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怎么来的？（一）

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

——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一）

作者：周晓虹 原文出处：《社会》

自我们跨入21世纪的门槛的那天起，尤其是这几年来，几乎所有手上有点闲钱的中国人都将购买的目光投向了房产和汽车，而一个家庭拥有房产的数量、面积和档次，以及是否拥有汽车及其档次，自然也成了判定一个家庭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最直接指标。在房产和汽车快速进入普通家庭，并成为我们拥有的主要财产的时候，在我国的宪法第一次庄严地承诺“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个我们曾长期摒弃甚至视为罪恶的Middle Class，即所谓“中产阶级”，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现代媒介以及最古老的媒介——我们的嘴皮子上，它也许会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语言之一。在短短2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突然间拥有的房产和汽车面前，“突然中产”在我们缺乏准备并因此多少有些局促不安的心里激起的眩晕，大概是托夫勒所说的“未来的振荡”（future shock）的最好的中国版本。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乃至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认真审视西方及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内在分化，对我们理解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命运无疑是有益的。通过阅读相关领域的多种文献，并直接受李强教授（2005）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一文的启发，笔者撰成本文，以期形成对这一主题比较集中的讨论与思考。

一、何谓中产阶级

尽管中产阶级的概念十分流行，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历史流变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使得迄今为止还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在现有的社会学文献中，罗列于“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相关内容不仅繁杂，有时甚至互为矛盾、大相径庭。

按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转引自Tonnies，1988）。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事实也是这样，在18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阶级”（class）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estate或order：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Pilbeam，1990）。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判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浮出水面。

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关注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注：也有人在重译《共产党宣言》时，将中产阶级的英文译成intermediate strata（参见Draper，Hal， 978）。这一版本为人重视的原因在，按Val Burris的说法，1888年即在马克思死后5年出版的英文版是导致人们将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归为简单的极化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参见Burris，1995）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有83处之多（陆梅，1998）。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另外，马克思不仅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1973）。（注：另外，也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1974）。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会进一步扩大的看法不是随意的，而是比较成熟的。）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

继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将他们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而甘必大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在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850—1870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为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1999）。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包括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有所贡献，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获得最初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有无及其性质，在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如考茨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极化观点，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或薪水的人，并认为这些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用考茨基的话说，“在所有的国家，人口的大多数都已经落入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的境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境况”（Kautsky，1971）。而争论的另一方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则同意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古斯达夫·施穆勒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这是New 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诸文献），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Vidich，1995：25）。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虽多，但主要集中在薪金雇员的归属问题。考茨基等人认为薪金雇员不占有生产资料，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所谓“硬领无产阶级”，因此这部分人的出现和增长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当然，考茨基也意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常常落后于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为自己的境况要好于无产阶级。他们错误地将自己归属于资产阶级，就像男仆认同于其主人一样”（Kautsky，1971）。与考茨基不同，伯恩斯坦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反对阶级极化的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的阶级”（Bernstein，1961）。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1981：25）。由此，他断言阶级的分化未必会引发革命的爆发，渐进主义的社会改良策略才是可行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也是倡导薪金雇员非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之一。在其《现代薪金雇员问题》（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1937年）和《新中产阶级》（1926年）等书中，莱德勒也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概念，将薪金雇员从无产阶级中排除出去，他认为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在两个阶级之间占据的这种中等位置——这是一种消极特征，而不是确定的技术功能——是薪金雇员的社会特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和群体评估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性格。”（Lederer，1937）莱德勒证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企业主（即老式中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882年的28％降到1907年的不足20％；同一阶段手工劳动者的比重也仅有小幅增长；而薪金雇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则从1882年的1.8％上升到1907年的6.7％。这与后来米尔斯（Mills，1951）揭示的美国同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十分相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欧美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鲜明的变化之一是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扩张。这种变动或“扩张”，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包括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帕克的《中产阶级的神话》（1972年）、吉登斯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5年）、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年），以及阿瑟·维迪奇主编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1995年）等，而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在某一类群体的中产阶级研究更是不胜枚举。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字面上看，理解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c似乎并不困难，它指的是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但是，问题常常在，这个社会资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或阶级分层的标准是一元的，即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它起码包括：（1）从经济的角度界定的阶级，“从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阶级是由同样经济地位的人组成的一些集团”，或者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2）从社会的角度界定的身份或地位，不同的身份或地位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或缺乏这种声望……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Gerth and Mills，1985：405）”；（3）从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权力（power），这是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意志的机会。这一由财富、权力和声望构成的所谓三位一体分层法，后来影响到众多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和卡尔的包括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变量系统（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这九个变量既包括职业、收入、财产等客观因素，也包括个人声望、阶级意识等主观因素。尽管这九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以及这九大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都常常被人们视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的常规标准。比如，早期人们将老式中产阶级称之为“小资产阶级”，而现时人们仍习惯将中产阶级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职业也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另一常规标准，比如，在米尔斯眼里，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就“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Mills，1951）

