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是一部谍战剧。 但它不是一部单纯的谍战剧，单纯的谍战剧我不会有兴趣写什么，因为没什么好写的，无非是一些斗智斗勇的情节而已。 《风筝》同时还是一部情感大戏，一部人生大戏。 作为一部谍战剧，《风筝》在情节方面是很吸引人的，主角郑耀先是一个不按常规情理出牌的家伙，而且喜欢深度用脑，算无遗策，常常能够把复杂的局面简单化解，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的能力和成果，可以用霸气辉煌四个字来形容，即使单纯当作谍战剧来看，也是一部佳作。 作为一部情感戏，《风筝》深度描写了郑耀先的情感世界，他全方位的情感经历，包括爱情、亲情和友情，几乎没有例外全是悲剧，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他经历的是由职业特征带来的家破人亡和众叛亲离，情感方面可以用遍体鳞伤四个字来形容。 这部剧的时间线，开始于郑耀先三十多岁时，1946年初抗战结束，国共合作临近破裂之前，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三年后，年近古稀的郑耀先终于在灯干油尽之时，落实政策平了反，实现了他人生最后一个愿望：去北京亲眼看了一次升国旗，演绎了他波澜壮阔同时又憋屈万分的后半生。 《风筝》的视角很独特，它没有把敌对双方的阵营划分作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分水岭，淡化甚至模糊了敌我之分，如果放在文革期间，这铁定是一株大毒草，因为它模糊了阶级立场，但这样的视角，却有利于揭示人性，引人深思，让这部电视剧很值得一看。 这部剧内容非常丰富，却只有四十六集，可以说节奏非常紧凑，有人觉得它前半段很棒后半段拉跨，那是当作单纯的谍战剧在看，作为人生大戏情感大戏，真正精华的部分却是在后半段，同样是紧凑得很，每一集都包含了丰富的内涵信息。 只用了一两集，就奠定了全剧的基调，把我们带入了剧中情节。 打入军统的地下党女特工曾墨怡，窃取到一份机密情报，不知是因为事发仓促，还是缺乏特工素质，在得手的同时就暴露了，只来得及把情报藏到自己的宿舍里就被捕了，没能把情报送出去。 情报的内容是军统打入延安的七十三名特务的名单，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也许在曾墨怡看来，为这样的情报即使暴露牺牲了，也是值得的，但她似乎忘记了，值得的前提是成功送出情报，否则就是白白牺牲。 曾墨怡仓促之下藏起情报的方法还算合格，起码没有被第一时间找到，但谁来取走并送出这份情报呢？曾墨怡的唯一依仗就是和她一起打入军统的另一名女特工江心。 江心是在美国教官那里受过特工训练的，但她是一个情绪冲动的人，行事说话都不怎么过脑子的，作为特工，不管是经验还是能力都非常欠缺。 这样的人做特工，摆明了就是一个猪队友，就好像《潜伏》里姚晨扮演的主角余则成的副手一样，这个角色成了《潜伏》的一个硬伤：有这样一个猪队友在身边，余则成却能够顺利完成潜伏任务，逻辑上是完全不合理的。 在《风筝》里，江心却没有成为逻辑硬伤，因为她早已暴露，敌人只是暂时不打算动她而已，因为敌方的猪队友其实就是己方的帮手。 由江心来取走并成功送出情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结局本来已经注定，曾墨怡会白白牺牲性命。 这个时候主角出场了，他是红军长征前就由苏区派出打入军统的，此时已经混进军统高层，代号风筝，是戴笠手下八大金刚之一，排行老六，能力超群威望显著，此时的军衔已经是上校，军统内部中下层尊称他为六哥，仇视他的中统和地下党这边则咬牙切齿地称他为鬼子六。 负责抓捕曾墨怡的就是鬼子六郑耀先的手下，他本人也在场，郑耀先和曾墨怡不是一条线上的，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曾墨怡盗取情报对于郑耀先而言完全是个突发事件。 郑耀先果断出手取走情报并且成功送出去了，这对他而言并不难，也不会留下任何细节上的破绽，但仍然引起了戴笠和也插手了此事的中统高层高占龙的怀疑，怀疑的理由很强大，让郑耀先很难洗清自己：情报肯定就在曾墨怡宿舍里，而在场的军统特务都是盲目崇拜六哥的，如果郑耀先是曾墨怡同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情报是办得到的，而如果郑耀先不是同党，那么曾墨怡的同党要在郑耀先的眼皮底下取走情报，简直难于上青天。 郑耀先过去的赫赫战绩，就成了他难以洗清嫌疑的最大弱点。 对于高占龙而言，怀疑就足够了，没必要去查实，那太难，直接除掉就是了，不管除掉的是共党郑耀先，还是鬼子六郑耀先，对中统都是好事。 戴笠就不能这样干了，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这话对别人行，对郑耀先行不通，他在军统内部威望太高，没有证据无法服众。 所以戴笠对郑耀先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指定让郑耀先执行曾墨怡的死刑。 一个选择摆在郑耀先面前：是设法救出曾墨怡并且和她一起逃走，还是牺牲曾墨怡，想方设法继续潜伏下去。 也许有人觉得应该选择前者，以郑耀先的能力和在军统内部的人脉，他应该能够做得到，但郑耀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于党的利益而言，潜伏在军统高层的风筝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曾墨怡个人的生命价值。 如果只是这些，那么我们看到的郑耀先，只是一个冷静甚至冷血的合格情报人员而已。 于是剧中安排了两个情节来表明郑耀先并非冷血。 一个是郑耀先在审讯曾墨怡时，果断破坏了监视他的窃听器，打了个时间差，对曾墨怡说了两句话：“情报已经送去延安，你可以没有遗憾了”，“明天送你上路的，是你的同志，求你，不要恨他。”随后马上去了监听室，把窃听器摔在监听者面前，利用自己平时嚣张跋扈睚眦必报的形象，掩盖了破坏窃听器的真实目的。 这个举动对于任务而言完全多此一举，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只是想给自己的同志一个最后的安慰，不让她带着遗憾去赴死。 而在郑耀先和联络人陆汉卿碰头的时候，郑耀先摘下了面具，对着代表组织的上线和能够交心的同志，他大发牢骚，完全失去了冷静。 他说，“曾墨怡必死无疑，但我头上却又多了一笔糊涂账，长此以往，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人是鬼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自己的同志干掉了，我潜伏敌营十几年了，我的一生还能有几个十几年？组织上什么时候能够让我重新做回人？” 当陆汉卿告诉他，三人小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同时也是郑耀先恋人的程真儿将被调往东北开辟工作时，他崩溃地大叫“不行！我说了不行！组织决定也不行！” 这是一个饱受情感折磨的地下工作者的感情宣泄，也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向母亲撒娇，我觉得这完全无损于他作为一个优秀特工的形象，反倒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可信。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类似的情感冲突，几乎贯穿全剧，而来自自己同志的追杀，也几乎贯穿了郑耀先的后半生，让他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去和自己人斗智斗勇，这两点就构成了全剧的一个基本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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