二、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17世纪初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并通过这场绵延数百年并不断向整个世界辐射的大变迁，使人类生活于其中数千年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18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这场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先导的技术革命，在产生了现代大工业的同时，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同时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并形成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早期的英国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那个后来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与教士及贵族即所谓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人口总数的97％，并且它的涵盖范围也很广。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托克维尔，1996）但是，虽然第三等级包括了所谓“中产阶级”，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三等级都是中产阶级。第三等级包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和有教养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中产阶级，或法国人所说的the petty bourgeoisie。如果需要解释的话，那么，第三等级中的富人是资产阶级，包括最有钱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小农场主、小店主，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中的10％的富裕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专业人员等；而穷人则是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个在政治上仍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上述大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已经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法国贵族阶级之间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相互模仿的“闹剧”：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级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甚至Bourgeois一词本身在贵族阶级眼里就是粗鄙和缺乏教养的代名词（Maza，1997）；这种鄙夷和不屑使得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既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又对这种特权顶礼膜拜。在当时的法国，用金钱购得贵族的身份几乎是每一个法国新富们追逐的流行风气，而莫里哀笔下的那个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茹尔丹先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小市民或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缩影罢了。另一方面，有着天生的商业冲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也像托克维尔所说，则拿着用各种手段获得的“财富这一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托克维尔，1996）正如贵族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模仿对象一样，他们反过来也以后者为模仿对象：既要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阔气，但又不知生财之道，于是很快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拮据，或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衰落，既是那场“摧枯拉朽式”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起码是起因之一），也是它的必然后果。法国大革命期间及革命之后，Bourgeois又开始具备了经济以外的政治特征，它和“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以及一部分富人，与小资产阶级有十分相似的构成）一样，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尽管德国不是中产阶级最早的发源地，但是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思想家们却是中产阶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确实，德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晚于英法两国，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到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法两国，而它的首都柏林也“从一个相当偏僻、死气沉沉的市镇一下子变成为世界性的城市（Coser，1977）。”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尽管政治上的安宁一天也没有过，但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领域的活跃却为德国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期间，埃米尔·莱德勒和雅各·马沙克注意到了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群体外，它还包括私人教师、护士，在各种经济联盟、职业团体、工会和消费者协会中的高级雇员、劳动组织的秘书、保险公司的雇员，以及演员、歌手、音乐家、合唱队员、药店雇员、报刊编辑和记者等等。尽管包括莱德勒在内的许多德国理论家们都认为，中产阶级在德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结束了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亲和力，但是1920—1930年代的德国却对这种说法提供了反例。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带来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衰落，此时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边缘”或“低等”中产阶级终于发现，自己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展感到压抑，另一方面也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惊恐万分。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状况”或“中产阶级的惊恐”终于使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西奥多·盖格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其实，在盖格提出上述观点的7年前，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就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同样的解释（转引自Felice，1977）。这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埃里克·弗洛姆和弗朗兹·纽曼、意大利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威廉·科恩豪泽和塞默尔·马丁·李普赛特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此，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Lipset，1960：131）。”一句话，法西斯主义是1930年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Mills，1951）。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来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来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使得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Bell，1999：17）。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继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Mills，1951：65）。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86—87）。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Bell，2002）。在丹尼尔·贝尔（Bell，1999：13）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Vogel，1970）十多年后，日本的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与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较短，但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与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siao，1993：3）。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Pearson， 1997；Goodman，1999；周晓虹， 2005）。上述个案表明，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